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东西方沟通的桥梁——颜永京、颜惠庆父子

李可柔

颜永京和颜惠庆，以及其家族成员，是最早居住于中国沿海城市的新型“国际化民族主义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为连接东西文化的桥梁。颜氏父子的精神遗产，多年来透过家族其他成员、教会会众以及大学生所作的贡献，继续不断地产生影响，造福中国。这些人之所以成才，无不得益于父子俩的言传身教。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要坚持不懈地阅读，以便为将来作好准备。因为若非博览群书，便不能算受过良好的教育。……就目前而言，我推荐你们读读英国史，一个是大卫·休谟（David Hume）写的，另一个是麦考利（T. B. Macaulay）写的。别忘了，我要考察你们的阅读情况。此外，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一个爱阅读的人从不会感到寂寞。永远爱你们的父亲。

对儿女来说，他的确是个模范父亲。念及他的嘉言懿行，莫过于他对孩子的爱，那不是盲目溺爱，而是一种心智和道德上的教育，是他留给我们最好、最高尚的遗产……他不只是父亲，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这些不拘礼节的通信，显示出上海一个都市化家族（颜氏家族），其家人之间享有的那种温馨的相互支持关系。这些信函也显明，一位最早从美国获得学士学位的父亲，对后来担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和总理的儿子，产生了多么强烈的积极影响。父亲颜永京协助创建了上海圣约翰大学，使该校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现代院校。儿子颜惠庆则在那里度过美好的童年时光，后来成为该院的教授。1880年至1950年的70年间，父子二人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增强了民间组织的力量，并且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都市家庭生活

在颜惠庆的记忆中，19世纪80年代他在圣约翰大学校园里的童年生活几乎像田园诗般美好。他的父亲是个爱家的人，常和孩子们玩跳棋、放风筝。

（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可能了解所有的现代发明和科技创造，他曾经带我们登上美国和中国的战舰，还去参观早期的造纸厂以及上海自来水公司。但凡有马戏团进城表演，我们都会前往观赏，而且不放过欣赏每一出英语戏剧表演的机会。

两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哥哥和几位美国教师将棒球和吉他带进校园生活。他们也是上海市民中第一批骑自行车的人。圣约翰校园内的各种节庆活动也包括圣诞节和其他西方节日。

颜永京喜欢散步和阅读，他还收藏图书，并且建立起一个很好的小型英文图书馆，订阅了好几份美国报刊。他保留着许多在美国养成的习惯，并传给了家人，包括使用西药、喜欢西餐和西式家居陈设等。

颜氏家庭的家风严谨、谦恭而节俭。颜太太教孩子们初级英语和中文，也教佣人们罗马注音中文。佣人平时都参加他们的家庭祷告会。后来，尽管收入微薄，夫妇俩仍努力确保他们的孩子，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受到现代科学教育，包括到海外求学。颜永京给每个孩子都起了英文名字，以纪念那些曾经帮助他获得教育的人。教育在其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颜永京也喜欢中国传统装束，却加以适当修改（将长袖截短等），以满足他讲究实用的个性。他欣赏传统中国艺术，鼓励孩子们表演传统木偶剧，阅读中国古典名著。他还送两个年纪小的儿子进私塾，师从一位年轻儒学家，学习儒家经典。

为追根溯源，颜永京带着儿子们寻访了福建厦门附近的祖居地（其父辈为避太平天国之乱，从那里逃到上海），孩子们也有机会随父沿长江及东南沿海一带游历。

早期留学美国

1854年，颜永京从上海美国圣公会的寄宿学校毕业，随即和他的一位老师同赴美国。在纽约市救主升天堂（Church of the Ascension）和该教会牧师格里高利·贝德尔（Gregory Beddell）及夫人朱莉娅（Julia）的资助下，颜永京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预备学校读书。这对无子女的夫妇成了少年颜永京的代理父母。当他们搬往俄亥俄州的甘比尔市时，颜永京也和他们同往，并开始在肯扬学院（Kenyon College）接受教育。他一向开朗、热情，赢得了不少朋友。他喜欢打棒球、滑雪和游泳，还在辩论俱乐部里获得了“幽默诙谐”的美誉。1861年，颜永京以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优等生的身份从大学毕业，后来又在肯扬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1861年颜永京回中国时，适逢美国南北战争导致经济大萧条，宣教会没有资金支持他的工作。他只好就业，以担负身为长子的家庭责任。幸运的是，因为同时精通中英文（这在当时是少见的），他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分别在英国领事馆、基督教文字出版社及上海市政府充当翻译。他把贫困的父母接来同住，替他们还清债务，赎回被卖做丫头的妹妹，并送弟弟到肯扬学院去读书。

工作期间，颜永京积极参与当地教会的侍奉——教主日学，主持教会慈善工作，并且为宣教事工预备自己。自1870年被按立牧职之日起，直到1879年，他都与新任主教韦廉臣（Channing M. Williams）一起工作，在湖北武昌创立一个新教区和一所男生寄宿学校，该校是华中大学的前身。后来他给儿子取名字“惠庆·韦廉”（Huiqing Williams），可见他对韦廉臣主教的尊敬和爱戴。

