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城市化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广大人民先后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在贏得政治独立的同时，亚非拉美各国的民族工业开始迅速发展，城市化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总体来说，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显著快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在1950~1960、1960？1970、1970~1980、1980~1990、1990？1995这些时间段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是2.47%、2.02%、1，35%、0.29%、0.70%，而发展中国家在相同时段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87%、3_59%、3.90%、4.68%、3.46%。如前所述，从1950年到19%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占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居住在人口100万及以上的大城市的人口占世界人口100万及以上的大城市的人口比重及属于世界上前100个最大城市的城市数量都有大幅度的上升。从而使这些国家成为推动战后世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力量。

城市化对工业化的依赖，或者说二者的相互依赖可以在世界历史中得到广泛的印证。二者相协调是经济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反之则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过程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教训。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协调的主要表现有两种：“超前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所谓“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二者不相协调，不相适应。由于这种城市化不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城市化速度大大高于工业化速度，所以属于过度城市化。由“超前城市化”而导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城市的正规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不能满足增长的城市人口对就业的需求，因此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而城市的非正规部门以低劳动生产率和低收人为特征。失业和贫困因而急剧增加。（2）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的需要。这些国家和地区财力有限，再加上人口的持续增长，因此，道路、排水管网、供水系统、学校和医院等根本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的需要。（3）城市环境质量下降。由于基础设施不足，加之人口在不断增长，拥挤、污染等问题不可避免，使得城市环境恶化。“超前城市化”的典型实例是非洲的城市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洲较大城市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一般都在5%~7%，这种增长势头一直延续，终于导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非洲爆发“城市危机”。

所谓的“滞后城市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这种状况固然减轻了城市压力，避免了“城市病”，但会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发育不全，城市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进而影响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滞后城市化”的典型实例是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以中国为例，2000年，我国的市镇总人口为4.5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36.1%。当年，我国的GDP总量已达到1万亿美元。美国GDP总量达到1万亿美元的时间是1970年，当时美国的城市化率为87%；日本GDP总量达到1万亿美元的时间是1978年，当时日本的城市化率为65%。按照钱纳里等早期预测的结果推算，2001年中国人均GDP为911美元，与之相对应的常态城市化水平应在60%~63%之间，而当年中国实际的城镇化水平只有38%。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只有40.5%，不仅明显地低于世界上同等收入和工业化水平的其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而且明显低于48%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的滞后使50%的劳动力滞留于农村，他们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不超过15%。在中国现处的发展阶段上，城市化水平的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公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它还将成为制约现代化进程的“瓶颈”，成为限制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的“瓶颈”，成为影响中国提高综合国力和在知识经济时代集聚财富的“瓶颈”。

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城市化的必要条件

农村人口大量、持续地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化的主要表现之一。而人口地域分布的这一调整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只有农业生产率提髙了，农村才能析出剩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和城市的发展提供劳动。也只有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一个农业劳动力才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城市的发展才能有食品保障。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之所以必然会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是因为农业生产具有自己特殊的性质，恩斯特？恩格尔（Ernst.Engld）在19世纪发现，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人们的食品开支比例会不断下降。由于农业部门的主要任务是生产食品，所以其发展空间便十分有限。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不会像对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那样不断膨胀，决定农业产出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必然持续下降。这已被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o城市的发展要以农业的发展为支撑，古今皆然。在历史上，城市产生的前提是：农业的发展使一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在供自己食用之外还有剩余。因为只有当农业发展到那个程度，一些人脱离农业生产、从事非农经济活动才有可能。而城市就是以非农人口为主体的聚落。在以后数千年间，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周围地区所能生产的粮食的数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存在于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随着农业生产的缓慢发展，古代的城市也在曲折中前进。城市发展对于当地粮食生产严重依赖的状况直到大规模的河上运输和海上运输发展起来以后才有所改变。但农业对城市发展的基础地位至今没有改变。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中，一个农业劳动力所能供养的人口越来越多，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在享受城市文明、创造城市文明的时候没有食品方面的后顾之忧。

