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照耀前进路

仝开锦 回族，1934年出生，安徽省和县人。1949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任和县姥桥区派出所文教干事、和县生产自救工作队队员、和县税务局副股长、和县历阳镇税务所副所长。1954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1960年9月大学毕业后，自愿来到宁夏工作。先后担任宁夏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副主任，自治区纪检委办公室主任，自治区司法厅党组书记、厅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等职务。离休后担任宁夏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老年体育协会主席等职务。

1934年我出生于安徽和县。我的家庭条件原本不错，但自日本入侵后，生活就不行了。我从小也经历了一些比较艰苦的生活。5岁那年，日本飞机轰炸和县时，我正在理发，因年龄小，很害怕，就跑，一只鞋子都跑掉了。我家后面就是土坡坡，那里挖了很多防空洞，许多人到那里躲藏，有人就被炸死了，幸亏我没有去，否则也可能会被炸死。

1948年年底，刚刚取得淮海战役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了地处长江北岸的我的家乡——和县，一场“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渡江战役正待开始。人民群众兴高采烈，热情地欢迎人民解放军，支援人民解放军。那时我才14岁，正在中学上学。我看到解放军与国民党兵对待老百姓的态度大不一样：解放军看见了老百姓满脸笑容，说话和和气气、亲亲热热，还帮百姓干活，像一家人一样；国民党兵对待老百姓凶巴巴的，强拿强要，蛮横无理。我一下子就喜爱上了解放军，便经常去解放军驻地，听他们讲战斗故事。有一次，有个战士问我：“小鬼，你说中国穷人多，还是富人多？”我回答说：“当然穷人多！”他又问：“为什么穷人多？他们为什么穷？”他见我迟迟回答不上来，就笑着对我说：“因为中国的土地被少数地主霸占去了，穷人没有土地，替地主种地，流了汗，打出来的粮食被地主剥夺去了。城里也一样，少数资本家开了工厂，工人为他们干活，挣了钱也被他们剥夺去了。所以，农民种地吃不饱肚子，纺纱织布的工人穿不暖衣服。你说这个世道公平不公平？”我大声回答：“不公平！”他说：“对，不公平！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铲除这个不公平，消灭这个人剥削人的吃人社会，让工人、农民和所有无产者都当家做主人，有饭吃，有衣穿，过上平等、富裕、幸福的新生活。你说好不好？”我又大声回答：“好！”从此，在我的意识里有了这样的信念：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而奋斗。

在党组织的号召和组织下，我满怀激情地参加了和县沈家巷业余剧团（后又被邀请到白渡桥剧团），参加了歌剧《白毛女》、话剧《血泪仇》等演出，用革命的文艺宣传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好，宣传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宣传人民解放军为劳苦大众、为打倒反动派、为建立新中国不怕牺牲、一往直前、勇夺胜利的英雄足迹。

渡江作战胜利后，和县党组织加强了地方政权建设，各级政府机关逐步建立了起来。1949年8月，我从剧团进入政府机关，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并先后担任和县姥桥区派出所文教干事、生产自救工作队队员、税务局统计员和副股长、历阳税务所副所长。

1954年9月，我光荣地被党组织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立下誓言一定要在党的领导和指引下，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为伟大祖国的强盛、为人民生活的美满幸福、为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鞠躬尽瘁、奋斗终生。

在这期间，我参加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看到贫下中农眼含泪水，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土地证，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我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翻身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那种激动人心的场景深深印在我的心头。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和县税务局局长王军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是个工农干部，虽然批评人很厉害，但对勤奋工作的人很关心，处理问题不讲个人感情，很理智，不说过头话，不做过头事。在“三反”运动中，我们税务局十几个所长都被打成了“老虎”，他也被诬陷成“老虎”，但他坚持原则，不打击报复那些诬陷他的人。这个到现在我印象还很深。那时候，有个词叫“口头贪污”：就是到人家那里去，人家请你吃饭（平时吃饭就两毛钱，请客吃饭价格就算高一些，也就是四毛钱），你如果没付钱，就叫“口头贪污”。我在别人家吃饭没有付钱，经过计算，几年一共吃了五块三毛五分钱，王军局长知道后就要扣我的钱，我同意了。那时候是供给制，扣了好几个月。这件事情使我终身难忘。后来在工作中，我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不贪不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亲身经历了这几场运动，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为走向独立自主、繁荣昌盛而奋斗的党。

