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不立文字

终于到家了。美国西北的夏日，天色向晚，黄昏悠长。几个小时之前，我坐在飞机上，从自家所在的小镇头顶低低掠过，透过舷窗，分明可以看见家门口的那片黄杉林。离开了两个多月，院子里的草坪大概已是芜蔓不堪。机身在空中转过一个弯，小镇慢慢消失在了舷窗外。半小时后，飞机在西雅图着陆，我从机场出来，打车去了科尔曼码头，坐轮渡过普捷湾，再换两趟公交车到达汤森港的喜互惠超市。我的老伙计费恩·威尔克斯在超市门口接上我，然后开车穿过那片两公顷大小的黄杉林，把我送回了家。

今天是中国的阴历四月初八日，佛陀诞辰。在这一天，佛教徒要为悉达多太子立像沐浴香汤以资纪念。我躺在楼上浴室的猫脚浴缸里，开始回味刚刚结束的旅程——这大概是我的私人庆祝方式。爬出浴缸，我上了床，想睡上一觉，可是心绪还停留在中国。我又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写这本书。

这次旅行始于2006年春天的北京。在中国，农历新年标志着春季的开始，这一天新月初升，距离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与春分日（太阳直射赤道）的等分点最为接近。2006年的农历新年是公历1月29日，而我到达的那天是2月26日——也就是说，春天已经开始了将近一个月。但是，决定春天何时开始的中国古人居住在黄河流域，北京则远在他们北方千里之外。在北京，现在仍是不折不扣的冬天。到达时天色已晚，站在机场航站楼外的寒风里等出租车的一会儿工夫，我竟不得不打开背包，拿出大衣套在身上。我真正想穿的其实是秋裤，但显然我不能不顾体面地在大庭广众之下穿秋裤。

通常我会去找一家旅馆住下。不过这次，我的老朋友泰德·伯格让我住在他那儿。他的住处位于北京城东部一个漆黑小区里一座漆黑的六层公寓楼漆黑的顶楼。出租车司机成功地找到了小区的大门，然后便迷失在黑暗的楼群之中了。没有路灯和门牌号的指引，在多次尝试碰壁之后，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爬上了正确的楼梯。

泰德不在家，他正在美国参加电影节，展映他那部关于中国隐士的纪录片《共坐白云中》。他的美国室友给我开了门。公寓很小，陈设简单——年轻人的家都是这样，大概是因为不打算长期停留，所以能省则省，就算有钱也宁愿花在更直接的享乐上，比如买瓶好酒。不过屋里暖和极了，每个房间都装了暖气片，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不得不开着窗户。泰德给我安排的房间属于他的另一位中国室友，因为我的到来，她暂时回父母家住了。房间里除了一张床，一只床头柜和一个衣柜之外别无长物。我的旅程就将从这个朴素的小房间里开始。很好。

这将是一次朝圣之旅。我的目的地是禅在中国的发源地，其中最重要者，包括了禅宗六位祖师——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和六祖惠能——开创的道场。禅的历史地位由这六位高僧所建立，他们都没来过北京，不过，在向古代大师们致敬之前，我还有些基本问题需要解决，语言是其中之一。从北京开始是必要的。

禅素以轻慢甚至蔑视语言著称。禅师们常说，“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错”。然而禅宗的文献却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佛教宗派。对于这样一种特别倡导“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教法，西方和东方却都有大量著作行世，这本身看上去就是个自相矛盾的难题。我并不指望解决它，只想绕到它的身后做一番试探，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第二天一早，我给明尧打了个电话。明尧是佛教刊物《禅》的主编。

“禅”的发音在英语（Zen）和汉语（Chan）中略有不同。在中国，每次我说到“Zen”，人们总是纠正我：“应该是‘Chan’。”他们说，“‘Zen’是日本的禅。中国禅和日本禅是不一样的。”这可以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但不管是中国的“Chan”，日本的“Zen”，还是朝鲜的“Son”，它们都指向同一种心境。

我愿意说“Zen”而不是“Chan”，是因为我更习惯“Z”的发音。而且这也是禅诞生时人们的念法（语言学家对“禅”字古音的订正倾向于“dzian”）。在禅宗得以发扬光大的中国南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江西赣江流域，今日当地人的方言依然把“禅”念作“Zen”。十七世纪满洲人入主中原，建立清帝国之后，他们按照自己的方言规定官话的标准，禅在官方语言里的发音才变成今天这样。更何况，禅早已不再是中国的或者日本的，它属于一切发愿见性成佛的人，一切心无所住、笑对如此疯狂时代的人。

在电话里，明尧邀我一起吃午饭。他的妻子明洁也会来。明洁是我上一本书的中文版译者，所有人都喜欢她给中译本起的名字：《空谷幽兰》。在此之前，还真没有人写过一本关于中国隐士的书。《空谷幽兰》的出版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西安，居然因此形成了一个隐士协会。隐士协会将终南山区的茅篷和洞穴位置登记造册，定期派人到山中分发药品和食物，甚至邮件。

明尧和明洁约我在一家素食餐厅见面。餐厅在北京城东北部的柳芳南里，取名“荷塘月色”。净慧法师的一幅字挂在门口醒目的位置：“日日是好日”。净慧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明尧、明洁，还有这家餐厅的主人夏泽红居士，都是他的弟子。餐厅的主人过来打了招呼，然后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包间。明尧后来告诉我，夏居士是他主编的刊物《禅》的主要资助者之一。

我找明尧的目的正与他这本刊物有关。我想知道，在中国出版一本与禅有关的刊物需要涉及哪些资源和努力。就着一桌子素食和一种用新鲜梅花酿制的饮料，明尧向我娓娓道来。

是净慧创办了《禅》。他在媒体领域的另外一项成就是把《法音》缔造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佛教期刊。这本杂志的内容包括佛教哲学和经典的讨论，以及佛教界的新闻故事。1989年之后，净慧决定创办一本新刊物。他本人是一名禅师，禅的要义在于将修行与生活融会贯通，他觉得中国需要一本专门讨论这种修行方式的刊物，这本刊物的名字就叫《禅》，明尧主动参与了它的编辑工作。

《禅》最初是一本发行量仅三千册的季刊，随后改为双月刊，发行量也增加到两万五千册。如此规模的杂志，每期需要投入大约六万元人民币用于编辑、印刷和发行，折算下来，每册的成本差不多是两块五。杂志是免费赠阅的，它的经营完全依靠外界的资助。主要资助人包括荷塘月色餐厅的老板，以及拥有服装品牌“真维斯”的一个香港家族企业。不过普通读者也会捐助一些钱。

