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继续乱炖(1)

摆平

为了使自己的丑行不至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免遭由此而引发的法律或权力的制裁和制约，免遭利益上更大的损失，用金钱来摆平媒体，封住那张说三道四的嘴，其实早已不是那几个臭煤窑主的发明了。他们之所以能够名噪一时，与其罪孽深重，与其胆大妄为，与其傻里傻气，皆不无干系。

“封口费”是一个新提法，有一定的专业性，不知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成为财务账簿中列支的一个项目？说它有专业性，是因为它是冲着媒体来的。你不是爱说话吗，尤其爱捅娄子吗？甩过来一笔钱砸在你嘴上，看你还好意思张开！至于面对“白花花的银两”，大约没有人不眼花缭乱不气喘吁吁不想入非非——没办法，民意。

所以，在事件中，我们看到真记者假记者全都来了，全都张着大嘴龇着歪牙，冲着煤老板嚷嚷着：快来封住我吧，我这张嘴可臭着呢！煤老板的愚昧，还在于他不识货。也许时至今日，他还在为此自责呢。

金钱和权力一样，是可以奴役思想的。

在“封口费”这个网络词语出现之前，我们一般把与此类似的所有行径，都习惯性地口语化地称之为“摆平”。何以摆平？当然是因为它不“平”了，或者凹下去了，或者凸出来了。从媒体这个角度来讲，一般多为“凸出来”了。“凹下去”的意思，众所周知，一般多为秋后的茄子——蔫了。缺乏或没有独特声音的媒体，不是真媒体，不是顺乎民意的媒体。这样的媒体，当然是培养不出什么真记者的了，当然是会出现渴望摆平的记者的了。亦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煤老板才会有如是作为，慷慨出手，一把摆平。

煤老板还有失算的一面，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摆平力”。坚持正义的人永远都是大多数，当然大多数记者也都是能够坚持正义的。事件的暴露，“封口费”的脱颖而出，也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也说明了另外一点，那就是实践“摆平力”的毕竟是煤老板，也不过是有一些臭钱而已，虽然钱与权常常能够沆瀣一气，但我们已经看了出来，在煤老板这里，它们的结合尚没有达到“有机地”高度。

具有一定“摆平力”的人，在各界各圈里都比较好混比较吃香。其实这与他们的日能没有多大关系，有关系的，是我们常常不按规则出牌。能够或胆敢不按规则出牌，且预期都不会差，也与我们出牌人的日能没有多大关系，至于问题出在哪里，梳理起来也是相当容易的。不容易改善的，或者至关重要的，倒是我们的机制与体制。否则，哭着喊着渴望被别人用金钱用美色摆平的人，啥时候都会有都不会少。

不稀罕

涂鸦儿时的一个“战友”，也就是一起玩大的，其乳名叫“不稀罕”。据说他妈养下他之前，已经养下了类同他这样的五六个货色了，所以他爹看他还是一个带把的，便不住气地摇头，连声说“不稀罕不稀罕”。于是，这“不稀罕”的名字就一直这样叫了下来，一直叫到我们都长大了，一直叫到我们都工作了都结婚了都已入不惑之年了都彼此也不来往了。但如果谁要再说起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依然管他叫“不稀罕”。没办法的事，我们已经习惯了，改都改不过来。

所以，宁夏律师协会的选举因为没有达到领导的意图而重新改选，并最终让领导的“意中人”成为会长，这其实也是不稀罕的事儿。什么“违背程序公正”了、“践踏民主意愿”啦等等，话也都说得有点儿玄乎了，甚至不排除“上纲上线”之嫌疑。有什么呀？不就是一个什么“会”么？社会团体而已嘛，好意思或者有什么资格不把领导的意图深入贯彻下去？还吵吵嚷嚷到什么网上，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让涂鸦觉得稀罕的，倒是这个。其实就这件事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想法，譬如为什么在最讲究程序最注重公正的律师行业里，成为其“天敌”的东西依然能够我行我素？譬如为什么事隔半年以后事情才得以曝光？譬如曝光以后历来被我们认为能说会道的律师，特别是我们宁夏的律师，为什么就听不到或很少听到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铺天盖地义愤填膺的声音？譬如不过一个社会团体，为什么也劳烦领导亲自过问甚至具体部署乃至操刀？

