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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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印

1939年11月,植物园的碎石路上,大片大片的枯叶在寒风中旋转跳跃。玛丽洛尔还在重温《海底两万里》——我看到水中漂浮着长长的墨角藻,有的呈球形,有的呈管状,还有红花藻、叶子纤细的鲜苔。一群孩子从不远处的居维叶门口一路踩着落叶走过来。

一个男孩在说,其他几个在笑。玛丽洛尔的手离开书。他们笑得更放肆了。第一个孩子突然贴在她的耳边说:“他们超喜欢盲女,你知道吧。”

他呼吸急促。她向旁边伸出一只手,什么也没摸到。

她不知道他们一共几个人。三个还是四个?听声音他大概十二三岁。她站起来,把厚厚的书搂在胸前,她听见自己的手杖从长凳上滚下去掉到地上。

有人接着说:“他们可能会先带走盲女,然后才是瘸子。”

第一个男孩奇怪地叹了一口气。玛丽洛尔举起书仿佛要把自己藏起来。

第二个男孩说:“让她们不停地干活儿。”

“下流活儿。”

远处一个大人在喊:“路易,彼得?”

“你是谁?”玛丽洛尔胆怯地问。

“再见,盲女。”

然后,一片寂静。玛丽洛尔听见树叶窸窣,听见血流奔涌。恐慌漫长的一分钟,她在脚下的枯叶上爬着、摸着,终于找到自己的手杖。

商店开始卖防毒面具。邻居用纸板封住窗户。博物馆的游客一周比一周少。

“爸爸,”玛丽洛尔问,“如果打仗了,我们会怎样?”

“不会有战争的。”

“如果有呢?”

他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腰间的钥匙传出亲切的叮当声。“我们会没事的,亲爱的。馆长已经特许我不参加后备役。我哪儿都不会去的。”

但是,她听出他翻报纸的声音烦躁不安。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知疲倦地工作。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树全秃了,爸爸再也没有带她去植物园散步。如果他们有像“鹦鹉螺号”一样坚不可摧的潜艇该多好。

办公室女职员沙哑的声音飘过钥匙管理处敞开的窗口,“他们半夜溜进公寓,在橱柜、马桶和内衣上装了饵雷。你要去拉抽屉,手指就会被炸飞。”

她开始做噩梦。成排的德国人悄无声息地在塞纳河边一下子冒出来;他们的快艇仿佛在船底抹了油,轻巧地钻过桥架;拴着铁链的野兽从船上一跃而起,冲上鲜花遍野的山丘,跃过树篱。它们嗅着通往大厅的台阶。贪婪。邪恶。它们闯进博物馆,分头扑向各个学馆。鲜血蒙黑了窗户。

亲爱的教授,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够收到这些信,也许是广播站转告您?不过,真的有个广播站吗?我们至少两个月没有听到您的节目了。您是停止播音了还是我们的收音机出问题了?勃兰登堡新建了一个无线电发送塔,叫作“德国使者3号”。我哥哥说它差不多有三百三十多米高,是世界上第二高的人造建筑。它几乎把其他的节目都屏蔽了。我们的邻居老施特雷泽曼夫人说在她补过的牙洞里都能听见那个节目。哥哥说你可以试着用天线、整流器和类似的东西做个扩音器;他说你可以用一段铁丝网搭上无线电信号,也许牙里面的银也可以。我觉得您可以考虑一下。您愿意吗,教授?您的牙缝里有歌声吗?现在,埃莱娜夫人要求我们放学后必须直接回家。她说虽然我们不是犹太人,但我们是穷人,这也一样危险。现在收听国外广播是违法的,一旦被发现就要从事苦役,比如每天砸十五个小时的石头、织尼龙袜子或是下矿井。没有人可以帮我送信,连我哥哥也不行,所以,我只能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