印刷和邮寄费占去了绝大部分成本。杂志社在河北的柏林寺有一间办公室，但明尧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编辑工作。杂志被分发到各地的寺庙中供人取阅，同时，人们也可以写信给明尧告知他们的通信地址，收到信后，柏林寺就会把杂志按地址寄过去。

这本杂志从未在审查方面遇到过麻烦。明尧并不需要在出刊前将稿件送审，只要在杂志印出之后寄几本给宗教管理部门。明尧告诉我，政府其实对这本刊物相当赞赏，把它视为其他宗教组织都应效法的榜样。

内容方面，《禅》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的佛教徒作者投稿，不过大多数文章还是出自净慧的出家和在家弟子。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着重推广“生活禅”——一种不论在小区公寓还是寺院里都能实践的修行。

明尧告诉我，中国人正在重新点燃对佛教的热情，但这种热情还很肤浅，并经常是出于误解。他说：“大多数人要么是被密宗的神通异能吸引，要么是在净土宗里寻求逃避，他们并不对完全的解脱感兴趣。但其实任何修行都要立足于禅，包括密宗和净土宗。禅是佛心，学佛的人早晚都会走向禅修这条路。禅在中国曾经濒临灭亡，这两年刚刚有点好转，将来怎么样还很难说。”

“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年轻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要让人们真正理解禅，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禅宗的寺院现在也越建越多，但更重要的是重建禅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杂志想做的事情。重现唐朝时的繁荣是不可能了，现在需要的是让人们理解：怎样在现代世界、日常生活里实践禅的思想。这是禅的根本，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禅关心的是我们当下的生命状态，而不是那些形式上的东西。”

尽管对禅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但明尧认为，缺少合格的导师是个很大的问题。人们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怎么开始。而《禅》可以在这一点上提供帮助。它提供相关的知识和必要的鼓励，但它不能代替导师的作用。明尧承认，真正有资格教授禅的人实在太少了。许多自称能教人学禅的人其实不能，他们只是在空谈。

我终于等到了真正想问的问题：如何解决语言的问题？禅宗大师们的确一贯看不起语言。他回答我：“不用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杂志会尽量用普通读者能看懂的语言。语言是为了区别事物才产生的，但真正的道超越了语言上的区别。从这一点看，语言是需要跨越的障碍，但是在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之前，需要有人用语言来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意识到这一点。自己悟道和教人学道都离不开语言。当禅宗大师们直指人心，告诉弟子不要受制于语言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道并不在语言之中。他们并不是要我们不看书，不读经。以文字见道，就如以手指月。语言的作用如此，我们的杂志作用也如此。它为人指示正道。如果人们想知道月亮的样子，他们还是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明尧还谈到别的事情。饭后，他带我去见了一群比丘尼，大约有十几人。这些比丘尼也是净慧的弟子。我和净慧相识于1989年，如果不是他为我指点中国隐士的踪迹，我不可能写出《空谷幽兰》。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也接受过净慧“传法”，也可以算是他的弟子。

比丘尼们暂时借住在北京的一处公寓楼里。她们的庵院眼下正在南方一千公里外的湖北黄梅兴建，那里离禅宗的四祖寺很近。在公寓门口，我们换上拖鞋，跟着比丘尼宏用进了前厅。几位比丘尼在给我们沏茶，是那种放了龙眼和红枣的清真茶。宏用告诉我，她们正在准备参加念诵《大般若经》的法会。长达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在七世纪中叶由玄奘（602－664）从印度带回并译成中文，它是大藏经中篇幅最长的单篇佛经，是所有讲授般若的经典的老祖宗。念诵法会是净慧组织的，将在两天以后举行。地点是赵州柏林寺。

宏用对我说，她希望我能给比丘尼们讲讲般若。我一时无语。出家人请在家居士开示，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有些寺院甚至明确禁止居士开示。我想她大概是出于对远来客人的礼貌，让我简单说几句，于是答应了。宏用站起身，带我们走进客厅，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一间禅堂。比丘尼们跟着进来，各自在蒲团上坐下。宏用重复了她的请求，我只好就《心经》发表了些看法。《心经》是所有关于般若波罗蜜多的经典中篇幅最短的。我实在讲不出太多，而比丘尼们也慈悲为怀，没有继续为难我。

基督教时代开启之前，大乘佛教已在贵霜帝国（范围大致覆盖了今天的北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形成，般若是它的核心概念。般若，指的是“超越知识的”，没有被知识或者分别心所污染的本心——相当于吃下善恶果之前的亚当、夏娃。简单地说，般若的意思是“智慧”。再加上“波罗蜜多”，意思就变成“无上的智慧”或者“完美的智慧”。获得这种智慧能令人看见事物的本来面目，看见自我的存在原是空，是心中生起的幻境。

般若波罗蜜多一系的佛经在公元二世纪到三世纪传入中国，为其后禅宗的形成奠立了哲学基础。随着这些强调智慧的经典一同传来的，还有教授禅那的经卷。“禅那”，是梵语“dhyana”的音译，它指的是进入禅定的修行。禅那随后就被简称为禅。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禅，则是般若与禅那相结合所产生的体系。这一切并没有随着般若和禅那传入立刻发生，而是一直等到几百年后的五世纪末，禅宗初祖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之时。在这之前，禅那和般若还是两码事，有人打坐入定，也有人追求般若智慧，但没有人修禅。禅修意味着将两者合二为一，行住坐卧，了无分别。没有禅那的般若是口头禅画饼充饥，而没有般若的禅那则是无本之木。修禅意味着取消般若与禅那之间、智慧与静虑之间的分别，同时它又必须以二者为基础。

我如此简略地解释了般若之后，又把《心经》逐句解说一番。宏用和众比丘尼向我躬身致谢。正要离开的时候，宏用告诉我，净慧托她带话，邀请我参加念诵《大般若经》的法会。我本来另有打算，但这样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于是约好，第二天下午我们一起去柏林寺。

我回到泰德的公寓，等我的朋友莫德伟下班后来接我。莫德伟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一等秘书，曾经和我一起在台湾待过。他接上我，开车出城，向机场方向驶去。德伟的儿子在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读书，今晚他要参加一场学校举办的音乐会。一百多个孩子演奏着各种西方管弦乐器，虽说这是在中国，可是根本看不见古筝、琵琶和二胡之类的乐器。德伟的儿子演奏的是鼓。他们的水平都不赖。五年级的时候我也学过小提琴，不过我真正的爱好是玩弹球——尘土飞扬的户外，铺着地毯的客厅，都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我不禁回想起心爱的玛瑙石弹球，想起当年令人难忘的告别赛。它们曾经带给我太多快乐。我把它们都扔哪儿去了？我不禁出神痴想，自己当年是因为什么抛弃了它们。大概是电视罢。不太可能是小提琴。

