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牛是有用之物

牛是一种反刍类动物，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六畜之一：力大性善，可用于耕地或载物，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现代社会，牛由“耕畜”渐渐退役，又成为“畜牧业”的主力，牛奶、牛肉、牛皮都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

古文字中的“牛niú”字，是一颗牛头的简化图形，上像内环之牛角，下像简化了的牛头，重点突出了牛角、牛耳的特征。如果与古文的“羊”字比较，显然，这是依据两种动物“角”的不同特征描绘而成。汉字中，凡从“牛”之字，都与牛及其动作行为有关。

“牛”之所以发“牛”的字音，源自牛的叫声，即所谓的“拟声语”。中国人形容沉重、浊厚的声音，读做“ou—ou”，而“牛”字的古音就很接近这种发音。

牛，《说文解字》释为：“大牲也”。在中国古典诗歌《诗·王风·君子于役》中，便有“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诗句，描写夕阳西下，放牧归来的情景。在道家哲学思想中，清静无为和柔弱似水是其人生原则。所以，老子骑牛缓慢而行便有了内在的象征意义。

金文和小篆的“牟móu”字，下部均为牛头之形，上部的撇或弯圈之形，表示牛在鸣叫。甲骨文的字形则以“牛、口”会意。所以“牟”的构意来自牛欲归家时的叫声。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说：“牟，牛鸣也。从牛，厶象其声气从口出。”这是说：牛头上方的螺旋形符号，表现了由低到高的牛叫之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在其《牛赋》中有“牟然而鸣”的描述。

实际上，“牟”上之“厶”，乃是古文字中的“私”字，其构形源自狩猎时猎人下的绳套。“厶”的本义源自谁布置的绳套，猎获物便归谁所有。“牟”以“牛、厶”会意，表示牵领回家的意思。所以，“牟”字又有谋取之义，如“牟利”一词。“牟”的原本意义，即牛叫，则由后造的“哞”字来表达。

“牟”在用作地名即山东牟平县时读作mù。

“半bàn”，这是一个会意字。金文下半部是一个“牛”，上部是“八”。由于“八”的构形源自大拇指和食指向两边伸张，因而有剖分之义（表示古代大物分小的八分半制由此而来）。这里，两个字根会意，表示将宰杀之牛一分为二，即分为两块的意思。

“半”，《说文》释为：“半，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为物大，可以分也”。“半”的本义指将牛体从中分割为两块。由于“半”通常表示中分后的半块，如“半路夫妻、半途而废”等。半的分剖义则由后起的转注字“判”来承担。

牛为大物，一半也不小，故引申指一大片。如古文中的“一半冰”，乃指一大块冰。两个一半在一起便是“伴”，将“伴”的人旁换成肉“月”旁，便是“胖”，表示一大片肉的意思。现今，则指膘肥体胖。

“半”，如今即可单用，也用作汉字偏旁，如“叛、柈、泮、畔、绊、拌”等字。凡从“半”取声取义的字，皆与一半、中分、大片等义有关。

上古时期，牛是一种野生动物，也就是野牛。要将野牛驯化为家养动物，将牛的疯狂野性改造为“老黄牛”、“孺子牛”之类的优良品性，先民们可谓煞费苦心，锲而不舍，经年累月才终有所成。今天，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只有驯化后的家牛，已经没有了野牛。

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牢láo”字。两种字形都像一头牛被圈养（实质上是关押）在地窖之中。“牢”字的外框便是古代地窖的象形白描：下边较窄处便是通往地牢的坡道。

在对殷商遗址的发掘中，人们发现许多大大小小、或圆形或长方形的地穴，这些地穴浅的有二米或四米，深者达九米。有些地穴的前面有逐渐爬升的坡道，坡道的底部可以用木制的栅栏门堵起来。如果把捕获的野牛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一代接一代地圈养在此类地窖中，再加上一些或饿或喂的奖惩制度，再野再倔的牛脾气也会慢慢消失，代之以忍辱负重的牛性。这便是“牢”的“功绩”。