颜永京的夫人原是上海浦东郊区一个农民的女儿，曾就读于教会女子学校。订婚后，颜永京资助她到香港学习一年。这为她日后在教会和福音团契中侍奉，以及教孩子们初级中英文，打下了良好基础。她对西洋音乐有极大兴趣，曾教最小的三个孩子弹钢琴。

颜太太和女儿颜庆莲（Julia）为中国妇女走向社会开辟了道路。在1890年召开的全国宣教大会上，妇女宣教士第一次获准发言，报告妇女工作。颜太太是唯一的中国妇女代表，与丈夫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颜庆莲留美回国后，成为全国基督教女青年会早期的职员。

圣约翰大学

1879年1月，颜永京成为圣约翰书院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行政管理经验，以及他与当地商界和各国驻华使节的关系，使他众望所归地成为首任校长，负责规划、购地、建设新校园等重任。鉴于时任院长的主教经常不在，颜永京实际代行常务院长和教务长双重职务，照管着62个住宿男生的学习生活。他还兼任教学工作，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和天文学。

在圣约翰的10年期间，为帮助教学，颜永京还翻译了一些重要的西方书籍，包括第一本中文心理学（那时称为“心灵学”）著作，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论教育》，以及赫胥黎（Thomas Huxley）的《生理学》（这是对一个已存译本作出重大修订的版本）；他还翻译了一些医学书籍，作为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学生的教材。他紧跟当代科学发展趋势，经常在租界内一个科学研究所举办公开讲座。他晚年举办讲座时，配上自己从英国到美国为期一年的旅行中所拍摄的彩色幻灯片，吸引了许多听众。

1881年，大清幼童出洋肄业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的工作突然中止，那些被召回的年轻留美学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颜永京向他们施以援手，聘用一些人到圣约翰教学，同时也帮助其他人在别处谋职。因此，这些学生将颜永京视为自己的引路人和导师。

为公义而战

颜永京从小就有很强的正义感。成年后，他努力寻求各种途径维护受害者和被压迫者的权益。他痛斥警察滥用职权，并经常在上海当地英文报纸上撰文，在上海文学辩论社（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 of Shanghai）辩论公共事务，他是社里唯一的中国人。19世纪90年代，长江沿岸诸城中爆发反基督教暴乱。当一个人匿名在《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原名《北华捷报》，1850年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纸）上发表文章攻击宣教士时，颜永京撰文为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辩护。他还写了一封信和一篇文章，强烈谴责美国的种族主义（特别体现在1882年排华法案中），发表在纽约的媒体上。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尽管健康状况日下，他仍四处游说，主张在管治租界的市议会里应该有中国人，因为租界里大多数的居民是中国人。他也抗议把中国纳税人排斥于租界的公园和外滩以外。公园建成后，当中国人只能站在街道对面从远处眺望时，颜永京仍然坚持原则，拒绝参加在外滩举行的公开活动。

反鸦片斗士

自1890年在上海召开全国宣教大会之后，西方差会和中国教会领袖一起致力于反对鸦片贸易。当时，颜永京收到英国禁止鸦片贸易协会（British 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Opium Trade）的邀请，亲赴伦敦，在刚成立的皇家鸦片问题委员会（Royal Opium Commission）面前作证。当时，中国内地会伦敦主管海班明（Benjamin Broomhall）是反鸦片贸易的领军人物，他让颜永京住在他家，并安排他到英格兰和苏格兰52个主要城市巡回演讲，以唤醒公众意识，反对鸦片贸易。

1894年2月18日，颜永京到达英国后，首先在皇家鸦片问题委员会作证。在随后的7个月里，除了有一次去了巴黎，并因身体不适中断10天外，他先后在内地会年会以及其他公开集会上演讲超过一百次。在一次告別集会上，许多政要人物赞扬颜永京通过演讲所作的见证，说它既热情洋溢又清楚有力，是对英国反鸦片运动必要而又及时的推动。刚从中国旅行回来的约瑟·亚历山大（Joseph Alexander）说，他所见到的中国人，从教会领袖到外交部官员，到总督李鸿章和张之洞，和颜永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为了进一步支持此事，中国内地会杂志《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刊登了一份由最为资深的在华宣教士联名签署的反鸦片贸易请愿书，递交给皇家鸦片问题委员会。该文宣称代表几乎每一位在华宣教士，以及整个中国基督教会的意见和主张。

当轮到颜永京告别演说时，他致谢说，在来英国的旅途中，他向神祷告，求神使前来听他演讲的人既有同情心又能够听得进他的话，如今这个祷告不但蒙神垂听，而且超过了所求所想。他感谢每个人的热情欢迎，有些听众和他握手，他甚至都“感到有些酸痛，因为他们握得太热烈了”。看到那么多基督徒朋友如此关心一个遥远的国家，以至不惜反对自己政府的贸易制度，他深受感动。他表示在回国途经美国时，将继续推行自己的理念。那里的人民因英国媒体反对在南方所发生的野蛮私刑，如今已经觉醒。现在，他希望轮到美国媒体来唤醒英国人民，起来反对邪恶的鸦片贸易。

