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国共两党重庆谈判(1)
正当蒋介石内心热衷于发动内战，但迫于国内外形势和人们对和平渴望的舆论，特别是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强大，又有所顾忌而不决的时候，他的文官长吴鼎昌献上一计：邀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家大计”。吴向蒋介石解释：“这一计有三利：一占主动，二表诚意，三争时间；可谓上策。”蒋听后连连点头叫：“好！”立即让吴鼎昌起草电报，亲自签字，拍发延安。这就是蒋介石给毛泽东的第一个电报。8月16日，毛泽东复电，接着电报往返共三次，其文如下：
8月14日，蒋介石致毛泽东电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
8月14日
8月16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表示意见后，我终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8月16日
8月20日，蒋介石复电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报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统一，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今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8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戳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贺
8月20日
8月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恩来同志进谒，希于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8月22日延安
8月23日，蒋介石复电毛泽东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周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8月23日
8月24日，毛泽东即复电蒋介石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24日
蒋介石一连三电，并以“时机迫切”，“重要问题”，要求毛泽东与周恩来“偕临”和“准备飞机迎迓”。同时，每次电报在报刊、广播中大肆宣传，其真正意图是为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如果毛泽东不来，他就可以宣传是中共拒绝和平谈判，把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如果来了，就可以利用和平谈判来麻痹共产党，赢得时间，部署内战。就在8月21日，当国民党《中央日报》以醒目标题《蒋主席再电毛泽东，盼速来渝共商大计》，刊出蒋介石给毛泽东第二个电报的当晚，《中央日报》编辑部内部分析形势，总编辑陈训畲说：“双方距离这样远，共产党的态度这样坚决，怎么会来谈判嘛？”社长胡健中说：陈立夫“不赞成这种搞法，他认为与共产党谈判只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他说对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动大手术才行”。总主笔陶希圣说：“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结，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当24日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报道了蒋介石给毛泽东第三个电报：“特再驰电速驾。”陈训畲说：“这是官样文章”“假戏真做就要做到底”。这就直截了当地揭穿了蒋介石的真正阴谋诡计。同时，也证实当时蒋介石预料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谈判的。
中国共产党对争取和平有着真诚的愿望，对时局也有清醒的认识，对蒋介石的图谋更是一目了然。最初决定由周恩来先去谈判，毛泽东暂缓前去。8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毛泽东说：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苏美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周恩来对局势同样有清醒的判断，他在会上说：从抗战转到和平，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我们是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也有可能一面谈，一面打，我吃亏，他理亏。因为中共中央已决定周恩来出去重庆谈判，周恩来在会上谈到自己的任务时说：中央决定我先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蒋开的是什么盘子。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的，当然不能失掉我们的立场。大家关心的是毛泽东亲自出去的问题。这个今天还不能十分肯定。因为总要谈得拢才能出去，今天也不能作不出去的决定，看我出去谈判如何再决定，蒋的阴谋也必须考虑。为了应付即将到来的形势，这次会议还决定了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为了准备去重庆谈判，周恩来草拟了对国民党政府的紧急要求12条，即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解放区抗日军队有权派代表参加处置日军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严惩汉奸，解散伪军；释放爱国政治犯；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取消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对新闻出版的检查条例；召开政治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紧急措施，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毛泽东看后，增加2条：救济被难同胞；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这14条，经8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改写成《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于8月25日发表。宣言指出：“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全民族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的持久和平。”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六项紧急措施，即“1.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4.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以苏民困。5.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订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共的宣言符合当时中国形势，得到了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
在当时情势下，另一件事使延安中共高层不安，因为参加中共七大，至今仍滞留在延安的几个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应尽快把他们送回各自的岗位。但当时延安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果靠骑马与徒步，非但不安全，更重要的需要几十天时间。
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把叶剑英找来，要他出面再向美国人借运输工具。因为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有一架运输机在延安东关机场。顺便搭乘美军飞机，捎上有资格的干部，带走一些印刷品后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降落，这是很经常的事。这一次，不知是美国军人没有美国政治家精明，还是美军驻延安观察组成员对中共人员有了感情，反正叶剑英以轻松的口气“借”，美方人员便愉快地答应了。
8月25日清晨，中共20多位干部匆匆来到延安东关机场，他们是：邓小平、林彪、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肖劲光、杨得志、邓华、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邓克明、陈光等。半个月后，聂荣臻、肖克、刘澜涛、罗瑞卿等，也搭乘美国人的飞机由延安返回了各自部队。由于各大战略区的主要负责人均顺利返回了前线，毛泽东心中悬着的一块大石头也就落地了，他就能从容不迫地去参加重庆的蒋介石“鸿门宴”了。
针对蒋介石的第三次来电，8月2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同志同从重庆归来的王若飞一起，再次研究毛泽东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决心同意毛泽东去重庆。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报告了25日夜讨论的意见，他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的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就必须作一定的让步。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4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说：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我们准备作必要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在我党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特别告诫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处境困难的同志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中共中央并决定，在毛泽东离开延安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
在26日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谈了一整夜，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应安排的事都办妥了，毛泽东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和后方都必须积极配合，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不要顾虑我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在重庆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得礼让。”毛泽东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定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延安和解放区的广大军民都非常担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鸿门宴”之类的故事，而蒋介石对待李济深、胡汉民、张学良等人的流氓手段，人们记忆犹新。1929年，蒋桂军阀战争前夕，蒋扣押李济深于南京之汤山。1931年因所谓“约法”问题的争执，胡汉民也遭蒋介石软禁于汤山。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随蒋介石回南京遭到软禁。所以，人们为毛泽东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在毛泽东快要起身的时候，范文澜的夫人还赶来对吴玉章说：“请告诉毛主席，我们劝他千万别去呀！”当吴玉章转告了范文澜夫妇的意见后，毛泽东胸有成竹地笑了笑，说道：“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为了万无一失，8月26日，中共中央给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发出一封电报，要求美军派出专机，并请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同往延安迎接毛泽东赴重庆。中共的这一要求是必要的，因为蒋介石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如果蒋介石派的飞机在途中“出事”，那蒋是可脱卸责任的。8月27日，赫尔利与张治中乘专机来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