“牢”的本义为牛窖，也就是驯服、豢养牛的地穴。引申后，又泛指圈养牲畜的圈栏，如成语“亡羊补牢”中的牢。由此，又引申为关押犯人的监牢、牢狱。此外，“牢”字还可以用作形容词，如“牢靠、牢不可破”等等，这里的“牢”都有引申而来的“坚固”义。

“牡mǔ”字，上古时期用来指称公牛。后来，则成为雄性动物的通称，如“牡羊、牡鹿”等等。

甲骨文的“牡”字，左旁是“牛”，右旁是雄性生殖器官的图形“”（士）。小篆字形在从金文的演变过程中出现了讹变，“士”字成了“土”字，会意字变成了“形声字”（学术术语叫“因音形变”），成了“从牛土声”的“牡”。实际上，“牡”字的发声由来同“牟”相似，源自公牛发情时的叫声。“牡”是一个典型的会意字。

从三千三百年前的甲骨文文字中，人们发现，古人在表示不同兽类的公母时，均有专字。就是说：在表示不同动物的象形文字旁，加上雄性的符号“⊥”，便可分别成为雄性羊、豕、马、鹿等动物的专名。但是，这些表示不同雄性动物专名的文字，很早便从文字大家族中消失了。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它们都是双音节的合体字，不符合后世汉字一字一音的要求；二是因为汉字类化能力的升华，人们有了更简省的表词方式，如“牡鹿、牡马”等，可代替上古时期的专名专字，减少文字的数量。

有人认为，牡的泛化另有原因：在以狩猎、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时期，辨别野兽和家畜的公母，至关重要；但在进入农耕社会后，狩猎成为贵族王室的娱乐活动，放牧成为一些百姓赖以生存的劳动。对整个社会，尤其是掌握文字的士大夫阶层来讲，如此细分区别已无必要；因此，与此有关的文字逐步消亡。最具有代表性的公牛，即“牡”字则成为它们雄性性别的泛指。

“牝pìn”字与“牡”字构形同源，但字义相对，通常用来指称雌性的动物。如“牝鸡司晨”这个成语，就是用母鸡鸣叫报晓，来比喻阴阳颠倒，妇人掌权。显然，这是封建专制社会中，男权至上者对女性的一种歧视。

甲骨文中的“牝”字，左边是一个牛的象形，右边是一个表示雌性的符号“”（匕）。“匕”是一个指事字：一弯竖表示母牛的尾巴，上部的一短横乃是指示符号，用来指示母牛生殖器所在的位置。“匕”的词义为母的，因而老、妣二字中都有匕。

在文字的一步步演变过程中，“ ”与表示汤勺的“匕”合而为一。大概是因为母牛生殖器的外形同“汤勺”有几分相像吧，也许因为后人失去了知晓“匕”的构形来源吧，人们把表示匕勺的“匕”与之混同。由此，“牝”字的形、义、音来源，成为文字学中的一个千古之谜，众说纷纭，不得其解。

“牝”的本义为母牛。后来，与牡字一样得到抽象升华，成为雌性动物的通称。《说文》将其释为：“牝，畜母也。”“牡”字，《说文》则释为：“牡，畜父也。”

“牵qiān”是“牽”的简体字。甲骨文的“牵”字，乃是在牛头下部画出一个圈，然后在圈上连接一条绳索，十分形象地表示了牵牛之状。小篆的“牵”字，下从牛，上部的“玄”则代表牵牛的绳子，中间的“冂”乃是穿通符号“ ”的形变，在此，仍表示用绳牵牛的意思。《说文解字》曰：“牵，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玄声。”可见，“牵”是一个会意字。只是越往前越具图画味罢了。

人类何时发现牛的致命弱点？何时给牛拴上了鼻环？这些问题让人苦思不得其解。假如牛没有这一弱点，它是否会那么驯服地被套在犁具和车辕之中，中国人的牛耕文明是否会重新谱写？