从音乐会离场的时候，我见到了德伟的妻子懋华。她坐在音乐厅的后排，一开始没看到我们。我们都有点饿，没有坚持到音乐会结束便中途离场，去了附近的一家马来西亚餐厅。懋华在惠普公司上班，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就在那儿，现在已经做到了中国区市场部经理的位置。她总是能同时做两件事——我指的当然不是一边走路一边嚼口香糖，而是同时跟两个人对话。这会儿她正同时跟三个人对话：她老公、儿子，还有我，而且三场对话之间毫不相干。如果我试着这么做，就会觉得自己的魂丢了一半。我一直没能学会那种轮流把三四个球抛向空中的杂技。我已经完全不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说了什么，吃了什么。当然，除了美味的沙嗲。对了，还有椰子布丁。

吃完饭已经很晚，赶回泰德那间热得要命的公寓不太现实，于是德伟夫妇留我过夜。他们就住在附近的一处别墅小区里，这个由一百多幢带花园的独立住宅组成的居住区有个英文名字，意思是“河畔的花园”。开发商是个台湾女人，她自己也住在小区里，她的房子占了整整一个街区。我们开车经过她门前，看到卧室还亮着灯。懋华低声告诉我：那女人离过婚，而且还很漂亮。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而且还要压低声音。不过他们没让我就地下车——我只能按着他们的提示往下想，想象自己敲开房门，跟女主人搭讪说，能跟你喝杯酒么？

第二天一早，我在德伟家的客房里醒来，跟他一起回到城里。下雪了，北京城一时之间安静了许多。在泰德的公寓门口，德伟把我放下，我上楼待了几个小时，然后出门打车去找明尧、明洁和比丘尼们。我们乘着由三辆黑色奥迪组成的车队离开了北京。司机们在高速路上的车流里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时速呼啸穿梭。三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位于赵县的柏林寺。

公元858年，从谂和尚结束了他二十多年的云游生涯，驻锡赵州城弘法，成为禅门一代宗师，世称赵州禅师。赵州就是今天的赵县。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我们得知通向柏林寺的大路因为修下水管道而封路了，只好迂回至县城南面，恰好路过赵州桥——这是世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建于公元600年。关于赵州禅师的公案里曾提到过此桥，有人问赵州：“如何是石桥？”师曰：“度驴度马。”——这就是我所说的禅宗对待语言的态度。语言在此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可是仍有成千上万的禅门弟子坐在蒲团上冥思苦想，试图领会禅师给出的答案之中的微言大义。或者再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有人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赵州回答说：“无。”在另一个场合，有人问了同一个问题，他的回答却是：“有。”过了赵州桥，我们开上了一条土路，钻进县城里的一片旧城区，七拐八拐之后，终于到了柏林寺。

下了车，就有一名僧人引着我们走过错综复杂的长廊，来到寺院最里面方丈居住的院子。柏林寺的方丈明海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不久，他就出家做了和尚。他的才华很快得到净慧的赏识，2003年，净慧把方丈之位传给了当时年仅三十五岁的明海。此刻，他站在门口欢迎我们，把我们带进客堂。

净慧正在房间的最里面和几个富有的施主交谈。他一看见我，就站起身冲了过来，拉着我在他身边坐下。净慧总是抓着我的胳膊，带着我到处走，就像我奶奶。

净慧问我最近在干吗，我告诉他自己刚刚翻译完《六祖坛经》。我还主动提到，译稿参照了新出的杨曾文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净慧闻言皱起了眉，并且大摇其头。于是，突然之间，我想起他曾经写过一本关于《坛经》的书，去年还送了我一册。

《坛经》的关键在于一则偈子。禅宗五祖弘忍大师有一天交代弟子：谁能作出体悟佛性的偈颂，就把禅宗的衣钵传给他。弘忍的大弟子作了一首：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

勿使惹尘埃。

另一名负责舂米的初学弟子看见这首偈子，也回了一首。这名目不识丁的弟子名叫惠能，他的偈子是这样的：

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

何处惹尘埃。

弘忍从惠能的偈子里看到了真佛性，于是惠能成了禅宗历史上最著名的第六位祖师。他的道场将是我此次朝圣之旅的倒数第二站。突然之间，在我满是尘埃的心中分明看到，朝圣之旅上尘土飞扬。

净慧打断了我的走神。他告诉我，敦煌发现的《坛经》所录惠能诗第三句是错的，正确的版本应该是“本来无一物”（晚出的版本都写作此）。这一句是禅宗的根本。但是，让净慧烦恼的是，敦煌发现的两个《坛经》手抄卷子比后世通行的版本更古，都写于惠能圆寂后一百年之内。这里出现的分歧基本上就是后世佛教大乘空宗与唯识宗之间争论的关键所在，可现在净慧批评我翻译了“错误”的版本。我一时无语。他却突然再次抓住了我的胳膊，大笑起来，仿佛是在说：“跟你开玩笑呢。上当了吧！”

幸运的是，寺院里宣布开饭的斋板突然响了起来。我们全都站起身，向专供方丈的客人使用的斋堂走去。自助式的午餐十分美味，我吃完一轮又去盛第二轮。以前来中国旅行总能让我减肥，现在不会了。饭后，一名僧人领着明尧和我，还有另外两名居士到房间休息。这几个房间通常是给挂单的僧人准备的。时间还早，但是因为房间里太冷，所有人都上了床。我把身体紧紧蜷缩在一床十斤重的厚棉被下面。窗外，有人在燃放鞭炮庆祝即将来临的般若法会，但我还是很快就睡着了。明天将会忙个不亦乐乎，早课凌晨三点开始，预计会有数千人参加。我决定行使自己作为客人的权力，睡个懒觉，等到太阳出来，外面暖和了之后，再去参加《大般若经》的集体念诵不迟。

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45，明尧把我叫醒。到时间了，他说，法会开幕的仪式就要开始。我不想动，但是作为一名客人，是不可以说“不”的。看见我还在磨蹭，明尧又说，“老和尚”，也就是净慧，特别说明希望我能参加。我赶忙钻出热被窝下了床。我是穿着袜子睡的，所以只要套上裤子和鞋，就可以抓起衬衣和大衣一边穿一边半梦游地向外走。不过刚走到室外，我立刻醒了。空气冷得彻骨，漫天繁星都仿佛被冻得直哆嗦。