1956年，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更多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国家决定扩大大学的招生名额。考虑到在校高中毕业生生源不足，国家批准在职年轻干部可以申请报考大学，但要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我们在职年轻人听到这一消息后万分高兴。当时，我既高兴，又焦急担心，因为我初中没有毕业，只上了一年级。虽然在工作中翻读了中学的课本，但终究学习不系统、基础差。局领导见我不开心的样子，就找我谈话，鼓励我大胆报考，并批准我们几个报考的年轻人脱产到巢湖中学补习。为了不辜负党组织的培养和希望，我们是一天当两天用。三个多月的在校补习，人瘦了十多斤。工夫不负有心人，全县参加补习的25人中，有5人考上了大学。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被录取到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局领导和局里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会，鼓励我们要永远记党恩，永远听党话，永远跟党走，做一个清正廉洁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做党和人民都放心的好干部。

四年大学生活很丰富、很精彩。为了成为有用人才，我在校除了参加班级和学校组织的一些集体活动外，就是集中精力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学习，极少外出游玩。就是在参加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活动中，我也利用一切闲暇时间看书学习。既学习课本上的知识，也翻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我特别喜欢反复诵读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老三篇，还有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从中汲取营养，领悟真谛，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增强对党忠诚、对祖国热爱和对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坚定信念。由于勤奋学习，专心攻读，我每次考试成绩都是优良。在校期间，我还被同学推举担任班级保卫委员、院体育委员会体育部部长和副主席，我也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并为开展全院体育活动做了点成绩，赢得了赞扬。1958年，由于我品学兼优，被推选代表学院优秀生参加了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首都高等院校优秀生代表大会，并受到了奖励。

1960年9月，我以优等成绩毕业，并响应党的“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自愿报名到祖国的大西北新疆、青海、宁夏去工作。结果，我和另外10名同学被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并宣布由我带队领导大家到宁夏银川报到。我们11名同学按时按要求一起高高兴兴地来到银川。当时，我们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缺吃少穿。听说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大家一样过着穷日子，但是大家充满信心相信党中央一定能带领中国人民战胜暂时的困难，走上康庄大道，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被分配到宁夏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新闻广播工作。到岗不到一个月，我就在大办农业的热潮中被下放到电台农场劳动。由于粮食定量过低（我在校时一个月粮食定量是39斤，是运动员的定量，到宁夏一个月粮食定量才25斤），又缺少副食，吃不饱，很快就得了浮肿病，一检查四个“+”号，疾病比较严重了，领导这才把我调回台里。我在工作学习中，看到一些从北京、上海等外省市调来支援宁夏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做采编工作的同志家里生活也很困难，有些人也得了浮肿，但他们精神未倒，充满激情，起早睡晚，认认真真地做好广播宣传工作，对克服困难、建设宁夏，以及宁夏美好的明天充满信心和希望。他们听从党的号召来到宁夏，服务宁夏的忘我精神和勤奋认真的工作态度深深地教育、鼓舞了我。我暗下决心，既来之则安之，正因为宁夏现在比较落后，经济社会欠发达，党才号召我们到这里来工作，我要为改变这里的状况尽把力。在党的领导下，大家齐心协力定会把宁夏建设好，成为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1961年秋，电台领导找我说，你要求调你爱人来宁夏工作，调令发过去了，他们回信不同意，要调你回去，你看怎么办？我心里明白，这是对方老领导对我的关爱，怕我在这边受苦，要调我回去。但他们不知道，这里缺干部，需要人手参加建设。我是共产党员，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就要听党的话，就要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不能知难而退。我对电台领导说，我不能回去。你再开一张调令，我请假带着调令回去，找那边组织谈谈情况，把我爱人调过来，行不行？领导高兴地说，好，就这么办！年底我爱人带着介绍信随同我来到宁夏银川，被安排在宁夏人民广播电台搞财会工作，她为建设第二故乡宁夏尽心尽力，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