一回到中国，颜永京就加入了新成立的“反鸦片联盟执行委员会”。临终前他正协助出版和发行一项重要的医疗调查结果，该结果有助于扭转中英两国的公众舆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有助于重燃公众舆论之火，从而产生积极的影响：1906年，中国反对鸦片使用和贸易的法令出台；1909至1913年，外交谈判终结鸦片贸易。他的儿子颜惠庆后来也参与其事，此乃后话。

服侍教会

在圣约翰大学教学的同时，颜永京还每星期前往拥挤的老虹口租界区，在救主堂上午的主日崇拜中讲道。该堂的母会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1886年，差会负责人分配他从学院转到该教会当牧师，接替去世的黄光彩牧师。黄光彩牧师是美国圣公会的第一个华人信徒，也是圣公会第一位华人牧师。在随后10年里，颜牧师和师母不仅忙于教会内各项事工，还向教会外的非信徒传福音。颜师母在当地妇科医院里看护病人，在关怀病人的同时，教导他们基督教信仰。

在侍奉的早期，颜师母不但成为美国女宣教士的知心同伴，还是身边中国基督徒和家中佣人的知己。他们的女儿后来回忆：

最令人高兴的是每星期六的妇女聚会。所有从基督堂、救主堂和临近教堂结束敬拜的妇女，都到布道所来查经、喝茶。王太太常带着她两个活泼的小女儿一起来……颜太太是她们的领袖。

颜牧师的英国之行从1894年9月起，至1895年3月结束，然后颜牧师代表在中国的美国圣公会访问美国，筹集资金和招募宣教士。所到之处，他强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要在新城市中，包括在江苏无锡开拓宣教工作，推进福音的传播。这些都反映出他长期以来对福音工作的热衷与委身。在乘火车从东岸到西岸的旅途中，颜永京先后在东部和中西部十几个城市逗留访问。最后从西岸乘轮船回到上海。

这是他在30年后第一次返回美国。他访问了肯扬学院，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包括贝德尔的遗孀。贝德尔夫人是他少年时的“第二个母亲”，也是他成年后坚定的支持者。在访问弗吉尼亚神学院时，他为其三子颜惠庆的前途作了安排——送他到该神学院附近的圣公会中学读书。回国以后的几个月里，他就帮助孩子作好准备，动身前往弗吉尼亚。

在荣誉中，父亲心中的痛

晚年的颜永京，已是上海留美回归者中公认的领袖、中国教会的资深教牧、政界领袖、宣教士，同时还是家中佣人的顾问和导师。

颜氏家族成员大多使颜永京荣上加荣。他的长子是总督李鸿章的得力顾问，而最小的三个孩子在国外也学习得很好。其他有才华的家族成员都受益于颜永京的关心与照顾，成为他活的财富。他的兄弟颜儒松（音译）在他的资助下就读肯扬学院，尚未毕业就回国做了牧师，1888年死于早期伤寒症，留下妻子和5个孩子。颜永京担负起抚养他们的责任，至少有两个男孩得以进进入圣约翰学院读书。其中一子名叫颜福庆，后来从耶鲁大学获得医学博士（MD）学位，回国后协助创立了长沙湘雅医学院，并任校长。再后来，颜福庆在上海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主任和中央医学院院长。

颜永京的妹妹嫁给苏州教会曹子实牧师，当时他在一所美南卫理公会医院里自修医学。他留美期间曾用马歇尔（Marshall）这个名字，并应征加入美国南部联军。他们的儿子曹云祥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在曹云祥任职清华大学校长期间（1922—1928），该校扩展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

19世纪的最后10年，由于在教会中超负荷工作，以及在海外旅行演讲之辛苦，颜永京的身体状况日渐衰落，他患有高血压和周期性抑郁症。但最沉重的压力来自其二儿子的严重瘾癖（属家庭隐私）和由此导致的失业及负债累累。尽管他获有著名法学院的学位，还是难以保住翻译的差事。1897年下半年，医生对他施行强制性治疗，他曾处于半昏迷状态达两周之久。父亲写信给身在弗吉尼亚州的两个小儿子，说：“哀痛笼罩……结果我连圣诞节都不准备过了。多少次失望打击，以致我一想到将来就不寒而栗。想不到我的儿子当中有一个竟变成这样，简直比吸食鸦片更糟，实在令人伤痛！”

1898年1月适逢颜永京六十大寿，在中国传统中这是个大日子，通常会有特别的庆祝。其长子为此精心安排了宴席。面对寿宴，颜永京牧师和师母觉得苦乐参半，提早离席。他给弗吉尼亚的两个儿子写信说：在三个儿子缺席的情况下，我怎么有心情欢庆呢？

得知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几个月后，颜永京去世了。在遗嘱里，他首先为自己“任何不仁慈的言行”请求宽恕。他为其有限的积蓄作了安排，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和结婚费用，并要求葬礼从简。他要求孩子们：“善待你们的母亲，世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比她更好的母亲了。”一年后，他的遗孀也去世了。

