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法理(4)

西方最早使用法治一词并给予科学定义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看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包括了立法、执法和守法几个方面，也包括了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法治的前提必须是有法可依，而这个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是良法，即反映大多数人的意志的法律，并且这个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服从恶法，也不叫法治，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也不缺严刑峻法，但却不是法治国家。近代意义的法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意味着法律要体现统治阶级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同时是全社会必须服从法律的普遍守法原则。

法制，一般指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与国家政权相伴而生，有国家就有法制；法治，是与民主政治相伴而生，有国家、法制不一定有法治，只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才可能形成法治国家。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条件，法治是法制的真正实现。

2.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第一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界定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99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项：

（1）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原则，完善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立法质量和水平，以高质量、高水平的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制度。

（3）推进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加强人权司法保护，严格依照法定原则和程序进行诉讼活动。维护司法廉洁，严肃追究徇私枉法，失职渎职等行为的法律责任。同时，要有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和律师队伍才能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

（4）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来说，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监督体系与制度，包括：人大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党的监督、人民政协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等。

（5）培养信仰法律的公民。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知法、守法、用法、护法的社会氛围。法治国家的建立，离不开高素质的具有法律意识的公民。

案例思考

亿万富翁雇凶杀人或死刑

2006年3月17日，曾经轰动一时的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袁宝璟雇凶杀人一案尘埃落定。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宣判后分别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袁宝璟，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31岁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32岁时获得世界传媒集团举办的“世界创业者大奖”，成为我国获此项的第一人，被誉为“北京的李嘉诚”，在证券行业有“中国股票第一人”的名号。袁宝璟在他30岁时，捐资1000万元在全国学联设立了著名的“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这是全国级别最高、影响最大的奖学金。

1996年，袁宝璟因怀疑刘汉与证券公司交易所修改规则导致其期货损失9000余万元，伙同袁宝琦雇凶杀害刘汉未遂，后因为汪兴向袁宝璟多次借钱未果，就以举报袁宝璟的犯罪事实相威胁，实施敲诈恐吓。引发袁宝璟再次雇凶杀人，由袁宝琦、袁宝森等人具体实施杀人行为，致使汪兴死亡。

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死刑，袁宝璟等不服提出上诉。2005年10月14日，袁宝璟的妻子卓玛表示，袁宝璟希望能把自己的巨额资产回赠社会，据测算，仅袁宝璟在印尼一家石油公司的股份就高达495亿元人民币。卓玛告诉记者：“我丈夫已经委托我和律师将印尼公司40℅股份无偿捐赠给国家。”随后，她向记者出示了袁宝璟亲手书写的捐赠书。“袁宝璟再三表示，无论自己生死，都要坚决完成这个心愿。”

二审法院认为，袁宝璟、袁宝琦、袁宝森杀人罪名成立，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思考

（1）对于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是否应该法外施情？

（2）如何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3）如果袁宝璟所捐增款项，能使成千上万的儿童免于失学，或挽救很多病人的生命，条件是袁宝璟免于死刑，你会怎样选择？

分粥制度

一位叫阿克顿（1934～1902）的英国历史学家讲过一个分粥的故事，给我们很多启示。有七个人组成的小团体，其中每个人都是平凡而且平等的。他们没有凶险祸害之心，但不免自私自利。他们想通过制定制度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分食一锅粥，但并没有称量用具或有刻度的容器。大家试验了不同的方法，发挥了聪明才智，多次博弈形成了日益完善的制度。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方法一：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很快大家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了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结论是：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这样等于承认了个人为自己分粥的权利，同时给予了每个人为自己多分粥的机会。虽然看起来平等了，但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的饱而且有剩余，其余六天都饥饿难挨。大家认为这种办法造成了资源浪费。

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粥。开始这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还能公平分粥，但不久他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的人多分。可见，品德也不是永远牢靠的，如果没有制度上的约束，品行高尚的人也会堕落。不同的制度能孕育不同的人性，好人和坏人完全可以因为制度而发生质的变化。

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公平基本做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各种议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分粥完毕时，粥早就凉了。可见，监督和制约可以保持公平，但付出代价过大，还极有可能损害效率。

