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初入仕途(3)

李梦阳等人的学识才情并不比王阳明差，与他们比赛写诗，他是没有必胜的把握。他是个要面子的人，很担心输了丢面子，于是埋头苦读，提高自己的水平。那段时间，他不仅白天读书，晚上也要挑灯夜读，到很晚才睡觉，这种精神跟当年备考科举时一模一样。过了一段时间，他的写诗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诗越写越好，再也不担心会输给谁了。

可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长期熬夜，他的身体出现了毛病，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后来肺病复发了。他的身体一直就不好，不到二十岁时就得了严重的肺病，犯起病来甚至会咳出血。在那个年代，肺病虽然不是能要人命的绝症，但也很难治愈。正因如此，他才热衷于到处寻访道教高人，他的目的大概是想找到一种能治愈肺病的灵丹妙药吧。功夫不负有心人，他还真的找到了，一位半神半仙的江湖郎中给他开了一个药方，药方是民间治疗肺病的偏方之一，本身并无奇妙之处，但它的药引子很奇怪，是足以毒死人的砒霜，不过用量极少，对人体的危害可以忽略不计。他就是服用了这个偏方，才控制住肺病的。

按照医嘱，肺病病人不能过度劳累，王阳明一直都很注意劳逸结合，不敢过度劳累。但是，在与李梦阳等人比诗期间，他连日熬夜苦读，终于劳累过度，很快就病倒了。父亲王华警告他说，如果再这样劳累，可能会丢掉性命，又劝他回余姚老家养病。他不愿意离开北京，又担心病情加重，危及生命，便请假回乡养病。他只是个六品芝麻官，对朝廷而言是个不重要的角色，上司马上就给他批了病假。

回到余姚，远离了令他耗费心力的京城文化圈，他的病慢慢地控制住了，身体逐渐好起来。他担心病情迟早复发，开始自己给自己治病。他用的不是正规医术，而是道家发明的导引术；服用的自然也不是名贵药材，很可能是道家的仙丹。

他离开家人，带着一个随从来到会稽山上，想找到一个风景秀丽又人迹罕至的地方，过一段隐居生活。很快，他就在会稽山向阳的一个山坡上找到一处石洞。他对这个石洞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因为它像极了九华山上的地藏洞。他在这里住了下来，专心练习导引术。

第二天一早，他从睡梦中醒来，站到洞口眺望远山，群山若隐若现，到处都是一片翠绿，令人心旷神怡。他回头望向山洞，清晨的阳光照进洞里，将石洞照得温暖而明亮，就好像仙人洞一般。他很兴奋，沉思片刻，给山洞取了个名字——“阳明洞”。他又仿照古人取号的习惯，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阳明子”。从此，他就又多了一个名字：王阳明。“王阳明”比“王守仁”更为世人知晓，所以本书始终以“王阳明”称之。其实，这是他的号。

会稽山原名茅山，是浙江境内最有名的山峰，也是历代帝王加封祭祀的“镇山”之一。从汉代开始，会稽山就成了佛教和道教的胜地，王阳明修炼导引之术的那个山洞，后来成为道教公认的修炼导引术之地，被尊为“第十洞天”。这座山洞是传说中大禹藏书的地方，也是“仙圣人都会之所”，道教全名是“阳明洞天”。导引术其实指的就是气功，当时的人们认为气功神通广大，可以祛病治痛，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甚至还能成为未卜先知的神仙。

未卜先知的能力，在王阳明身上也有体现。有一天，他在阳明洞中静坐练功，忽然睁开眼睛，叫过随从，命他立即下山，去接应他的朋友，因为马上会有四位朋友来拜访他。随从不相信，他便说出了四位朋友的名字。随从只好将信将疑地下山去了。走到半路上，果然遇到了那四个人，详细再问，他们果然是来拜访王阳明的。当那四个人得知王阳明事先已经知道了他们要来的消息，都觉得不可思议。

王阳明在阳明洞里修炼了一段时间的导引术，身体慢慢地好起来，看来导引术还真是有些作用的。他有理由相信，只要继续坚持下去，他也许会成为一位长生不老的先知，能活好几百年，甚至还能预测未来。但是，他没有坚持到那一天就放弃了。