从大学毕业到宁夏工作40多年来，我先后从事宁夏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工作，并担任过编辑部副主任，任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司法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书记、厅长，中共宁夏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宁夏法学会第二、第三届副会长、会长，中共法学会第二、第三届理事，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1998年离休后，我又被自治区党委任命担任自治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自治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会长、青少年违法犯罪研究会名誉主席等社会群众组织的领导职务，并努力做好所担负的工作。

在我的一生中，从参加工作到离休40多年的风风雨雨，跟党走的信念从没有改变过，到现在也没有丝毫改变。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说成是保守派而遭批斗时，我对党的信念也没有动摇过。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一定会纠正自己的错误的。40年来，我常常告诫自己：要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时刻牢记党的宗旨，努力为人民服务，“宁可清廉瘦，不为浊食肥”。所以，不论社会职务转换得多快多大，我都能从观念到方法上很快适应工作，挑起重担，做好工作。在我从事记者工作时，为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我下基层、进工厂、到农村、蹲连队，和采访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他们学习，了解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心声，宣传他们热爱党、热爱家乡、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和爱岗敬业、团结互助、克服困难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同时，也增进了我和他们的感情，增强了我热爱宁夏、扎根宁夏，为宁夏的繁荣发展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我步入记者行列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市场供应非常紧张，我外出采访很注意记者形象，从不利用工作之便想方设法托关系索要物品，我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品德。

1983年我到宁夏司法厅工作不久，经中央批准，司法部决定从1985年开始在全国开展第一个五年向全体公民普及基本法律常识教育。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工程。为了完成这项工程，我和普法办公室的同志一起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在各方努力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在全区开展了普法教育。我亲自邀请法律专家、学者和有实践经验的法律工作者，组建自治区普法讲师团，深入基层讲授法律知识，并举办培训班给基层培养普法人员。还亲自参与和主编了《普及法律常识读本》《民族区域自治法讲座》《中学法律常识读本》《小学知识十八讲》等教材，以适应各方面人群的要求。在区内外报刊上，发表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深入普及教育，增强法律意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制教育》《共产党员必须带头学法执法》《论依法治市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增强法制观念，严格依法办事》等文章。我还主编出版了报告文学集《大墙内的烛光》，向全社会宣扬从事劳改和劳教人员的爱心和崇高的情操，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赞扬，为宁夏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1989年，我光荣地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九届世界法律大会。

在担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期间，我真心实意地和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民族宗教及党外各界人士广交朋友，虚心听取意见，帮助解决问题。我多次组织他们赴各地参观学习，开阔视野，并鼓励支持他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做好参政议政的民主协商工作。为此，我撰写了《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政协委员作用》《中国的统一战线》（此文还在匈牙利华人主办的《欧洲之声》报纸上发表）等文，阐述了统一战线在推进国家建设、促进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和祖国统一等方面的意义与作用。我还针对有的部门对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在办理答复时绕弯子、说空话、缺少落实诚意的现象，在有关会议上提出意见。我说，委员们提出的议案是代表民意的，应该受到尊重，得到落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信任和拥护。敷衍民意，不仅会伤害参政议政者的政治热情，还会伤害社会民主风气，引起民愤，造成民心的丧失。人民的意愿，“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所以，对委员们提出的议案要认真对待，而不可敷衍应付。务实的态度和中肯的直言，受到与会者的一致称赞。