唁电、唁信从远近纷至沓来。一对最早与颜永京同在圣约翰任教的宣教士夫妇说：

我们对早期中国基督徒的品格了解得太少了，他们有伟大的心灵，却真正谦卑，为教会努力工作。……颜先生的智慧才能，结合其诚挚、无暇的基督徒品格，使他成为本地基督徒伟大的领袖之一。

在《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也载有另一篇悼词：

虽然也有其他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回到自己的故土与其人民劳动、生活在一起，但颜先生只有一位。……他的话被尊重、被倾听，他的思想观念颇受重视。……工作不懈，忠告睿智，谦虚谨慎，朴实无华；在忙碌的生活中仍保持谦恭有礼。他的死使中国失去了一个最为宝贵的公仆，教会团体失去了一位令人喜爱与尊敬的弟兄。

追随父亲的足迹

1895年，颜永京夫妇与其将要远赴海外留学的三儿子告别。颜惠庆在父亲赴美留学40年后，追随父亲的脚踪，但他并不知道与父母这一别竟成了永诀。他曾在上海教会学校读完预科，在父亲指导下学习了数学和拉丁文。他先随同中国内地会成员乘船到伦敦，然后他们为他寻得另一个同伴一起前往纽约。颜惠庆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的圣公会预备中学读了两年，取得英文作文和辩论荣誉奖，而且每次考试成绩都很优秀。

1897年9月，他搬到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就读弗吉尼亚大学，主修道德哲学（包括伦理学、逻辑学和心理学）。除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他还修读了经济学和地质学。他觉得同学们对他有所保留且保持一定距离，但他很欣赏主日崇拜中的讲道，喜欢到乡村教会作短暂的逗留并教主日学。翌年，颜惠庆的弟弟在同一圣公会中学完成学业后，也来到弗大与他同住一室。兄弟俩一同经历了1898年丧父与1899年丧母的悲伤。

颜惠庆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来在1909年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优等生），于1900年8月回到上海，在圣约翰执教英语达6年之久。虽然父亲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教会领袖，但颜惠庆和他的胞弟一样，出国留学是为了将来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世俗职业，而不是做教会工作。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尚未可知。但在相对民主的颜家，或许孩子们的选择恰恰反映了他们的个性和喜好。他们显然并未违抗父母的意愿。颜永京在给弗吉尼亚两个儿子的信中建议惠庆去读医学，并建议他弟弟转到一个工程学更强的学校去。

不过，孩子们并未放弃自己家庭的基督教价值观。当惠庆还是个孩子时，就在教会和祷告会上弹钢琴和风琴。后来回顾往事时，他说，虽然强制性参加教会崇拜会使小孩子感到沉闷，然而他们也因此养成了好习惯。“后来在国外，这习惯连同好奇心驱使我们数百次走进教堂，参观其建筑艺术，或花上一个小时安静地聆听音乐。”数年后，颜惠庆曾表示，他很厌恶在基督教里面注入民族主义情绪，并举例说，有一次他听到一篇慷慨激昂的讲道，其中声称上帝站在德国人一边。这是他在海外作外交官时经常遇到的事。在他看来，“将全能者拖入人类的争吵中，等于以自私的方式把宗教信仰为己所用，从而贬低了宗教信仰”。

1904年，颜惠庆可能参加了为纪念他父亲新建的思颜堂，连同一个大演讲厅和图书馆的敬献典礼。到这时，圣约翰大学的重心已由原来为教会事工培养人才，转移到为社会培养专职人才，而英语能力可以使毕业生在商界和外交界大派用场。颜惠庆可说是该校办学宗旨的具体体现。据一位校友后来回忆，在一次学生为校园中某些问题闹学潮时，颜惠庆“对学生们的谈话使那天的局势化险为夷”，由于他曾留学海外，故此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颜惠庆博士教过数百名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社会杰出的领袖人才——政府首脑、外交官、教育家。他的学生包括圣约翰07级成员，该班是圣约翰大学在美国注册一年后，中国大学中第一个获得美国认可的学士班。该校校友会成立于1900年，这在中国尚属首次。校友会使校友之间保持联络、沟通，并使学生毕业后继续保持身份认同感。在1919年圣约翰40年校庆时，颜惠庆虽然不是校友，却和好几位身为外交官或大学校长的杰出校友一起获得荣誉学位。

颜惠庆后来做了校友会顾问团顾问、圣约翰董事会董事。1946年10月，作为董事会主席，他和那时“中国先进的政治家老前辈……在社交厅举行一次盛大的茶话会。许多社会名流，包括上海市长、英美驻华领事等，以及所有圣约翰的董事和官员皆应邀到场。这次聚会堪称盛会，老朋友们济济一堂，更有许多美味佳肴助兴”。

力促改革事业

父亲的政治遗产也在颜惠庆身上得以传承。1900至1906年在圣约翰教学期间，他和其他教授一起，引介西方激进改革家的著述，认同他们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视之为能使中国富强、现代化以抵抗帝国主义的良好制度。他常常在青年会主办的辩论会或演讲会上，为著名的来访讲员充当翻译，这些演讲内容与社会改革有关。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以及在中国发起反对缠足运动的英国宣教士，都曾受邀到会。1905年，颜惠庆出任环球中国学生会（World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董事会的首任主席，该联盟发起人是耶鲁毕业的基督徒李登辉。同年，李登辉在动员学生抵制美国货、反对美国限制华人移民劳工法案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13年李登辉成为复旦公学校长；1917年复旦公学变为复旦大学时，李为首任校长。

