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2)

如果说，上述西方战后文化观念的变动，是体现了克服自大心理以平等待人的取向，那么，东方的变动取向则是体现了克服自卑心理以自立立人。列宁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唤醒了东方民族。战后东方民族的觉醒不仅表现为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同时还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的凸显。毛子水的《师友记》记载说，梁启超赴欧考察，后即在巴黎近郊的美景村开始准备写文章，其目的在为中国谋出路，尤其是为中国文化谋出路。[19]而泰戈尔则告诫说：东方民族要自立和助益世界，首先就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要“获得精神自由，与西方人同站在文化的水平线上——假如这一着失败，东方人珍贵的遗产，怕就要消灭，因为单模仿西方是无益而且可笑的”。[20]很显然，从泰戈尔到梁启超，东方的有识之士正是从欧战的烈焰中感悟到西方文化必有所短，东方文化自有所长，因而认定东方民族的出路在复兴固有文化以裨益世界，而不应是盲从西方。不管他们的文化运思实际上还存在着多少误区，其基本的理路并不错。泰戈尔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真理和鸟一样，有时在天空翱翔，有时也须躲在巢里。巢的需要是无穷的，其建筑的法则是永久的。数世纪以来，东方人不曾留心给真理建一个巢，她单凭两翼一味追求“无限”的境界，结果掉到了地上，受了伤，疼痛着求别人的救助了。“但是，如果因此便说天空的翱翔者与巢的建造者，这两个是永不会联合的，这话是对的吗？”[21]比喻切当与否，姑且不论，但泰戈尔渴望东西文化平等对话的殷殷之情却是跃然纸上。梁启超主张借助西方文化来扩充中国固有文化，再以中国文化去助益西方文化，并使二者化合成全新的文化以造福人类，应当说，其文化取向与泰戈尔是相同的。梁漱溟相信中国文化的复兴意味着世界文化的“中国化”，有失偏颇，这是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发展到最高峰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现，受到了时人的批评，但人们又多忽略了这样一点：他不仅主张“承受”西方文化，而且其世界文化“三种路向”说，又是以否定“西方中心”论，肯定文化多元发展为前提的。欧战后在东西方分别出现了一部都主张多元论的有影响和引起了激烈争论的文化专著，即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却具有象征的意义：“西方中心”论已告动摇，世界文化对话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世界文化走向对话，其外烁特征是否定“西方中心”论，承认世界文化多元性和东西互补。此一文化观念的变动在战前已露端倪，但它在东西方具有确定的形态和表现出明确的趋向却无疑是在战后。“西方的没落”、“欧洲文明的危机”、“世界化”、“东方文明的复活”、“复兴中国文化”、“中国化”等等新的语言符号在战后纷纷出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它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衰堕和东方民族文化主体觉醒的产物。固然，真正实现世界文化对话，不是轻而易举和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各国人民逐渐学会消除敌意、隔阂，实现和谐相处的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对西方民族来说，真正彻底地消除民族优越感和霸权观念，诚恳平等地与东方民族和谐相处，谈何容易！同样，对东方民族来说，复兴固有文化以助益世界的目标是揭出来了，如何处理古今东西的关系，避免颂古非今和隆东抑西而陷于自我封闭，所面临的误区正多。但是，尽管如此，世界文化对话的时代毕竟已经到来，它不能不影响到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1]［法］韦拉里：《韦拉里论理智之危机》，吴宓译，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03-05。

[2]［德］雷赫完：《孔子老子学说对德国青年之影响》，吴宓译，载《学衡》，第54期，1926-06。

[3]王光祈：《德国人之倾向东方文化》，载《亚洲学术杂志》，第2期，1921-11。

[4]［印度］泰戈尔：《东与西》，愈之译，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号，1923-09-25。

[5]君实译：《新欧洲文明思潮之归趋及基础》，载《东方杂志》，第16卷第5号，1919-05-15。

[6]［英］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15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7]伧父：《大战争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1卷第3号，1914-09-01；第4号，伧父：《大战争之所感》，载《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1914-10-01。

