第6章 辛亥革命前后（3）

钱玄同主张复古、保存国粹，也与他的历史观有关。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认为中国学术文化是一步一步退化的。他在《教育今语杂志》中写道：“中夏立国，自风姜以来，沿及周世，教育大兴，庠序遍国中，礼教昌明，文艺发达，盖臻极轨。秦汉讫唐，虽学术未泯，而教育已不能普及全国。宋元以降，古学云亡，八比、诗赋及诸应试之学，流毒士人，几及千祀。”[59]他在日记中也曾慨叹中国文化之退步：“中国文明之备，果能循是发扬而光大之，不特不亡，且可永存昌大也。然声名文物，一坏于唐，再坏于宋，沿及元明，逮及本朝，虽中经乾嘉诸儒之提倡，而意只在考古，不在复古，且髡发左衽，形式已变，故学术虽复昌明，而仍无裨于实际。十捻以还，东西留学生，上海僮仆，学堂洋奴，相继辈起，首倡废国文，废旧书之论，而退率遂大剧。近来莘莘髦士，试作便条且多不通者矣，此诚可叹！”。[60]这种退化的历史观是促使钱玄同主张极端复古的又一个原因。

二

从上述认识出发，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回向古昔，并提出了师古、存古、复古但不泥古的较为系统的保存国粹思想。

关于师古，钱玄同认为：“古圣作事，往往因事制宜，求其合于情势，故所作往往少弊（封建宗法之制为古代之大弊政）。后世事不师古，好骛新奇，凡有造作更张，多不合情势，第求苟简，故中国后世不如古代，即是故也。”“宜师古者，即因圣王制作具有精意之故焉。”[61]钱玄同认为“昔古圣立言垂教之旨，悉存于经”。[62]关于对经的认识，钱玄同倾向于今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诠明圣意”，“得孔学真传”，而属于古文的《左传》“必有伪篡”，“陈义甚浅”，1911年后，钱玄同接受康有为的观点，绝对尊信今文经而全面否定古文经的真实性。关于这一问题，留待下节详论。

关于存古，钱玄同认为：“古制有不适宜于今日者，未必尽属弊政，乃时势不同之故，如井田等是，虽不能见诸施行上，而宜保存，庶几后人得有追想其祖宗创造之丰功伟烈，庶几种性、民德赖以不坠也。”[63]存古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态度，将历史加以保留，以供后人缅怀，追思。

关于复古，钱玄同认为：“即后世事物不如古昔者，宜复古焉。”[64]

复古是钱玄同文化观的核心。对此，钱玄同提出了诸多具体设想：

在文字问题上，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字自颉籀以来时有增益，至小篆出而功用大备。许氏集古籀秦篆之大成以作《说文》，实中国文字之矩矱。故今日所有之文，无论借字、俗字，稽诸《说文》无不各有其本，断无有凭空突起无本可求之假借字也。”[65]钱玄同认为隶书的出现，“从此便把六书的精意都破坏了。因为篆字（古文、大篆、小篆都是）造的时候，或象形，或指示，或会意，或形声，这字写成这样一个形象，总是有意义，合著六书中间的一种，决不是随随便便乱写几点几画可以算数的。隶书便不然了，随便拿起一个篆文来少写几笔多写几笔，都没有甚么不可以。于是形也不像，事也不知所指，意也会不成，形声的字，或形是声错，或声是形错。”钱玄同认为造隶书的程邈“实在是中国文字界的大罪人”。[66]因此，钱玄同主张废楷用篆[67]，“字必以篆为正，若必作隶，必宜改从隶古”。[68]隶古“即依篆体作楷”。[69]1910年钱玄同又提出今后文字只可用四种，除上述两种外，又加上隶书和草书。但钱玄同强调，“至于四体之中，无论作何体，总不应写《说文》以外之字”。[70]关于字的读音，钱玄同认为音韵“必不可不复古”。[71]，他赞成顾炎武所言之复三代古音之说，并欲做江声，顾炎武第二。

戊戌前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文字的难学难记，进而影响教育普及，国家强盛，开始向西方学习，探索中国文字拼音化的道路，提出了各种各样汉字改革的方案。[72]钱玄同亦主张对现行文字进行改革，但他反对向西方学习，实行拼音化，他的改革方向是复古。他在1908年9月27日日记中写道：“今日见有法部主事江某奏请废汉文，用‘通字’云。通字系用罗马字母二十改其音呼者。噫！近日学部纷纷调王照、劳乃宣入内拟简字，复有此獠出现，何王八蛋之多也。”[73]对于《新世纪》的主张，钱玄同认为用万国新语替代汉语是“想入非非”，创中国新语“可笑”，“太炎先生谓其发疯，诚然”。[74]他和他的朋友认为中国正处于“内惑于简字，外惑于世界语”的危机之时，他们要“风雨鸡鸣”做“砥柱中流”，要从小学至中学按汉字六书教学生字形字义进而音韵，这样，“及中学毕业，而普通文字，必甚好矣”。[75]民国建立后，开读音统一会，会上有主张古音者，有主张广韵者，也有主张简字及罗马字拼切汉音者。钱玄同认为后者荒谬，但在读音问题上，钱玄同对几年前主张的古音说有所改变，认为以便于应用不失为正当办法自以第二说为最，主张以《广韵》为读音标准。[76]

