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国内战争时期的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3)
征粮队武装征集粮食主要是为了各条战线的需要。为此，还在1918年11月30日建立了一个新的权力机构——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简称国防委员会，1920年4月改名为劳动和国防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41年）。在这个委员会和列宁的亲自领导下，征粮队的数量迅速扩大，武装征粮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到1918年11月，征粮队的人数就达72000人。在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6日召开的全俄粮食工作会议上，全面肯定了这种动用军队的余粮征集办法。1919年1月11日，列宁签署了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交的、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颁布的《关于在产粮省份中征集应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这一法令后来被称为余粮征集制法令，它除了重申对粮食和粮食产品的国家垄断外，特别指出要在产量省份的农民中间摊派他们应该交给国家的最低限度的粮食，即农民必须上缴全部余粮。自此，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实行余粮征集制（西伯利亚在1920年6月1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专门决议实行，土耳克斯坦在1920年11月，外高加索迟至1921年年初）。
四、难忘的1919年，余粮征集，“红军供应”
1919年是个非常的年份。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多国的武装干涉把俄罗斯搅得天昏地暗。饥荒遍地，瘟疫流行，俄罗斯人处于政治、经济和西伯利亚寒流所组成的旋涡之中。
这一年一开始，就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一系列工业城市实行凭证供应制。居民凭证供应的粮食和工业品达到了33种，面包、肉、牛奶、香烟、鞋、棉布等全部凭证供应。几乎是采购不到任何的粮食，粮食供应短缺，城市面包的供应不得不分为四类：重要工种的工人是第一类，每个月的面包定量是25磅；第二类是不太重要的工种的工人和职员，每月18磅；第三类是工厂主、不动产的所有者，每月12磅；第四类是红军士兵，在前线的一天2磅，在后方的一天一磅。
但是，这样的定量标准也很难维持下去，国家不得不加强在农村的粮食征集工作。1919年1月，国家颁布了余粮征集制法令——《关于在产粮省份中征集应归国家支配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这项法令是针对农村和农民的，规定农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硬性价格和摊派的数量将全部剩余粮食和饲料交售给国家，征集制按照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不征的原则进行，征集由国家统一进行，严格禁止私人买卖。这是一种以余粮征集为名义的粮食国家垄断政策。列宁在1919年2月写的《俄共（布）纲领草案》中，把国家对粮食的垄断和征集余粮决策定为一种长期的方针。他说：“在粮食政策方面，俄共坚持要巩固和发展国家垄断。”虽然他承认有时不得不利用合作社，私商或商业职员，但他强调：“国家决不会因为这种让步而放弃实行垄断的意向。在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家中，实行国家垄断是很困难的，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和一系列过渡措施的试验，目的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普遍地组织生产消费公社并正确地发挥它们的作用，把一切余粮交给国家。”
尽管动用了武装部队和大量的人员，征粮工作进展得很不符合决策人的预想。为了首先满足军工厂的粮食需要，列宁再次往各地派出了各种特别委员来检查和推进粮食的征集和供应工作。1919年8月31日，被派往共和国各个弹药工厂和土拉枪支厂的特别军事政治委员基里尔·尼基托维奇·奥尔洛夫在给列宁的报告中，提到了辛比尔斯克弹药厂的粮食问题和解决办法：“为了改善粮食问题，在省粮食委员会的卡冈诺维奇和布柳哈诺夫同志到来后，经过协商，将辛比尔斯克弹药厂归属省粮食委员会负责，已经向那里派出了两名代表。布柳哈诺夫同志应允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解决辛比尔斯克弹药厂的粮食供应。此外，在萨马拉省粮食委员会有相当多的食品，它可以通过自己较有力的组织工作，来及时解决弹药厂的供应问题。”这份报告还提到了该地的消费合作社、日用品的供应和社会情况：“在工厂里有两个合作社，是辛比尔斯克市城市合作社的分社。按其组成和质量它就是一具活僵尸，没有主动性，没有活力，不能应变。例如，合作社老让工人排长队领取面包，这在工人中间引起误解、争斗、暗藏的敌意，甚至酝酿着无法避免的冲突。如果要预先阻止这种冲突和消灭排长队现象，就得将合作社老的人员遣散，向其输入新的有组织能力的优秀的工人力量，并设置一系列零售点，进而消灭排队现象和工人们的不满。一项采购食品的计划已经交办。顺便说一下，我要求通过李可夫同志给工人们提供鞋子和布匹，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感到严重短缺：大多数妇女光着脚去工作，她们中有很大的比例正是由于割伤和烫伤而无法去工作。需要加快生产鞋子和布匹。”
在短期内，余粮征集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征集到的粮食数量迅猛增加。列宁对此十分高兴。1919年12月2日，他在俄共（布）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道：“余粮收集制应当是我们工作的基础。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他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余粮收集制一定要贯彻到底。只有在我们解决了这一任务，有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以后，我们才能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富丽堂皇的社会主义大厦来。”这时，在列宁的眼里，持有余粮的人是和投机商人剥削者同一个概念的。他总是说“不让那些握有余粮的人有机可乘”，“我们关于农民经济的法令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没有理由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法令或者对任何一个法令感到后悔”。
