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6、癸巳。（《长编》卷五百十四：元符二年八月戊子，石豫言阚村水涨，有司坐视不救，今日全河北流，渰浸成患。原注：鲜于绰《传信录》论北流事，附绍圣元年三月二十二日，可考。案：《传信录》原书已佚。据《长编》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责降水官引鲜于绰《传信录》云：绍圣元年春，都水使者王宗望等於内黄下埽闭断北流，至涨水时，犹有三分水势。然上流诸埽已多危急，下至将陵埽仍决溢。是年冬，闭塞阚村而下。及创筑新埽七十馀里，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由故道。有旨：“水官保任过涨水无疏虞，当议推赏；如有訩决，必重有行遣。”至绍圣五年，始等第推恩。元符二年，已经五稔矣，或大小暴涨十馀丈，堤岸决溢，又适值主者乖谬，不即闭合阚村，水复成北流。工部侍郎张商英天觉奏，以为水官阴附元祐奸臣，回河东流所致，追责累年，建议水官削职安置吴安持、郑佑、王宗望、郭知章、鲁君贶等凡二十四人。然说者谓元符二年之水，三门开元所建《圣德颂》，并大惓年重修禹庙皆在山顶，悉遭漂没。盖自开元大惓以来，水未有如此之大者，非堤之过也。自是言河事者，人以为戒，务持两端，莫敢确然任责。东流未复之前，已淤平东塘，其后，又过佛圣窝，塞侵及西塘矣！）

