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王东(1)

王东，1948年生，北京人。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哲学系，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85年在北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89年晋升为教授。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学术观点为六点理论创新：古今中外、综合创新论；马克思主义现代形态论；邓小平理论来源与哲学基础论；经济、政治、文化、系统改革论；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中西文明比较论。发表论文200余篇，主要成果凝聚为“创新学五部曲”、“中国学五部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改革之路的哲学沉思》（合著）、《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现代历史哲学构思》（合著）、《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改革之路的真正源头》、《主体论——新时代新体制呼唤的新人学》（合著）、《中华富国论》、《邓小平理论与跨世纪中国（中华复兴论）》、《中国龙的新发现：中华神龙论》、《中华腾飞论》、《中华文明论——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哲学》等。1992年获第二届吴玉章奖金，先后两度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学术成果奖，四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是王东在1982～1985年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楠森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1989年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该书在广泛吸取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列宁《哲学笔记》研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创造性的新问题和新观点。作者根据《哲学笔记》的创作史、出版史、版本学比较研究的丰富资料，区分了“列宁自己命名的《哲学笔记本》”和“苏联编者后来编辑出版的《哲学笔记》”，澄清了列宁集中写作的八个《哲学笔记本》的本来面目和深刻命意，进而上升到对《哲学笔记》的思想实质和理论贡献的整体高度，阐明这一著作的最大理论贡献不在于其中的个别原理和个别命题，而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系统化的总体构想。本书还以马克思主义史和人类认识史为广阔背景，从整体上和比较研究中评价了《哲学笔记》的历史地位，探讨了列宁思想在回答20世纪两大时代课题（现代科技革命和寻求社会主义改革之路）时的现实意义。这一论著发表后，1992年获第二届吴玉章奖金。苏联《哲学问题》杂志称，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个由黄楠森、王东等人组成的，专门探讨列宁辩证法的中国学派。

本书选取了《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中的第4章《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列宁计划”》（原名为《探讨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列宁计划”》），这也是全书最为重要的一章，集中反映了该书的主要理论创新。

《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列宁计划”》注重从整体高度来把握《哲学笔记》的基本思想，深入开掘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伟大构想——这就打开了人们的哲学视野，为考察列宁这一思想实验室提供了新的广阔视角，为理解《哲学笔记》提供了一条新的基本线索。本文旨在广泛吸收国际国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加明确、更加系统地展开这方面的研究。作者的方法是从整个《哲学笔记》中区分出列宁自己命名的八个《哲学笔记本》，再从八个笔记本中区分出最富于总结性的纲要，最后从这些纲要中提炼出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整体构思的基本原则。作者试图通过这样三个层次的提炼工作，形成一条基本线索，以便从总体上把握《哲学笔记》的全部丰富理论内容。同时，也通过这种提炼工作，努力实现《哲学笔记》研究工作中的重心转移：从注重黑格尔思想的逻辑、按照黑格尔的体系来理解列宁的思想，转向注重列宁自己思想发展的独特逻辑，通过黑格尔思想的透视，梳理出列宁思想发展的脉络。

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列宁计划”[1]

《哲学笔记》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什么？如何把握列宁思想的基本线索？这一问题对于理解《哲学笔记》的真实意义、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在谈论《哲学笔记》的理论贡献时，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这两种倾向与评价《哲学笔记》时的两种倾向，是紧密联系、相互一致的。

一种长期以来相当流行的主要倾向是，认为《哲学笔记》中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只是零零散散、毫无系统的。在讲《哲学笔记》时，主要是按照黑格尔《逻辑学》的体系和线索来讲列宁思想，不善于透过“黑格尔思想的逻辑”抓住“列宁思想的逻辑”。在讲《哲学笔记》的理论贡献时，往往从中抽出某一片断、某一原理，甚至某一句话，作为它的主要贡献。

