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站在世界看中国

翻看这本《看中国》，我首先想到一个问题：过去30多年间，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答案，言人人殊。有人从生产要素角度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国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便宜；有人从制度角度分析，认为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人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放权让利，调动基层的积极性，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由于工作关系，我接触了许多国际人士，发现他们也都在试图解答这个“中国之谜”。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人士对中国应对危机的效率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反思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

概括而言，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福利超越政府承受能力引发的危机，所以应该减少社会福利，提高社会效率；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贫富差距两极化的恶果，因此要均衡发展，人民应该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应该说，两个问题都存在。本来人民能够享受多少福利，应该根据所在国家发展水平来决定。可是在民粹主义的压力下，各国政府竞相提高民众福利。如果社会福利长期超越政府承受能力，必然引发危机。

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两极化也是一个客观存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通过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严重恶化，而且将会继续恶化下去。我们正在倒退回“承袭制资本主义”的年代。以美国为例，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相对还是稳定的橄榄型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慢慢演变为金字塔型社会，社会稳定度也在相对下降。

怎样才能找到经济发展活力和民众分享利益的均衡点？皮凯蒂建议，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提到80%左右。显然，这样做势必抑制社会活力，因此是不可行的。但是如果在贫富差距恶化面前无动于衷，任其发展，也会引发社会动荡。就大趋势而言，不能大折腾，还是要微调，既要照顾到民众利益，也要考虑到资本发展。显然，这是一个世界级难题，迄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完全解决。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仍然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与经济低迷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因此，许多国际人士把中国作为一个标杆，通过中国来审视和反思自己。

2014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发表文章指出，许多国家的民主制度出现了障碍，“难以做出必要的决策以回归经济增长。在满足本国公民需求方面，一些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似乎不如威权国家有竞争力——至少从短期来看是这样。”为此，布莱尔呼吁，“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民主，就让我们着手拯救它”。还有国际知名学者福山，在苏联解体之初以“历史终结论”蜚声世界，但是近些年他的观点也有调整（详见本书《福山：历史终结了吗？》一文），承认民主制度存在失灵的危险。

美国的表现就很典型。在平衡机制的作用下，美国两大党尽管治国理念不同，但都是细微的政策调整，就像钟摆一样围绕中心运转。可是世界金融危机以后，两党难以达成一致，政府施政发生很多掣肘。结果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无法实现预期目标。

中国不能因国际的赞美而自满，而是应该学习人家反躬自省的精神。我们应该借助“第三只眼看中国”，更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不足之处。

总的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是成功的。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释放了巨大的生产能量，如果套用马克思的话说，中国在过去不到4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几百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但是毋庸讳言，中国发展过程中确实也积累下来很多的问题。

例如，多年来中国人均收入增长远落后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因为国家拿走的太多。政府投资过大，没有提供高效的公共产品。由于民众分享的发展成果有限，导致储蓄率很高，消费不足，高储蓄率也不能及时转化为有效投资，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处所在。而在发达国家，政府也拿走很多，但是人均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速度，而且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公共服务。另外，中国的基尼系数很高，怎么正确处理资本方和广大民众的关系，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人们习惯以“左”或“右”分析问题。在我看来，“左”和“右”都有点极端，任何事情做过了头，都会对社会造成伤害。还是应该“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就是不哗众取宠，兼顾大多数人利益、采纳各种长处。其实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提倡的就是中间道路。走中间道路，防止矫枉过正，这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以权力制衡为核心的民主制度有时制约力度太大，可能会影响政府效率。缺乏权力制衡的威权主义又使得一个国家权力太集中，万一决策失误，就会出现大问题。有没有可能创新出一种制度，既保证一定的政府效率，又有适度的权力制衡？这是政治学家应该研究的时代性课题。

20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一个国家进入威权时代时，只要别出大问题，就能够获得高速发展，因为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唯一的问题就是必须得碰对人，像新加坡的李光耀。如果碰上希特勒，就可能满盘皆输。怎么碰对人？这就是历史的博弈论。怎样才能在历史博弈中胜出？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科斯的答案是建立“思想市场”。

2011年底，年届百岁的科斯在《财经》年会上致辞说：“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培育宽容，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他认为，“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

可以说，《看中国》这本书就是一个“思想市场”。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外国人看中国。还有一部分是中国学者通过中外对比看中国。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是都对中国未来改革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值得认真对待。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与特色，但是不能因为特色而否认人类共同文明的存在。每个国家都有权利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但是只有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才能少走弯路。现在世界处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已经深刻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中，并且深受其益。中国既不能自惭形秽，妄自菲薄，更不能闭目塞听，故步自封。过去30多年，中国吸收了很多来自国际上的经验和智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保证。2013年以来，中国正在推进新一轮改革，当然更应该广纳群言，广集众智。

一个真正自信的人，必然是一个富有包容精神的人。国家同样如此。“俯视大江东去，开拓万里心胸。”站在世界看中国，聆听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这既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具有的胸襟，也是一个现代大国应该拥有的气魄。

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财经》杂志总编辑

王波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