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历史性决定做出之时，我尚不能充分地理解其历史意义。1979年第一次游历中国时，明知问题的存在，却没有找到学术性解决的方法。那年与黎澍先生相识，然后又与刘大年先生重逢，使我确信中国历史学界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