方法五：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制度下，七只碗里的粥每次都是一样多，就像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每个主持分粥的人都认识到，如果七只碗里的粥不相同，他确定无疑将享用那份最少的。可见，好的制度浑然天成，清晰而精妙，既简洁又高效，令人为之感叹。

思考：

（1）通过上面的故事对你什么启示？

（2）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文明？

镶在墙上的法治精神

在伦敦大学一幢教学楼上一人多高的地方，镶着一块铁牌，铁牌上记载的是这座楼房历史上的一个故事。此楼建于20世纪80年代，建楼的资金来自一笔善款，因此校方决定要把此楼建得漂漂亮亮，永垂青史。经过名师设计和将近两年的施工，大楼建成了。校方筹备了隆重的落成庆典，还特别邀请了市长、议员和地方名流前来剪彩。

庆典的前夜，校方接到一个电话，问建设这座大楼是否经过了地方政府的批准。校方答复，当然，我们办齐了一切手续。

那么你们征得土地所有人的同意了吗？对方接着问道。

土地所有人是谁？

这里是罗素家族的私有地皮。你们仅有政府的批件不行，这儿是私人财产，你们没有征得土地所有者的同意。

啊？怎么会是这样？实在对不起！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很简单，拆掉大楼，恢复原状。

伦敦大学着急了，校方与罗素家族进行了紧急协商，答应赔偿损失。但财大气粗的罗素家族不要钱，只要原来那块草地。这不是存心过不去吗？颇有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伦敦大学坚持保存楼房，不予让步，互不相让的双方终于将纠纷诉之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伦敦大学未经土地所有人许可而擅自使用土地，属明显的侵权行为。应当按照土地所有人的要求，拆掉楼房，恢复原状。在法院的判决面前，伦敦大学无话可说。拆房吧！自认倒霉。

然而，就在动工拆楼的前夜，罗素家族又打来一个电话，表示大楼不用拆了。校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方说，我早就想好了。当你们真要拆楼的时候，我就会放弃自己的要求。

哎呀，罗素先生，十分感谢！那么我们尽可能多地赔偿您的损失。

不用了，罗素家族不缺钱。我只要你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写一份道歉声明，并将此事刻碑，警示后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校方很快写出了一份措辞恳切的道歉兼感谢信，并准备在大楼的路旁树碑。“大善人”说，哪用得着这么长的文字，几句话就行了。特别是不要在路旁树碑，说不准什么时侯觉得碍事，就被搬走了。你们只要把关键的几句话镶到墙上，让它与大楼同在就行了。于是这块小小的铁牌，在大楼落成典礼上，就被庄严地镶在了崭新的楼墙上。

那几句话是：伦敦大学因侵犯罗素先生土地所有权的违法行为而向他表示道歉，并对他大公无私、热心助教的高尚品德表示真挚的感谢！

这块小小的牌子，不正宣示着虽看不见却能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权利、自由和法治精神吗？（摘编自《读者》，2011-11）

思考：

（1）如何理解权利、自由和法治的关系？

（2）如何理解宪法中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

野生动物伤人案的法理学思考

2000年5月20日早上8时30分左右，一头野生羚牛闯入陕西省洋县四郎乡田岭村村民文宏明家中，将文宏明顶到在地，其妻吉某也被困屋中，当地有关部门闻讯展开营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禁止捕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必须有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于野生羚牛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因此当地有关部门不敢擅自捕杀，只能逐级请示：当日下午1点20分才从陕西省林业厅传来指示，可以击毙羚牛。下午4点20分，羚牛终于被击毙，而此时文宏明已经死亡，其妻吉某也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从这起案件本身来说，有关部门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形都抽掉话，那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古老的法治难题：在法律权威与社会二者发生冲突时，人们应当如何选择？严格遵守法律权威（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和原则）就意味着放弃受害人夫妇的生命安全；要实现社会的正义（这是法治价值的终极体现）就意味着放弃法律权威。人类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然而，事务并不是如人所愿的发展，有时候严格实施法律，却收到的是非正义的恶果。（摘编自百度文库法理学案例分析，2010-12-21）

思考：当信守法律会造成不正义的恶果时，是忍受不正义的恶果，而维护法律？还是以牺牲法律尊严为代价而实现社会正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