民族和宗教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不仅涉及不同民族与宗教之间的问题，还涉及同民族、同宗教中的派别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宁夏是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为主体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民族之间、信教群众之间都应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并要加强相互合作，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大团结的良好局面，努力实现共同进步和繁荣的目标。为了增强宗教人士的政治觉悟，1994年秋，经自治区党委同意，在中央统战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统战部组织了14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宗教代表人士赴北京、青岛、上海等地参观学习，开阔眼界，增强见解。在参观学习座谈和闲谈中，大家对这几个地方的民族团结、社会经济发展都十分惊叹和高兴。有些阿訇跟我说，过去对改革开放这个政策的意思不太明白，这一看才知道改革开放就是叫大家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抓生产、搞建设，就是让各民族人民早日过上富裕开心的日子。共产党真伟大，净想着为老百姓办好事，我是真心服了！还有一位寺管会的主任、大阿訇在青岛参观时，他早上起得很早，可他出去一看，比他起床早的人还有。海边有许许多多当地的人正在赶海，正干得欢呢！一次，他心情激动地说，这里群众的日子过得比我们那里群众的好多了，可是人家越富越干，越干越富，我们那里的人却越穷越闹，越闹越穷。回去后，我要告诉他们，今后我们一定要听党和政府的话，要团结，要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搞好生产，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让党和政府放心。从中，我也受益匪浅。第一，要相信我们党制定的民族宗教政策，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要不打折扣地全面执行。第二，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只要把党的政策宣传到位，他们是会相信党的政策是为他们好的，并能积极按照党的政策去做，什么危难的事都可以妥善解决。第三，民族宗教工作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好这项工作极为重要。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地去做，为党分忧，绝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让党担心。

1998年，64岁的我从岗位上退了下来。这时，组织上找我，让我担任宁夏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当时我想，年岁大了，既然离休了，就好好地待在家里，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何必再去找麻烦。可转念又想，这是一个离休老干部、共产党员的思想境界吗？入党时立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现在怎么就打退堂鼓了呢！更何况，关心下一代工作是为共产主义培养接班人，让红旗飘万代的一项伟大工程，怎么能拒绝呢？于是便应承了下来。我曾经担任过自治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为老年人服务，从此又要从事关心下一代的工作了。在担任自治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席的六年中，我和老体协其他同志一起积极努力，使宁夏老年体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005年，老体协被自治区全民健身领导小组授予全区“十佳运动协会”;2007年，被自治区民政厅授予全区“先进社会组织”，成为全区体育社团中唯一获此殊荣的社团；2009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我常和离退休的老同志一起走进青少年中间向他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举办报告会、故事会，教育孩子们从小立志努力学习，长大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有段时间，我发现个别青少年染上吸毒恶习，我就走进戒毒所，与他们谈心，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告别毒品，用爱心拂去他们心灵上的灰尘。一次，我在调研中得知宁夏南部山区还有失学儿童，特别是女童失学较多，我不仅呼吁社会各界帮助他们，还和爱人商量资助了3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我还积极牵线搭桥与福建大丰文化基金会、宁夏安徽商会等单位联系，争取助学捐资近百万元。

为了让更多的人关心下一代工作，我联系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开辟了《成长热线》节目，并亲自走进直播间，宣传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意义，动员社会各界人士都来关心孩子的健康成长，引导青少年从小明辨是非、讲文明懂礼貌、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从小培养他们诚实、公正、善良的人类美德。并积极配合有关单位，对青少年开展各项宣传教育活动，为他们营造良好健康的成长环境。

为了宣传和发扬“五老精神”，更好地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在关工委其他同志的支持鼓励下，我主持编辑出版了《夕阳辉映满天霞》《心灵之歌》《童心歌盛世》3本书，并先后获得了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老干部局，自治区人事厅、关工委授予的突出贡献奖。在2010年中国关工委成立2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我被中关委、中央文明办授予功勋奖。

回顾我这一生的经历，我感到无悔，感到欣慰。这是因为，在我跨出人生的第一步的时候，心中便装了中国共产党这颗红太阳——让我看清了前进的道路，不走邪路走正道。懂得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里，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不是官职、金钱，而是贡献；不是看他从社会、从人民那里取得了什么，而是看他给社会、给人民拿出了什么。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一定要时刻按照党的教导，牢记党的宗旨，遵守党的规定，执行党的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处理任何问题都必须考虑你、我、他三方的利益，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才能把事情公平处理，才能把大局顾好。正因为我努力如此做了，我才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迈过人生的坎坎坷坷，最终迎来人生的灿烂光彩。清政为民而名立，幸福人生谢党恩。

口述：仝开锦

采访：饶彦久 惠卫明 刘志

整理：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