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明人不知刻书吾尝言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郎瑛《七修类稿》云：“世重宋版诗文，以其字不差谬。今刻不特谬，而且遗落多矣。予因林和靖诗而叹之，旧名止曰《漫稿》，上下两卷，今分为四卷。旧题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为‘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遗，‘和运使陈学士游灵隐寺’古诗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仅律绝多，而遂以此为拾遗可乎。”（《丁志》影宋本《和靖先生诗集》二卷下，引之不详。）然不独林集为然也。《四库书目提要》集部诗文评类：“《诗话总龟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宋阮阅撰。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序曰：舒城阮阅，昔为郴江守，尝编《诗总》，颇为详备。则此书本名《诗总》，其改今名，不知出谁手也。此本为明宗室月窗道人所刊，并改其名为阮一阅，尤为疏舛。其书《前集》分四十五门，所采书凡一百种；《后集》分六十一门，所采书亦一百种。分类琐屑，颇有乖于体例。前有郴阳李易序，乃曰：阮子旧集颇杂，月窗条而约之，汇次有义，棼结可寻。然则此书已经改窜，非其旧目矣。”是虽天潢刻书，亦不可据。今阮氏原本已归缪氏艺风堂，卷帙完全，与月窗所刻者迥别。以较《提要》所指摘者，皆非原书之文。可知朱明一朝刻书，非仿宋刻本，往往羼杂己注，或窜乱原文，如月窗之类，触目皆是，不仅此二书然也。嗟乎，明人虚伪之习，又岂独刻书一事也哉。

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明两监书板，尤有不可为训者。如南监诸史，本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板凑合而成，年久漫漶，则罚诸生补修。以至草率不堪，并脱叶相连亦不知其误。北监即据南本重刊，谬种流传，深可怪叹。吾不知当时祭酒司业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于此也。或谓当时监款支绌，不得不借此项收入，略事补苴。且于节用之中而见课士之严肃，其立法未为不善。虽然，南监板片，皆有旧本可仿，使其如式影写，虽补板亦自可贵。乃一任其板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兼之刻成不复细勘，致令讹谬百出。然则监本即不毁于江甯藩库之火，其书虽至今流传，亦等于书帕坊行，不足贵重矣。

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祯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先少保公《岩下放言》，商维刻《稗海》本改为郑景望《蒙斋笔谈》；郎奎金刻《释名》，改作《逸雅》，以合《五雅》之目。全属臆造，不知其意何居。又如陶九成《说郛》，（《四库书目提要》子部杂家杂纂之属，《说郛》一百二十卷云：“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称：南曲寇四家，有宗仪《说郛》全部，凡四巨厨，世所行者非完本。弘治丙辰，上海郁文博改编百卷，窜改旧本，已非九成之旧。此本百二十卷，为顺治丁亥姚安陶所编，又非文博之旧矣。”）胡文焕《格致丛书》，（《黄记》校元本《宋提刑洗冤录》云：“胡文焕覆本，文理略同，殊多脱误，且改易卷第。”又云：“明人喜刻书而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即如此书，能翻刻之，可谓善矣，而必欲改其卷第，添设条目，何耶？”）陈继儒《秘笈新书》，（《四库书目提要》子杂家类，《野客丛书》三十卷、附《野老记闻》一卷云：“书本三十卷，见于自序。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今仍以原本著录，而继儒谬本则不复存目。”）尤为陋劣。然《说郛》为后人一再改编，信非南村之病。胡文焕一坊估，无知妄作，亦不必论其是非。独《秘笈》全出于欺世盗名，其智计与书帕房卷何异，否则岂有自命文人，而为此诬乱古人疑误后学之事者。此明季山人人品之卑下，即此刻书而可见矣。

明人刻书添改脱误宋刻书遇脱字，添补字行之傍，或二字并作一格。吾见张┉所撰《诸葛武侯传》大字宋刻本如此，明仿南宋八行十七字本《两汉书》亦然。南宋有两刻本，一为嘉定戊辰建甯书铺蔡琪一经堂刻，一为无元号年月白鹭洲书院刻，皆重刻北宋嘉本。是脱字添改，在宋初已有之。明时有甘复《山窗馀藁》一卷，《黄记》云：“此刻遇衍字，加点于旁，或即以所改字注于旁，遇脱字亦如之，此法甚善。古书每行字不齐，故有时挤下几字拔疏几字以迁就之，从未有如此刻例之旁注者。吾谓刻书之法，此可取，则省修板剜损之虞，且古帖有如此刻者，何独不可施诸书耶。”吾谓黄氏亦过于好古之言，究竟刻书首在凝神校勘，以免脱误。如宋本之一格两字，苟其书文法甚古，几何不使读者致正文注文之不分乎？（经史子部，多有此病。）至误字添改于旁，尤有刺目之害。黄氏言古帖有如此者，不知古帖或由原本真迹，不可改┢，或由重刻裁行，致有夺字。然《兰亭》因“曾不知老之将至”，夺“曾”添“曾”，于“曾”傍加“亻”，后遂误“曾”为“僧”。怀素《千文》，“律召调阳”，因草“召”如“吕”，今竟讹“召”为“吕”。安得考碑帖者人人如翁覃溪，读古书者人人如王怀祖。黄氏所言，殆不可为训矣。