我扣上衬衫的纽扣，拉上大衣的拉链，跟着明尧穿过一个足球场般大的院子，来到一座巨大而冰冷的佛堂。里面已经来了上千人，还有更多人在我们身后陆续赶来。大殿的一端靠墙立着五座巨大的鎏金佛像，另有一万尊一尺高的佛像布满了所有墙面。这是我见过的最大佛殿，建造它据说花费了三千多万人民币。

我很快发现，净慧确实是希望我来参加。佛堂中间放了一百零八张小桌子，每张桌子都铺了黄色的锦缎，上面放着一套三只细致的瓷钵：中间那只用来烧香，左边那只放着檀香粉末，右边那只装着整支的檀香。瓷钵后面是一只木制的读经架。除此之外，每张桌上还放了一张卡片，上面用汉字写着人名。我被人领着来到一张桌子前面，看见卡片上写着：“比尔”。这下逃不掉了。

我痛恨仪式。小时候，我痛恨教堂；后来，我痛恨军校；再后来，我痛恨军队。1967年3月，在撤军回国前的最后一天，军士长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我是他见过的最差劲的士兵。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不喜欢仪式。在我看来，所有的仪式都跟巫术差不了多少，虽然也许并不都是又唱又跳。而现在，我坐在一万尊佛和数千名也许即将成佛的人中间，向十方神灵祷告，乞求法会得到佑护。我后来听说，佛堂里挤进了三千人，门外还站了一千多。我猜想所有的仪式目的都在于此：聚集更多的参与者，让众人形成一种集体归属感。而我一旦意识到自己成了集体的一部分，就立刻生起夺路而逃的念头——这一定是我前世的业障。

一开始还不算太糟糕。所有人都还在从睡意中醒来。我忙着点燃檀香，把它们插进香炉，然后在上面铺撒檀香末，时不时还要停下手里的忙活，跟着大家一起诵经和顶礼。过了一会儿，我决定把檀香像点篝火那样层层叠叠地架起来，好让它烧得更旺些。一名和尚发现了我的小动作，走过来把篝火扑灭了。仪式期间不准贪玩。

一百零八只香炉里升起的檀香烟雾和几千人呼出的水汽充满了黑洞洞的佛堂。按理说，这么多人的身体应该能让佛堂里渐渐暖和起来，但我的手脚在第二个钟头完全失去了知觉。唯一让人感觉到些许放松的是顶礼的过程。伏下身，让前额贴住蒲团，眼睛盯着蒲团上刺绣的荷花，我的意识仿佛也因此出淤泥而不染，带着荷花的香气慢慢升起，消失在烟雾缭绕的空中。偶尔，我能跟上众人的节奏，念一段经文，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摇摇欲坠地干坐着，等着仪式结束，仿佛一朵夏日将尽时的残荷。经过漫长的三小时，仪式终于告一段落——但只不过是中场休息。接下来是一小时的早饭时间。

早饭吃完，所有人重新回到佛堂，开始念诵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我匆匆跑去卧室，穿上我的秋裤，又匆匆跑回，刚好赶上钟板敲响，法会正式开始。至少这回不会被冻僵了。

放在我面前读经架上的《大般若经》是第五百一十至五百一十三卷，旁边几张桌上放着跟我同样的经文。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如果有人走神，诵经不至于中断。我开了一会儿小差，读了第五百一十卷中的几段，它们在标准版《大藏经》里位于第604页的最下方：

尔时，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欲界、色界天子，各以种种天妙花香，遥散世尊，而为供养。来诣佛所，顶礼佛足，却住一面，俱白佛言：如来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何为相？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天子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空、无相、无愿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造作，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性无相。非断非常，非一非异，无来无去，虚空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如是等无量诸相。天子当知，如是诸相，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世俗说，不依胜义。

我反复读了几遍，特别是最后一行：“天子当知，如是诸相（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那些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的无相的相），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依世俗说，不依胜义。”佛祖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放弃语言。如果佛祖根据般若波罗蜜多的“胜义”来教导我们的话，他必定不会使用语言，那样的话，眼睛、耳朵、鼻子、舌头将一无用处，佛堂里也就不会有数千名想要成佛的听众。这一切不过是某人茶杯里的幻影。很可能是赵州禅师的茶杯——赵州禅师不仅修建了柏林寺，还把茶引入了禅。

就这样，在我们用世俗语言表达胜义的集体诵经声中，世俗与神圣融为了一体。接下来的一段按规定是众人在心中默念，可以站着也可以以跪拜的姿势，快慢任意，只要自己觉得舒服就好。没过多久，默念变成了喃喃自语，然后喃喃自语声越来越大，很快，佛堂里喧闹起来，仿佛变成了宠物店。念诵《大般若经》的进度比我想象中快得多，不到两小时便已结束。不过接下来又念了一小时，念的是为法会捐钱捐物者的名字：“无量功德保佑某某某。”然后是三鞠躬。数百名供养人的慷慨由此得到了回报。

终于结束了。僧人们鱼贯而出，我紧跟在他们后面，搭车回了北京。

泰德从美国回来了。他告诉我，有很多人对他的隐士纪录片感兴趣，但没有人愿意给钱。他的美国室友做了顿家宴：意大利面配红酒。中国现在已经能买到一些可以入口的本地红酒了，特别是解百纳类的。但我感到有些疲倦，失去了喝酒和聊天的心情。我预感到一场感冒正在袭来，赶紧上了床。一定是那六小时天寒地冻的法会闹的。

次日，虽然没有凌晨的早课，我却再一次早早醒来。是时差在起作用，但我并不寂寞，楼下的院子里已经有人在晨练了。他们聊天的声音飘进了六楼的窗户，我侧耳细听了一阵，听到不想再听，便起床去厨房里煮咖啡。我找到了咖啡粉、滤网、滤网架和咖啡杯。通常，在中国各地旅行时你只能喝到速溶咖啡，现在用滤网制作手冲咖啡反倒觉得有点怪。喝过咖啡，我在客厅的沙发上躺下，翻着一本介绍外国人在北京如何生活的英文杂志，等泰德起床。

外国人在北京结婚生子，升官发财，到处旅行，开告别party。人们到哪儿都喜欢混圈子。人离开家乡到了外国，更需要和同胞混在一起。在亚洲，这尤其重要，因为在这里人际关系重于一切。

大约看到英语家教和按摩女郎的分类广告时（我特别注意了一下家教能挣多少，以及找按摩女郎要花多少），泰德从他阁楼上的卧室里下来了。我告诉他，今天有重要安排：我打算去探索几个地方，去发现语言的本质。我邀他同去，泰德兴致很高。一杯咖啡之后，我们上路了。

