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家庭教育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影响（4）

这位母亲的话令人动容，引人深省。我们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送他上学，在孩子放学的时候把他接回来。但是，总有一天，父母必须让孩子独立行走、独立行事。陪伴是父母的责任，但陪伴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逐步过独立的生活，让孩子逐步“成人”。所谓“成人”，就是成为独立的人。成人是一个过程，它与十八岁生日晚会无关，也与成人仪式上的誓言无关。“成人”的关键只在于是否已经成为独立的人。

教育孩子需要家长愿意为孩子付出必要的时间、精力和爱心，但仅仅为孩子付出时间、精力和爱心还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教育的专业智慧和专业技巧，家长的时间、精力和爱心会让孩子感到厌恶。总有家长整天陪伴孩子并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但孩子并不领情。对于教育孩子来说，光有爱心是不够的，爱心甚至可能让孩子反感，因为家长可能不知不觉以爱的名义、以“我都是为你好”的名义压制、破坏孩子的成长。家长以为“我都是为你好”，就可以不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孩子无休止地学习知识或某项技能（比如钢琴）。

家庭教育的种种失败，往往从极端的“一切为了孩子”开始。家庭教育的改善，也必须从过去的“一切为了孩子”的颠倒和颠覆开始。“新父母”应该拿出足够的勇气告诉自己，也告诉所有人：一切为了自身的幸福。正常的因果关系是：先有夫妻之间的幸福婚姻，然后才可能有孩子的幸福成长。不要颠倒了家庭教育中的因果关系，颠倒的后果是：夫妻之间忽视或取消了正常而幸福的婚姻生活，孩子无法从父母那里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恩爱与美好，孩子的成长便陷入灾难。

3．农村家庭教育的崩溃

目前看来，主要有三类父母。

第一类是“工作型父母”。这里的“工作型父母”特指那些城市里“早出晚归”的“上班族”或乡村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村民”。他们白天上班，晚上（或周末、节假日）与孩子在一起。这类父母的生活方式还算是正常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有普遍的意义。“工作型父母”往往是工人、农民、教师、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员。他们的工资收入和行政级别比较稳定。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按部就班”。他们并不消极怠工，但对工作也不会有太大的激情。他们自己的发展空间比较有限，因此他们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上，也有较多的时间去陪伴、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般而言，家庭教育的专著、文章和专题讲座，主要是针对这类家长。不过，我们的讲座既针对这类“工作型父母”，但同时也针对其他类型的父母。

第二类是“事业型父母”。他们属于追求更高的名誉、更大的权力、更宽阔的利益的“高大宽族”。他们已经脱离了谋生状态，但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用于“谋划”、“应酬”或“外交”。他们的作息时间是不确定的，他们不得不见机行事，随时“应酬”。他们可能随时出门，也可能随时回家。他们出门时，孩子可能还没有起床。他们回家时，孩子可能刚刚上床。这些“事业型父母”即使经常回家，但与第三类“谋生型父母”一样，他们也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孩子。“事业型父母”往往是商人或行政管理人员，也可能是文艺工作者。还有一种特别的“事业型父母”：他们是运动爱好者、旅游爱好者或麻将爱好者，他们的爱好可能算不上“主流的事业”，但他们对自己的爱好有激情，他们激情投入。他们会因此而放弃对孩子的陪伴和教育。这样看来，部分“事业型父母”是由“工作型父母”（比如工人、农民、教师、一般职员等）转化而来。“工作型父母”一旦获得发展空间，一旦对自己的工作或业余爱好产生激情，他们就转换为“事业型父母”。

第三类是“谋生型父母”，特指那些为了谋生而外出打工的“候鸟族”。他们外出打工或求学、经商，只在重大的节日如春节期间回家。这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中国农村绝大部分父母都外出打工，按照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的比例来看，中国一半以上的父母常年不在孩子的身边（只有少数父母外出打工时把孩子一同带到了城市）。

“工作型父母”尚可以在晚上陪伴自己的孩子，并对孩子的成长问题做出及时的回应和调整。“谋生型父母”和“事业型父母”则完全没有时间陪伴孩子的成长，他们往往将教育孩子的责任转交给孩子的祖父母或保姆。

“谋生型父母”把孩子交给祖父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祖父母是否能够成功地教育孩子，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谋生型父母”已经让孩子感受到做父母的辛苦和辛酸，让孩子一起分担家庭的责任，让孩子体验并分担父母的生活负担，让孩子尽早建立“责任感”，“人穷志不穷”、“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让孩子在心里暗自发誓：为了不让自己的父母遭受更多的痛苦，自己必须尽早“当家”，拯救家庭。

第二，“谋生型父母”最好和孩子以及孩子的祖父母一起制定严格的生活规则和学习规则。制定规则并不困难，困难的是祖父母真实地承担了教育孩子的责任，让孩子承诺：“保证遵守规则，如果破坏了规则，愿意接受严厉的惩罚。”孩子的理性并不成熟，他们一旦离开了父母的视野，一旦没有了父母严格的监控，他们容易受同伴的影响而染上种种坏习惯。这需要“谋生型父母”在远方对孩子有基本的“遥控”，一旦发现孩子破坏了规则，孩子必须接受惩戒。孩子的成长既需要真诚的赏识，也需要有严格的惩戒。若发现孩子既破坏了规则又不愿意接受惩罚，可以考虑把孩子带在自己的身边，亲自教育孩子，甚至可以考虑让孩子暂时休学，让他体验生活的辛苦和辛酸。

