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1)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形成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相一致的。马克思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经历了从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最后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这其中伴随着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著作的汲取和批判，也交织着对自己思想的反省和清算。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在其之后的经典作家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对于马克思在世界观和政治立场转变过程中的思想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发展，不能简单地以时间为界限，形而上学地做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结论。一切都应从“形成”和“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立场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反对任何肢解马克思、割裂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揭露和批判所谓“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和列宁的对立”等种种错误的主张。

一、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思想来源

历史上任何一种哲学学说都有它的理论来源，人学理论也是这样。马克思的天才作用并不表现在他可以离开世界文明大道凭空创造出一个完备的人学体系，而在于他在为无产阶级寻求彻底解放的道路、科学地论证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批判地吸取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由此形成和确立自己的人学理论。

人学思想源远流长。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1]古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认识你自己”的石刻铭文标志着人的觉醒和人的观念的产生。《荷马史诗》所说一个人沦为奴隶就失去了人的一半的尊严，表达了对被压迫者向往自由、公正和平等的同情和肯定。埃斯库罗斯的古典悲剧所塑造的普罗米修斯被马克思称为“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不仅影响了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而且影响着马克思的人生道路。据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每年总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的希腊原文作品”[2]。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位古代悲剧作家名字的出现达十几次之多。

古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明确提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命题。据说，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城邦的战争中，伯里克利为了说服部分村民放弃土地、财产，实行转移，告诉他的人民：“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或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3]这一思想，表明了伯里克利对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力的高度重视。

古希腊文化关于人的学说着重表现于古希腊哲学中。恩格斯说，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在这“各种观点”中无疑包括关于人的哲学观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题目《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证明了马克思对古希腊哲学的重视和古希腊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

古希腊哲学开始是一种自然哲学，但这种自然哲学并不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只是关于人之外的自然问题的哲学探讨，它是包括人的问题在内的。因为在古希腊哲学中，人和自然还没有真正分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从自然中产生，并由自然物质所构成。有人说人是由鱼变来的，有人说人是从土中产生的，有人说人是由原子构成的，肉体和灵魂都是这样。

到了公元前5世纪，哲学思想从一般自然问题直接转向人的问题，人开始成为哲学注意的中心。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一命题虽然受到了后来许多思想家的批评，但仍然无法否认它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一命题包含着人是活动的创造主体，事物是人的创造的产物，并且只有对人才是有意义的思想，萌发了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赋予“认识你自己”以深刻的哲学含义、自觉地研究人的问题的哲学家。他开辟了西方哲学史上真正研究人的哲学的历程。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挪到地上，把它搬进城市和屋子里，教导人们思考生活和风尚、思考邪恶和善良的哲学家。色诺芬也认为，苏格拉底与其先辈们不同，他思索的不是太空或宇宙，而是有关人的问题。苏格拉底感兴趣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心灵，以及他们的道德品质和能力。

亚里士多德被马克思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丰富而独特的人学思想受到后人的重视。他提出的“人是两足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从人的形体、思维和社会生活方面对人是什么做了全方位的回答。他认为，人在社会中并不是平等的，君臣、父子、夫妻都是不平等的关系；公正并不等于平等，而是表示适当的比例构成。他还提出人的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目标，而幸福就在于人的有德性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对马克思发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他的“人是政治的动物”的命题是人类自我认识史的一次重大飞跃，马克思曾多次提到并肯定了它的一定的合理性。例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人即使不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马克思还在这个论述的注释中进一步指出：“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4]

用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解释人及其地位，在中世纪处于支配地位。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是神学思想的积极鼓吹者。人成了神的奴仆，神成了人的主宰，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都要按神的意志、神学原则的安排进行。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开始产生和成长起来。这首先表现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中。人文主义的思想核心是用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对神权。文艺复兴的最突出的成果就是“人的发现”，把人、个人提高到宇宙的中心地位。

人文主义者号召人们把目光由神转向人自身。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意大利诗人佩脱拉克说：不认识自己，决不能认识上帝。蒙台涅说：我思考我自己。人文主义者赞美人的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想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庄，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文主义讴歌世俗生活。薄伽丘大胆揭露僧侣的无知、虚伪和腐败，认为人生的全部目的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幸福是人的权利。人文主义者还要求个性解放。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提出：顺从你的意欲而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

