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江看马

1940年8月，教育部命令抗战初期迁到云南的所有大学搬至四川。

教育部任命吕凤子为国立艺专校长。1940年夏，吕凤子决定国立艺专迁址四川重庆璧山县。因为吕凤子在璧山办有正则女中，他可以两头兼顾。

璧山县列居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地处重庆市西大门，距重庆37公里。

重庆那时候已是中国的战时首都。

1937年11月，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发布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从那时候开始，重庆就代替南京成了中国的战时首都。抗战时期，重庆是整个中国大后方的军事指挥中心和政治中心，工商业及文化艺术团体及外国大使馆也随之迁来重庆。沦陷区上千万难民涌向了重庆。重庆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

学校决定迁往四川重庆了，但学校不发给路费。后经窦眉山、朱立伦等进步同学的争取，每人发给120元，自选走法。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同学组织徒步抗日宣传队。我班的郝石林、刘晓峰、刘如阜等都是宣传队成员。滕固校长极其关怀和鼓励，在纪念册上题了“腹地长征”四字。他们步行数千里，路费不够了，备尝忍饥挨饿、痛苦艰险的生活，终于越过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到达重庆璧山县，受到先到的同学们热烈欢迎。

李际科领到学校发的路费，准备和高法慎相约一起走。不幸的是他在一次购物时，钱包被小偷扒了。

这时父亲从腾冲完成任务归来，宽慰他另图走法。

已快到报到时间。李际科从马市结交的马友中了解到云南丽江纳西族人民对马、对茶马道，有一种天然的不解之缘，在一定意义上说，丽江古城起源于商，亦兴盛于商，一部纳西族历史，就是一部牧马、骑马、养马的历史。

李际科得知后，惊喜极了，很想去丽江看看，担心学校迁重庆以后再没机会去了。他将想法告诉我。我也未去过丽江，只听私塾老师讲过，丽江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必经之地，那里的各民族人民有悠久历史。我也很想去。

我征得父母的同意，李际科骑着父亲给他买的黄骠马，我仍骑着家里那匹赤色小马，带上安南（即今越南）人制的法国面包和一包石榴就上路了。

丽江地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结合处，山高谷深，河流纵横，树林密布，由于地形复杂，交通很不方便。

那时没有公路，走的是山间小路。到了丽江感到很繁荣，多商号。看不见什么马，沿途马帮极少，只看见骡子比马多。我们专门走访了一个当地有名的马锅头。

他说：“因为是抗战时期，日本人切断了所有通往内地的国际商道。这样，昆明—拉萨—印度之间的茶马古道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连接海外的唯一通道。丽江作为这条商道上重要的中转站，在战争夹缝中陡然繁荣起来，因此那些旅马商号，就发展成规模最大的商号，一时间丽江就成了万商云集的重镇了。所以你们看见商号特多。”

际科又问：“为什么马少了，反而骡子多了？”

马锅头说：“哎呀！老表（当地人称外来人为老表），你就不知道了，雄健的畜中贵族——骡子比马的耐力更强，力气更大，漫长而危险的路程，只有让骡子驮载，有少数的驮马参与骡队。”

这位马锅头是当地颇有声望的人，他很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很有特色的“王阿丹酒铺”喝酒。李际科婉言谢绝了。看得出马锅头有些失望。

我觉得，从丽江整个气氛看，不适合旅游，还是尽快离开好。

我们骑着马经过“云杉坪”、“银河滩”，离玉龙雪山不远了。我们沿雪山下的草甸边沿，看了素称“马樱花”的各色杜鹃花，就匆匆赶回昆明了。

从昆明到重庆

我班的肖涵芬和我都不是沦陷区学生，领不到路费，他要先回四川奉节一趟。他来给我母亲告别，顺便提及他于1939年初春，从奉节乘船经重庆来昆明报考国立艺专时，日本对战时首都重庆的空袭已在1938年开始。重庆城多竹木建筑，日本对重庆投下的燃烧炸弹，引起大面积起火，使整片街区化为火海，重庆人承受着敌机惨无人道的狂轰滥炸，在被炸弹引发的火灾和废墟间颠沛流离，无处安身。他经过重庆时，不敢停留。现在学校要迁至重庆璧山，跟不跟学校去重庆，他在犹豫中。

我涉世不多，也没在意肖涵芬的陈述。但我胆小，从未出过远门，对外面的世界，心中有些胆怯。但我又不愿放弃学习绘画的机会。我在罗肇寅老师的鼓励下，决心到重庆，去实现我美好的理想。

可是妈妈知道战时首都重庆惨遭日机轰炸的情况后，与父亲一再商量，想不要我去重庆。但父亲认为既是教育部的命令，肯定是经过研究的，何况也不止这一所大学迁重庆。

父母出于对我的关爱和期望，同意我赴重庆学习。并决定让代国安老管家陪我前往。

代国安是妈妈娘家的老管家，父亲与母亲完婚后，外公樊纯武就让他陪嫁来了云南。所以已不是一般主仆关系。他一直看着我长大，对我特别关心。在安江村时我没享受贷金无法吃饭，是他每周两次来安江村送吃的和换洗衣物，我把他当成是可以信赖的人，甚至都有些离不开他了。