“牵”的本义为引、挽、拉，又引申为“牵涉、关联、牵制”等，但“牵着牛鼻子走”仍是最活灵活现的词汇。

“犁lí”在小篆中写作“ ”。《说文》释为：“犁，耕也，从牛黎声。”这是一个由三个字根组成的合体字：左半部是古文的“黍”，右边上部是“刀”；下部右边是一个“牛”。由此，三根会意，将牛耕田这一情状表现得淋漓尽致。楷书的繁体，简省掉了耕地的目的：种“黍”，规范后的简体字写作“犁”。

《山海经》中说：“后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由于没有出土的实物，加上《山海经》又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因此，周朝建国之初即有“牛耕”的说法似乎并不可靠。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孔子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司马耕，字子牛，一个叫冉耕，字伯牛。从孔子两个弟子的名字，可证明春秋时期已出现牛耕。

“犁”是从古代的“耜”演变而来的：在有一定曲度的耜柄上系绳，一人曳绳拉动，这就是犁的开始。“犁”的发明，使人们可能开发大片耕地，由刀耕火种转向深耕细作，乃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基础。

“牛”虽然行动不怎么敏捷，然其耐力和持久力则相当惊人。因此，“牛耕”从春秋时出现，到汉代已相当普遍了；从丝绸之路的前哨站即今日的“河西走廊”出土的东汉及三国时代的壁画上，都有描绘在西北地区开垦土地，使用“牛耕”的图样。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人将“牛”和“犁”使用于农耕的习惯，是从西部逐渐扩大到中原的。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强大物质基础，即粮食，应该与牛耕技术和适宜牛耕的黄土地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角jiǎo”，是象形字。甲骨文中的“角”字，正是一只牛角或羊角的形状。金文中的“角”字沿袭甲骨文，只是在上部增加了一个短横，表示在牛角上部穿孔，用绳子串起来。金文中的另一个“角”（）则表示牛角已用来作为号角。小篆的“角”字承接金文，楷书缘此写作“角”，已经成为一个面目全非的象形字了。

现代汉语中，形状如牛角之物均可称“角”，如“菱角、豆角、好望角”等。几何学上由一点引两条直线所构成的形状，也称为“角”。由于牛在相斗之时用角相牴，所以又引申出竞赛中的争胜义，如“角斗、角逐”等。由此，又引申出“角色”的意思，如“主角、名角”等。

甲骨文中的“解jiě”字，表现出的是一头牛和抓住牛角的双手。“解”字中为何有“角”？这是因为，尽管牛的力气很大，脾气很犟，但牛的脖子是其致命弱点：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只要抓住牛角，用力将牛头扭转，牛便会扑通一下摔倒在地，即便这头牛有千斤之重。“解”，正是对杀牛时这一初始过程的描述。

小篆的“解”字，省掉了双手之形，替换上了一把刀。《说文》因此释为：“解，判也。”意指用刀分割牛或其他动物的肢体。当然，这种释义来自小篆的“解”字，而与甲骨文和金文的“解”字不符。在现代汉语中，“解”有“分割”之义，但也有“消除”的意思，如“解恨、解脱、解职”等。由“分割”之义，又引申出了“分析”之义，如“解释、解答”等。由此，又引申表示明白、晓悟，如“令人不解、理解”等。“解手”一词源自“排解”，乃是古人一种避亵的说法。就是说，“解手”乃古人的文明用语。

所有动物中，要数牛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最为重要；在先民们以游牧为谋生手段时，牛以易于放养、体格硕大而成为牧民财富的重要标志。进入农耕时代，牛又以它的力大体壮、吃苦耐劳而成为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进而被视为先民生存的一种依靠。中华民族“三皇”之一的炎帝，乃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农氏”。所谓“神农”，实为农神，而农神的形象，据《史记》记载，竟然是“人身牛首”。由此可见牛在农耕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牛在先民的眼光中，代表着全部家当和财物，有了牛，便等于有了一切，因此天地间所有的东西有了一个共名，叫做“物”。

