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叶君

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出生于福建闽侯南屿乡，五四时期著名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称“福州三大才女”。

然而，作为天资聪慧的民国才女，庐隐却命途多舛，身世坎坷。其父是前清举人，出任湖南长沙知县；母亲是未受教育的传统女性。庐隐出生于祖母去世当日，因而，她一出世便被视为不吉。6岁时，任职仅三年的父亲因心脏病去世，为了生存，家人带着她前往北京投靠舅父。1909年，庐隐进入由美国教会创办的慕贞书院小学部就读，并信仰基督教，三年后考入女子师范学校就读，1917年毕业，先后在北平、安庆、开封等地担任教职。

1919年，22岁的庐隐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做旁听生，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苏雪林。不久，升为正班生。在校期间，庐隐积极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活动，是活跃的学生代表。1922年大学毕业，庐隐到安徽宣城中学任教，半年后回到北京，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次年夏，庐隐不顾双方亲友反对，与北京大学学生代表、无政府主义者郭梦良结婚，1924年生下女儿郭薇萱，但丈夫却在第二年因病逝世。庐隐和女儿处境艰难，先后在福州、上海、北京等地谋职求生。

自幼酷爱阅读，被人视为“小说迷”的庐隐，在大学时期就开始在众多报刊上发表散文、小说、新诗和杂文，在文坛崭露头角，并于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第13号会员。1925年，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的出版，奠定了庐隐在文坛上的地位，使其成为知名女作家。1928年，庐隐经林宰平教授认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学生、青年诗人李唯建，1930年秋，两人婚后短暂蛰居东京郊外。庐隐著名散文《东京小品》，就是这段生活的记录。回国后，庐隐夫妇先后在杭州西湖和上海居留、任教。1934年5月13日，庐隐在上海因难产导致子宫破裂，在大华医院不幸弃世。

天不假年，庐隐虽然生命短暂，但笔耕不辍，留下的作品非常丰富，且影响巨大。200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一书中，庐隐与萧红、苏雪林、石评梅等人，并列为现代中国18个最为重要的女作家。在前后两次婚姻之间的数年间，庐隐先后不得不面对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的逝世，以及自身不堪承受的生存境遇。悲哀的情绪、灰颓的色调浸染在产生于此时的诸多文字中。而此期也是庐隐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因而，其作品常给人以伤感甚至虚无的情调就并非偶然。有人认为，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早期若干篇作品外，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在悲哀的苦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这自然言过其实，但也确实道出了庐隐创作的某些特质。苏雪林在《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一书中亦谈到，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而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她更谈出对这位同时代女作家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暴露出来，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伟大处。”

收入本书的十篇作品，产生于庐隐生命中不同时期，但其共同之处，却在于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作为现代知识女性的庐隐的另一面。她深切地关注着现实，积极思考社会问题，探求女性的出路，流露出强烈而动人的女性意识，充分彰显一代新女性的本色。重读这些有些感伤，但绝不灰颓的文字，即便在今天，同样令人在感奋之余，深长思之。

以文学探究人生的诸种问题，是五四时期“为人生派”的文学研究会最为鲜明的创作主旨。而作为文学研究会最初的成员之一，庐隐自然是这一主旨的有力践行者。《一个著作家》对当时一心想有所作为的青年的人生出路进行了探讨，同时，还呈现了女性无法自主选择爱情的悲剧。小说虽以悲剧结束，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一种源于新的价值取向的昂奋、向上的社会情绪。因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常常以反问句作为小说的标题，庐隐的《灵魂可以卖吗》显然打上了鲜明的“问题小说”的印记。只不过，她对社会问题的观照，常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灵魂可以卖吗》追问的是，一个附着于现代流水线的产业女工的生存质量问题。被流水线完全异化的工人，为了工资和福利的回报，由一个有思想、有灵魂的女性变成了与纺车没有区别的“一副很好的机器”。面对这样的社会悲剧，庐隐借笔下人物之口，发出了痛切的追问：“我想我自从进了工厂以后，我便不是我了！唉！我们的灵魂可以卖吗？”醒豁的追问，传达出作者希望社会关注城市底层工人的生存状态，让每个人都能有一种更合乎人性的生存与发展。

新文学之初，书信和日记常是作家们用以结构小说的体式。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便于倾诉感情，传达思想，提出“问题”的文学体式。《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曼丽》，便是这种带有“五四”时代印记的书信体和日记体小说。三篇小说亦可视为三颗年轻而敏感的心灵的独语或倾诉，诉说青春期关于爱情、理想、信仰和人生出路的苦闷。特别是《丽石的日记》所涉及的话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感问题，而是关于女性同性爱的困惑。除了关注女性的同性爱之外，《父亲》同样是日记体小说，所涉及的却是“我”对年轻继母跨越伦理的爱恋，控诉了古老的婚姻制度对一个美好女性的窒息与扼杀。由此可以见出，庐隐笔触所涉及的层面之广阔、深入。