人文主义的这些思想表明，到了近代，人重新成为文化特别是哲学注意的中心，思想家们把哲学作为关于人和生活智慧的科学来研究，力求从现世实际生活条件来理解人，把人的自由和尊严牢牢建立在尘世生活的基础之上。人文主义的某些观点如片面强调人的自然性和个人主义，曾受到马克思的批评，但文艺复兴谴责神学、张扬人性的人道主义精神却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肯定。恩格斯把文艺复兴看作是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称赞人文主义者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

从17世纪开始，资产阶级逐渐强大到有能力发动革命，作为反封建思想武器的人的学说获得了新的理论形式。培根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培根那里，科学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服从于人类的手段。“知识就是力量”，反映了年轻资产阶级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培根还认为，知识可以改良人的心灵，使人去恶从善，变得幸福快乐，由此得出“知识即道德”的命题。崇尚科学就必然用当时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释一切，包括解释人的各种问题。笛卡尔认为，人是由形体和心灵两部分组成的。人的身体作为物质实体，同动物一样是一架自动的机器，完全服从机械运动。霍布斯进一步指出，人就像一架机器，心脏像弹簧，神经像游丝，骨骼像齿轮，人的整个活动和钟表活动无异。这种观点直接影响到18世纪的哲学家，例如拉美特利。他著有《人是机器》一书，认为人体是一架会自己发动自己的机器，一架永动机的活生生的模型。

崇尚科学和崇尚理性分不开。17世纪的哲学把理性看作人的一种特殊品性。笛卡尔虽然承认人和动物一样其形体像机器，但人与动物又有不同，这种不同就在于人能思维、有理性。他提出的“我思故我在”，是近代对人的存在的一种崭新的本体论规定，开创了理性人性论的先河，成为西方人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的命题之一。由于崇尚理性，把理性看作人的一种自然（天赋）本性，因此资产阶级的所有自然法、天赋人权都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洛克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这就产生了“理性的法庭”这一近代历史上特殊的社会现象。恩格斯指出，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5]。

18世纪的人的学说的主要特点是同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从自然和社会出发来解释人的各种现象，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的唯物主义命题，对马克思“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6]的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孟德斯鸠是一位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正确地看到但又片面地夸大了地理环境对于人的作用。他特别重视气候对人的影响，认为寒冷的气候造就健康和勇敢的人，炎热的气候造就软弱和怯懦的人；气候炎热的南方民族常常沦为奴隶，北方民族则能够保护自己的自由。即使人的宗教信仰，也是由气候决定的。佛教之所以产生于印度，就是因为这里气候炎热，使人萎靡疲惫，趋向于清静无为。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壤对人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土壤贫瘠，迫使人进行艰苦劳动，培养勇敢耐劳精神，相反，土壤条件优越的民族则柔弱、懒惰、怯懦。爱尔维修也主张人是环境的产物，不过他主要是从人的社会环境来探讨人的问题。爱尔维修认为，人初生时在智力、道德上是一样的，后来的不同是由社会环境所致。各民族人的性格、智慧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即使同一民族，它们之所以有时崇高、有时低劣，有时勇敢、有时胆怯，原因也在于环境不同。爱尔维修所说的社会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要改变不利于人正常发展的环境就要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和制定合理的法律，就要依靠教育和天才的立法者，于是他又得出了“教育万能”和“意见支配世界”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

由于法国唯物主义者是从自然和社会的角度来理解人的，因此他们认为人是“自然人”也是“理性人”，是“自然人”和“理性人”的统一。在人的本性上，他们承认人都是“自爱”、“自保”的，但人为了做到这一点、达到这个目的，又需要在一定意义上做到利人和利他。这就是所谓的“合理利己主义”。伏尔泰认为，人有自爱心和怜悯心。自爱心推动社会进步，没有自爱心，社会就无法形成，也不能存在下去；怜悯心促进人们之间的联系，没有怜悯心，人就无法满足彼此之间的需要，社会也不能存在下去。狄德罗也主张合理利己主义，指出要达到利己利他两方面的统一，个人应控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为实现个人利益而着眼于社会利益。爱尔维修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利益是法律的基础、道德的原则、社会的动力。利益有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二者并不矛盾，道德科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把二者统一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对个人利益的理解。一个人一旦正确理解了个人利益，在追求利益时就不会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利益也就增加了个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