我决定从北京西北部的古钟博物馆开始。从泰德的公寓去那儿需要横跨大半个北京城。要是在以前，我是不会有勇气做如此大胆的尝试的，但是现在古钟博物馆附近通了地铁，而且地铁的条件相当不错。不到一小时，我们就从大钟寺站冒了出来。古钟博物馆的前身是一所佛教寺院，始建于1733年。建成后仅仅几个月，清朝的雍正皇帝就下令将永乐大钟移来至此。这口前朝的至尊国宝此后就一直待在这所寺院里。

关于这口大钟的故事，要追溯到明朝开国皇帝驾崩的1398年。这一年，朱元璋年幼的孙子被选中继承国祚。孙子登基之后，试图节制他几个叔叔的权力，朱棣是叔叔之一。他认为自己才是皇权的合法继承人，于是在1402年把侄子赶下了台。由于朱棣做皇子时所领的封地在北京，因此他决定将都城迁来此地，并大兴土木修建了包括紫禁城、天坛和永乐大钟在内的一批重要工程。1421年，迁都完成之际，永乐大钟第一次敲响。

中国人造钟的历史悠久，而且显然是地球上最悠久的。在黄河离开蒙古高原折而向南切过黄土高原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公元前四千年制造的钟。居住在这里的人们种植黍和粟，豢养猪和狗，建造土坯房。这已知最早的钟是用陶土制成的，钟体内悬挂着一只陶土做的小球，小球与钟体碰撞，便沙沙作响。这类陶钟在墓地中出土，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它们可能是用在驱逐凶神的巫祝仪式上的。两千年后，当冶炼技术在此出现，当地人又用青铜制造出同一类型的手钟，而且仍然把它们和故去的亲人埋在一起，供他们在死后的世界使用。随着村庄长大成集镇，集镇长大为城市，钟也越变越大。

古钟博物馆的第一间展厅里，陈列着公元前500年左右铸造的编钟——孔子那时还是个小伙子。它们出土于同一座古墓葬，总数大约有五十个，按大小顺序依次悬挂在木架上，仿佛正等着主人光临。最大的编钟有一米高，最小的十五厘米。每只编钟的表面都环形排列着凸起的乳钉，用于发声。如果花上十元钱，坐在展室里织毛衣的女士就会暂时停下手里的活计，操起木头棒槌为你演奏一首古曲。编钟看起来应该是为器乐合奏设计的，但即便是简单的独奏听起来依然令人神魂颠倒。

大钟寺里游客寥寥。除了工作人员，一对年轻情侣是我们此行仅见的人类，他们大概是来这儿幽会的。我们走进大钟寺的正殿，不约而同仰起了脖子。大殿正中，过去曾是佛祖金身敷座而坐的地方，现在放着那口大钟——朱棣皇帝敕令修造的永乐大钟。工作人员介绍说，永乐钟的这种钟身比例，使得它比西方铸造的、通常高宽基本相等的钟发声更为深沉悠扬。然而，音色或体型上的特点并不是我来拜访这口大钟的原因。我为语言而来。中国人铸钟时总会在钟身上镌刻文字：造钟工匠的姓名，出资人的姓名，拥有者的姓名，或者所在之处的地名，甚至可能是一幅纪念性的对联。但永乐大钟上没有这些，它的表面刻满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佛经的经文。

永乐大钟的铸造，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钟身刻满的一百零八种佛经经文，包含了超过二十三万个汉字，每个字大约有三厘米高。首先，这些佛经要被抄写在宣纸上，然后再将宣纸贴在陶范上，接下来，工匠们描摹着宣纸上的字迹把这二十三万个汉字刻成陶范上凹陷的阴文。刻好字之后，一块块陶范被拼成钟模，在钟肩附近留出四个浇铸口，灌入由铜、锡、铅、锌、铝、铁、镁和金银组成的青铜熔液。铸好的钟身接下来又和一个巨大的钟钮焊接在一起。一根钢梁从钟钮中间穿过，钢梁放置在一系列木质梁上，这些层叠的木梁最终由八根巨大的木柱承托。最终的成品重四十六吨，整个钟体浑然无缝。即使按今天的技术水准评价，体积如此庞大而又天衣无缝的铸造物都是极为罕见的成就。

和大多数中国钟一样，永乐大钟没有钟舌。它依靠一根水平悬挂的木头从外部撞击发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如果再花上一百元人民币，你就有机会拉动那根木头，敲响永乐大钟。她还说，过去大钟敲响的时候，百里之外的人都能听到，而那些花了一百块的人，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在过去，大钟每天晚上都要敲响，每个北京人都是听着它的声音入睡的。遇到旱灾，皇帝就会带领整个宫廷来敲钟，同时焚香求雨，钟声终日响彻全城。

从诞生之初，钟就被人们用做沟通神灵的工具，不管这些神灵和他们的居所在不同的文化里被怎样不同地描绘。只是到后来，它才被用作乐器。在现代以前，人们借钟声抵达那些杳不可见、只能以声音沟通的世界，因为钟声远比人类的任何语言更为纯净、悠扬。

中国的佛教徒对钟感兴趣比巫师和皇帝们要晚得多，或许他们正是受了后者的影响。专门为佛教寺院铸造的钟晚至公元575年才第一次出现，比西方的基督教会晚了一个多世纪。然而佛教徒一旦开始敲钟就再也没停下来过，唐朝以后的每一座中国佛教寺院都挂着一口钟。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时候，每天在钟声里醒来，又伴着钟声入睡，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佛家敲钟，每次一百零八下。通常的次序，先是快七慢八，然后轻敲二十下，如是者重复三遍，最后以三下重击作为结束。一百零八之数一般被解释为人生所受的一百零八种苦：每一响钟声代表了四方（东、南、西、北）三界（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之中分别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所受的三毒（贪、嗔、痴）之苦——四乘以三乘以三乘以三，得一百零八。它们是众生沉迷的苦海之中敲响的解脱之音，是每天早晚各一次的一百零八声提醒。永乐大钟上刻着的一百零八种佛经，和柏林寺佛堂里的一百零八张桌子，也暗含着同样的寓意。

大钟周围有护栏挡着无法靠近，但仍可依稀辨出钟身上刻着的经文。我认出了《法华经》，还有一种般若部经典，但我分不出是哪一种。佛经里一讲到空，听起来都差不多。不过，永乐大钟展示了一种极为独特的传播和理解语言的方式——通过振动。我不禁想到，这可以算是一种原始的“电台”。钟声敲响之时，满覆于大钟表面的佛经便经由振动引起的共鸣，将佛法播撒到方圆百里之内的每一个人心中，甚至更远。