1919年12月9日，全俄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必须把现在应用于采购粮食和肉类的国家粮食征收制扩大到马铃薯，而且根据需要再扩大到所有的农产品。”12月30日，人民委员会关于采购原料指示的决定草案中明确指出：“要更严格更全面地贯彻征收原则。”由此，余粮收集制扩展到整个农业领域，成了苏维埃国家领导人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成为国内战争时期，不仅是支撑战争，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种重要原则和方法。
但是，武装征粮首先是为了保证各条战线士兵的需要，而几乎无余力顾及城市及工厂的粮食供应。负责生产枪支弹药的各个工厂纷纷提出必须保证并增加工人们的粮食供应，否则无法保证生产的效率和如期完成生产任务。因此，从1919年春季起，国防委员会就不断颁布法令，将这些工厂工人的粮食供应标准转为红军的供应标准。1919年3月17日，国防委员会作出《关于将101个工厂的工人转为军队食品供应》的决议，其中写道：“将上述所列工厂名单中的工人转为军事经济管理局下的供应。所谓食品供应指的是面包和蔬菜的供应，其他东西这些工厂的工人们仍按一般规定领取。”根据这一决议所定的“工人红军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最大定额是14公斤面包，1.5公斤大麦米，3.5公斤蔬菜，0.6公斤糖，1.1公斤盐渍青鱼和各种油。其后，转为红军供应的工厂数不断增加，1919年9月1日和24日，国防委员会决议先后将伊热夫斯克枪支和铸钢厂、波多尔斯克弹药工厂，1920年9月，人民委员会决议将摩尔曼斯克的有些企业转为红军供应。关于这种“转供”的情况和问题，1920年1月1日，炮兵工厂总管理局的一份报告中有着详细的说明：土拉第一枪支制造厂——“11月、12月，工厂的工人得到了差不多全部的红军供应。此外，曾经答应工人们，以1.5普特的面粉来替代两周的假期，但是这一份额至今尚未兑现；工人们正为这些允诺兑现而奔走”。伊热夫斯克枪支和铸钢厂——“工厂的工人们从1919年9月转为红军供应，即使按照地方标准粮食方面的困难也是不应该有的”。辛比尔斯克弹药厂——“在粮食方面，较之其他工厂，我厂有着较好的条件，在享受红军供应后，不再提出特殊的请求”。
部分军工厂工人转为红军供应这一事实一方面表明，国家的粮食愈来愈少，供应愈来愈紧张，即使是转为红军供应的工厂也常常得不到及时的供应。在上述总管理局的报告中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土拉弹药厂——“尽管斩钉截铁地答应要按后方红军标准供应工人，但是按期发放的只有面包，而其他东西只得到标准的25％”。另一方面表明，这种“转供”是作为对工厂提高生产率的一种刺激手段来加以利用的。在上述同一份报告中提到，科夫罗夫机枪厂“在11月15日被列为粮食特供单位。给工人们发放的是1普特面粉和60佐洛特尼克蔬菜（俄国的重量单位，约为4.26克——作者注）。根据对我厂进行过调查的特别委员会10月28日签署的决议，只有在工厂全部开工生产时，才能将工人转为红军供应”。最后，还表明，这种不得已而采取的“特供方式”正在急剧地拉大这种特供和居民普通供应之间的差距。
五、“赤卫队进攻”，一长制，统一分配，“战时共产主义”
与此同时，工业领域里的“赤卫队进攻”同样热火朝天。国有化的进程席卷了所有的中型企业，在1920年年初，中型企业实现了国有化。到了1920年的秋天，迅猛的国有化进程涉及了一部分小企业——有一名雇工的企业约3500个，有两名雇工的约3500个，有3—5名雇工的约4900个，有6—10名雇工的约3700个。1920年11月29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将小型企业收归国有的法令，将全部企业由国家包下来，为国家的任务进行生产。
这时，工业的国有化进程是和工业的军事化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3以上的国有化大企业直属国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和管理，主要从事于军火和军事物资的生产。国有化企业的生产实际上是一种军事动员生产，根据国家计划进行生产的企业在1918年为1500个，而在1920年就增加到2500个。除了专门的军工企业外，大批的金属和机器制造工业、煤矿、纺织、制服等企业都成了事实上的军工生产工厂。为此，在原材料和产品的供应和销售方面实行严格的计划控制。所有的军工企业全部集中由国家直接管理和监控。工业企业集中全部力量生产军火和军事物资时，就开始形成一种初步的军事工业生产系统。到国内战争的结束阶段，军事工业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的生产部门，直接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总管理局，其中有火炮工厂中央管理局，联合航空工厂总管理局等。到1921年1月1日，军事工业总管理局下属就有62家企业，约13万名工人。这些企业成了未来苏联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的基础和骨干。
国内战争是无情的，列宁对军工生产的要求也是无情的。他早就要求大企业无条件地服从统一的意志，强调在遵守劳动的铁的纪律的同时，要无条件服从拥有独裁权力的苏维埃领导者个人的意志。1920年3月31日，他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更是强化了这种服从。他说：“苏维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阶级的意志有时是由独裁者来实现的，他一个人有时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一个人行事往往是更为必要的。”他说：“独裁权力和个人管理同社会主义民主制并不矛盾”，他还说：“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和平经济建设问题上，独裁问题上和个人管理问题上。”所以，列宁对反对个人管理，反对总管理局和一长制的任何提议，说这些已被中央执行委员会加以肯定的做法和制度遭到怀疑是“令人痛心的事实”。所以，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在全国推行完全的、绝对的一长制的决议。到1920年年底，全国80％以上的企业都实行了一长制。
“彻底完成工业和交换的国有化”是列宁的基本想法。这种交换国有化是要通过消费合作社的国有化来进行的。而列宁所主张的消费合作社的国有化实际上是一种“消费国有化”，即将所有公民的所有消费都由国家包下来。在余粮征集制的执行和军工生产迅猛扩大的进程中，消费的国有化也在跳着假面舞会。这种国有化体现为，一是有组织地分配产品，就是不通过任何中间渠道，不通过任何商业机构，由国家来向居民直接分配农产品和工业必需品。1919年3月，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纲里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