杀牛而啖其肉的文字记载，自古以来频频出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有“示牛”、“卯牛”之类的记载。《庄子》一书则有“庖丁解牛”之说。“解”这个字就是“角”、“刀”和“牛”组合而成的会意字，表示将牛角从牛头上割除的意思。

甲骨文中的“物wù”字是个会意字：从牛从勿。“勿”，本义为捅入后再拔出来的刀。两个字根会意，在此表示杀死了的牛。小篆中的“物”字，承接甲文，楷书据此写作“物”。

“物”字的本义为宰杀之牛。“勿”因此有不要义。物，也可理解为将牛牵到祭坛前呆一会，然后再牵了回去。“物”，由杀与不杀的留存，引申为动物的存有。由动物的存类，又引申为事物的种类，泛指客观存在的世间万物。“动物、植物、人物”乃至“物料、物品、物理”等等。物以类聚，所有的东西都可称之以“物”。我们今日的物品意识，同上古先民的意识仍在一个基准点上，只是我们今日所拥有的“物”多了千万倍，称之为“万物”了。

春秋时代，郑国商人弦高在贩牛的途中，遇到正准备偷袭郑国的秦国军队，弦高不忍看到自己的祖国遭到偷袭，急中生智，谎称自己是郑国国君派来“犒劳”秦军的，把准备贩卖的十二头牛送给了秦军。秦军以为自己的偷袭行为已被郑国得知，便下令撤军回国。这个故事，可为“牛为有用之物”作一注脚。

牛标志着财富，牛又是六畜之首，因此，上古先民以牛作为牲畜以及所有禽兽的代表。例如“牧mù”原本只指放养牛，后来则泛指放养各种牲畜。

甲骨文的“牧”字，从牛从攴，像人手持鞭杖正在驱牛。金文、小篆到楷书的“牧”字一脉相承，文字构形的变化，或者说演变的轨迹十分清晰。

“牧”的本义为放牛，双音词有“牧童、牧场、畜牧”等等。又引申指放牧的人，如宋代王安石的《谢公墩》：“问樵樵不知，问牧牧不言。”这里，第一个“牧”为放牧，第二个“牧”则指牧人。

由此，又引申为“治理、统治”。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使司牧之”便是说，君王让官员管理统治他们（民）。古汉语中的“州牧、牧宰、牧伯”等词，均指管理民众的官员。由此义可知，大概封建社会的表征，便是把百姓当作牲口来驱使、来管理的社会吧。

“牲shēnɡ”，这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的“牲”字，左边是一个羊头之形，下边是横置的长三角符号，表示母羊的生殖器；右边是一个小草生长之形。两形会意，表示母羊繁殖生育出的小羊。金文和小篆的“牲”字，演变为“从牛从生”的会意字。古文字中，兽畜类的形旁往往可以互换，在表达动物繁殖的意义时，“羊生”和“牛生”意义相同。当然，形象主体调换的原因，也与牛在农耕社会地位日渐上升有关。

“牲”的本义为“繁育”，即人类豢养母畜，让其代代繁殖，种群壮大起来。“牲口、牲畜”等词语中的“牲”，便有自家繁育的意思。上古时代，人们常用自繁自育的活家畜作为祭祀的供品，因而“牲”便有了“祭品”之义，用来泛指祭祀所用的家养动物，包括牛、羊、猪、马、犬、鸡等，都可称之为“牺牲”。

上古先民用“牲”做祭品，乃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野生动物需要捕猎获得，但捕获而得的动物一般多为死尸；其二，狩猎是一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活动，不是你想祭祀时便有猎获物，因而用自己繁育、养得十分肥壮的家畜祭祀祖先神灵，供应及时，也更能体现祖先神灵的优先享用权，体现敬神的一片虔诚之心。

