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3）
《汉书 艺文志》春秋家曾著录《汉著记》百九十卷，颜注云，若今之起居注，其意似谓著记即注记也。考《汉书 五行志》曾举《汉著纪》之名，自高祖至孝平凡十二世，《律历志》亦屡称《著纪》，所记悉为年世，或日食朔晦之数。《后汉书》则作《注记》，见《和熹邓皇后纪》及《马严传》。王应麟《汉志考证》引刘毅语云，汉之旧典世有《注记》，是记又作纪，著又作注。据《五行志》所载十二著记之文，多属五行历数天人相应之事，盖太史令之所掌也（参阅朱希祖先生《汉十二世著纪考》，见《北京大学季刊》二卷三号）。则是《汉著记》未必属于起居注，颜注所说未为得实。《汉书》又著录《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大年纪》五篇。《太古以来年纪》所记，当为三代以往之纪年，为《史记》所本。或谓《汉书本纪注》臣瓒所说《汉帝年纪》，悉出《汉大年纪》，或又谓其体似《大事记》，其详不可矣。要之，《汉著记》、《汉大年纪》二书，皆在《汉书》以前，且为汉史之一种，故不惮烦而附述之。
章学诚谓：“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 （《文史通义 书教上》）所谓记注，即旧日所称之掌故，亦今日所称之史料；所谓撰述，即旧日所称纪传、编年二体之史，亦今日所称之史书。三代盛时，有史官世掌典籍，记言记事，职有专司，所谓掌故史料之书，皆为史官之所典掌，故约曰注有成法。而于是时，盖无一人如孔子之修《春秋》，司马迁之作《史记》，整齐千百年事，以垂为百代之大典者，故曰撰述无定名。质言之，即有史料而无史书是也。春秋之世，孔子观书周室，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即将旧存之记注，为史官所掌者，始终条理，撰成一书。司马迁亦以《尚书》、《世本》、《左传》、《国语》、《国策》、《楚汉春秋》等书及当代郡国所上之计书为史料，而作《史记》。后世之修史者，悉沿斯例而无改，故曰撰述有定名。然自周室衰微，史官失职，典守之籍，逐渐散亡，迨汉之中叶，司马氏父子殁后，所有记言记事之役，掌故史料之藏，改由他职兼领，而史官之制，遂与古不侔矣，故曰记注无成法。此其可考之大略也。吾谓古代史官，有记注而无撰述，如所谓《虞书》、《夏书》、《周书》、鲁之《春秋》，未经孔子删定者，皆记注也。后世史家，则重撰述而轻记注，自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以来，所修编年纪传之史，皆撰述也。记注为史官世守之业，撰述开私家修史之风，史官世守之业，极于司马迁，而隋唐以后官修诸史，犹有告朔饩羊之意存焉。私家修史之风，导源于孔子、左丘明，而大成于司马迁、班固，而魏晋六朝所修诸史，皆其支与流裔也。或谓司马氏父子世为太史令，职典记事，乃作《史记》，班固官兰台令史，奉明帝之命，以成所著《汉书》，皆非私史之比，此殊不然。寻《太史公自序》所记，盖奉父命作史，故曰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又自比于孔子之修《春秋》，曰，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王肃谓孝武览孝景及己本纪大怒，削而投之，于是两纪有录无书；卫宏曰，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后人或证其言之妄，今本景武二纪，俱为后人所补，宏言未必无据；至固本因其父业，私作国史，为人所讦发，明帝奇其书，乃使因而成之；是皆私家修史之明证。自马班二氏，发凡起例，创为纪传一体，后贤承之，多有名作，遂于魏晋南北朝之世，大结璀璨光华之果。当此之时，记注固无成法，撰述已有定名，于古虽有未合，于今亦未为失也。
吾国古史之体多为编年，如《春秋》及《竹书纪年》皆是。司马迁始改为纪传体，为班固以下所祖，此固创而非因也。或谓《史记 大宛传》尝两引“禹本纪”，而《伯夷传》亦有其“传曰”之语，是为本纪、列传二体所本。又或谓《世本》有世家、有传、有谱、有帝系、氏姓、居、作等篇，而迁亦自言采及《春秋历谱牒》，为世家、书、表各体之所本。梁启超亦论之曰，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八书详纪政制，蜕形于《尚书》，十表稽牒作谱，印范于《世本》，世家、列传既宗杂记，亦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也（《过去之史学界》）。是则《史记》之各体虽有所因，非由自创，而迁能整齐条理，上结前代史官之局，下开私家作史之风，其功侔于左氏，而几于孔子争烈矣。班固因《史记》之体以成后来史家所本，几为一成不易之规。固又别为平林新市公孙述作“载记”，为《晋书》“载记”所本，是亦世家一体之易名也。吾谓汉人称古代之典籍曰经，古史如《尚书》、《春秋》亦有经名，《汉志》著录之《尚书古文经》、《春秋古经》是也。释经之作或曰传，或曰记，左氏、公羊、穀梁三氏之书，皆为释《春秋》而作，故以传称之。而《周官经》及《礼经》亦别有传，《汉志》有《周官传》四篇，《仪礼 丧服》内有“传曰”之文，《丧服》正文即礼经，而“传曰”以下之文，即《礼经》之传也。传又称记，故古《礼经》之外又有记，而不必为今本之《礼记》，是则记与传皆为释经而作也。《史记》之有本纪（《汉书叙传》称为春秋考纪），以编年为体，义同于《春秋经》，本纪之外而别作列传，义同于《左氏传》，凡本纪不能详者，皆具于列传，即列传为释本纪而作也。然本纪之义同于记事，故记事亦称纪事，记为释经而作，义正同传，而迁何以称古史为“史记”，自作之史何以又称本纪，盖纪帝王之事，有“禹本纪”为例，而又不能僭称经，故用本纪之名以拟经，此可意度而知之者也。《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而古人尝称史诵书（《左》襄十四年），而《汉书》亦著录《周书》七十一篇，故班氏以下称史曰书，而《史记》亦称详故事典制者曰八书。然古人概称记事之书曰志，义正同书，是班氏之易书为志，亦有未安，不如易志称记，取以相配，亦理之宜也。或易纪人之传为录，而称纪一事之本末者为传，以免记与本纪相溷，亦属允当。总之无论其名为何，皆取以释经之义，纪传一体创自司马氏，而班氏承之，后世奉为圭臬，异乎此者，则谓之杂史，此即二氏所建立之史法也。
若夫马、班二氏之史学，亦有可得而言者。《史记》之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即司马迁之史学也。《汉书》之叙事，不激诡，不抑抗，
瞻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斖斖而不倦，即班固之史学也。左丘明之赞《春秋》曰，非圣人孰能修之，然其所举，乃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之五事。马班二氏作史之旨，不期而与孔子暗合，此即章学诚所谓史意也。刘知幾作《史通》以明史法，又备言史例之要。曾谓：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 序例》），所谓史例，即史法也。《春秋》之例，具于“五十凡”，而左氏明之。《史记》、《汉书》未明言有例，然《史记》有《自序》，《汉书》有《叙传》，而例即寓于自序、叙传之中。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固所谓该万方，纬六经，函雅故，通古今，皆属言之有物，非好为大言者比，谓之史法也可。谓之史例也亦可。且即本书而细求之，亦非无例可寻，惜后人无仿杜预成式为《史记》、《汉书》作释例者，遂致古良史之美意，湮没而不彰，可慨也夫。是则史意也，史法也，史例也，皆二氏史学之可考见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