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2)

不过，尽管如此，此间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其观感如何，却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从总体上看，他们对此有所了解，但因价值取向不同，未予重视。[7]然而，这并不影响他们借重与杂糅欧洲非理性主义的某些观点，以彰显新文化运动的旨趣。例如，《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首篇文章即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倡言科学与民主，显然志在高扬理性，但其立论，却是借重了尼采、柏格森诸人。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节目下，他写道：“德国大哲尼采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在“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节目下，他又写道：“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之创造进化论所以风靡一世也”；在“实利而非虚文的”节目下，他又这样说：“当代大哲，若德意志之倭根，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8]李大钊在《厌世与自觉心》一文中，也明确提出要借助柏格森关于自由意志、生命冲动、创造进化的学说，以启迪新时代青年努力奋进的“自觉心”。[9]当然，更具典型性的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竟借用尼采的名言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他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10]尼采、柏格森、倭铿诸人若知道，在中国的语境下，自己的思想竟被借以高扬理性，不知将作何感想了。

当然，归根结底，陈、胡诸人对于反省现代性，是取淡化与贬抑的态度。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明显有意贬抑柏格森学说的价值。他强调，柏格森的所谓“直觉”，无非源于经验，这是包括杜威在内许多学者多已言及的事，足见其学说近于“无的放矢”了。胡适刻意将柏格森为代表的“反理智主义”，列为“晚近”的“两个支流”之一。他说：“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11]丁文江更为之推波助澜，借罗素在北京的牢骚话，贬损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骗巴黎的时髦妇人得来的。他对于哲学可谓毫无贡献；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12]实际上，罗素本人在他的名作《西方哲学史》中，对柏格森有很高的评价：称他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他说：“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讲得比较详细，因为它是对理性反抗的一个极好的实例，这种反抗始于卢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里逐渐支配了越来越广大的领域。”[13]英国学者彼得·沃森则在其《20世纪思想史》中强调说：“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纪头10年最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14]相较之下，胡适诸人的观点，有失褊狭。

也惟其如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真正传入中国并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实在欧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在1920年初梁启超诸人游欧归来之后。其最重要的表征，是梁启超《欧游心影录》的发表。梁启超、张君劢诸人，是最重要的推动者。

1918年底，梁启超启程游欧，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思、谋定而后动的一种决策。早在欧战爆发之初，他即敏感到这场战争将深刻影响世界与中国，故提醒国人当关注欧战，不容有“隔岸观火”之想。[15]他不仅很快出版了《欧洲战史论》一书，而且在报刊上开辟《欧战蠡测》专栏，发表专论。欧战甫结束，他即决意西行，希望通过对战后欧洲的实地考察，近距离感受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以便为国人的自觉，也为自己今后的道路，寻得一个新的方向。好友张东荪也致书提醒抵欧的梁启超诸人：“公等此行不可仅注视于和会，宜广考察战后之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变态”[16]，强调的正是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梁启超除了参与和会上的折冲樽俎外，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与欧洲各界名流进行了广泛接触。需要指出的是，他在出游前通过日本学者的著作，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尤其是柏格森诸人的学说，已有了相当的了解，抵欧后更执意访求。他与人书说：在巴黎，茶会多谢绝，“惟学者之家有约必到，故识者独多”。而“所见人最得意者有二”，其中一个，就是“新派哲学巨子柏格森”。造访前一天，梁启超、蒋百里、徐振飞三人分头彻夜准备了详细的有关资料。及相见问难，大得主人赞赏，“谓吾侪研究彼之哲学极深”。梁告诉柏格森，友人张东荪译其著作《创化论》将成，对方喜甚，允作序文。所以，梁启超说：“吾辈在欧访客，其最矜持者，莫过于初访柏格森矣。”[17]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执意要见倭铿。张君劢回忆说：在德国，“任公先生忽自想起曰：日本人所著欧洲思想史中，必推柏格森、倭伊铿两人为泰山北斗，我既见法之柏格森，不可不一见德之倭伊铿”。后终如愿，得登门造访。“所谈不外精神生活与新唯心主义之要点。任公先生再三问精神物质二者调和方法”。[18]这些无疑都说明了，梁启超是如何高度重视柏格森、倭铿所代表的学说。梁启超在与人书中还说道：“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19]其耳闻目睹，心得良多。但是，归根结底，他所谓的思想“革命”与“自觉”，乃是指自己考察了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并最终服膺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潮。这在1920年初梁启超归国后发表的影响广泛的《欧游心影录》中，有十分清晰的表述。