颜惠庆是唐国安的亲密朋友。唐国安是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曾是个商人，也是青年会的董事，在改革圈里十分活跃。唐国安崇拜颜父（颜永京），十分仰慕他的改革精神、道德操守和教会领导能力。1903年9月，在一次中外青年会定期交流的辩论会上，这两个年轻人成为一对搭档，与两名西方对手辩论。他们辩称，在现有的、基本上由西方列强控制的通商口岸的基础上开放整个中国，将对中国不利。尽管暗示了完整的主权当归还中国，他们还是赢得了辩论会的裁判员——当地著名的英国大律师——的肯定。

翌年，两人为基督教青年会新近创刊的全国性双语报纸英文版部分撰写文章。他们很快受到新创报纸《南方报》（South China Daily）的邀请，为该报开创英语版部分，从而开始了国人所办报纸与外国人所办英文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之间的竞争。作为编辑，颜惠庆和唐国安努力寻求利用中国公众舆论，在关系日益紧张时影响在华外国人的行动。

两人轮流撰写编者按，他们大胆的言论主张几乎被租界当局查禁。一页的版面虽然只有一篇短评和几则新闻，但它们在英文读者中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外国的报刊上也开始出现有关中国人观点的栏目。通过这样的努力，两人在国人中获得改革先声之美誉。颜惠庆后来回忆说：“这是国人以自己所办的外文报纸，捍卫自己权力与利益的最初尝试，虽然该报发行时间不长（1906—1907），却为后继者树立了楷模。”

1906年，颜惠庆和弟弟颜德庆与那些谋求官职的人一起，参加中国政府首次为欧美留学归国人才举行的考试。考官有著名学者严复和政府要员唐绍仪（前赴美留学幼童之一）。在所有获得最高荣誉——博士（进士）学位——的考生中，颜惠庆名列第二，他弟弟第四。颜惠庆以其文学学士学位获任教育部长。但他要求延缓就任，以便能够完成上海商务印书馆新编《英华大辞典》的编辑工作。

颜德庆毕业于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主修工程学，获博士学位。他奉派率领一个使团到国外为清政府考察铁路问题。后来在国民政府交通部担任铁路总长。他多次以技术顾问或代表身份出使国外或参加国际会议，比如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以及1932至1933年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活动。1946年去世之前，他是许多专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

东西方的桥梁：从政于危难时期

颜惠庆知道，父亲虽然公开批评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却刻意保持距离，不直接参与。例如，1898年春，时值“百日维新”，有人来与颜永京洽谈，请他前往北京做年轻皇帝的英语教师。他曾被许多人推荐到宫廷，但他谢绝了进入如此高层政界的机会。虽然可以用身体不佳做理由，但他还是对家人解释说，他不能离开教会的侍奉；他认为皇帝学英语现在还不是时候。从民主观念考量，他害怕皇宫里的生活，如果无论何时见到皇上都必须三跪九叩，那是他不堪忍受的。

然而，父亲害怕去的地方，儿子却急于要去——颜惠庆对外交的兴趣，以及与高层政界的接触往来与日俱增。他年少时就做过总督李鸿章孙子的家庭教师，男孩的父亲对这个青年人很友善。1896年李鸿章访美，在靠近首府华盛顿的弗吉尼亚北部，中国公使馆曾请颜惠庆做李鸿章随行人员的翻译。在此期间，颜惠庆的哥哥接替他的位置在李家做家庭教师，也为其家族中的开明人士出谋划策，帮助其中一人从美国密尔瓦基（Milwaukee）购买机器，建立中国第一家面粉厂。

1907年底，颜惠庆成功申请到二等秘书的位置，任职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负责英语方面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进修一年，并通过朋友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的介绍成为美国国际法协会的终身会员。兰辛是国际法方面的专家，后来做了美国的国务卿。颜惠庆回忆说，有一次兰辛邀请他去办公室吃午餐，他看到兰辛在书桌旁随便地与他分享一份三明治和一个苹果，感到既吃惊，又很欣赏。

1908年秋，中国特使唐绍仪访问美国，颜惠庆作为助手从旁协助他，包括出席许多正式会议，还在圣诞节期间接见了100位在华盛顿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总统签署退还庚子赔款意见书的仪式上，唐绍仪、颜惠庆和众留学生见到了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明确该款项退款后，用来资助官派留美学生。尽管当时所有人都在为11月先后去世的皇帝和慈禧太后服丧，颜惠庆还是形容此举为一座“跨越太平洋的桥梁”，把美国文化、观念、制度和发明传递到中国。由于工作出色，他在1909年晋升为一级参赞。

不久，颜惠庆被调回北京负责设立外交部新闻局。当他起程回北京时，美国《中国学生月报》编者写道：“我们特别感谢他一直对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理解我们；感谢他不时给我们慷慨捐助；感谢他给予我们的宝贵忠告。”