耐琢磨的事其实很多。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就是不像人家外国人那样喜欢简单，就喜欢把事情复杂化了。非也！其实一切都是程序上的问题。程序是不复杂的，问题是我们早已经习惯了不把程序当回事的生活了。一下子就让我们改，也真是难为我们了。况且，我们也习惯了凡事总要有个过程，总要交点儿学费什么的，这在我们看来也都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最近，张贤亮对大家说，宁夏在哪里，让我来告诉你。其实用不着麻烦张老了，有这样一些让大家感到稀罕与不稀罕的事情发生，宁夏在哪里的问题，回答起来也不是什么难事。还有一些在学界据说也是重量级的人物，出来说话奉劝我们的会长主动辞职，听上去也是用心良苦的。但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也是不大的。想想看，人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惹了这么一大堆臊气，况且也顺顺当当干了半年了，再让人家主动辞职，能说得过去么？当然如果有了“二般”情况，那也就由不得他了，因为网络呀舆论呀什么的，那力量也是非同小可不敢小觑的。好在，我们的共同愿望都是一致也是美好的，因此大家这样的努力不但可取亦当永不止息。

不知道

在复旦大学的考研试题里，人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请说出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字，请说出现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名字。这样的问题，答案其实并不复杂，但是能够取得满分的人却微乎其微。

何以如此？答案其实也不复杂。首先，虽然记住这些名字对于适应了应试教育的中国学生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比这难记得多的东西他们也能够倒背如流。但关键是，也让他们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记住这些名字究竟有什么意义？记得有一个国外的老师，对中国学生把化学方程式能够背得滚瓜烂熟，感到不可思议。他以为，那个随手就可以查到的东西，没有必要这样伤神劳心。其次，不管是政协委员也好，是现任校长也好，让人家记住你的最好办法，恐怕不应该是出在考题里，强行人家那样做；而应该是干出让人家不记住你都觉得不行的事情来，当然不是臭名昭著的那种。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考研试题，产生不记住我的名字你就不合格的事情，盖缘于我们思想观念上的误区。一是“官本位”思想的作祟。涂鸦瞎猜，现任复旦大学校长大概是全国政协委员，要不怎么不让记住全国人大委员的名字，偏要选政协委员？我们不好断定这就是校长本人所为，也许他自己就根本不知道这码子事。但是，有人替他这样做了，其良苦用心，虽然现在校长不知道，但人家相信，老人家迟早会知道。知道了又会怎么样？很显然，这些“有人”的良苦用心一定会得到回报。二是体制机制环境的影响。这样的影响，照样波及到学术界，而且看上去丝毫都没有打折。曾引来反响的“张鸣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封建主义思想，仍然被大家视为处世圭臬。我们原以为的那片“净土”，其实一样灰头土脸。三是教育体制的弊端钳制着人们的创新思维。一些出彩出奇的想法，往往被视为另类视为异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发问：“你怎么总是和大家不一样？”在我们的惯性思维里，“一样”似乎是制胜的基础。我们并没有排除“一样”具有形成合力的功效，但我们应该同样注意“一样”所带来的弊端。“一言堂”是不是一样？人云亦云随人俯仰是不是一样？那可都是我们努力剔除的现象呀。正是这样的“一样”，使我们的大学精神萎缩成一块干瘪的面团。

对复旦大学考研试题的正确回答，涂鸦觉得，应该就三个字：不知道！其实这同样是一种反叛精神，反的是应试教育，叛的是封建主义。反叛的本质是为了创新，为了不做精神侏儒，为了独立之思想。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其实都应该把重庆某大学一位学生主动辞学时说的话记住，并进行深刻的反思。当老师甚至校方领导规劝这位学生继续其学业，并再三询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不无悲伤地说道：“我看不起大学！”

出气筒

出气筒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西夏区两个工地上的老板，当然也都是些不大的老板，一个叫甲的老板的搅拌机坏了，便找到另一个叫乙的老板商量，意思是看能不能共同使用乙的那个搅拌机。结果商量未果不说，还吵了起来，大概是撕破了脸皮的。乙老板不甘心，纠集了十来个人，当然也以混混居多，跑到甲老板的工地上闹事，对甲老板工地上的农民工大打出手。当然，农民工也不都是吃素的，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抵抗。结果混混里面的其中一位，为了冲开农民工的阻拦，竟然开着车撞倒了两个农民工，并气势汹汹地从他们的身上碾压过去，致使二人不治而亡。