近年来初露苗头的另一种倾向是，过分夸大了列宁这一私人笔记的成熟性、系统性、完整性，认为《哲学笔记》中有现成的、完整的唯物辩证法体系，辩证法要素16条，甚至辩证法“三要素”，就是这种完整体系。

出现这两种极端，都是由于对《哲学笔记》的性质、特点，缺少深入研究、具体分析。

值得重视的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无论国际国内，都出现了力图克服上述片面性弊病，从整体高度来把握列宁《哲学笔记》思想遗产的可喜尝试。苏联著名哲学家凯德洛夫院士的两部近著——《列宁思想的实验室》（1972）和《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三个伟大的设想》（1983），代表了《哲学笔记》研究中的这种新趋向，作了许多富有新意的探索。我国学者黄楠森的新著《〈哲学笔记〉与辩证法》（1984），也接触到了这一问题，并注重从某些侧面、某些片断入手，深入挖掘列宁关于建立辩证法体系的基本设想。国内其他学者的一些论文，亦开始触及这一问题。当然，这里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注重从整体高度来把握《哲学笔记》的基本思想，深入开掘列宁关于辩证法体系的伟大构想——这就打开了人们的哲学视野，为考察列宁这一思想实验室提供了新的广阔视角，为理解《哲学笔记》提供了一条新的基本线索。本文旨在广泛吸收国际国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加明确、更加系统地展开这方面的研究。我的方法是从整个《哲学笔记》中区分出列宁自己命名的八个《哲学笔记本》，再从八个笔记本中区分出最富于总结性的纲要，最后从这些纲要中提炼出列宁关于辩证法的整体构思的基本原则。我试图通过这样三个层次的提炼工作，形成一条基本线索，以便从总体上把握《哲学笔记》的全部丰富理论内容。同时，也通过这种提炼工作，努力实现《哲学笔记》研究工作中的重心转移：从注重黑格尔思想的逻辑、按照黑格尔的体系来理解列宁的思想，转向注重列宁自己思想发展的独特逻辑，通过黑格尔思想的透视，梳理出列宁思想发展的脉络。

诚然，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并没有提供什么现成的完整的辩证法体系，但也决不仅仅是一些零七八碎、纷然杂陈的辩证法思想。在列宁的这份辩证法专著的准备材料中，包含着他为建立唯物辩证法体系而初步拟定的、粗线条的总体构思和简明纲要，可以称之为“探索辩证法体系的列宁构想”，或叫“列宁计划”。这是沟通《哲学笔记》大量零星札记、思想火花的基本线索、基本脉络。这也是《哲学笔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为新颖、最为独特、最为重大的理论贡献。

一、六个片断纲要构成的总体构想

“系统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的列宁构想”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一下子形成的，列宁本人也没有来得及把它们加工成一个系统计划。这是一个逐步形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是由先后形成的六个片断计划或纲要的总和构成的。这六个片断纲要是：第一纲要——《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的《辩证法》一节；第二纲要——《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意义的问题》；第三纲要——《辩证法的要素》；第四纲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第五纲要——《应当从中形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的图表；第六纲要——《谈谈辩证法问题》。

的确，列宁本人并没有把这几个片断纲要汇总到一起，也没有称之为自己写作辩证法专著的计划。那么，有什么理由把它们结合到一起，称之为“探讨辩证法体系的列宁构想”呢？我认为，根据是有的。

从形成过程来看，这几个片断纲要都是在列宁系统研究辩证法史、辩证法理论这个统一过程中制定的。上面已经指出，从1913年末列宁作《〈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提要》开始，直到1915年5月写出八个笔记本，这是列宁采用“追溯法”、逆向考察整个辩证法史、全面探讨辩证法理论的全过程。上述六个片断纲要，就是在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上先后制定的，除“第一纲要”外，后几个纲要都包括在现行《哲学笔记》中。其中，第一纲要是在追溯辩证法史的第一阶段结束时写下的；第二、三、四纲要是在追溯辩证法史第二阶段上形成的；最后两个纲要是在追溯辩证法史的第三阶段的尾声之处写成的。

