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

采访时间：2014年8月中旬

采访地点：北京—华盛顿（书面采访）

马国川：您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先生是在1974年4月，当时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此后您和邓小平先生有许多次交往。在您的印象中，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基辛格：与数位非凡的中国领导人一道重启中美关系，是我此生的一大幸事。当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决定恢复高层交往时，双方都发出了战略转变的信号。然而，转变的形式和方向仍然尚未确定—在两个国家都有倾向不同方向的集团。

邓小平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定义其世界角色带来了勇气、信念和不可战胜的精力。他对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实事求是，对未来充满远见。他确立了很多专家认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解放了中国人民的能量和创造力。

在国际舞台上，邓小平为毛泽东—尼克松会谈开辟的转变注入了实际内容。他与从前的“敌人”恢复关系，进一步夯实中苏关系，同时把美国变为紧密的战略与经济伙伴。在使中国适应20世纪70年代现实的过程中，他创立了具有几十年前瞻性的改革框架，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强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个人交往中，邓小平一贯务实，直截了当。他会打断讨论，直奔主题，视离题寒暄为浪费时间，把精力集中于双方共同利益上。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经历过个人和国家动荡的人，汲取了其中的教训，现在正致力于中国长期繁荣的建设中。他最终以超凡的能力实现了这一目标。

马国川：邓小平一生经历许多挫折，在70多岁重返政治舞台之后，推动了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作为一个经常访问中国、密切关注中国发展的国际人士，在您看来，邓小平的改革为中国带来了哪些变化？

基辛格：邓小平复出时，中国的经济几乎处于绝境。集体和组织化的农业几乎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人口需求，人均粮食消费量与毛泽东时代早期基本相同。只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才能充分体会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邓小平在维护了独立和团结的现代中国上台执政，但当时的中国并非经济大国。它没有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未触及现代科技。“文革”后，中国在很多方面仍被隔离在世界之外。邓小平确信，当代中国只有融入国际社会，才能维持其历史地位。

事实证明，计划经济无法管理现代经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计划经济体制固有的停滞。他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他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以来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的束缚。前期的“继续革命”和乌托邦式的理想一起被扔到了一旁，邓小平开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的标准。他仰赖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实现他们自己理想的未来。

邓小平带领中国社会从过去走向未经之地。中国生机勃勃的城市建设热潮、国家的全球经济地位—这一切在当时都是无法想象的。这些说明，伟大的成就最需要的是远见和实现它的勇气。

马国川：清王朝灭亡之后，中国开始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您如何评价邓小平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地位？

基辛格：我观察到邓小平晚年为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开始的规模宏大的事业：推动共产党人接受权力下放和改革；从传统的封闭中国走向现代化和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是中国过去常常拒绝的目标。我还目睹了邓小平为改善中美关系做出的不懈努力。

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提炼了他们眼中国家利益关切的远景和时代的需要。毛泽东领导了一场革命，使人民达到了团结的新高度，向世界表明中国是需要应对的新力量。

邓小平的方法完全不同：不吹嘘，而是通过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扩大中国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他开启了中国从革命时代到可持续发展及其制度建设的转变。

马国川：1997年，邓小平在93岁高龄时去世。您认为他为中国留下了哪些“遗产”？

基辛格：邓小平带来了改变亿万中国人生活的经济改革。在19世纪中国维新派自强运动失败一百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让中国在改革的路上勇往直前，到现在中国终于以其成就和悠久历史重现辉煌。

中国成为今日的经济超级大国应归功于邓小平，因为他履行了作为一个领导人的最终职责—让社会呈现了崭新面貌。社会可以依赖一般行为标准运行，靠沿袭旧制来维持，但要有富有远见的领导才能得以进步。这样的领导人知道该做什么，同时还有勇气看准就干。

邓小平全力维护改革计划，反击所谓背叛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指责。他认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是“革命”行为。1992年他在南方讲话时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为了捍卫改革，邓小平在国家政策中极力主张实用主义和国际接轨，并被随后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重申。这些变革改变了中国历史及当代世界格局。

马国川：在您看来，现在的中国领导人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应对？邓小平的智慧对于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启示？

基辛格：中国国家领导人向人民列出了一长串需要完成的任务，其中包括打击腐败，提高贫困省份的发展水平。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处于发达社会水平，而西部地区还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实现社会和谐很困难。中国现在的劳动力正在老化，也更为熟练，导致一些基础制造业岗位流向越南、孟加拉等低工资国家。随着中国逐步变成城市化社会，重大任务还包括在领导人和农民之间建立更多联系渠道，培养村级民主选举，提供政治透明度。