国立艺专要迁重庆的消息，他知道。他希望能送我去四川，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回一趟老家。

一天傍晚下着雨，妈妈在楼道里碰见老代在抹栏杆上的雨水，妈妈向他提及我可能要随校迁四川的事，说她还是不太放心我一个人出远门。

“夫人不要着急，二小姐可以随李先生同路。李先生为人仗义，又有学问，连老爷都赏识他。”老代和其他家人一样，对李际科印象很好。

“本娴以后的学习确实要仰仗李先生。可是他们毕竟是读书人，这一路吃饭、歇宿，还有行李，他们怎么应付得了？”妈妈望着瓦楞上流下的雨水叹息着。

“夫人，要不让我送他们吧？”老代听出了妈妈的意思。

“老代你也不年轻了，这一路兵荒马乱的，是很辛苦的。”

“夫人，我也有好多年没回老家了，很想借此机会顺便回去看看呢。”

妈妈同意老代送我去重庆。

临行，父亲、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将我托付给李大哥，望他多照顾，在学习上请他多指教。

牵衣送至巷子口，我哭了。

“老代，你把他们送到叙永县就回来，你出去我也不放心啊！”

妈妈看着背着行李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代着实有些不忍。

李际科给我父母深深一鞠躬。

当北国的枫林红透幽谷，寒蝉唱晚的时候，我们告别了南方翠绿的云南。

二弟本楠送我们至宝善街。我们坐上一辆由运输车改装的去叙永县的客车。

车子要散架似的颠簸在烂石子路上，车子又开得快，我感到阵阵恶心，忍不住呕吐起来。我伏在前排的椅背上，已奄奄一息。李际科扶我起来靠在他肩膀上，帮我挪开前额的散发，发觉我有点发烧，可又没有什么办法。

同车的人说吃点“土瓜”（四川人叫“地瓜”）可以止吐，可这一路哪里去买“土瓜”？

到了叙永，李际科扶着我，行李就由老代一人背着。老代看见我惨白的脸，脚都提不起的样子，实在不忍心离开。老代只好再送我们一程，这样又坐车去泸州市纳溪县，然后改乘轮船，经一天一夜，终于到了重庆朝天门码头。

到朝天门码头

李际科去重庆中央银行找他的中学老同学盛雨沛介绍住处。

我和老代坐在岸边等待。

朝天门码头耸立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古老的朝天门，到处是破破烂烂的棚屋，密密麻麻的木船，桅杆如林，显得很繁忙。

那望不到顶的石梯，那些衣不蔽体、瘦骨嶙峋、抬着滑竿走着“之”字路的轿夫，那坐在石梯路边的瞎眼的老太太，那只披着一件破衣蹲在地上、哭着向人乞讨的孩子，那断了一条腿躺在石梯边的男人……那哭声，求救声，令人心酸掉泪。

我抹着眼泪惊讶地问老代：“这就是陪都重庆吗？”

老代吸着烟，尚未回答，几个头上包着白布，身上穿着破布衫，腰上拴着草绳，手里拿着扁担，光着脚，似在揽生意的挑夫，从我们面前走过，走不多远，就听见有人唱起山歌：

重庆不平坦，山城多坎坎。

挑担走上坡，脚杆打闪闪。

上岩又翻垭，坡坡够得爬。

一身汗淋淋，气都出不赢。

抬头往前看，坡坡不断纤。

声音慢慢远去。

我听着，有种亲切感，妈妈是四川人，老代也是四川人，自小我就跟着他们学过四川话，只是那些方言，听了转不过弯来。

但是我很喜欢这些土里土气的民间曲子。虽没有豪言壮语，却朴实无华，表现得很真实，充溢着一泓内在的热爱家乡、热爱生活和奋进的精神。再艰难、再困苦，都要活下去。

我看着那望不到尽头的朝天门码头，想起了曾读过的李白的《蜀道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老代看见我若有所思地望着那石梯发呆，想找些话来吸引我。

“小姐，我小时候就听家乡跑码头的人说，‘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出门就爬坡，真是累死人。’重庆这个地方，没有三尺平地，不像昆明到处可以跑黄包车、小轿车，那些挑滑竿的，帮人挑东西的，这么高的坡坎全仗他们了。他们都是下苦力的本地人。他们挣几个劳力钱，在这困难时期，找口饭吃不容易啊！还要养家糊口。”老代在昆明住久了，来到重庆也有回老家的感觉，对重庆充满了爱。这是外乡人体会不到的。