7、丁酉，上御集英殿，试进士毕渐以下通礼诸科经律及第、出身总六百人。时，初考官取管策者，多主元祐；杨畏覆考，专取熙宁、元丰者，故渐为之首。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依前官知汝州。先是，辙言：“臣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案：《遗老传》同此。陈桱《续通鉴》作“绍复”。） 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於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一时，而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矣。（案：《栾城后集·论策题劄子》作“而不可变者矣”。） 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加尊号，裁损宗室，恩至於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科举诵教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折（案：《遗老传》“折”作“制”。） 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之困；其微至设抵当卖熟药。（案：《栾城后《集》此句下有“凡类此者”四字。） 皆先帝之圣谟睿算，有利无害，而元祐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而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赋匮竭，於是修盐铁、榷酤、平准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即位，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自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宽仁恺悌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修文偃革，号称太平，并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览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有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议，（案：《栾城后集》作“寝而不答”。） 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皇帝之圣，岂其薄於孝敬而专事变易也哉？盖事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祖、父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改九年已行之事，擢用曩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臣不胜忧国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谴责。”奏入，不报。辙言：“臣近以御试策题，有欲复熙宁、元丰政事之意，寻具劄子，论先帝所立政事，见今遵行，已自非一。其间事有过差，元祐以来，随宜修政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孙孝敬之义，未审陛下以臣言为然否？然窃观自陛下亲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更改，自当宣谕臣等，令商量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中外闻者，莫不惊怪。（案：《栾城后集《第二劄》此下有云：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有不预知而亟与行路谋之，可乎？臣闻两喜必有溢美之名，两怒必有溢恶之言。喜怒不忘於心，而以议天下之政，必有过甚而不平者。朝廷虽今昔之异，其实一家，欲有所为，当爱惜事体，岂可如仇雠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 顷者，元祐之初，初议更张，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随改随复，数年而后稍定。臣於此时为谏官，后为御史，每言差役不可尽行，如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顾望，终不尽从。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独私元祐之政也，盖知事出匆遽，则民受其病耳。议者谓元丰之事有可复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见其可而后行，审其失而后罢，深以生民社稷为意，勿以此匆匆，则天下之幸也！”（案：《栾城后集》又载《贴黄》云：臣窃见章惇昔任枢密使与司马光争论役法，其言曰：“免役之法，利害相杂。”又曰：“见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体先帝爱民之意，差役旧害虽已尽去，而免役新害随而复生，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缓者，有可以缓者。京东西保马，缓一日则民受一日之害，此不可缓者也；加役法，岁月之间，改更了当，诚不为缓。”陛下谓惇岂欲破坏元丰故事者哉？而言犹若此，则元祐改更，诚不为过矣。） 辙既再具劄子，上固不悦。李清臣、邓温伯又先媒孽之。及面谕，上益怒，遂责辙曰：“人臣言事何所害？第昨卿奏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乃对众开陈，且以汉武帝事比先帝，引谕甚失当。”辙曰：“汉武帝，明主也。”（案：《东都事略《苏辙传》作“武帝》，英主也。”） 上曰：“卿所奏称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其意第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此岂明主乎！”（案：《东都事略·苏辙传》作“财用匮乏，岂得谓之英主？”） 辙恐动，趋下殿待罪。上声甚厉，范纯仁独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辙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当以礼，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霁。辙退，举笏谢纯仁曰：“公，佛地位人也。”归家，即具奏曰：（案：《栾城后集·为待罪劄》，《集》中云：臣以愚拙，特蒙圣恩擢用，不次备位政府已及三年，报效不闻，负乘为罪，前后累至烦言，浼渎天听，孤危之迹，寝食不遑。祗自去秋以来，纷纭少止，方欲祈天请命，力求补外，适以东朝变故，不敢自陈。） “今者偶因政事，怀有所见，辙欲倾尽以报知遇，而天资闇昧，不达机务，论事失当，冒犯天威，不敢自安。（案：《栾城后集此下有云：谨已迁观音院待罪。） 伏乞圣慈，（案：《栾城后集》此下有云：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讥。） 怜臣不识忌讳，出於至愚，少宽刑诛，特赐屏逐，以允公议。”诏苏辙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权中书舍人吴安诗草制曰：“文学风节，天下所闻，擢任大臣，本非朕意有可否，固宜指陈而言，或过中引义非是，朕虽曲为含忍，在尔亦自难安。原诚终自爱君，薄责尚期改过。”上批：“苏辙引用汉武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著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散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绪，夙夜祗惧，然以丕扬休功，实赖左右辅弼之，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为奸言，拂於众闻，朕不敢舍。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顷被选擢，与闻事机，当协恭以辅初政，而乃忘体国之义，徇习非之私，始则密奏以指陈，终於宣言而眩听。至引汉武，上方先朝，欲以穷奢黩武之姿，加之秉则经德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谓何？其解东台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为宽典，姑务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纪事本末》卷一百。原注：此段参取《实录》及苏辙《遗老传》并邵伯温《辨诬》。前制吴安诗》所草，后制当求主名附益之。此时吕希纯及蔡卞实为中书舍人，后制必卞所草也，当考。伯温》作《元祐辨诬》云：先是，宣仁后既崩，吕相大防欲迁杨畏为谏议大夫，范相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杨畏不可用。”吕相方约畏为助，谓范相曰：“岂以杨畏曾言相公邪？”苏门下在坐，诵畏弹范相文，范相曰：“某自颍昌被召，不知人有言也。”遂乞罢政。哲宗不许，吕相更超迁杨畏为礼部侍郎，范相恐伤吕相意，不复言。后吕相充宣仁后山林使，杨畏首背吕相，称述熙宁、元丰政事与王安石学术。哲宗用其说，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明年春，殿试，李清臣作策题，以熙宁、元丰、元祐故事相参，两存其说，问孰便者。初考官多取主元祐者，杨畏覆考，取主熙宁、元丰者，故以毕渐为首。清臣遂以礼部尚书拜中书侍郎，欲取相位，以苏门下在，未能迁。一日对，哲宗言：“苏辙兄弟改变先帝法度。”苏门下奏曰：“陛下即位，宣仁后垂帘之初，臣兄轼方起谪籍知登州，入为郎官，为起居舍人。臣自筠州监酒被召，是时清臣为左丞，今日反谓臣兄弟变先帝法度，是清臣欺陛下也。”清臣辞屈。乃曰：“苏辙尝以汉武帝比先帝。”哲宗震怒，声色甚厉。苏门下顿首待罪。范相进曰：“史称武帝雄材大略，为汉七制之主，盖近世之贤君。苏辙果以此比先帝，非谤也。陛下亲政之初，进退大臣，不当如诃叱奴仆。”哲宗怒少霁。罢朝，苏门下举笏谢范相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苏门下初对范相诵杨畏弹范相章，本疑范相者，及此，方知其贤。苏门下寻以本官出知汝州。伯温》所云“下国子监，印《三经义》”，月日当考。按熙宁八年六月十九日，乞有敕令国子监雕印《诗》、《书》、《周礼义》矣。不知伯温》何故云尔也。李清臣既为中书侍郎，乃出策题。伯温谓清臣先出策题，误也。又卷百一，又卷百五，较此为略。）

8、庚戌，龙图阁直学士蔡京权户部尚书。（《纪事本末》卷百三十一。案：陈桱《通鉴续编》云：自成都召还。又案：陈桱《通鉴》，书京权户尚在改元后，不系月。考改元在四月，则京权户尚与此异。）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云雾不辨。

1、四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壬寅朔。） 癸酉，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吴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於私情，褒贬不归於公议。”诏安诗罢起居郎。（《纪事本末》卷百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