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6)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加，分布的地域也更加广泛。城址的考古工作向我们揭示了这一时期城市的规模和地理分布。东周时期，洛邑是王都所在地。该城址位于现河南省洛阳市的中心地区。据初步的钻探和发掘获知，城垣略呈不甚规则的方形，仅北城城墙尚有一些保存，东西长约2890米，呈东西直线。在北城墙外，有一条深约5米的壤沟，可能是城墙北面的护城壕。城垣全部是用土分层夯筑而成。为了加固城墙基础，在城墙内侧底部夯筑有宽约0.86一1.16米的夯土“二层台”。王城内西南隅地势较高。在邻近谷水与洛水交汇处，曾发现有大片东周夯土建筑遗迹和散存的大量板瓦、筒瓦、花纹瓦当与陶片等遗物，很可能是东周王城内的重要建筑所在地或宫殿区。从钴探得知，东周王城内的遗址分布范围并不大，城内大部分是空地。这和东周时王室衰微的政治形势是一致的。与都城的衰落形成显明对比的是，在各诸侯国境内城市数量有所增加，规模大幅扩张。“郑韩故城”位于今河南省新郑县城关一带。春秋时的郑国和战国时的韩国曾先后建都于此。这一城垣是依新郑县城关一带的双洎河和黄河之间的自然地势修筑起来的，略呈不甚规则的东南至西北向的斜长方形，东西长约5000米，南北最宽处约4500米。城的中间有一条南北向的夯土墙，把城分为东城和西城两部分。整个城垣除部分损毁外，大部分在地面上都有保存，北城墙和东城墙保存较好，残高约15？18米，底宽约40~60米。宫城位于西城内的中部，略呈东西长方形，周围有夯土宫城垣。宫城城恒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320米，墙基宽约10~13米。宫城内曾发现有夯土基址。围绕宫城外，尤其是在宫城外东北部一带地下发现了大小穷土基址数百处之多，其中分布面积较大的约有六、七千平方米。有些夯土基址的地表还铺设排列整齐的方砖地面。鲁国故城位于山东省中南部的洙水和泗水之间的曲阜一带。其城墙的3、4期属东周时期。城垣平面略呈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2.5公里的椭圆形。城垣四角近圆角。城墙底宽一般为20~40米，城角底宽约50米。城墙四周都有城壤或利用洙水为城壕。在城内中部和南部发现许多夯土建筑基址，东西绵延约1公里左右。在东北部的汉鲁灵光殿遗址下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宫殿遗址。宫殿前有大道直通南城墙东侧的“稷门”，稷门之外，又有“两观”和“雩台”遗址，形成一条纵贯南北的中轴线。齐国故城位于山东省中北部的临淄城北部的淄河西面一带。它是公元前9世纪中叶以来齐国的都城所在地。齐国故城分大城和小城两部分。小城位于大城的西南角。大城略呈南北长方形，周长14158米。小城也略呈南北长方形，周长7275米。大城的东城墙是沿着淄河西岸的自然地形蜿蜓曲折。大城已探出城门6座，小城已探出城门5座。小城内有10条道路和两处排水系统。大小城墙全部是用土分层夯筑而成，筑法与鲁国故城类似。宫殿建筑基址多集中分布在小城内北部的髙地上。宫《建筑建在夯土台基之上。其他各个诸侯国的都城也都有较大的规模。除了各茵的都城外，在军事要冲和交通便利之处也兴起了不少城市。现以经过考古发掘的阳城遗址为例来说明：阳城是春秋时郑国和战国时韩国西部的军事重镇之一。阳城遗址位于“郑韩故城”西约50公里的登封告城镇附近。修筑于东周时期的阳城城垣不仅规模较大，保存也较好。城垣呈南北纵长方形，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700米。北城墙保存较好，现存地面以上的墙体高约8米，底宽约20~30米。城墙全为夯筑，底部为春秋时夯筑，上部为战国时夯筑，筑法与夯窝形状与郑韩故城的城墙基本相同。在城南还发现有东周时期的铸铜、铸铁手工业作坊遗址和许多东周的中小型墓葬。阳城内地下输水管道设施是考古发掘中的重要发现之一。它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城内地下供水设施，提供了少见的实物资料。因阳城是建筑在地势较高的坡地上，为了解决城内的供水，曾采用了用多节陶质直通管、三通管或四通管在地下铺设成的长长的输水管道，把水从城外引人城内。此外，还有配套设施澄水池、阀门坑等。这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城市中就有了较完备的供水设施。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里的手工业较前更为发达。手工业的门类明显增多，分工更为细密。除原有的冶铸铜器、烧制陶器和制作骨器的手工业作坊外，还出现了冶铸铁器的手工业作坊。漆木器、竹编器等手工业产品也较西周明显增多。在王都洛邑城内西北部发现有烧制日用陶器和随葬陶明器的制陶作坊与制作骨器、石器、装饰品的场所。在“郑韩故城”的东城内，已发现有铸铜、铸铁、制陶和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其中铸铜作坊遗址位于东城内偏北部，分布面积约10多万平方米。