这种共鸣，当是最纯洁的语言形式。净土宗的佛教徒认为，阿弥陀佛驻世讲法之世，世间万物，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走兽飞禽，一切皆与佛法产生共鸣，皆能照见世间苦、空、无常、无我的本质。今天的人们则因为语言而产生分别心，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世间万物的一部分。分别心令我们变得如此贫乏。

大钟寺里展出的古钟还有很多，但该看的已经看过。接近中午时分，我们走出古钟博物馆，黑色奥迪已经在门口等着了。下一个目的地在地铁所及的范围之外，因此，与我合作过身为出版商的朋友慷慨地派来了车和司机。

大钟寺就在三环路边，我们进了主路，迅速离开城区。半个多小时之后，奥迪拐上107国道，往西南方向又开了一阵，我们就看到了周口店镇的路标。1929年，北京猿人就是在离这里不远的山中被发现的。这地方离市中心大约四十公里，我猜想，遇到无风无雨的好天气，过去住在这里的人们也许能听见永乐大钟早晚一次的佛法广播吧。

我们在镇上能看见的唯一一家餐馆里吃了碗面条，然后开车上山，来到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大门口。一名年轻姑娘从售票处走出来，自我介绍说，她叫安妮塔。门票每人三十元，她的讲解服务则是免费提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了这项服务。安妮塔带着我们继续上山，来到博物馆的主体建筑。我曾看到过一则报道，说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年久失修，状况堪忧，但眼见为实，那则报道要么已经过时，要么根本是假新闻。

博物馆里的展品布置得相当不错。首当其冲的是令周口店闻名天下的头盖骨和牙齿化石。1899年，德国医生哈贝尔从中国带回一箱在北京各处药店搜集的化石，交给了慕尼黑的古生物学家施洛塞尔。施洛塞尔教授在这批大约九十多种哺乳类动物的化石中，居然发现一枚远古灵长类动物的牙齿。在他随后发表的相关文章里，施洛塞尔估计这枚牙齿可能有两百万年的历史。他的发现引起了一名正在中国工作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的注意。安特生也开始在药店里到处寻找类似的化石，他还写信给相识的在华外国人求助，希望他们能帮他留意寻找中国人所说的“龙骨”。几经周折，他找到了这些骨头的出处，然后招募了一名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史丹斯基，协助他在几处可疑地点进行发掘。

1921年，两人先在周口店火车站西南方向不远的鸡骨山做了一次短期发掘。两年之后，他们又根据当地人提供的线索，把发掘地点转向火车站西面的龙骨山。龙骨山出土的数百件化石被安特生送回瑞典，交给另一名古生物学家维曼做进一步的分析。维曼用数年时间分析了所有化石，并在1926年宣布，其中的两枚牙齿与施洛塞尔发现的那枚类似。维曼把牙齿寄还给安特生，安特生又把它们交给北京协和医院的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求证。步达生不仅确认了维曼的结论，还加入了此后的发掘。

在此之前的1891年，尤金·杜布瓦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爪哇人”头盖骨曾震惊世界。爪哇人能否被视为现代人最早的祖先，在当时争议极大，而周口店的发现与其类似，并伴有更多人类活动遗迹，因此有助于证明爪哇人的重要性。步达生据此说服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由其赞助周口店的继续发掘。更多学者加入了发掘，包括裴文中、杨钟健和贾兰坡。他们发现了更多牙齿。1929年12月，裴文中发现了一个头盖骨，贾兰坡则于1935年和1936年在另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三个头盖骨。七十年后，这些发现排成一列，静静地躺在我的眼前。准确地说，是它们的复制品躺在我眼前。

玻璃展柜上的标签没有写明复制品的制作年代，不过估计是在1937年日本人入侵并占领北京的时候。周口店的发掘也因此停了下来。起先，北京人头盖骨被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保险箱中，然而随着战局的恶化，当局不得不决定将其运往美国保存，直到战争结束。1941年11月中旬，化石被分装进两个箱子，送到美国驻华使馆。12月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支小分队把它们带到了秦皇岛港，准备搭乘哈里森总统号航母前往美国。哈里森号航母本应于12月8日，也就是佛祖成道日这天，从上海赶来秦皇岛，但不幸的是，1941年的这一天也是日本人空袭珍珠港的日子。哈里森号被炸沉，日本人抓捕了秦皇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装着北京人化石的两只箱子也就此落入日军之手——实际上，这只是人们事后根据外部线索推演的版本，而北京人头盖骨的真正下落，已经没人知道。

民间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北京人化石消失之后，日军当局花了很大力气去寻找它们。裕仁天皇甚至在1942年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必须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同年夏天，有人说化石已经在天津找到。一名曾在协和医院新生代研究室做过秘书的德国女士被派往天津核实消息，她回来时说，在天津找到的东西与北京人毫无关系。日本人对化石的搜寻到此告一段落。

从既有线索显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人找到了化石，并把它们带回了日本，并且至今仍然秘藏在日本皇家或者某个私人收藏家手中。毕竟天皇非常积极地寻找过头盖骨的下落，而那也是他自己的祖先。事实上，二战结束之际，交战国之间曾签署过一系列扑朔迷离的备忘录，显示化石曾经出现在东京帝国大学，随后被移交给盟军，接着就踏上了返回中国的旅程。但它们从未抵达中国。相关的报告到了这里就再无下文。

幸运的是，所有重要的化石，包括北京人头盖骨，都被细致地翻模复制过，复制品如今全都在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展出。这批头盖骨的年代被测定为距今五十万至二十万年前，可以看出，北京人的前脑容量比古猿有显著增加，而人类的语言功能就在大脑的这一部分之中诞生。现代人的平均脑容量在一千四百毫升左右，最大的猿类只有六百毫升。北京人的平均脑容量则在一千一百毫升上下。几十万年前，这些头盖骨里也许已经回荡着语言了。

从展厅里出来，安妮塔领我们去看当年的发掘现场。发现第一块头盖骨的洞穴开口很窄，内部空间向下方延伸，变得越来越宽敞。发掘结束之后，洞顶发生了坍塌，因而现在看起来就像一段小小的箱型峡谷。这里一定曾经是个躲避风雨、享受猎物的好地方。被发掘之前，人类遗迹在此已经断断续续地堆积了五十万年。从出土资料来看，洞穴主人的食谱中肉类品种惊人的丰富，其中包括了一些凶猛的大型兽类如披毛犀、古菱齿象和剑齿虎，要想捕猎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都需要高度的协同工作。除此之外，洞穴里还发现了大量石制工具，以及五十万年前的用火痕迹。