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明嘉靖间，闽中许宗鲁刻书，好以《说文》写正楷，亦是一弊。吾家有《国语》韦昭注一种，板心有“宜静书屋”四字，望之殊为古雅。然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字画一条云：“其有骇俗者，则通之以可识者。”注：“谓如‘[B084]’之为‘宜’，‘[B16J]’之为‘晋’之类，皆取石经遗文。”又云：“非若近世眉山李肩吾从周所书《古韵》及文公《孝经刊误》等书，纯用古体也。”可知刻书字贵通俗，在宋已然，何况今日。许氏于嘉靖七年刻《吕氏春秋》，亦系古体字。毕氏沅经训堂校刻吕书，其引据诸本目列之第三，云：此从宋贺铸旧校本，字多古体。是毕氏直以许刻源本宋椠，而不知其自我作古也。顾此亦嘉靖间风气如此，吾藏嘉靖十年陆钺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亦系如此。在明人则又过于好古矣。

明刻书用古体字之陋明中叶以后诸刻稿者，除七子及王、唐、罗、归外，亦颇有可采取者。然多喜用古体字，即如海盐冯、丰诸人尤甚。查他山先生见之曰：“此不明六书之故，若能解释得出《说文》，断不敢用也。”虽然，查氏之说，未免高视明人。有明一代，为《说文》之学者，仅有赵光一人，所为《长笺》，犹多臆说。且其人已在末季，其时刻书用古体字之风亦稍衰歇矣。吾尝言，与明时刻书人言字学，但语以王安石《字说》，即可去其嗜古好奇之病。盖王氏《字说》，多从真楷一体，以言六书，则诚不免杜撰，以言刻书，则可引之通俗，何必欲其解释《说文》耶。

明时刻书工价之廉蔡澄《鸡窗丛话》云：“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故元人著作之存于今者，皆可传也。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馀金，故刻稿者纷纷矣。尝闻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炭必贱。”按明时刻字工价有可考者，《陆志》、《丁志》有明嘉靖甲寅，闽沙谢鸾识岭南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帙，壹佰陆拾壹叶，绣梓工赀贰拾肆两”木记。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赀壹钱伍分有奇，其价廉甚。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今湖南刻书，光绪初元，每百字并写刻木版工赀五六十文。中叶以后，渐增至八九十文，元体字小者百五十文，大者二百文，篆隶每字五文。至宣统初，已增至百三十文，以每叶五百字出入，每钱银直百六十文计，每叶合银叁钱畸零，视明末刻书已增一倍。然此在湖南永州一处则然。永州刻字多女工，其坊行书刻价每百字仅二三十文。江西、广东亦然。价虽廉而讹谬不可收拾矣。

明人刻书载写书生姓名明人刻书，亦有极其慎重，必书刻并工者。如《天禄琳琅后编》十一元版，（此以明版误作元版。）《文心雕龙》十卷，末刻“吴人杨凤缮写”。弘治间衢州推官贺志同刻《续博物志》十卷，卷末有“开化庠生方卫谨录”一行。《张志》、《瞿目》明刻杨维桢《铁崖文集》五卷，卷末有“姑苏杨凤书于扬州之正谊书院”一行。（皆误元刻。）《孙记》明版《论衡》三十卷，板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后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丁志》、《缪记》明嘉靖王敦祥刻王《野客丛书》三十卷，卷末有“长洲吴曜书、黄周贤等刻”两行，板心亦有黄周贤、严椿等刻工姓名。（德辉按：莫友芝《吕阝亭知见书目》有此本，云嘉靖壬戌王祥刊本，以敦祥误作祥。此本吾有之，乃细字刻本，实王敦祥，非王祥也。）《瞿目》先文庄べ竹堂刻《云仙杂记》十卷，云倩友俞质夫写而刻之。质夫名允文，工书。《黄续记》旧刻本《文温州集》，云相传为其子徵明手书以付剞劂者，故于明人集中最为？重。《缪续记》崇祯庚辰叶益荪春昼堂刻《陶靖节集》六卷，板心有“春昼堂”三字，叶益荪、林异卿手书上版。其他杨慎《升庵全集》、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字体雅近欧、柳，首尾如一笔书，意当时必觅工楷法者为之。惜如此巨编，而不著其姓氏名字。然则林吉人之写《渔洋精华录》、《午亭文编》、《尧峰文钞》，许翰屏为胡果泉中丞影写宋本《文选》，幸而记载流传，俾读者摩挲景仰。不然，没世无称，亦枉抛心力也。

明人装钉书之式徐康《前尘梦影录》云：“余在玉峰，得《鸿庆居士大全集》，旧为澹生堂钞藏，计帙。每本面叶有祁氏藏书铭、棉料纸，蓝格，五色线钉，刀口不齐。据湖州书友云：明代人装钉书籍，不解用大刀，逐本装钉。以此集相证，始信。”按徐说甚确，吾藏明邱《大学衍义补》，为成化初刻小字本，书用蓝衤票纸面，内用纸捻钤钉之。书之长短宽窄，微有出入，可悟其非一刀直截。然此犹册本多之书也。又有万历乙酉（十三年。）郭子章序刻之《秦汉图记》，（《三辅黄图》六卷、《西京杂记》六卷。）书仅二本，装钉如《大学衍义补》，而大小参差不齐。是亦可证明人截书，一本为一本。推而至于宋元本，亦无不然。京师学部图书馆藏明内阁宋元本残册甚多，或蝴蝶装，或纸捻钉，或线装，皆无数本一刀截者。又古人理书，多不划齐下边阑线。然纸有余地，故重装时犹可整齐。吾见宋元明以来原装书，于此等处均不甚经意，盖所重在校勘，而不在外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