已发掘出炼铜熔炉、鼓风管和铸造鏤、铲、镰、锛、凿等青铜生产工具的陶范模，还有一些铜炼渣和残铜器等。铸铁作坊遗址位于东城内西南部，面积4万多平方米。除炼铁炉基、烘范窑和作坊场地外，还发掘出春秋、战国时的大量陶片、红烧土块和铸造鑊、锄、镰、穿、镜、凿、削、刀、剑、戟、箭杆和带钩等铁器的陶范模，其中有许多陶范是成套的。另外还出土了大量領、锄、铲、锛、刀、削、凿、镰、锛等残铁器。制骨作坊遗址位于东城内偏北部，面积M约7000多平方米，除了春秋战国时的大量陶片外，还发掘出许多骨料、骨器成品、半成品、废骨料和磨制骨器的砺石等。在骨器的成品与半成品中，以骨簪最多，并有骨锥、骨匕、骨镞、骨贝、骨环与骨饼等。在东城内还发掘出几座东周的烧陶窑。燕下都是东周时燕国的都城，位于今河北省易县城东南约1.5公里的易水和北易水之间。在燕下都的宫殿遗址周围，发现有铸造铁器、铸造兵器、铸造钱币和烧制陶器的作坊遗址共7处。其中铸造铁器的作坊遗址3处，铸造兵器的作坊遗址2处，铸造钱币的作坊遗址1处，陶器作坊遗址1处，制骨作坊遗址1处。位于今山西侯马一带的“牛村故城”曾是东周时大国晋的都城。在“牛村故城”外附近，发现有东周时期铸造铜器、制作骨器和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多处。其中铸铜作坊遗址3处。一处位于“牛村古城”以南。在这里曾发现很多铸造铜铲、铜凿和空首布的陶范。其中以范芯最多，大小不一，皆成楔形，并均被金属培烧成红色。出土的陶范数以万计。伴随出土的还有粘附铜锈的陶#锅碎片。另一处位于上述铸铜遗址的东北约200余米处。在这里发现了大量铸造铜带钩的陶范、车軎陶范和范塞等。还有一处是以铸造青铜礼器为主的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陶范。从陶范可以看出，这里所铸的青铜器有鼎、豆、壶、簋、匯、鉴、敦、匕、匙、镜、钩、剑、镞、鏤、伊和车马器等20余种。陶范上的纹样有夔龙纹、夔凤纹、蟠虺纹、蟠螭纹、饕餮纹、雷纹、环纹、垂叶纹、花朵纹和人纹、鱼纹、兽纹等。这说明当时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并在铸造不同种类的青铜器之间有了分工。考古资料显示，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城之外的其他城市里的手工业也发展起来。如在前面提到的阳城城垣的南城墙外不远处，就发现有铸铁作坊遗址。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里的商业开始繁荣。当时，列国纷争，不仅各国都有自己铸行的货币，许多城市也发行自署城名的钱币。这些货币流传甚广。现在发现的钱币窖藏，往往数以万计。城市商业的繁荣与私商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早在春秋时期，中小商人就“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并出现了像范蠡、子贡这样的货殖能手。范蠡帮助越王勾践雪了会稽之耻以后，乘扁舟，游江湖，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孔子的弟子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战国时期，商人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坐列贩卖”的普通商人和小本经营的“贩夫贩妇”。他们本钱小，人手少，营业极不稳定，是富商大贾鲸吞的对象。这类商人大量存在的原因是“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另一类是富商大贾。如白圭“周人也……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以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以食……能薄欲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同上）有的豪富还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力进行政治投机，从而大贵大富起来。如韩国大商人吕不韦，以经营珠宝获利百倍。他曾利用自己的财力，扶植秦国派到赵国的人质公子子楚，最后使子楚成为秦国的国君，而吕不韦也因而被封为相国、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最后富至“家僮万人，食客三千人。”

在这一时期，齐之临淄s赵之邯郸、魏之大梁、秦之咸阳、楚之郢、周之洛阳，都已成为商业活动最为频繁的城市。尤其是齐都临淄，据苏秦讲，居民已有7万户，壮年男子就有20万。街道行人之多，达到“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战国策？齐策一》）的程度。除了各国的都城外，还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商业都会。如地处交通便利之处的陶，由于“居天下之中，诸侯四通”（《史记？货殖列传》），成为货物集散地，不仅是大商人云集逐利的场所，也是齐、秦、赵等诸侯国争夺的目标。

