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早年时光(5)
在焦急中等待了整整一夜的岳父诸养和见了气喘吁吁赶回来的王阳明，竟然没有责怪他。诸养和已经听说了他的很多事迹，知道他在十五岁时就敢只身一人前往居庸关，一人一骑就敢在关外追逐鞑靼人，觉得他不是胆子大，而是疯狂。对这样的人而言，这个世上恐怕没有他不敢干的事情，忘记婚礼又算得了什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尽管当时没有一个人责怪他，但他并非不知道自己犯了错误，非常愧疚。明代学者沈德符在著作里提到，王阳明是一个“妻管严”，可能就是这件事留下的“后遗症”吧，毕竟让一位十几岁的新娘，在新婚之夜流着泪独守空房，是一件很伤自尊的事情。
八、“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在南昌的岳父家住了一年半以后，王阳明得到祖父王伦身患重病的消息，立即带着妻子诸云玉赶回浙江余姚。这一年，是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已是年底。
王阳明和诸云玉回到余姚后不久，王伦就因病去世了。祖父的逝世对他的打击很大，这不仅仅是因为祖父对他的宠爱，还因为祖父对他性格的养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他整个人生之中。从某个方面讲，他与祖父的感情，甚至比与父母的感情还要深厚。
安葬了祖父之后，他遵照父亲的安排，静下心准备参加科举考试。与他一起准备科考的，还有四位同宗长辈——三位叔叔和一位姑父。他们五个人白天在一起按照朝廷划定的范围读书，晚上叔叔、姑父睡觉以后，他还要做一件事情——再翻阅一遍祖父和父亲留下来的书籍，直到深夜时分才睡觉。因此，没过多长时间，叔叔、姑父们就发现，王阳明这个小辈的学问远在他们之上，他们根本比不了，于是有些气馁，有意放弃。他知道以后，说道：“只要有志向，还有做不到的事情吗？”叔叔、姑父们叹息道：“什么话都能很容易地说出来，但没有什么事情能很容易地做到啊。”
为了证明只要想做就能做到，他决定再做一件事给他们看看。从此以后，他一改往日的习性，每天除了端坐在书桌前苦读以外，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嘻嘻哈哈打闹了，也不闲谈和开玩笑了。叔叔、姑父们觉得很奇怪，便追问原因。他认真地回答道：“我过去太放纵自己了，浪费了很多时间。每每想起这些，我都深感后悔。所以，我决心彻底改变自己。”叔叔、姑父们不相信他真的能做到洗心革面，都笑了笑，不以为然地走开了。但是，从那天以后，他果然做到了自己的承诺。很多天过去了，叔叔、姑父们终于相信了。他们终于明白，只要有志向，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于是慢慢地又有了读书的信心。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他抓住每一刻时间埋头苦读，学问有了更大的长进。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对军事的兴趣越发浓厚，阅读了很多兵书，最喜欢谈论的话题也是与军事有关的。不仅如此，他还练得一手射箭的好本领，称得上文武双全了。
三年后的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王阳明年满二十周岁，与叔叔、姑父们一起参加了这一年的浙江省乡试。乡试在各省省会举行，因此又称“省试”，是明代最低一级的科举考试，往上还有会试和殿试。乡试被录取称为“中举”，中举的人被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只有考中举人，才能获得走上仕途当官的资格，才能获得在第二年春天参加礼部会试的资格。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每届乡试录取的总数在一千人上下，最多时也不超过一千五百人。
乡试的考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从朱熹的《四书集注》中挑选出三句话，以这三句话为题，写三篇命题作文；第二部分，是划定一个韵脚，写一首律诗。在备考期间，王阳明白天看《四书集注》，晚上看经史子集，乡试的考题根本难不倒他，在他看来简直是小儿科。考试结果在意料之中，叔叔、姑父们全部落榜，只有他榜上有名。
在离开北京五年之后的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的春天，王阳明回到了北京——不是投奔父亲王华，而是作为浙江省的举人，来北京参加会试。当时的他已经小有名气，至少在同科的参考举人里，算得上是一个名人了，人们认为他一定会金榜题名，考中进士。但是，意外发生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竟然落榜了！与他一同参加考试的同窗学友，不论是考中的还是落榜的，都跑来安慰他，劝他不要太伤心。他告诉他们，他的确有一点点伤心，但不是因为没有考中进士，而是因为没有考中进士而不能为国效力。听到这些话的人一定被他绕晕，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考不中进士就不能为国效力，这是捆绑在一起的两件事，怎么能分得开呢？