这一切都很有趣，但我还没看到我想看的东西。来之前，我想象自己站在龙骨山上，便能听到人类远祖曾经发出的声音。人类学家已经从解剖学层面极其清楚地分析过，最初的人类如何因为行走姿势和进食方式的改变而使开口说话成为可能。但是有一个问题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说话。

迄今为止最合理的解释，仍然是1871年这个问题刚被人提出时，查尔斯·达尔文给出的：“我们人的祖先辈，无论男女，在取得具有音节的语言来表达相互的爱慕的能力之前，看来大概也曾试图用音调和节奏的发声来彼此互相诱引。”我们现在说起语言，想到的总是它所传达的信息。然而，语言诞生伊始，人们嘴里冒出的那些咿咿呀呀的声音传递的情感一点不比信息少。

时至今日，我们通常将传递情感和信息的任务分别指派给音乐和语言。音乐和语言，任何一个人类社会中，这二者都不可或缺，不过，在北京人的时代，音乐和语言也许尚未分化成两个相互区别的领域。居住在周口店的早期人类当然开口说话，他们也会唱歌，创造音乐，但却没有想过要将二者区分开来。早期的人类处身于声音之海，很久很久以后，才有语言和音乐将我们带离那片海洋，在那之后，我们就只有借助宗教才能重新回到它的岸边。我喜欢老子的说法：“大道废，有仁义。”（《道德经·第十八章》）我还想在后面补充两句：绝地天通，乃有书、乐。

我们谢过安妮塔的热情服务，便离开了。出了博物馆，黑色奥迪向石楼镇方向开去，那附近曾经住着一个对语言文字极度关心的人。车过二站村，接着经过了一个铁路道口，我们来到一组围墙环绕的新建筑前，大门上挂着牌子：贾公祠。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这里从前的主人贾岛，是中国诗歌黄金年代的一位著名诗人。2005年，附近的一座工厂出资重修了贾公祠，但显然它的名气还没有传扬出去，我们是当天仅有的访客。工作人员除了看大门的，还有一位导游张女士。她一边陪着我们参观，一边概括了贾岛的生平，并吟诵了他的作品。

贾岛（779－843）生于斯长于斯，然而有关其早年事迹，我们所知甚少：他年幼家贫，少年时曾出家为僧。贾岛出家的寺院至今犹存，就在北京人遗址西面的山中。僧侣生活至少可以糊口，除此之外，少年贾岛也因此有机会接触文字的读写训练。他从此爱上了文字。在汉语中，“诗”的本义是发自内心的语言，所谓“诗言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而这正是贾岛所擅长的。张女士背诵的贾岛诗中，有一首《三月晦日送春》是我的至爱：

三月正当三十日，

风光别我苦吟身。

共君今夜不须睡，

未到晓钟犹是春。

三十二岁上，贾岛陪着师父一起去了大唐的都城长安和洛阳，见到了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们：张籍、孟郊和韩愈。这次经历对于贾岛简直如同进入天堂一般，巨大的惊喜淹没了他。不久之后，他开始感到僧侣生活对自己的才能已经造成束缚，便决定还俗回家，将余生完全奉献给诗歌——那才是他真正的天职。

然而诗歌几乎无法养家糊口，贾岛的余生都在贫困中度过。五十多岁时，他生平第一次获得朝廷任命，做了一个小官。但是，像其他所有的中国诗人一样，贾岛无法做到心口不一。他在错误的时间说了错误的话，或者写下了错误的文字，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于是遭到贬谪：先是被派往长江中游某地，接着又被调往长江上游某个支流附近。843年，他死在普州（今属四川）任上，并葬在当地。贾岛选择的生活既不能给他带来财富，也不能带来权势，但是的确给他带来了众多的仰慕者。贾岛死后，人们在他的故乡为其修建了祠堂。尽管遗体一直留在四川，他的衣冠和生前所用之物都被送回了老家，如今埋葬在我们眼前的贾岛衣冠冢内。向衣冠冢致敬之后，我和泰德向出口走去。导游背诵了最后一首诗《夜期啸客不至》：

逸人期宿石床中，

遣我开扉对晚空。

不知何处啸秋月，

闲著松门一夜风。

在关于贾岛的所有故事里，有一个是尽人皆知的。如果你只知道关于贾岛的一件事，那一定就是这个故事：贾岛在长安城中过市，边行边吟，得诗两句，正对其中一字犹豫不决，出神冥想之时，不意冲撞了当时名气最盛的大文豪韩愈。贾岛向韩愈说明原委后，韩愈不仅没有怪他，还帮着出主意，于是两人成为好友。从那以后，贾岛就成了文字爱好者们的英雄。

我们向张女士道别，然后乘车回到107国道上，继续向南奔驰了二十公里。向西的一条岔路边，路牌上醒目地写着“云居寺”。以前来中国旅行，沿途不断停车、四处向人打听是不可避免的功课，而现在，中国政府终于意识到了历史也是潜在的旅游资源。人们有了钱和假期，总想出门找个地方看点什么。长城和故宫已经不够用了。

十分钟后，就在云居寺的山门前，我们拐上了一条往北去的小路。这条路刚铺了沥青，一队士兵站在路中间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更多的军人陆续从山上下来加入队列，终于，军人们整好队伍回营，我们才得以继续向山上开去。军营就在云居寺隔壁，而他们从山上下来的地方，正是我们要去的雷音洞方向。一座房子在路的尽头把守着继续上山的石阶。

尽管在国道上树起了路标，工作日期间来探访云居寺的游客依然稀少，爬上这道石阶去雷音洞的人就更少了。我们不得不叫醒在房子里打盹的看门人，他收了我们每个人二十五元门票钱，放我们上山而去。石阶路向上延伸，横跨过铁路线之后变成了土路。正往上爬着，一列去太原的火车从身后隆隆驶过。

云居寺和军营共同守卫着一条穿越太行山的古道，不过，如今这条路上只有火车还在通行了。火车在前往太原的途中将会经过五台山，那里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在所有菩萨中，文殊菩萨的智慧和辩论才能居首，因此又被称为“大智文殊菩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五台山都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朝圣中心。一千四百年前，如果你想找个地方修建一所寺庙，这条穿越太行山的朝圣古道的入口处，大概会是个理想选择。