[8]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见《瞿秋白文集》（一），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9]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见《胡适文存三集》，卷1，3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10]［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高晓玲译，37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1]［美］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下卷，胡万里等译，368页、454～4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2]［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导言》，齐世荣等译，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3]［美］葛达德、吉朋斯：《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张荫麟译，载《学衡》，第63期，1928-05。

[14]［英］查理·弗兰西斯·爱金孙：《西方的没落·英译者第一卷序言》，9页。

[15]《斯宾格勒西土沉沦论述详》，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02-13。

[16]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3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高宝寿：《最近文化史之趋向》，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3号，1923-07-10。

[18]［印度］泰戈尔：《东与西》，愈之译，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号，1923-09-25。

[19]毛子水：《师友记》，13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20]化鲁：《台莪尔的东西文化联合运动》，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2号，1923-01-25。

[21]［印度］泰戈尔：《东与西》，愈之译，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号，1923-09-25。

二、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

欧战成为世界历史发展转变点，包含着两大特征：一是世界文化走向对话；一是十月革命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二者自有其内在的联系。缘于国人对此感悟不同，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面临着新的变动。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几与欧战同步。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既奉西方文化为圭臬，为了保持自己所崇敬的西方文明的圣洁形象，最初总是把这场残酷的战争说成是代表西方文明正宗的法兰西文明与德国军国主义即正义与邪恶间的较量。这说明他们不仅未能看清欧战的实质，且未感受到世界潮流的变动。但是，战后强权主义有增无减的现实，尤其是受俄国革命的感召，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左翼，开始转向以俄为师，接受马克思主义。早在1918年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即已感悟到“桐叶落而天下惊秋”，法兰西文明已成明日黄花，俄国革命则若春天的惊雷，预示人类文明的发展正经历“绝大之变动”。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了欧战是“资本家的政府”间的不义战争，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则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他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向国人作了全面的介绍。李大钊开始由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带动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和社会主义的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出来。当时有人这样写道：“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克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1]尽管其时许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尚属幼稚，但李大钊等人的实践毕竟表明，“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已超越了自身，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了。

与李大钊等人相反，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右翼，对欧战后世界潮流的变动，却是无动于衷。丁文江以为西方政治家、教育家缺乏科学知识的修养才是欧战发生的真正原因，吴稚晖干脆说欧战的发生，是贫穷的东方民族引起的，“是余中国人之罪”。这类说法很能代表这部分人的见解与心绪。胡适信仰实验主义，在政治上坚持自由主义，主张“好人政府”和由一点一滴做起的社会改良主义，反对俄国式的“过激革命”。他强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目的是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一次，胡适经俄国赴欧，李大钊曾让人劝他不要西去，径直回国。但胡适不能听，坚持“往西去”，经由美国而归。此事具有强烈的象征性。李大钊等人转而“以俄为师”，胡适等人却坚持“往西去”，以美国为师，新文化运动队伍的分裂便成了不可避免。1919年夏，在李大钊、胡适之间发生了“问题与主义”的著名论争之后，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两派，终归分道扬镳。

战后，新文化运动的分裂固然引人注目，但东方文化派的异军突起，也同样令时人刮目相看。所谓“东方文化派”，并无明确的界定，它是其时持论激进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用以泛指欧战后力主反思西化并以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为己任的一派人，意存调侃与贬斥。例如，邓中夏说：“这一般新兴的反动派，我们替他取一个名字，叫作‘东方文化派’”。[2]其主要的代表人有：梁启超、张君劢（玄学派），梁漱溟（后来的农村建设派代表），章士钊（1925年创办《甲寅》杂志，又称“甲寅派”代表），吴宓、胡先骕、梅光迪（1922年创办《学衡》杂志，又为“学衡派”代表）等。东方文化派内部派别林立，个人情况也多不同，但他们对于战后世界潮流变动的感悟，理路相类：欧战是西方文化过于趋重物质文明而忽略精神文明的必然结果。西方文化破绽百出，相形之下，东方文化趋重精神文明是其优长，自有它独立的价值。东方文化派同样主张社会改良，抵拒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东方文化派各人开出的救治中国的处方不尽相同，如“走孔子的路”、“以农立国”、“农村救国论”等等，但强调从东方文化吸取诗情却是共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