4.秦汉时期的城市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中央政权强大，这为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秦汉时的都城，规模宏大，工商业较为发达。秦统一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本纪》），使咸阳不仅成为秦代的政治中心，也成为当时的经济中心。这12万户若以每户5人计算，就有60万人。加上原有人口，当时咸阳的人口当在百万以上。保障这么多居民的生活供给，没有较为发达的商业是不可能的。考古发掘表明，咸阳不仅有雄伟的宫殿，而且有密集的手工业作坊和居民区。这里历年来大宗秦半两的发现证明当时商品交换活动较为频繁。西汉时，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长安有80800户，246200人。据《三辅黄图》记载，长安城周围65里，有12座城门；城中有8街、9陌、9市、160闾里。这巳基本上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据实测，长安城周长25100米；城的中部和南部是宫殿和官署，西北隅的东西9市是商业和手工业区，与居民区闾里邻近。9市聚集着各种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就是所谓的“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后汉书？班固传》）。东汉都城洛阳位于今洛阳市东，东西六余里，南北九余里，今实测城周长14345米，是当时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当时人王符说，“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后汉书？王符传》）。

除都城而外，当时的郡治县城也都有一定的发展，有不少还成为当地的工商业中心。如秦时蜀郡成都，“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齐郡临淄和陈留襄邑则是西汉时除都城长安之外的两个丝织业中心。西汉政府在这些地方设有规模庞大的官营丝织作坊，产品供皇室使用。西汉政府还在成都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当时的漆器制作精美，所以价格昂贵，据《盐铁论？散不足》记载，“夫一文（纹）杯得铜杯十”。在西汉时，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是除都城长安之外的五个大城市，合称五都。番禺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其它如江陵“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成为一方都会。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对外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这对刺激中国城市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也应当看到，秦汉时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重大的制约因素。在秦统一全国后，宣布“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把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西汉高祖继续推行抑商政策：不许商人衣丝乘车，携带兵器；加倍征收商人的算賦；商人及其子孙不得做官。在文帝、景帝时期，都曾重申商人不得为吏的禁令。汉武帝时，一方面把私人经营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的工商业部门收归政府，由国家垄断经营，并通过实行均输平准政策，以官营商业防止富商大贾牟取暴利；另一方面，颁布算缗、告缗的命令，通过征收工商业税并鼓励揭发隐瞒不报和自报不实者，对手工业者和商人进行直接打击，使“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汉书？食货志》），工商业遭受严重挫折。

在东汉时期，田庄经济兴起。尽管不乏“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n，满于都城”（《后汉书？仲长统传》）的“豪人”，但从总体上讲，田庄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的性质。田庄经济的发展对工商业和城市的繁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