有一天，他突然自言自语道：“我怎么能在这等小事上耗费我的精力呢？”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别的事情。于是，他放弃了修炼导引术。又过了几天，他觉得想好做什么了，应该追逐自己的梦想，离开尘世生活，让自己成仙。然而，还没等到付诸实施，他又推翻了这个想法，他觉得他还要照顾祖母和父母，还要成为圣贤，还不能离开尘世。他觉得，长生不老只是小时候的梦想，现在看来都是胡思乱想，现在的他已经不在乎能不能长生不老了，即使真的有长生不老之药，他也不稀罕了。总之，他要和过去说再见，开始追逐新的生活。

从此以后，王阳明彻底摒弃了追求长生不老的道家学说，重新拾起了儒家学说，再也没有改变过。

当他完成由道家向儒家的转变以后，他的肺病又开始频繁发作，身体状况又变差了。他去了杭州，住到西湖边养病。在杭州期间，他过着游山玩水、饱览美景的生活，心情大爽，写下很多赞美西湖的诗作：

十年尘海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

好景恨无苏老笔，乞归徒有贺公情。

白凫飞处青林晚，翠壁明边返照晴。

烂醉湖云宿湖寺，不知山月堕江城。

掩映红妆莫谩猜，隔林知是藕花开。

共君醉卧不须到，自有香风拂面来。

（《西湖醉中漫书二首》）

画舫西湖载酒行，藕花风渡管弦声。

余情未尽归来晚，杨柳池台月又生。

（《西湖诗》）

一天，他信步来到虎跑寺。虎跑寺是位于杭州西南大慈山白鹤峰的大慈定慧禅寺的俗称。据说，唐代的高僧性空曾住在这里，后来因为缺水而准备搬走。在搬走前的那个晚上，性空做了一个梦，神在梦中告诉他，已经派了两只老虎，将南岳衡山的“童子泉”搬来给他。第二天，性空果然看到两只老虎跑到翠岩开掘泉水，很快就有泉水从翠岩中涌出。性空欣喜不已，将泉水命名为“虎跑泉”，将寺院称为“虎跑寺”。

在虎跑寺，王阳明遇到一位古怪的和尚。他听说这个和尚已经在这里闭关修炼三年了，从来没有睁开过眼睛，没有说过一句话。人们都认为这个和尚是佛法极深的高僧，他却不以为然。

只见他走到和尚跟前，看了一眼，然后厉声呵斥道：“你这和尚，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说什么呢！整天睁着两只眼睛，看什么呢！”

经他这一猛然暴喝，和尚猛然惊醒，怔怔地看着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他问和尚：“你从哪里来？来到这里几年了？”和尚回答道：“我从河南来，到这里已经十年了。”他继续问道：“你还有亲人吗？”和尚回答道：“我离家时，母亲还在世呢。”他又问道：“那你想她吗？”和尚回答道：“当然想啊！怎么可能不想呢？”他叹了口气，说道：“我以前跟你一样，但后来我想明白了，如果我不顾及亲人的死活，那么即使我真的学会了神仙之术，亲人全都不在人世了，只剩我一人孤苦伶仃，又有什么意思呢？想念亲人是本能，怎么可能断灭呢？你既然还想着老母亲，就是本能尚未断灭。常言道，‘爹娘就是灵山佛，不敬爹娘敬何人’，你不孝敬母亲，却跑到这里修炼，能修来什么？”

和尚听了，当即号啕大哭，立即起身回家去了。一个修炼了三年的出家人，就这样被王阳明一句话给打发回家了。当他得知和尚已经到家与母亲团聚的消息后，感叹道：“我在‘江湖’已经待得太久了，也该回‘庙堂’去了。”

于是，病假结束，他就回到了京城。

六、热衷讲学的兵部主事

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王阳明回到北京，到刑部报到。但他还没来得及到刑部上班，就被临时调到了山东。原来，弘治十七年是乡试年，山东巡按御史陆偁是他的浙江同乡，早就听说了他的才名，见他刚刚回到京城，没有重要公务在身，便向朝廷申请，将他临时借调到山东，担任乡试的主考官。

到山东担任乡试主考官以后，王阳明负责给考生出测试题，他出的题目紧密联系实际，与当时的社会弊端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他已不再是那个痴迷于佛学和道教的年轻书生了，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已经成了年轻官员、国家栋梁。担任山东主考官的王阳明是成功的，他得到了莫大的成就感。这种感觉他已久违了。