中篇小说《海滨故人》是庐隐代表作之一，写到露沙等五个天真浪漫的女大学生，用幻想编织未来，及至梦醒的无比失落。作为知识女性，“她们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她们是觉醒者，抱着美丽的幻想，天真而轻松地步入社会，却显露出她们那刚刚从狭小的家庭桎梏里挣扎出来的印记——热情而敏感，貌似刚强实则软弱无依，耽于空想而怯于行动。露沙很大程度上是庐隐的自我写照，她从小未曾得到父母的关爱，在教会学校亦遭歧视，追求爱情失败，而难得的几个好友，却又不得不天各一方。她深感世界的寂寞和人生的不幸。基于露沙视角的观照与宣泄，小说的情绪因之渲染得格外感伤、悲观。但整部作品的感染力却十分巨大，很大程度上，写出了“五四”退潮期，尤其是知识女性的苦闷与彷徨——她们一方面已然觉醒，但仍负荷着数千年传统思想的重压。她们的徘徊歧路，成了这一代女性的共同生存境遇。这篇小说当时引起广泛共鸣亦非偶然。

庐隐在多篇涉及女性婚恋与人生出路的小说里，流露出或隐或现的女性意识。这也是其作品即便在今天仍具重大意义的地方。而在小说《雨夜》里，她将内心所葆有的女性主义立场，通过侠影（一个极其男性化的名字）与一个旧日追求自己不成而今发迹为少年军官的同学的交往，表达得淋漓尽致。踌躇满志的少年军官，基于世俗的判断，自以为因为身份、地位的改变，可以轻易赢得侠影的青睐。而当一切并非如自己所想时，竟想强迫对方就范，并以为女人非“强迫”才感到趣味。侠影看穿了男人们表面上尊重女性，骨子里视女性为玩物的实质。少年军官对她，大而言之对女性的蔑视，激起她的愤怒痛斥：“野蛮的东西！……象你这种浅薄的人，也配讲恋爱，可惜了神圣的名辞，被你们糟蹋得可怜！……你要知道，恋爱是双双灵感上的交融，难道是拥抱着一吻，就算成功了吗？亏你还自夸，你很能交际，连女子的心理都不懂。”这是庐隐借侠影之口所表达的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还有对爱情基于女性主义立场的理解。

基于女性主义立场对女性命运的观照，常是庐隐作品中最为动人的文字。即便在《东京小品》这组散文里，在异国生活的见闻，亦常常触发她对女性的省思。而且，她的思考跨越了国家的界限，将女性视为一个整体。《樱花树头》一篇里，由现实遭遇进而想到中日女性对贞操全然不同的观念。作者随即议论道：“其实呢，讲到贞操本应男女两方面共同遵守才公平。”对于日本女性当时附属于男人的现状，作者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同情。这是一种同为女性的知解：“女权的学说尽管象海潮般涌了起来，其实只是为人类的历史装些好看的幌子，谁曾受到实惠？——尤其是日本女人，到如今还只幽囚在十八层的地狱里呵！难怪社会永远呈露着畸形的病态了！……”这更是庐隐对日本女性那份“姐妹情谊”的动人表达。而在《那个怯弱的女人》里，面对一个中国女人受到做留学生的中国丈夫的毒打，“我”难以压抑愤怒，而且想到这还不只是女性的遭受凌辱，还有有辱国家尊严的耻辱，禁不住大声制止道：“野蛮的东西！住手！在这里打女人，太不顾国家体面了呀！……”在这一篇里，除了对男权的霸道、野蛮的谴责外，庐隐亦将女性自身困境形成的根源，即源于自身的软弱进行了深刻的省思。就正如“我”在听取了常遭丈夫凌辱的柯太太的倾诉之后，对其规训式的劝解。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庐隐极力为当时的知识女性所指明的一条出路，那便是经济上的独立：“你既是在国内受过相当的教育，自谋生计当然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你就应当为了你自身的幸福，和中国女权的前途，具绝大的勇气，和这恶魔的环境奋斗，干脆找个出路。”只是，这却是“我”，某种意义上也是庐隐一厢情愿的愿望，就正如被其规训的柯太太，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即便继续她那常遭男性凌辱的生活，也不愿走出那追求自我独立的第一步。省思，让庐隐看到了怯弱是女性最大的敌人。毫无疑问，这样的省思，在今天仍然意义深广。庐隐对于爱情的省思，则体现在长篇小说《象牙戒指》里。这部小说以挚友、著名作家石评梅的爱情故事为原型，融入了作者自身的想象与思考。真实动人的故事，加上哀怨秀丽的笔触，还有不时穿插的书信和日记，使之成为爱情小说的杰作。值得注意的是，庐隐在对挚友的爱情进行叙述时，并不只是泥执于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本身，而是同样融入了对女性命运的思考以及一种全新爱情观念的传达。

无论关于人生出路、女性的生存处境，还是女性同性爱与异性爱，庐隐都以略显哀婉的笔触，出于知识女性的理性，对之进行了深切的思考和动人的传达。文字背后有深深的忧患和思考，充分体现了一个写作者的担当与良知。庐隐于当下的意义，在于她当年所涉及的关于女性的诸多话题，至今仍有深入探讨的价值。

2012.5.25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