习近平主席确立了堪比邓小平时代改革的愿景。这包括制度改革，使上亿人口由乡村进入城市，重新确立中国经济的方向，同时与美国绘制一种“新型大国关系”，等等。

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人从他们经历的中国近代史汲取鼓励与教训。这些政策的成功代表着邓小平开启的历史进程将得到有力的延伸。

马国川：您曾提出中美关系应当“共同进化”，怎么理解“共同进化”？

基辛格：中美合作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恩惠，而是关系到双方国家利益。这适用于邓小平时代，今天亦然。这种伙伴关系的必须性在当前可能更为迫切，因为当代问题的广泛性，例如能源、环境、恐怖主义等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单方解决。

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是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马国川：近些年来，中美关系越来越复杂。有些人士担心，中美有可能走向冲突。怎么才能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中国和美国能够培养真正的战略互信吗？

基辛格：中美关系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障碍，但是中美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扼杀太平洋两岸一代人取得的进展。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该成为零和博弈。要培养真诚的战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潜在紧张关系并不是新现象，无怪乎两国的有些学者预测对抗。但当我们看到当代世界的本质及现代武器的威力时，主要大国的冲突对双方都将是毁灭性的。当冲突结束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今天面临的同样任务：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和美国同为重要且互相合作、互相尊重的成员。

力量的平衡仍然是国际秩序的重要元素，但是管控平衡的传统手段需要通过基于共同目标的合作进行强化。诸如“太平洋共同体”和“共同进化”等概念强调，尽管美国和中国是有着不同历史的国家，但他们还同为一个共同体系的重要部分。寻求21世纪的世界秩序依赖于中美发展一种共同的目标感，尽管在某些领域还存在竞争。

同样的事件，当事人却往往有不同的回忆，在外交史上更是如此。1989年7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随行人员只有副国务卿和一名秘书，不带警卫和其他人员。斯考克罗夫特后来回忆说，当他所乘坐的经过伪装、涂掉标记的美军运输机进入中国领空时，由于中方没有通知空防部门，中国军方发现这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后，打电话请示杨尚昆主席要不要把它打下来。杨主席告诉部下，不要开火，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飞行使命。

可是，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回忆录里说，“中美两国就斯考克罗夫特专机进入中国领空的路线和时间事先进行了充分的磋商，中方为此做了周密的安排……美国专机正是在中方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在这种情况下，斯考克罗夫特所说的‘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管怎么说，斯考克罗夫特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早在1972年，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军事助理，毕业于西点军校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就参与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破冰之旅”。1989年，斯考克罗夫特两度担任总统特使秘密访华，推动中美关系重新走出谷底。邓小平在会见时请他转告老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

2013年夏天，我在北京顺义的一家酒店采访了斯考克罗夫特。当时他已经88岁了，但是没有丝毫老态。他身体挺直，目光锐利，俨然一位威严的将军。事实上，他曾长期在美国军队任职，1974年晋升为空军中将，1975年底退役。

在美国，斯考克罗夫特是和基辛格齐名的重量级政治家。他是唯一曾为两任总统（福特、老布什）服务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不过，斯考克罗夫特更大的历史作用彰显于20世纪80年代。他担任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是结束冷战的重要历史人物。他为人低调谦和，极少出现在媒体面前。40多年来，这位美国共和党的元老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他和邓小平以来的中国历届领导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他看来，中国尽管面临一系列国内问题的严峻挑战，但是中国和美国经济体量距离的缩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比较快地到来。

在那次专访中，斯考克罗夫特全面阐述了对中美关系以及世界热点问题的看法。他说，“中美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的世界观也因此会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双边关系，这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2008年奥运会以后，“和平崛起”受到了国内鹰派人士的质疑。他们认为，西方是一股危险力量，绝不会允许中国“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应该坚持追求世界大国甚至超级大国的地位。为此除了经济崛起，还要军事崛起。在充满民族主义的喧嚣声中，中美之间出现了“信任赤字”。

斯考克罗夫特说：“中美两国有普遍的、共同的全球目标和利益，不能只顾各自国家、民族的利益。”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足够大的，中美双方可以有一定的共识。他呼吁中美加强沟通，努力消除中美之间的“信任赤字”，促进互信，“如果中美之间的相互理解进一步加深，将进一步促进中美合作，避免某些危机的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