《欧游心影录》中的第一部分：“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最为重要。它分上下篇：“大战前后之欧洲”与“中国人之自觉”。上篇是前提与依据，下篇则是引出的教训与结论。上篇共11个目，但是，如“学说影响一斑”、“科学万能论梦”、“思想之矛盾与悲观”等，关于欧洲现代思潮变动考察的部分却占了5个目，足见其重点之所在。梁启超显然认同了反省现代性的取向，将欧洲社会文化的危机，最终归结为学说、思潮之弊。他强调指出：“从来社会思潮，便是政治现象的背景”，而政治又影响私人生活，“所以思潮稍不健全，国政和人事一定要受其弊”。西方文明“总不免将理想实际分为两橛，唯心唯物，各走极端”，所以，中世纪是宗教盛行，而禁锢思想；近代以来，却又变成唯物质是尚，“科学万能”，人欲横流，“把高尚的理想又丢掉了”。因之，精神家园荒芜，从而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欧人最终陷于社会危机的“第一个致命伤”。[20]他写道：欧人做了一个科学万能的梦，以为科学可以带来黄金的世界，不料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需要指出的是，为了避免读者误会，以为自己菲薄科学，他特意在这段话后加了一个注，强调“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21]所以，在这里，梁启超所反省的正是“理性主义”，所谓的“科学万能”论，就是“理性万能”论。他所以对战后的欧洲不抱悲观，是因为他相信以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兴起，反映了欧人对于现代性的反省，正为欧洲开一新生面：“在哲学方面，就有人格的唯心论直觉的创化论种种新学派出来，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柏格森拿科学上进化原则做个立脚点，说宇宙一切现象都是意识流转所构成。方生已灭，方灭已生，生灭相衔，便成进化。这些生灭，都是人类自由意志发动的结果。所以人类日日创造，日日进化。这‘意识流转’就唤做‘精神生活’，是要从反省直觉得来的。”“人经过这回创钜痛深之后，多数人的人生观因刺激而生变化，将来一定从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这是我敢断言的哩。”[22]梁启超不是哲学家，但他凭自己“笔锋常带感情”的笔触和富有文学色彩的生动语言，将战后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和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描绘得有声有色，实较许多哲学家的专业论著，影响要广泛得多。所以，胡适将批评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梁启超：“然而谣言这件东西，就是野火一样，是易放而难收的。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23]将胡适的话作相反理解，梁启超不正是战后推动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传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吗？

此外，张君劢是另一个有力的推动者。他先随梁启超游欧，后即分别师从柏格森、倭铿问学，被蔡元培认为是介绍二人学说最合适的人选。[24]1921年底，他还在巴黎时，就已在中国留学生中，先作了一场有关欧洲思想危机的讲演。甫归国，随即又在上海的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了题为《欧洲文化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讲，从“思想上之变动”、“社会组织之动摇”、“欧战之结果”三个方面，详细而清晰地论述了欧洲现代思潮变动和反省现代性思潮兴起之历史机缘。他强调说：“我以为欧洲文化上之危机为世界之大事，而吾国人所不可不注意者也。”“现在之欧洲人，在思想上，在现实之社会上，政治上，人人不满于现状，而求所以改革之，则其总心理也。”而柏格森、倭铿所代表的“一名变之哲学”，“最反对理智主义”，“两家之言，正代表今日社会心理，故为一般人所欢迎”。[25]这是其时第一位哲学专门家，以亲身体验评说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一场著名的演讲；也是其时介绍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最为系统与富有学理性的演讲。讲演稿随即在《东方杂志》发表，其影响广泛，可想而知。张君劢以宣传柏格森、倭铿哲学为己任。1921年8月《改造》第3卷第12期刊有他及林宰平与柏格森谈话录：《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谈话录》。1923年他在清华作《人生观》的演讲，引发了一场著名的“科玄之争”，是人所共知的。所以胡适指责他为梁启超推波助澜，也理所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