回到京城，朝廷又传下调令，将他调到了兵部，担任武选司的主事。刑部云南司主事和兵部武选司主事一样，都是从六品，这次调动属于平调，表面上看他似乎未获得升迁，实际上地位还是高了一些，因为兵部的地位在刑部之上。朱元璋废除丞相以后，六部尚书分担了丞相的职责，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但是，六部的地位还是有高低区别的，掌管人事的吏部、掌管军务的兵部和掌管财政的户部，被称为“上三部”，地位在掌管刑狱的刑部、掌管祭祀的礼部和掌管工程的工部之上。六部地位有高低，六部官员的地位也有高低。各部尚书的品级都是正二品，但是“上三部”尚书的权限和地位要大于“下三部”的尚书，刑部尚书转任兵部尚书，算是得到了提拔和重用；而兵部尚书转任刑部尚书，就近似于降级了。同样，由刑部主事转任兵部主事，也是得到了重用。此外，刑部有十三个司，便有十三个主事，而兵部只有四个司，只有四个主事，所谓“物以稀为贵”，兵部主事的权力和地位自然要在刑部主事之上。因此，这次调动，王阳明实际上是升官了，最起码也是得到了重用。

过去的王阳明是个尽职尽责的刑部主事，转任兵部以后，又成了一位忠于职守的兵部主事，工作环境变了，业余爱好也变了。以前，他的爱好是写诗作赋，现在他爱好讲学了。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以重法治天下，社会风气压抑中带着简朴。那时，普通百姓穿的是粗布衣服，即使是乡绅贵族也只在重要场合穿金戴银；一般的宴席只有三四道菜肴，重要的宴请也不超过十道菜肴。到了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社会风气的转变愈发地明显：不仅达官贵族们穿金戴银，普通百姓也穿起了绫罗绸缎；吃饭时，动辄十几道菜，重要的宴请甚至几十上百道菜。更为重要的是，攀比之风盛行，如果谁跟不上这种奢华浮夸的风气，就会遭受排挤。移风易俗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移风易俗不是能一蹴而就的事情，靠的是潜移默化的教育。遗憾的是，明朝的教育制度有很大的缺陷。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朝开始科举取士，当时规定了科举的制度和文体，但在文章写法上还没有一定之规，偶句、散句都可以。到了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给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下发通知：不许学生写作四六骈文，只准写作对偶句式；至于科考答卷，也只能用八组排比对偶的句式，称“八股文”。到了成化年间（公元1464－1487年），经过谢迁、章懋等人的提倡，八股文有了规范的程式。

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开始，科考要求必须写八股文，严格限定了格式和字数，不得违背经注，自由发挥。

当时，学子们纷纷放弃了其他文体，只写八股文，还出现了专门贩卖八股文的人，后来，一些考生为了博取功名，事先背会几篇八股文，就可能在科考中金榜题名，迈入官场。俗话说“考试是教育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考经义和八股文，全国各类学校便只教经义和八股文。这样一来，教育就出现了毛病：一方面，一些考生平时不学无术，上了考场就默写一篇事先背好的八股文，不仅带坏了教风考风，还败坏了朝纲国法；另一方面，学校只教经义和八股文，严重阻碍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不利于教化民风。

王阳明是个有极强社会责任感的人，他认为读书人应当以天下事为己任，在乱世要驰骋沙场，力挽狂澜；在治世就要教化百姓，移风易俗。如今，国家太平，百姓富裕，但社会风气出了问题，国家的教育制度存在缺陷，就应该有像他这样的人站出来，发现问题、揭露时弊，拿出解决的办法。他认为，如今社会弊端之所以如此复杂，就是因为教育出了问题，没有优秀的思想和学说在社会上传播，百姓即使想学习也不可得。

既然发现了问题，那么解决之道也随之而来：开堂讲学，传播能改善社会风气的学说。当时各地已经兴起了讲学的风气，例如江西、浙江和广东等地，分别有吴与弼、罗伦、娄谅、章懋和陈献章等人讲学。在北方，讲学的人就少很多了，尤其是天子脚下的北京，虽然有国子监这样的全国最高学府，人才荟萃，却鲜有人讲学。于是，王阳明决定，就在北京公开讲学。

他在北京开堂讲学以后，立即引起轰动，批评他的人说，他为了博取虚名而标新立异，但也有人表示支持，愿意拜他为师。这些支持的声音给了他继续讲学的信心，坚定了他讲学的决心。

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三月，有一位刚刚从殿试的考场出来的学子前来拜访他。这个人来自广东，名叫湛若水，是当世名儒陈献章的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