因为体大肉多，牛在古代乃是祭品之最，但由于牛在农耕中的作用，只有“王”才可使用这种祭品。如《礼记·王制》中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按《周礼》的规定，有资格吃牛肉的是天子，诸侯平时只能吃羊肉，每月初一才能吃牛肉。再低一等的大夫，平日只能吃猪肉狗肉，每月初一才能吃羊肉。

在上古先民的政治生活中，牛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然而这对牛来讲，完全是一种悲剧角色。

“沉chén”和“沈”在古代原本是同一个字。“沈”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用一个牛和一条奔流的河来表示一头牛被淹没于河流之中，籍以表示沉没义。古人用此会意，源自祭祀河神，可谓神来之笔。金文字形与甲文相似，只是牛被调换成了从人从穿通字根“ ”的“方”。小篆字形将“人”下一撇拉长为“冘（yin）”，楷体据此写作“沈”。

在甲骨文中，“沉牛”不是指牛的自然溺毙，而是把牛沉入河中，用来祭祀祖先和河川之神，乃是上古先民祭祀的一种方法。所以，沉与没的词义有不同之处。

作为祭品，牛不仅在“沉祭”中扮演悲剧角色，在“埋祭”中也同样扮演悲剧角色。甲骨文中的“埋”（霾）字十分形象：一头牛（或其它动物）深陷坑中，旁边的小点代表纷纷下落的泥土，形象地描摹了逐渐埋葬这头听天由命祭牛的境况。牛被活埋入土中，成为人类向土地之神和祖先神灵奉献的祭品。

“沉”原本是“沈”的异体字，现今两字的意义已经分化。现代汉语中，“沈”读为shěn，用作姓氏或地名，而以“沉”来表示淹没溺毙的意思。如“深沉庄重、沉湎、沉冤昭雪、沉郁顿挫”等等。

甲骨文中，与祭祀有关的文字，还有一个“告ɡào”字。

“告”字，甲骨文中的第一款作“ ”，从牛从口，表示“祭告”、“告庙”的意思。从告字的构字形象看，十分像一颗被砍下的牛头，盛放在供桌前盘子中的形象：死不瞑目的双眼圆睁着，似乎在诉说着什么。

实际上，甲骨卜辞中的“告”字，上半部分为牛的“告”要少于“口”上为三笔的“”字（甲骨文的第二款）。从字形上分析，后一款的“告”字，乃是从牛从口“告”字的简省形（如同虎在会意字中常常简省为“虍”一样）。从词义来源讲，“告”即表示用牛头祭祀告慰祖先神祇，也用来表示人们祭告时拖长音节、放大音量的祷告，所以“告”字的本义为祭祀时主祭人拖长声音如牛叫般地祈祷，也可以理解为牛类拖长声音的吼鸣。后来，由此引申为危急或庄严情况下的“告示、告急”等义，又引申出报告、报请、请求等义。

从已发现的甲骨卜辞的统计数字来看，牛在殷商时代的祭祀活动中意义非凡，其数量大得让人惊讶：祭祀中一次用掉一千头牛的有一次，用掉五百头牛的有一次，用掉四百头牛的有一次，一次用掉三百头牛的共三次，一次用掉一百头牛的祭祀活动有九次。如此庞大数量的牛从何而来？这仍然是一个谜。答案可能是：除了上古先民大规模饲养牛只外，殷商时代的黄河流域，生活着成千上万头的野牛。其种群数量，应该不亚于早期北美或非洲大陆上的野牛群，就像你在Discovery纪录片中所看到的那样。

不知什么原因，汉字中与牛有关的文字很少。与牛有关的会意字还有“件、吽、犇、特”四字；与牛有关的形声字，也只有“牦、牯、牾、犊、犄、犋、犍、、犒、犟”等字。其中的“特”指种公牛，“犊”为小牛，犍为大牛、为阉牛，犒为犒赏的死牛，牦为牦牛，牯为老牛，犟为牛的脾气，犋为牛与犁的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