从基本内容来看，这几个片断纲要不仅都是谈论辩证法的，而且都着眼于系统研究和叙述辩证法的整体构思。《辩证法》一节作为百科辞典的条目，是想以极其简练的形式、提纲挈领地把握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和基本特征。《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意义的问题》，则指示着制定唯物辩证法系统理论的直接途径和黑格尔逻辑学的特殊意义。《辩证法的要素》则列举了辩证法的各种规律、范畴、要素，从一个侧面粗粗地勾画出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雏形。《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通过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这两个范畴体系的对比研究，探讨了辩证法的基本性质、总体结构和逻辑顺序。《应当从中形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的图表，指示着构成辩证法、认识论科学体系的根本途径和研究领域。《谈谈辩证法问题》深入探讨了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学说，并试图由此出发来发挥辩证法、认识论的丰富内容和简明纲要。在列宁心目中，这些全是关系辩证法体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由此可见，尽管各个纲要的具体内容、具体角度有所不同，但是它们有共同的基本内容、共同的主题思想、共同的基本视角，这为它们融合为一个总体提供了可靠依据。

从所起的作用来看，这几个片断设想都是列宁辩证法研究过程中各个阶段上的总结性纲要。列宁在作关于辩证法的笔记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历史—逻辑”统一的方法。一方面追索历史，像列宁所说的黑格尔那样，“在哲学史中着重地探索辩证的东西”，捕捉辩证法的思想闪光；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作出自己的理论概括，有时作完一段摘要就停下来清理一下自己形成的基本思路，写下一个理论概括性的纲要。所以，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提要》到八个《哲学笔记本》，就留下了列宁研究辩证法过程中所写下的两类材料。一类是随着阅读前人的著作，随读随作，信手写来的大量零散札记，好像一堆散乱无序的珍珠。另一类则是列宁清理自己的思路，经过反复沉思以后写下的带有总结性的片断，是他研究别人著作过程中逐步沉淀下来的自己思想的结晶，仿佛是串连颗颗珍珠的红线。为了把握列宁辩证法笔记的思想脉络，必须善于区分这两种材料，并且善于把它们恰当地结合起来，如同用一根红线把散乱的珍珠有序地串连起来。总结性的纲要为理解大量零散札记提供了钥匙，只有以此作为依据才能确定众多零星批注之间的思想联系、发展线索；大量零散笔记则为这些总结性纲要提供了具体的“脚注”，只有借助于这些脚注，在放大镜下扩读那些高度浓缩了的纲要，才能真正把握它们的理论内涵和丰富内容。上述六个片断纲要，都是列宁辩证法研究中的这种总结性纲要。《辩证法的要素》和《谈谈辩证法问题》属于这种总结性纲要，看来已为人们所公认，而其他纲要则尚未引起这样的重视。实际上，我们下面还要进一步具体证明：第一纲要是列宁辩证法史研究第一阶段的总结性纲要；第二、三、四纲要则是第二阶段的总结性纲要，最后两个纲要则是第三阶段上形成的总结性纲要。

从它们的相互关系来看，这六个片断纲要是相互贯通、相互补充的，是一个统一的宏大设想的各个不同环节。列宁继承马克思哲学遗愿，试图把辩证法理论系统化的构想，最初大概形成于1913、1914年之交作《〈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提要》的时候。这个构想一旦形成，就成为贯穿列宁整个辩证法研究的思想主旨，成为贯穿各个总结性纲要的主旋律。这个共同的逻辑主旨，使不同阶段写成的纲要计划联系起来，融成一体。同时，由于各个片断纲要是在研究的不同阶段上写成的，内容和重点各有侧重，甚至思想的成熟程度也不尽相同，因而它们又不是简单重复、完全雷同的，而是各具特色、相互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