最早在此修庙的，是公元605年时一个叫静琬（？－639）的和尚。根据其弟子的记述，静琬的师父是天台宗的祖师之一南岳慧思（515－577）。慧思曾经教导自己的弟子们说，他们正生活在“末法时代”。这种说法来自佛经。佛陀曾说，正法不灭，但人类领悟正法的能力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退。佛祖据此列举了三个不同的时代：正法时代、像法时代和末法时代。而慧思认为，末法时代已经开始，他要求弟子们在弘法时能够顺应时代，也就是强调虔诚修行，不提倡空谈顿悟；换句话说：多磕头，少喝茶。

慧思的末法思想可能与北周时期的灭佛运动有关。当时，佛教僧侣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让皇家深感不安，与此同时，因为大量土地被寺院占有，朝廷的税收也急剧流失。终于，在574年，周武帝下令所有佛道僧徒全部还俗，财产统统充公或被摧毁。这道敕令直接导致大量僧尼逃向南方，禅宗的二祖慧可也在其中；它还间接导致了北周的灭亡：以隋代周的杨坚曾是北周武帝手下大将，他从小被一名尼姑养大。

581年，杨坚杀掉了最后一名北周皇室成员，自立为帝，正式建立隋朝。历经三百年割据战乱，中国终于又一次恢复了统一。随着灭佛运动结束，躲在家中的佛教徒重新回到寺院，逃往南方的僧侣也大批返回。但是仍有许多人担心，安全只是暂时的——因为武帝灭佛之前的446年也曾发生过另一次灭佛运动——佛教徒们于是纷纷大量印制佛经，以免可能再次出现的宗教迫害让佛法彻底消亡。静琬大概也是这么想的，而且他看中了太行山的石头，把佛经刻在这种极为耐久的材料上简直是个完美的主意。

静琬把包括《华严经》在内的当时最为流行的十四种佛经刻在石板上，又在山中开凿洞穴，将石经藏于其中。与此同时，华北各地的僧侣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不同的是，静琬开创的工程一直持续了五百年之久。

云居寺刻经的数量之多和持续时间之长，与华严宗的四祖法藏法师有重要关系。697年，法藏应武则天之请来到云居寺，摆下道场，以法力打击契丹人的叛乱。法事做完，契丹人旋即被击溃，皇室认为法藏法师居功至伟。712年，法藏圆寂，朝廷为纪念大师在此立下的功勋，特别赐给云居寺一部《开元大藏经》。大藏经于740年正式运来，并成为云居寺刻经的底本。刻经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初洞穴被封起来的那一刻。

藏经洞被再次打开已经是1956年。至少对于佛教学者和翻译家来说，洞中所藏乃是无价之宝。在云居寺石经被发现之前，中文大藏经已知的最早版本是1250年前后在朝鲜制作的一批雕版。云居寺的石经则比它们早了五百多年。目前已经发现的刻经石板超过一万四千块，内容包括了《开元大藏经》中的一千多种佛经，它们分别藏于我们此时所在的雷音洞及其周围的八个洞穴，以及云居寺附近的一处地穴里。

俗世中人显然也意识到了石经的价值。我第一次来拜访石经山还是在两年前，从那时起沿途的山路上和洞穴周围就已经装满了动作感应器。藏经的九个洞穴在距离寺院大约两公里之遥的石经山上呈上下两层分布，静琬开凿的洞穴位于上层，被编号为第五洞，但人们都叫它雷音洞。过去封住洞口的砖头如今被一道铁门代替。我们四下寻找，发现看门人正和一群游客站在山顶附近。我们冲着山顶大喊，他终于听到了。

几分钟后，看门人从山顶下来，打开了铁门。雷音洞大约十米深，八米宽，洞壁上满布着静琬所刻石经，从右手边的《法华经》开始，结束于左手边的《维摩诘所说经》。洞穴中心立着四根石柱，用于支撑洞顶的重量。石柱上刻着上千尊小佛像，每身佛像旁还刻着名号。柱子之间的须弥座上供奉着一尊弥勒佛像。1981年，须弥座中发现了两颗红色的佛舍利，据考证，它们来自印度，当年曾被赠予隋文帝杨坚，文帝又把它们赐给了静琬。末法时代的静琬把它们藏在了刚开凿出来的雷音洞里。

雷音洞宛如一架时光机，而且是为我们这些来自未来的人所造。可是这么多佛经对世人——那些学者和翻译家自然除外——能有多大的意义？静琬可能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藏经仅限于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十四部。而他的后继者就没有那么仔细了，也不管是否看得懂，他们刻录了大藏经中的每一部经文。显然，末法时代已经开始，顾不得那么多了。但既然如此，我们这些晚来了一千多年的众生，又怎么可能读懂呢？到了这个时候，语言，哪怕是神圣的语言，也已经变得不知所云了罢。

当菩提达摩开始在中国讲授禅法之时，他告诉弟子，只学一部《楞伽经》就已足够。很有可能，他传授的四卷本《楞伽经》里，下面这一段特别做了标记——

佛祖向大慧菩萨解释“语言”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说：

大慧，彼诸痴人，作如是言：“义如言说，义说无异。所以者何？谓义无身故。言说之外，更无余义，惟止言说。”大慧，彼恶烧智，不知言说自性，不知言说生灭，义不生灭。大慧，一切言说，堕于文字。义则不堕，离性非性故，无受生，亦无身。大慧，如来不说堕文字法，文字有无不可得故，除不堕文字。

大慧，若有说言，如来说堕文字法者，此则妄说。法离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离文字故，非不饶益义说。言说者，众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说一切法者，教法则坏；教法坏者，则无诸佛菩萨缘觉声闻；若无者，谁说？为谁？

是故大慧，菩萨摩诃萨莫著言说，随宜方便，广说经法，以众生希望烦恼不一故。我及诸佛，为彼种种异解众生，而说诸法，令离心意意识故，不为得自觉圣智处。大慧，于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现量，离二妄想。诸菩萨摩诃萨依于义，不依文字……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应摄受，随说计著。真实者，离文字故。

大慧，如为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观指，不得实义。如是愚夫，随言说指，摄受计著，至竟不舍，终不能得离言说指第一实义。大慧，譬如婴儿应食熟食，不应食生。若食生者，则令发狂，不知次第方便熟故。大慧，如是不生不灭，不方便修，则为不善，是故应当善修方便。莫随言说，如视指端。

然而《楞伽经》并不在静琬的最爱之列。我们走下山回到车上，沿着107国道驶向来时路。车窗外，石经山兀自屹立，一轮新月在山顶高悬，暮色中分外明亮，不需要任何人“以手指月”也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