在衣服冠裳上，钱玄同主张复汉族古衣冠。辛亥革命成功后，1911年12月，钱玄同参考《礼记》、《书仪》、《家礼》等书，及黄宗羲、任大椿、宋绵初、张惠言、黄以周诸家考证深衣之说，作《深衣冠服说》。1912年3月，钱玄同出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科员，便穿上自制的“深衣”，头戴“玄冠”，腰系“大带”前去上班。他愿意戴象征六合一统的瓜皮帽，而不戴西方传入的礼帽，他看到1914年9月袁世凯祭孔时的“祭祀冠服图”，赞其“斟酌古今，虽未尽善，而较之用欧洲大礼服而犹愈乎！”。[77]

总之，钱玄同认为“凡文字、语言、冠裳、衣服皆一国之表旗，我国古来已尽臻完善，无以复加”。[78]因此，它们是钱玄同复古的重点。

在礼仪方面，钱玄同主张“礼仪必复古”，“婚礼若照《仪礼》最为文明。盖夫妇之行礼□归，至时囗（原稿辨认不清——引者注）之一揖尔，不但拜天地等奇文，即交拜之事亦无，而六礼皆无，慎重其始，及事成迎入，仅此一揖，可谓简单矣，必宜仿行。若士相见，则本可从省，丧礼仪节，恐人所难行，惟衣服则宜从古。又古者宗法社会，故父为天子，三年。又如父母衣服不同，及对于国家政府之服，今概宜变法。必不可依《仪礼》也。”[79]对于古代的礼仪，钱玄同没有停留在宣传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1910年钱玄同在浙江海宁曾“取士礼诸篇，与友人画地行之”。[80]

在教育问题上，钱玄同亦主张复古。他盛赞上古教育，“中夏立国，自风姜以来，沿及周世，教育大兴，庠序遍国中，礼教唱明，文艺发达，盖臻极轨”。[81]，而“自汉至明学校不修，教育废弛二千年矣”，钱玄同赞扬颜元，认为“颜氏生直鼎革，痛心有明历代非从事帖括，即只谈心学，乃毅然以复六艺之教为务，若斯人者，诚存古开今之大功臣”。[82]，“颜易直先生躬身正学，以身率教，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炳然大明。刚主、昆绳承之，圣道益著。诚使当日及门者众，其学由北而南，渐乃普遍全国，礼、乐、兵、农、水、火、工、贾诸科，一一见诸实行，则唐虞三代之隆，不难复睹于今日，蛮夷滑夏，祛除匪难事矣”。[83]钱玄同自己“恒恭颜易直之教，以为居今之世，诚能致力六艺，为实事求是之学，不特保存国故，犹足挽救颓波”。[84]钱玄同因景仰颜元而把自己的笔名取为浑然（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

在名称问题上，钱玄同提出：“名称悉一准于《尔雅》，其有不备，则取唐以前书籍中所见者补之。”[85]关于人名及亲属称谓，他认为：“今日亲族名称鄙俚不堪，宜作一信书以古式正之。”[86]为此，钱玄同检取《尔雅·释名》对录古称。他又翻阅《汉书》，将西汉人之号录出，认为“古人质朴，非如专取美名之意，颇足师法”。[87]关于纪年纪时的名称，钱玄同也认为，“此宜复古也。古人年、月、日、时皆有专名，纪年必用岁阳（如阏逢、旃蒙）岁阴（如摄提格、单阏），纪月必用日阳（如毕、橘），月名（如陬、如），纪日乃用甲子，纪时即用夜半、鸡鸣等，各有界限，不容混杂。《史记·历书》‘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此最明皙，此后人所当取则也。今世乃言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甚非古也。”[88]钱玄同明确反对用甲子纪岁。[89]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采用阳历，钱玄同亦不赞同，他认为“孔子行夏时之语，固万世不易之理。如中国以农立国，建国，岂可不依农时乎！”。[90]

总之，钱玄同认为：“文字、学术当法古也。礼仪、风俗、宫室、器具虽不能全数复古，而当法古者，必居多数。”[91]

钱玄同主张极端复古，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时说：“保存国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当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他说自己比老师章太炎还“顽固”呢！[92]

三

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一系列问题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因此，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成了长期萦绕于近代学者、思想家脑海中令人困惑而又挥之不去的问题。由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课题的复杂性，使人们在文化选择上增加了比以往更多的艰难。钱玄同对这一问题做了积极的探索，其中既有符合历史潮流、适应时代需要的一面，也有不足甚至是错误的成分。对此，应予以具体的分析。

从政治上看，在辛亥革命时期，钱玄同提倡保存国粹，主张复兴古代的语言、文字、衣冠、礼仪这些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特色的“一国之表旗”，在当时民族革命中，对于唤醒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爱国主义热情，提高民族凝聚力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