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转变战略方针进军东北(1)

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企图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这个盘子是早已定了的，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争取时间调兵遣将，以便挑起内战实现大打。就当毛泽东一行刚到重庆的第二天，何应钦即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1933年编写的《剿匪手本》。接着，9月17日，蒋介石又亲署密电，向各战区送发《剿匪手本》样本。在蒋的密令督促下，蒋军以“恢复交通”为借口，从长江以南到华中、华北以至东北，分途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在平绥线，8月18日，傅作义部勾结敌伪突袭正迫使归绥敌军投降的八路军侧背；8月底9月初，傅部又接连攻占丰镇、集宁等地，并大举进攻早为八路军解放了的张家口。第一战区的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早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立即派人前往华北与伪军联络，在美军一名少校陪同下，于8月12、13日前后，在北平和通州之间空降，与伪军“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的总部接洽。不久，门致中即派其总部“宣导局局长”邵青，乘蒋军飞机到重庆，蒋介石在上清寺官邸接见时嘱咐：“你们要守住华北各大城市，安心地等待国军。政府是宽大的。特别是对北平、天津、保定、济南、唐山等大城市，必须加强防守，不要为坏人所乘。”胡宗南立即部署：以第一军之七十六师及马法五的四十军去河南，接受郑州、洛阳，占领津浦、陇海两线枢纽；以李文的三十四集团军及第十六军、第三军渡黄河入晋，循同蒲路、正太路向北，沿平汉路挺进保定、北平、天津；还准备派出先遣部队直出山海关，染指东北。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集结于陇海路；第五战区刘峙部，沿平汉路两侧，自北向南进犯豫中、鄂中、鄂东解放区；第六战区孙蔚如部，自鄂南向北进犯加以配合。这三个战区20多个师的兵力，由刘峙指挥分路进攻鄂豫两省各解放区。以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集结陇海线。在津浦线，由李品仙、李延年及陈大庆等部进攻苏皖和山东解放区。在山西，阎锡山先后调动十几个师3.8万多人，进攻上党地区，妄图分割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太行、太岳两区，控制平汉、同蒲交通线，并以此迫使中共在重庆谈判中让步。第三战区顾祝同部向苏皖浙解放区进攻。9月19日，蒋介石委派胡宗南在郑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大举向华中、华北各解放区进攻。郑州军事会议后，孙连仲急忙赶到新乡，做出了打通平汉线，抢占平津线战略要点的部署，以第三十军进军北平，新八军进占保定，第四十军占领邯郸、刑台。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打通铁路交通线，占领华北，切断华北与东北的陆上联系，进而抡占东北。至10月中旬，也就在《双十协定》签订之后，进攻解放区的蒋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不在内）达80多万人，攻占八路军、新四军从敌伪手中解放的城市31座。

面对蒋介石挑起内战发动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确定和平谈判方针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和平谈判的同时；在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25日，借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将滞留在延安的各解放区党政军负责人送回到各自的前线岗位，立即调整军事部署，来挫败蒋军的进攻，以军事实力行动，配合毛泽东等的重庆谈判。26日，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明确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8月14日，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在河北丰润区大王庄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执行延安总部的第二号命令。会议决定：由军区司令员兼区政治委员李运昌、行署副主任朱其文等率领4个军分区司令员、8个主力团和朝鲜义勇军部队1万余人，及4个地委书记和2500多名地方干部，共1.3万多人，兵分三路跨越长城，挺进热河、辽宁、吉林，配合苏军作战，接管东北城市。8月15日，苏军解放察哈尔省之张北、康保、多伦、新明（又名化德）等四城；中共领导的晋察冀部队一部与苏蒙联军会师。8月20日，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分别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察冀中央局。8月23日，晋察冀军区部队解放华北重镇、伪蒙疆自治政府首府张家口；同时占领和控制了张家口以东铁路线上的龙烟铁矿、下花园发电厂和怀来、土木、沙城火车站、多伦、康保、宝源、化德、察哈尔盟、锡林郭盟等。

向东北进军的东路挺进军是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由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8月25日，绕过日伪驻守的山海关，从长城要隘九门口出关，29日占领了辽宁省绥中县的前所车站。此时，由分区副参谋长罗文率领的先头部队，已进占绥中、兴城，并同苏军的前锋会师。30日上午，苏军60余人，在一位上校部队长带领下，乘五辆汽车拖着大炮，来到前所与曾克林、唐凯会见，双方研究了攻打山海关的作战计划，由十六分区部队担任主攻，苏军协同配合。下午3时，进攻部队来到山海关东山山头，中苏军联合派出代表，乘苏军吉普车两次前往山海关日军司令部，递交敦促无条件投降通牒；但日军推说华北派遣军司令下村定大将奉蒋介石的命令，要把武器交给国民党军队。于是下午4时，十六分区部队发起总攻，经两个多小时激战，解放了山海关，除击毙外，俘虏日军250余人、伪军1500余人，收缴了大量武器装备。山海关的光复，使华北和东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沟通了关内外交通，为后续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了道路。