听到和看到这些事情，我似乎忘记了晕车的痛苦。

李际科回来了，我问他有没有找到那个中央银行的同学。

“找到了，可是服务处已经没有房间了，要明天才住得进去，我们今天必须另找住处。”

“李先生，你在这里陪着小姐，我去找个临时住处，找好了我就来接你们！”老代没有忘记傅家的嘱托，赶紧站起来往石梯上去。

李际科答应着，在我身旁坐下，轻声说：“幸好傅老伯安排老代来帮我们。”

“爹爹只叫他送我们到叙永，他现在还没回去，不知爹爹妈妈有多着急。”我看着老代弓着身子，已经爬上石阶，有些焦急地对李际科说。

李际科似乎没听我说。

他站起身来漫步在江边，看着那千级阶梯，石梯旁哭泣呼救的难民，破破烂烂的捆绑竹房，脚下那宽阔无比的蔚蓝色的江水，四周层峦起伏的远山，隐约远去的军舰的汽鸣声……这一切对任何一个画家来说，都会激起视觉的冲动。

李际科对重庆产生了强烈的感情。那富有特色的方言，备感亲切，也引起他浓浓的乡愁——我的家在哪里？

他默默地望着那层层叠叠的山峰，深沉地说：“重庆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重庆在遭受日寇残酷轰炸后，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抗日意志！重庆人民为了生活，为了抗战，为了胜利，他们在忍饥挨饿中仍坚持平凡而艰苦的劳动，他们会在废墟中创造新重庆……”

这时他生发出的这些感触，不光留在自己心中，还要留在能表达出深刻印象和感觉的绘画中。

他充满信心地坐回我的身边，对我说了自己的构思。他说：“灾难中重庆的现实生活就是一幅画，一幅震撼人心的画。”

我深深地感动和理解，平时似乎除了画马什么都不关心的李际科，并不是对国家的灾难、人民的苦难无动于衷的。

没一会儿，老代急匆匆地跑回来了，说就在上面石梯旁找了一家“么店子”。

我们三个人一齐往石梯顶上走去。我还是觉得很吃力，喘得厉害，才上十几级石梯，就走不动了。进了“么店子”，不管里面干不干净，倒头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天还不大亮，店主就来拍门，招呼客人上路了。我出了店门，发现么店子大门挂着一个红灯笼，旁边一块牌子上写着“鸡鸣早看天”。我问老代：“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么早就叫我们走啊？”

老代说，这种“么店子”，是重庆这一地方才有的，是为让过往的商贩在这里歇一晚脚，第二天一早就得离开，所以叫“鸡鸣早看天”。

从店里出来，看到外面一层浓雾笼罩在江面上，对面一公尺外模模糊糊，似乎还下着小雨。

老代说：“这不是雨，是雾气，太阳出来雾就散了。”

雾，在战时的陪都成了保护重庆的天然屏障。

后来我们在重庆生活几十年，一直有随着不同季节出现的各种雾伴着我们。

小店门口一副竹担子正煮着面条，一股热气在小担边回荡。

老代说：“二小姐，就在这里吃早饭吧。”

我看见那些端着碗，蹲在地上吃面的人，都是苦力，我犹豫着没吭声。

李际科似乎明白我的意思，安慰我说：“这么早到哪里去找吃的，将就吃点吧。”

因昨晚什么都没吃，已经饿了，当一碗又酸又辣的担担面端在我手里时，我立刻被小面的香味吸引，很快就把一碗小面吃光了。

从此，重庆这种民间小吃担担面真的就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吃过饭有了力气，精神也好多了。我跟着李际科和老代爬坡上坎，不知走了多久，来到两路口的社会服务处。两路口是个三岔路，在服务处对面路边立着一块用木板做的木牌，上面贴着一幅大标语：“在废墟中创造新中国”。

到了社会服务处，安置好后，在服务处吃午饭，没想到是下江口味。服务员说，他们的厨师是上海来的，若不是重庆成了大后方，怎么吃得上下江口味。

这晚三个人各怀心事，未能安寝。

李际科把对朝天门的构思绘了草图，取名《巴山蜀水情》。

我是心在故乡身在川，身在嘉陵想盘水。我写了一首《巴山行》：

十八学子走巴山，千里蜀道初试难。

拜别高堂辞故里，为学丹青入艺专。

独行渝州母流泪，宝善别弟姐怆然。

天门长街“之”字走，轻车天阙上璧山。

眼见嘉陵想盘水，心在故乡身在川。

巴山蜀水常相伴，痴盼南雁报平安。

第二天一早，老代对我说：“我该回去了，老爷和夫人一定很挂念。今后你就只有靠自己了！出门在外，处处得小心点啊！”

老代转头又对李际科说：“小姐身体虚弱，又未出过远门，以后还请李先生多加关照！”

说完，转身就去了南岸搭去昆明的货车。

自从在艺专上学，老代每周来安江村照顾我的生活，这次又千里迢迢护送我来重庆，我真的很感激他。我不禁伤心地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