第三，“谋生型父母”容易犯的错误是：因外出打工而对孩子有愧疚感，因愧疚而迁就孩子的胡闹。“谋生型父母”容易犯的更大的错误是：年幼的孩子不懂事，孩子长大后就会懂事。自己在外面辛苦地挣钱，将来就可以让孩子过体面的生活。这样做的后果是：如果孩子年幼时养成了坏习惯，错过了教育的关键年龄，孩子长大后，积习难改。对于坏习惯的孩子来说，父母挣钱越多，孩子性格越坏。父母的钱不仅不能让孩子过体面的生活，反而让孩子成为可耻的寄生虫和啃老族。

这样看来，“谋生型父母”在教育孩子时并不困难，关键是让孩子和父母一起体验生活的辛苦与辛酸。比较而言，“事业型父母”比“谋生型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艰难、更加复杂。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贫穷家庭的孩子往往容易适应学校生活，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反倒容易成为厌学者、逃学者或辍学者。富裕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被中国的古训不幸言中：“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对于“事业型父母”来说，事业也是第一位的。他们迷恋自己的事业，他们看重名誉，珍视金钱，追逐权力，他们是一群积极的“入世”者。一般人无法理解他们的追求。他们会拒绝一切有关“知足常乐”的说辞，他们是一群有欲望、有野心，暗流涌动、激情澎湃的人。他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放弃亲自教育孩子的责任，他们更愿意把教育孩子的责任移交给他人。他们已经无法模仿“谋生型父母”去教育他们的孩子。他们已经拥有比较优越的家庭条件，他们已经不需要为生活奔波，他们面临的问题只是：如何利用家庭条件的优越而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如何不让孩子因为家庭条件的优越而胡闹、任性、有攻击性，以至于厌学、逃学、辍学？

同“谋生型父母”一样，“事业型父母”也往往把孩子交给祖父母或保姆。“事业型父母”需要寻找新的家庭教育模式。新的家庭教育模式可以考虑三个策略：

第一，“事业型父母”可以坦率地告诉自己的孩子：“我喜欢我的工作”。给孩子讲述自己在工作中的乐趣，让孩子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而不是在孩子面前“哭穷”或装出痛苦无奈的样子。珍惜和孩子在一起的一切机会，以自己对事业的理解和迷恋，培育孩子的“事业意识”和“领袖意识”。

第二，父亲和母亲之间有一个分工。如果父亲选择了事业，则母亲回家陪伴孩子；如果母亲选择了事业，则父亲回家陪伴孩子。

第三，如果父母都选择了事业，则可以考虑付出较高的代价，为孩子寻找合适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家庭教师”，而不是简单地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保姆”。父母本人亲自教育孩子原本就会遇到大量的困难，当父母把教育孩子的责任转交给祖父母时，这个困难会加倍扩展。如果将孩子的教育责任转交给保姆，问题就更加严重：保姆可以为孩子提供饮食起居的生活照料，但几乎不能严格要求孩子做正确的事情和正确地做事情。孩子在两岁甚至更小的年龄就能察觉身边人的地位，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是“势利眼”。孩子会根据他的“势利眼”来评估保姆的教育威信。孩子一旦认定保姆没有教育威信，他会拒绝保姆的任何规劝，他甚至会不尊重保姆的人格。

可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中国的绝大部分父母都处于各种形式的奔波之中。父母要么在为谋生而奔波，要么在为更多的金钱或更高的权力、更宏大的事业而奔波，还有少数父母在为婚外恋或离婚而奔波。这些父母很少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父母愿意为了孩子的成长回到家庭，但全职妈妈或全职爸爸只是一些特例，没有普遍意义。

遗憾的是，中国农村的孩子普遍失去了父母的陪伴。中国一度有人提出“三农”问题，但是，真正严重的问题是，一代又一代的农村孩子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而失去了在“社会流动”中获得资源的机会。有学者对农村学生考上北京大学的比例做过调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978-1998年，家庭出身为农民的学生考上北京大学的比例在20%～40%之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农村学生占30%以上；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比例集中在20%～30%之间；而2000-2005年，农村户口的新生比例在15%左右。北大农村新生比例下降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2000年以后，农村户籍新生的比例在10%～15%之间。[6]

农村学生考上重点大学的比例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主要原因就在于：不少地方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的现象，农村的父母远离家乡成为城市里的民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留守农村，农村家庭教育接近崩溃状态。

注释：

[1].吴稼祥：《一杯沧海》，136～137页，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2].[英]博伊德·金著，任宝祥等译：《西方教育史》，12～1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3].[清]曾国藩：《曾国藩家训》，328页，长沙，岳麓书社，1999。

[4].吴稼祥：《一杯沧海》，131页，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5].张晓风：《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见王尚文等主编：《新语文读本》（小学卷9），6～7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7。

[6].刘云杉等：《精英的选拔：身份、地域与资本的视角——跨入北京大学的农家子弟（1978-2005）》，《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