总督李鸿章的儿子此时已经从上海迁居北京。颜惠庆回到北京时，再一次受到他的关照。因颜惠庆已经年过三十，李家首先要做的就是为他安排一桩美好的婚姻。女方是时任山东督抚（省长）孙宝琦的妹妹。孙宝琦曾作为清政府的使臣，先后出使巴黎和柏林，她随哥哥住在巴黎时，曾在那里读书。

她的父亲是已故皇帝的老师；她的兄弟因婚姻的缘故与许多高官（包括袁世凯）攀上关系。颜惠庆后来在1913年成为外交部长，1924年出任国务总理。她由于家庭的影响还会说法语，时常被邀请在有外交使节和夫人参加的会议上担任翻译。

按照习俗，颜惠庆在结婚前不能见新娘，他能看到的仅是她的照片，听到的只是他妹妹在参加李家的茶会后对她的赞扬。虽然新娘尚未受洗，他们在上海举办传统式婚礼的同时，也在颜家举办了基督教式婚礼。婚后，他们共育有三女三子。

起初，生活在北京对他们是个挑战。颜惠庆和其他年轻的外交官不得不做额外的工作，以贴补他们微薄的薪金。他曾在严复家里做英语家教。他们还苦于应付官场要求的昂贵的着装费用，而且北京的官僚气氛令人感到沉闷压抑，官员们的眼睛紧盯着官阶和身份。这种情况与现代化的上海反差很大。

早在1911年，因在国际法方面的学识，颜惠庆成为外事办公室一名年轻的法律顾问。早期他所做的一件事，是与英国谈判，以限制其对中国的鸦片进口——如果父亲在世，一定会以此为荣的。同时，他也被享有声望的翰林院认可（清廷翰林院专司文职，是政府高级官员人才的储备库）。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使颜惠庆和其他受过西方教育并具有进步观念的年轻官员进入快速晋升轨道。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3月，袁世凯成为临时大总统。

颜惠庆擢升为副部长和参赞。由于外交部长健康不佳，每天早晨给袁世凯简报，并陪同他会见外交使节，都成了颜惠庆的责任。随着时间的推移，颜惠庆对袁世凯的看法渐佳，认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和领袖之一，尽管袁世凯在晚年放弃了共和原则。

颜惠庆与其上海来的同仁——“圣约翰大学派”——是归国留学生组成的“青年中国”团体中的重要成员。唐绍仪总理把他们带进新内阁。其中与颜惠庆最为亲密的有施肇基博士。年轻时，无论是在圣约翰还是在美国，他们就已是好朋友。另一位是顾维钧，他是颜惠庆在圣约翰的学生。施、顾两人皆与唐绍仪有姻亲关系。

此后，颜惠庆在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开始了杰出的外交和政治生涯。一切都在改变，从国旗、国歌到个人的衣着、发型。他后来曾述及他与其他在海外留学过的年轻的副部长们如何迅速成立一个晚餐俱乐部，每星期聚会一次，讨论当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他们探讨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限制由19世纪不平等条约赋予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惠权等，这时颜惠庆的国际法知识发挥了作用。他们以温和而坚韧的态度，解释各条约中的含糊之处，以阻止外国的要求，减少他们在中国遇到各类事件时得寸进尺的收益。他们在国际上运用外交手段，力证那些被迫签下的不平等条约的非法性。

近年来，人们重新审视与评估颜惠庆那个群体，更多人对他们取得的成就予以肯定。20世纪20至40年代，这些人顶着持续动乱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独立，并成功界定了中国大部分疆界。他们把中国带入一个平等国际大家庭的国际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被大家当做模范。正如一位学者指出：“民国时期中国的外交成就，是在一个不被看好的弱国位置上所取得的诸多惊人成就之一。”

在国外任外交官时，颜惠庆是驻柏林的中方代表。他在中国加入协约国对抗德国后搬到哥本哈根。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从那里直接到巴黎，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和平大会。代表团里还有他两位亲密同仁——出使英国的施肇基和出使美国的顾维钧。颜惠庆的老朋友，美国国务卿兰辛则是美国代表团团长。