因为他是王华之子的缘故，京城的官员们也来安慰他。文坛名人李东阳半开玩笑地对王华说道：“你这个儿子，虽然在这一科落榜了，但到了下一科，一定跟你一样中状元。”于是，就有人提议让他当场写一篇能中状元的文章。他也是年少气傲，竟然毫不推辞，当即挥笔写了一篇。众人纷纷叫好，包括一些很有名望的老臣，都吃惊于他过人的天赋和才情。但也有人在私下批评他，认为他太过狂傲，目中无人。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怀疑他迟早必中进士的事实。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二十四岁的王阳明第二次参加会试，再次成为状元的最热门人选，考中状元几乎是众望所归。然而，意外再次发生，他又落榜了。当时，像他这样连续两届会试都落榜的考生大有人在，他的一位同窗友人也是两科不中，有些灰心丧气，向他诉苦，觉得两科都考不中是莫大的耻辱，甚至没有脸面回家见父母妻儿。王华担心王阳明也想不开，便开导他不要灰心，下一次肯定会考中。但是，他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平静，不以为然地说道：“人们都以不得第为耻辱，而我以不得第却耿耿于怀为耻辱。”
时间又过了三年，到了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他二十七岁了。这一年，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于考中了进士。按照当时的制度，所有在会试中考中进士的考生，还要参加一轮考试，以便给他们排定名次。这场考试是在皇宫里的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前的广场上进行，被称为“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命题，亲自录取，考中者被称为“天子门生”。在那年的殿试中，他位列第十，赐二甲第七名进士。当年，他的父亲考中状元，在殿试中位列第一，跟父亲取得的成绩相比，他算是差远了，但能在一千多人里考到第十名，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但是，当时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原本有实力考中状元的王阳明，最终只得了第十名，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唐伯虎身上。唐伯虎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奇才，比王阳明年长两岁，也参加了那一年的考试。来到北京以后，唐伯虎认识了一位名叫徐经的富家子弟。这位徐公子也要参加考试，但是又不学无术，脑子里实在没货，于是动起了歪脑子，想弄一份考题，再提前请人做好答案，到时抄到考卷上。通过父亲的关系，徐经结识了当年的主考官、礼部侍郎程敏政，又通过收买程敏政的书童，得到了程敏政书房里的废纸。令徐经喜出望外的是，他真的从这堆废纸里翻到了考试题目。于是，徐经找来唐伯虎，提前做好了答案。
考试那天，唐伯虎早早地答完了考卷，见周围其他考生大都抓耳挠腮，苦恼万分，很是得意。在考试结束时，他便出言不逊，嘲笑挖苦他们，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乱。负责考场巡视的官员见唐伯虎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不像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便将这件事禀报给皇帝朱祐樘。朱祐樘听了，觉得唐伯虎很可能有作弊行为，于是命人调查。经过调查，徐经通过收买程敏政书童得到考题之事大白于天下。朱祐樘大怒，重重处罚了程敏政、徐经和唐伯虎等人，命人重新批阅程敏政阅过的考卷，要求不得将这些考卷列入前三甲。不幸的是，王阳明的试卷也在其中，被下降名次，位列二甲第七名。
当时，一甲的状元、榜眼和探花三人都要留在翰林院为官，分别担任修撰和编修的官职。二甲和三甲进士当中，挑选出二三十位庶吉士，安排到翰林院继续深造，三年后派遣到翰林院或者六部当官。其余的进士，一部分到六部充任“观政进士”，一部分派到地方担任县令、同知等。王阳明被分到了工部，担任观政进士。当时的王阳明年仅二十七岁，而且才学出众，可谓年轻有为，照理应该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被委以重任。也许正是因为他的年少轻狂，才被当权者刻意压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