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希望在于工业化和市场化。在历史上，是工业革命使农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中，1780年？1790年，安德鲁？朱克尔经反复试制终于造出了第一台打禾机。到1813年，打禾机巳经普及。1830年，北方诺丁一昂附近的农场主已广泛使用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1850年前后，英国相继出现了以蒸汽机带动的打谷机、簸谷机、切割机、碾磨机等，农业实现了机械化。美国农业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出现的。1820年，美国西部首次使用了马拉耕田机。此后，割草机、马拉收割机、脱粒机、播种机、捆扎机和其它各种机械相继问世并推广使用，使美国农业在其它各国之前实现了机械化，极大地提髙了农业生产水平。工业化还会导致国民收人迅速攀升，政府財力大大加强，从而极大提髙政府扶持农业的能力。政府财力的增强使它有能力建立农业院校，加强农业科技的研究，资助农业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推广。而这些都对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具有重要的意义。除工业化而外的另一个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是农业的市场化。市场化之所以能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是因为它不仅可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而且可以深化农业生产内部的分工，而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市场化的条件下，大农场具有的成本优势使它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其结果就是农业的规模经营。在历史上，这种情形可以说非常普遍。以美国为例，其农业生产主体在19世纪就曾经历过这样的变化：原先自给自足的小农场迅速地向商业化的大农场发展。它们往往生产数量巨大的单一作物，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农业的市场化还必然促进农业生产内部的分工，使各种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服务组织更臻完善。

相反，农业生产的落后必然会制约城市化的进程，恶化城市的环境。前苏联和中国都曾实行过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的“剪刀差”政策，靠牺牲农民利益和农业来发展工业，使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削弱。而农业的落后又严重地阻滞了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也忽视了农业生产，结果使得农村大片土地荒芜，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导致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过大。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合力”的结果是大量贫困人口涌入大城市。尽管从表象上看，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相差无几，但它们的城市常患有“城市病”，还蕴藏着不少社会矛盾。

三、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城市化的坚实基础

配第克拉克定理（Petty 一claik’s law）指出了劳动力转移的总趋势：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人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将首先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将由农业或工业向服务业转移。上一世纪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的轨迹是对这一定理的最好诠释。在法国，1901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41.4%、31.5%、27，1%；到1960年，上述三部门的就业比重变为22.0%.36.9%、41.1%；到1990年，上述三部门的就业比重进一步变为6.1%、29.2%、64.6%。在意大利，1901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的比重分别为61.7%、22.3%、16.0%；到1960年，上述三部门的就业比重变为32.2%、36.2%、26.7%；到1990年则进一步变为8.7%、31.6%、59.7%。在英国，1901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13.0%、43.9%、46.1%；到1961年，上述三部门的就业比重则为：3.7%、8.4%、47.9%；到1990年，上述三部门的就业比重分别变为2.1%、28.7%、69.2%。在德国，1907年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33.9%、39.9%、26.2%；到1960年，上述三部门的就业比重分别变为13.8%、47.7%、38.5%；到1990年，三部门的就业比重进一步变为3.5%、9.1%、57.4%；在日本，1906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的比重分别为61.8%、16.2%、22.0%；到1960年，上述三部门的就业比重分别变为32.6%、29.7%、37.6%；到1990年则进一步变为7.2%、34.1%，58.7%。在美国，1900年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40.4%.28*2%、31.4%；到1960年，上述三部门的就业比重变为8.6%、30.6%、55.7%；到1990年，三部门的就业比重进一步变为2.8%、25.7%、71.5%。这就说明，从长期看，服务业的就业比重经历了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但也有证据显示，既使在短期内，这种趋势也是明显的。在1979年到1990年这一时段内，加拿大农业、工业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公共行政部门就业的年均变化百分率分别为1，0%、0.3%、1.7%、一3.0%、一1.4%；同期美国上述五部门就业的年均变化百分率分别为一0.5%、一0.5%、1.6%、2.7%、1.1%；日本上述五部门就业的年均变化百分率分别为一2.5%、1.0%、0.3%、2.3%、0.2%；法国的分别为一3.7%、一1.6%，一1.2%、1.7%、1.5%；德国的分别为一3.1%、一0一1%、一0.8%、1_8%、1.0%；英国的分别为一1.6%、一2.9%、1.2%、2.8%、0.5%；澳大利亚的分别为0.6%、一0_2%.2.0%.3.4%、2，2%。

就业结构变化的规律说明，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是城市吸纳劳动力和人口的希望所在。特别是在城市化达到一定水平后，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城市化的意义会骤然凸显。在当今发达国家，一方面一些传统的重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另一方面以高级服务行业为支撑的大城市区域的人口增长势头进一步加强，出现了“再城市化”现象。如果说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初始动力，那么第三产业的发展就是城市化的后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