中国代表团的诉求是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在新的多极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博弈者，把自己摆在更好的位置上，以推动一己目标。他们希望得到美国的支持，结束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租界、驻军和治外法权，并保证将山东省（战争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归还中国管辖。没想到那些亲日的中国政客竟漠视中国和美国代表的存在，已暗中签署了有利于日本的和约（中国和美国的代表均被忽略）。此事经公开披露后，破坏了整个策略计划。结果，巴黎和会推延了中方所提议案，于是，中国代表不顾中国政府的命令（要他们签字的命令），拒绝在最后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以示抗议。这一事件引发中国的抗议浪潮，矛头直指中美两国官员的“卖国”行为。北京学生的抗议示威最终导致闻名中外的1919年五四运动。翌年，当颜惠庆成为外交部长时，他继续追求完整的主权，调整与俄国和德国的关系以赢取他们的支持。接着，1921至1922年间，9个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拥有利益的国家参加美国主办的华盛顿海军会议，颜惠庆在这次会议上寻求在国际联盟之外能够有收获。由顾维钧率领的代表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所使用的策略是突出中国对国际规范的承诺，同时指出针对中国的非对等外交关系违反了这些规范。在一份涉及中日的条款中，决定将从前德国在山东的领土和财产归还中国，包括在那里的日本铁路和矿业也一并归还。《九国公约》概括出多项原则，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加平等，允许中国修改过去受不平等条约制约的关税制度，以制衡西方列国和日本，并且逐步废弃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1920至1926年间，颜惠庆从未加入任何政党，但服务于数个交替执政于北京的文官政府或军政府，出任总理和外长各五次，有时是同时兼任的。他也在其岳父的内阁中担任过农商部长。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和其他效力于北京政府的“南方人”（长江以南）在北方保守派中，就像“酵母”的功用一样，起积极、催化的作用。颜惠庆深为军阀主义的蔓延而忧虑，在一次与军事领袖一起参加的国宴上，当他应邀讲述其在德国的经历时，他谈到了德皇威廉——当时最大的独裁者，也是全欧洲的“军阀”——在可耻的流亡中结束了自己的生涯（意指独裁者、穷兵黩武者皆没有好下场）。

颜惠庆时常不情愿地——部分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部分出于义务——借用他的声望去帮助那些在政界中的同僚，为他们增加助力。例如，1924年他之所以同意接受一个临时任命出任总理，仅仅是因为当时争取恢复中国关税自治的外交努力处于停滞状态，当时整个国家正处在“无政府时期——无论是宪政的、专制的还是临时政府，或其他什么形式的政府。而且好像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办法可以创立一个新政府，合法的或者别的什么形式的政府。……启动后一个月，我就辞职了”。

中国政治的懦弱损害了其国际利益，这种情况令人气馁。不过，忆及当年，还是有几件令颜惠庆满意的成就，那就是协助赈灾，改组政府主要部门，以及建立国家图书馆。

但也有一件事令他歉疚不已，那就是为了巩固政府债券，他批准了一项金融措施，结果导致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并且使许多无辜的买主和投机商破产。

1926年北伐之后，蒋介石一统中国，国都从北京迁到了南京。颜惠庆离开了政界，直到1931年，在中国满洲危急时又被召回外交界，以助唤起国际支持，对抗日本统治“满洲国”的企图。颜惠庆出任驻美大使，并在日内瓦国际联盟中任中国代表。

颜惠庆政治生涯的一个高峰是，当1933年初日本攻击上海后，他通过外交手段得到国联对日本侵略的正式谴责。此举导致日本退出国联。但中国为重新从日本收回对东北三省的统治权所作的全球性外交努力却失败了，由此显示出国联的软弱。但通过外交努力，的确否定了“满洲国”的合理性，并产生出“不承认说”这一政治实践准则。颜大使谈及他的经验时说：“参加国联的中国代表至少能感觉到他们的良心不受责备，因为他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警告，如果对侵略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么人们所面临的，将是一个具有极大危险的虚假与无情的世界。”

在日内瓦时，颜惠庆也为使中苏关系正常化而与苏方代表谈判，希望获得莫斯科的合作以对付东京。因此，他被调任为民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但不久，因为新疆边界地区的冲突，以及对“满洲”问题的意见分歧，两国关系恶化，颜惠庆的健康也在此时垮掉，以至在回国途中不得不要求在柏林逗留数月。1936年底抵达中国后，他又休养了两个月。

民间领袖

在离开政界那些年（1926—1931），颜惠庆投身于天津商界（工业和金融），并服务于多个全国性的民间组织，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医院和救灾机构、职业者协会，以及平民教育运动（Mass Education Movement），并在“平教运动”中担任理事和财务委员会主席，他的女儿后来在该组织服务了55年。早在1913年，他曾参与创立欧美同学会（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在离开政界那些年，他积极为该会在北京的总部募款。他还在好几所著名的大学中担任董事会成员，其中包括圣约翰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

1936年，颜惠庆出于健康考虑，打算完全退休，但很快又被召回到公众生活中，以民间领袖身份，在1937至1945年日本侵华时期，尽一己之力。他恢复、重组了中国红十字会，救助从沦陷区涌来的大批难民，以及拥挤在上海弹丸之地——国际中立区——中的20万上海难民。

1941年，颜惠庆第四次访问美国，率领一个非政府代表团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并且受到总统罗斯福的接见。颜惠庆第一次故地重游，重访弗吉尼亚母校，在紧张的行程中还作了一次公开演讲，这给他带来更多的荣誉和嘉奖。在他应弗吉尼亚大学校友办公室要求寄去的个人简历资料中，有一栏问及曾获得过多少奖项以及什么样的奖项，他只是极简单地列出：“（获得过）许多中国一流的奖章，还有来自法国、葡萄牙、丹麦、瑞典、秘鲁和梵蒂冈的奖章。”

晚年作为和平使者报效国家

1939至1942年间，为安全起见，颜惠庆一家与来自内地的许多人一起移居香港，而且住在香港也便于他参加国际会议和旅行。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又侵袭马尼拉和新加坡，之后很快进占香港。刚刚旅行回到香港的颜惠庆被日军羁押数日，所幸他可以如实道出，他已长久与中国政府没有接触，故对其计划一无所知。