9月3日，东路挺进军在铁路工人帮助下，乘坐一列有40多节货车、闷罐车的混合列车向沈阳前进。列车每到一站，部队即留下一部会同随军地方工作队一起进行接管工作。列车开到锦州时，伪满军队两个旅，约7000人企图抵抗，刚一接火即迅速放下武器投降。当时，苏军已进入锦州，挺进军又留下一个团接管锦州，由军分区参谋长王珩任锦州市卫戍司令。其余部队继续乘列车东进，于9月5日上午抵沈阳。这是东路挺进军的主要占领目标。苏军早于8月21日解放沈阳，他们根据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不允许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进驻沈阳。当挺进军的列车一进入沈阳站，苏军竟端着枪将列车包围起来，不准下车。在这种情况下，东路挺进军司令员曾克林带了几名参谋、警卫人员去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部谈判，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见曾克林等没有军衔，说不是正规部队，无权接管沈阳，并傲慢地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的？是谁叫你们来的？”曾克林告诉他：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8年来一直在冀热辽广大地区坚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我们遵照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配合你们作战，接管东北城市，维持东北秩序。当时，由于是临时雇请的翻译，可能没有把话译明白，卡夫通少将无端发了一通脾气，第一次谈判没有结果。第二天，也就是9月6日，曾克林等又去找卡夫通交涉，态度也强硬起来，曾克林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友，你们不让我军进驻沈阳是不妥当的。由于卡夫通不让步，曾克林提出抗议。第二次谈判还是不了了之。6日下午3时，曾克林与唐凯第三次来到苏军司令部，这次负责接待的是苏军政工领导人格拉辛柯，用的是苏联翻译。唐凯伸出手指着参加革命后在手臂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连声说：“毛泽东，斯大林，共产党！”经过谈判，格拉辛柯认为曾克林、唐凯讲得有道理，同意东路挺进军在沈阳站下车，但要驻到远郊苏家屯去。这样，挺进军部队于当日下午5时下了火车，部队在广场集合，2000多人排成四路纵队，苏军派了两辆装甲车前面开路。挺进军的战士精神饱满，由于解放山海关后换了日式武器装备，每人一身崭新军装、一顶钢盔，军容严整，雄赳赳、气昂昂，高唱战歌，开往苏家屯。长期饱受亡国奴生活的几十万沈阳人民，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潮水般涌向大街，房顶上、阳台上都站满了人群。群众挥舞着彩旗，高呼：“欢迎八路军进驻沈阳！”“抗战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向行进的队伍投掷花束，甚至把帽子抛向天空，掌声、欢呼声响彻云天，欢迎的人群前呼后拥地跟着部队一道前进，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苏军看到这种动人场面，深受感动，连卡夫通也改变了态度，派了一名少校乘吉普车赶上来，告诉挺进军不必去苏家屯了，改驻沈阳小河沿。于是队伍又向小河沿前进。到达驻地后，指挥部设在一个学校里，部队借驻民房。夜里，欢腾的群众不但不肯离去，反而越来越多，围着学校欢呼口号，一直到天亮。第二天，挺进军司令部驻进原伪市政府大楼，政治部驻进原日本宪兵司令部，从此在沈阳站住了脚跟。

9月7日，苏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柯上将和夫人，在沈阳大和旅馆设宴招待曾克林和唐凯，作陪的有陆军、炮兵、坦克兵的几位军长，他们亲热地称曾、唐为同志、将军，高度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但基于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要求曾、唐不要以八路军名义开展活动。挺进军接受了这个建议，把部队称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由曾克林任司令。苏军远东司令部也下令所属：凡是佩带“东北人民自治军”符号的军队，任何地方都可以去接管，苏军不再加以限制。于是各方面工作便逐步展开。组建了沈阳卫戍司令部，由曾克林任司令、唐凯任政委，汤以烈任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长；接收了沈阳兵工厂、仓库、军用被服厂、水电公司、邮电局、银行和广播电台；并利用电台报道人民军队挺进东北的重要消息，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每天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并派出部队进驻沈阳周围各城镇。当时，沈阳局势十分复杂混乱，一些敌伪人员改头换面打起国民党旗号，成立维持会，伪省长王贤伟当上了维持会长，1.5万多名伪军警换上国民党军队的帽徽，自称是沈阳警备部队；伪警察厅长还挎着东洋刀到处游狂；国民党特务到处网罗敌伪人员和反动武装，在人民群众中散布谣言，威胁和蛊惑群众不许接近东北人民自治军；更为严重的是汉奸、土匪、流氓等社会渣滓沆瀣一气，制造暗杀、抢劫、爆破、纵火等等事件，闹得人心惶惶。为了控制局势，稳定人心，东北人民自治军决定成立沈阳市人民政府，由白希清任市长、焦若愚任副市长，赵濯清任公安局长、张化东任副局长，召开了地方各界人士和社会名流参加的紧急会议，宣讲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布非法的维持会予以取缔；对一些民愤极大的汉奸、特务、恶霸、惯匪进行了三次镇压，正气开始上升，敌特反动气焰有所收敛，商店开门营业，交通恢复，社会秩序逐步趋向稳定，工人、学生、市民纷纷要求参加人民军队，在一个多月内，原十六军分区由出关时的4000多人，很快发展到6万多人；并在本溪地区受降日本关东军林木飞行大队，接收30多架飞机，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受降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后来，所接收的日军林木飞行大队与人民解放军的飞行人员及一部分国民党起义的空军人员进行合并整编，在牡丹江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航空学校。

正当东北人民自治军立脚和发展时，西方通讯社纷纷攻击苏联违反《波茨坦公告》，允许中共军队进入东北。苏联迫于美英压力，渐渐阻挠活动。同时，这支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缺乏管理沈阳这样大城市的经验，发展很快，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接管，新发展的部队急需干部，接管的地方更需要干部，曾克林他们深感力不胜任，迫切盼望党中央派人来，盼望主力部队快出关，亟盼得到党中央的指示，由于他们电台功率太小，总和党中央联系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