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英语老师和他的女儿

我初一时的英语老师姓沈，是一位女教师。夫妇二人都教英语，是从沦陷区来避难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就离开鄱阳去了上海。因为时间短，没有多少印象。

我要说的是另一位英语教员邱老师，也是本地人。准确地说，不是这位邱老师，而是他的女儿。我与他的女儿还有其他几位男女同学，虽然不是同一班级，但来往密切，经常在一起玩，关系很好，可以说是终生之交。鄱阳是个小县城，但新中国成立前我读中学时，社会风气并不封建，可能是因为逃避战火，许多外省人尤其是上海人来到这里经商、教学，吹来一些新风。当时在正风中学旁边有一栋用鱼鳞板搭起的民房，外表很美，里面装饰也很洋化，就是一位从上海迁来的有身份的“难民”的临时住房。每个星期在这里都举办交谊舞会，参加的人都是外来的和鄱阳当地的名流。附近居民在窗外围着往里看的不少，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男男女女搂着抱着转圈子这种新玩意儿。

我这位英语老师是本地人，和我的语文教员一样，也是当地望族。他原本不是中学教员，据说在上海一家英国机构中任职，因战争回到家乡，应校长特邀加盟这家新建的中学以壮声势。这位英语教员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校长，在学校里两人交谈用的就是英文，没有听过他们说中国话，连争论、吵架都用英文。这也许是在学生面前显摆树立威信，也许是在教员中显得高人一头。原因是什么说不清，反正是彼此只说英文。

我这位英文教员与语文教员性格迥然不同。语文教员是风流倜傥的名士派，而英语教员则是不苟言笑满脸严肃令人害怕的英国绅士。两人性格不同，但命运相同。他是新中国成立后送我们校长逃亡的三位教员之一，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事，反正在“镇反”中与我那位语文教员一样被捕劳改，听说是被从课堂上叫出去的。他大概不是在珠湖农场劳改，不像我那位语文教员有贵人相助。劳改释放后，夫妇二人落脚在景德镇，以何为生，不清楚。只知道他死于“文化大革命”。想想看，一位从外地来的劳改释放犯，即使罪罚已抵销，仍然逃不掉革命狂潮中革命群众的“火眼金睛”。街道居民哪里能弄到多少批斗对象，好不容易有这位，当然要充分利用。可能要不断跑场，左斗右斗，能有好结果吗？他死后，他的妻子，在柴房中上吊死了。

邱老师的女儿、我的女同学洛琳，天真活泼，嗓子好，能歌善舞，中学时代是个最有亲和力最讨人喜欢的同学。但她的命运也很坎坷，她考入湖南最有名的医学院，当学生时就被划为“右派”。她那时最多十七岁，一个从小县城来的女学生，怎么可能有那么多“右派”思想呢？！不可想象。那个年代当了“右派”可不是好玩的，仿佛是脸上的刺字。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地区的卫生学校当教员。她和所有同学都断绝了联系，我曾多方打听，就是不知道她的去向，仿佛石沉大海。后来我知道，她非常顽强，没有被命运击倒，在遗传学领域做出了成绩。当地上级部门曾经考虑提拔她负责卫生局工作，她没有心动。可能是因为心中的伤痛没有平复，也可能是留恋学术，怀有对政治的恐惧，总之，她情愿当一个平民，当一名教员。几年后，通过考试，她调到一个大城市的大医院继续从事遗传学方面的研究，成绩突出，英文版《中国日报》曾经以一整版篇幅报道她的事迹，还附有她的一张大照片。她曾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每次来北京开会，我们在北京的几位老同学都要聚会畅谈，非常高兴。政协委员任期换届后，夫妇两人移居美国。是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还是放弃一切过平常百姓的生活？不清楚，因为移居国外后，开始时通过几次电话，后来已断绝联系。

她老伴是她的医学院同学，是位儿科外科医生，没有在美国开业，年龄大，在国外开业，实非易事。听说，前几年她与老伴随团来国内旅游，在无锡时，因为旅游大巴快开车，她老伴快跑了几步，结果上了车突发心脏病，来不及上医院救治，死在车上。她老伴临死时说了一句：糟糕，没有带心脏急救药。看起来，美国医院也非绝对可靠，他们回国旅游前都做过体检，没发现有心脏病。一辈子为别人治病，结果自己死于同行粗心的诊断，真是“宿命”。他在无锡火化，骨灰带回美国。死在国内，终究算是不幸中叶落归根的另一种方式。听同学传来的消息说，我这位老同学，有个女儿在美国，入乡从俗，他们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住在同一个城市。丈夫死后，这位老同学孤身一人，晚景不佳。据说皈依天主，做义工，教美籍华裔孩子学中文。为什么要皈依天主，是因为遗传学太高深，对人的命运包括自己的命运是由于基因，由于遗传密码，还是由于无法避免的宿命无法解释，只能乞求上帝，像一些科学家把未知或不可知问题的回答交给上帝一样，还是因为父母的惨死、丈夫的不幸、自己的孤独，需要除科学以外的另一种精神支柱？她的归宿是一些命运多蹇看破红尘的知识分子，甚至大科学家的共同出路。灵魂领域是个黑洞，上帝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一切人，从不识字的文盲到高级知识分子，只要失望和伤痛没有抚平，通通自愿地跪倒在十字架下，投入上帝的怀抱。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菩萨。虽然家里极迷信，小时跟随母亲进过庙里拜佛，也当过朝圣的香客，但我没有“慧根”，不相信偶像崇拜。作为一个哲学家，我懂得人的精神支柱极端重要，它对生命的重要性如同贾宝玉颈下的通灵宝玉。这种精神支柱是各式各样的，它可以是革命理想，可以是宗教，也可以是哲学。反正精神需要支柱，这就是人之为人的特点。我自己因某次经历，一度迷恋《庄子》，对此有深深的体会。

这位中学时代老同学的父母之死，以及她自己大学时的经历，是她亲口告诉我的。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我到广州开学术会，刚巧是她工作的城市，她专门过来看我。我开会时，她在我房中等了很长时间。开完会，服务员说有人找，我一推开门进到房里时，不禁紧握双手，这位多年打听不知音信的老同学，仿佛天外来客。我们畅谈很久。她多次拭泪，把她父母的死、自己的遭遇告诉我。

我这位女同学，我英语教员的宝贝女儿，是几个玩伴中最讨我们喜欢的一个。她年龄最小，我们都逗她叫我们舅舅。她能歌，嗓音好，能演戏，出足风头。人不算漂亮，个头不高，娇小乖巧。我记得每次她到我家找我时，总是站在门口的台阶上，一言不发，面露微笑。仿佛不必说什么，我就跟着出去玩。她丈夫死后，她再也没有与我们几个同学联系。不知是心灰意冷，往事不堪回首，还是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上帝，不愿再回首尘世。一个活泼天真的少女死了，一位最好的同学死了，一个著名遗传学家死了。我说死了，不是真死了。她可能还在异国某个城市生活着，跪在上帝面前祈祷。对我们这些老同学来说，她此生已经消失了，但从感情说，她仍然活在我们记忆中，活在我们互相打探她的消息的交谈中。我们北京几个老同学见面时交谈的第一句话是：“琳叻还是没消息！”我写的《小城旧梦已难寻》的小诗就是怀念这位老同学的：

一

世间岁月最无情，青春化作白头吟。

大洋两岸相对望，小城旧梦已难寻。

二

无拘无忌结伴玩，小城小街小时光。

头白思旧常忆起，而今才知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