厉害吧？牛气吧？撞你没商量，压你也是没商量的。你是农民工你怨谁？我是混混我怕谁？当然，法律是无情的，法律不但不怕混混，还专门找的就是混混。这不，18个小时以后，该落网的已经落网，漏网之鱼想必也没有几天好日子。

细想想也真是不值。要涂鸦说，甲乙两个老板都有责任。一是你这个叫甲的老板就不该找那个叫乙的老板商量这个事，喂驴的还不知道驴脾气呀，何必呢？机子坏了可以修嘛，实在修不好，也应该找一个明白人去租或者借；二是甲大概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找人商量还不和颜悦色，还在斤斤计较，小算盘算得太细太精；三是乙太不够大度，不够男人，屁大点事儿，动不动就想闹事，动不动就想到自己认识的几个混混。有了这三点，发生打架斗殴的几率就要大很多。

不过，让我们颇为乙和那些个混混感到羞他们家先人的是，既然你要和甲叫板，那就应该直接去找甲，他是你们的当事人呀。就是即便没有找到甲，也不应该与农民工较劲，拿农民工当出气筒。怎么，好欺负是吧？他们囊是吧？没有后台是吧？打了白打是吧？告诉你们，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也享有“人之生来平等”的权利，也是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保护的。我们常说“欺软怕硬”，也常说“狗仗人势”，其实混混们的逻辑也是如此。在我们的社会群体中，农民工的确还十分“软”，处于弱势状态。譬如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属于散兵游勇，也还有很多应该享受而尚未享受到的待遇，和城里人毕竟还有一定的差距，甚至和这些混混也没有可比性。这是我们的制度需要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几乎没有人不承认，农民工在城市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多少脏活苦活都是他们干的，他们是城市的苦力。善待他们，应该是一个城市人的起码良心。退一万步说，即便你不善待他们，也不应该就拿他们当出气筒，像地主婆对待自己的丫鬟。

农民工、清洁工、钟点工、下岗职工、摆摊儿的等等，他们都无疑是城市中的弱势，其实之所以处于弱势，无非是因为他们没钱么。但他们仍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也毕竟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动不动就拿他们当出气筒，在他们面前耍威风逞能，显然是人渣爱干的活计。你如果不承认自己是人渣，那就不要把他们当出气筒来对待，就不要再干羞先人的事情了。

大灵通

据报道，银川市近日对64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个人“小灵通”捆绑单位办公电话问题进行了清理，有55部捆绑电话被注销。当然，这项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相关的问题恐怕也没有完全解决。不过，只要本着对国家和人民利益负责任的态度，“小灵通”的问题解决起来也并不复杂。

依涂鸦之见，所谓“小灵通”，与搞这种捆绑式连接方式的人相比，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他们是真正的“大灵通”。其实说起来也非常寒碜，因为能够捆绑到单位办公电话上的人，一般在单位里打电话都是不花自己钱的。那么八小时在单位里工作，再睡上八小时，剩下八小时里，也未必就有打不完的电话。所以，这样算下来，其实也揩不了国家的多少“油”。如此处心积虑，却原来为了这样的蝇头小利，说他们是“大灵通”，也真是恭维他们了。

但这是一种不正之风。其实人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贪图小利的行为随处可见。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所谓“硬道理”，譬如大的捞不上还不能捞点儿小的？譬如我们这都是哪跟哪呀，人家领导那才叫大动作哩。由于这种心理的作祟，他们便对自己的行为心安理得。从人的本性上来看，趋利行为的产生无可挑剔，但必须有一个底线。任何事失去了底线这个“度”，走到与其截然不同的极端也不是没有可能。不正之风后面的这个“风”字，是风气的意思，一个单位倘有了这样的风气，不但刹起来难，而且也是该单位之祸。

除祸最灵验的办法，涂鸦以为首推根治“大灵通”的思想。让“大灵通”们把更多的灵气，用到自己的具体工作上。不是不可以琢磨自己的“小九九”，人既非神仙亦非半仙，是脱离不了烟火的。但放正位置却是第一位的，不能凌驾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上，当然就更不能盘剥甚至贪污国家和集体利益了。这似乎是人人皆知的大道理。但知之而为之的人，似也不为少数。这里面还有一个制度问题，这是他律的问题，但更为重要。因为所有能够“为之”、敢于“为之”的人，大多都是因为制度的缺失，从而使他们钻了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