20世纪40年代末，颜惠庆效力于上海市政府顾问委员会。 1949年2月，当解放军接近南京、上海时，颜惠庆率领一个由上海民间领袖组成的非官方和平代表团，赴华北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由于心脏状况很不好，他的私人医生随同前往，这是在解放军渡江之前，颜老为和平所做的最后尝试。

颜惠庆在与中共领导人会谈时，提出很多关注的问题，包括是否会继续实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对工业家和金融家的产权保护等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令人欣慰的。颜惠庆也表达了上海市民对可能在上海市内爆发战争的担忧。中共领导人强调，毛泽东和周恩来清楚上海的重要性，并且希望上海市政官员继续维持社会秩序，直至政治结果明朗化为止。

颜惠庆回到上海后，于5月初当面拒绝了蒋介石父子要他去台湾的邀请，并解释说，他的身体日益见衰，不允许这样的迁移。颜惠庆还劝告他的朋友和圣约翰的领导人，谨慎行动并“观察等待”，表示他期待共产党军队会相对和平地占领上海，而在5月24日，事情果然如此成就。显然，他的华北之行增强了他对共产党的信心，尽管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使前苏联时，对其持批判性观点。此行也使他对国民党的看法进一步恶化，他在自传中表明，这看法早在1941年就已经很明显了。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看到发表在《解放日报》上新的“共同纲领”后，颜惠庆赞许地写道：

上海有些市民对共产主义纲要的性质不很明确，但看了这些文件后，我真觉得他们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感情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不用担忧。我上次去北方，与共产党人接触后，我感到他们的政策是说什么就做什么，而国民党却只是说些空话。在这一点上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此后不到一年，颜惠庆于1950年5月24日在上海逝世，享年74岁。葬礼在与颜氏家族渊源甚深的教会——救主堂——举行。颜惠庆随后被安葬于静安寺路公墓他父母的墓旁。身后留下其遗孀，以及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

家庭精神遗产

颜永京和颜惠庆，连同其家族成员，是最早居住于中国沿海城市的新型“国际化民族主义者”，他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成为连接东西文化的桥梁。他们是活跃的民间领袖，既批评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特权，旅居海外时又喜欢外国的文化与制度。他们会流利讲说一种或多种外语，而且或是自幼成为基督徒，或是成年之后接受了基督教信仰。颜氏父子的精神遗产，多年来透过家族其他成员、教会会众以及大学生所作的贡献，继续不断地产生影响，造福中国。这些人之所以成才，无不得益于父子俩的言传身教。

颜永京牧师的精神领袖力量，在一个大舞台上充分发挥出来，改变了宣教士的态度、英国的公众舆论以及中国的大众文化。颜惠庆博士以其政治领导力以及与那个时代主要国际势力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很好地为国效力。他追求以基督教道德观和爱国热忱，推动中国“强大、富裕、幸福的目标”，正如他在自传前言中所表达的那样。在同仁眼中，“他的成功，是因为他对事情有敏锐的分析能力，对民意有合理的判断力，并懂得如何付诸应对。颜惠庆以洁身自好、对文化和艺术兴趣浓厚、哲学思辨精准以及富有幽默感而闻名”。

无论哪个政党执政，也不管如何失望，颜氏父子始终忠贞不渝地服务于自己的国家。1941年，颜惠庆在其自传的后记中写道：

父亲大约六十岁的时候曾对我们说：“孩子们，我很遗憾在我有生之年不能看到国家的富强，但你们年轻一代比我幸运，应该能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差不多五十年过去了，而我们仍不无悲哀地对我们的孩子重复着父亲对我们所说的话。但是，若以此推断说我们没有取得进步，或者认为我国社会生活各方面整体上没有变得更好、更有益，那就完全错了。

在日本侵占中国最黑暗的时刻，颜惠庆写下自传，表达了他对未来的希望。他提到现代教育和出版、大众扫盲、交通和运输，以及扩大对外贸易等方面所带来的收益，并预测了战后重建和在外国援助下的工业化。然而，他警告说，这一切是必要的，但这不足以带来一个美好未来，若忽视中国广大贫困农村的状况，未来会更不被看好。

自传也反映了他在1941年学得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建立并维持一个民主议会制度，要比喊口号更难。正如他所说：“脸面可能被洗净，但心也必须要改变。”他憧憬着这样一个未来——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中国人民，都能够在道德和政治上得以重建。

鸣谢

为毕乐思（Stacey Bieler）女士所提供的有关颜惠庆的研究材料，为戴德理博士（Dr. G. Wright Doyle）所提供的有关颜永京在英国巡回演讲的材料（来自英国博物馆），为邢福增博士（Dr. Fuk-tsang Ying）所提供的有关颜惠庆1949年和平之旅的材料，致以诚挚的谢意！我还要感谢肯扬学院特藏室主任艾米·巴德斯科（Amy Badertscher），弗吉尼亚神学院的档案管理员茱莉亚·兰德尔（Julia Randle），以及弗州亚历山大市圣公会中学的档案管理员劳拉·维特尔（Laura Vetter）等人为我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