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商人的儿子

我父亲从小在他伯父开的一家鱼行里当学徒，因此没有继续捕鱼，而变为卖鱼。鱼行开在镇上新桥附近的柳树巷口，面对河宽水碧的饶河。沿河多商家，往来商船不断，有点繁荣景象。

父亲从小过继给他的伯父当儿子。父亲的伯父行大，他自己有儿子，但不务正业，更不会经营。上世纪20年代，花了点钱捐了个小官，弄了个屠宰局的差事。穿上屠宰局的制服，背个斜皮带，好像做了什么大官。后来江西军阀垮了，那个屠宰局的差事也没有了，白花了一笔钱。我的祖父看着自己的儿子太不争气，就把自己弟弟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过继在他的名下。这样，我的父亲从小就离开管驿前到镇上鱼行里当学徒。

我那位捐钱弄个屠宰局差事的伯父，随着军阀混战结束，屠宰局换人，也就“罢官”回家。回来后，他曾经开过一个教几个学生启蒙的私塾书馆。几张桌子，十来个小小学生，教《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东西。因为学塾就在他自己家的后院，我也曾在他那里混过几个月。我看他的文化水平也高不到哪里，略识之无而已。快到老年，不知什么样的机缘改变了年轻时的游逛习惯，他突然对信佛怀有了一种狂热。家里弄了一个佛堂，他经常坐在佛堂前念经。念的什么我也不懂，更不记得，只记得他终日坐在佛堂前念经的模样。不知是忏悔年轻时的荒唐，还是老来寂寞突然觉得人生无味。他的内心世界是一个孩子无法懂的。他死时，我还记得是按和尚“待遇”处理的——火化。火化，这在当时是不寻常的。如果他不留话，是无人敢做主火化的。

父亲闲谈时对我说过，他的伯父也就是他过继的父亲死时，家里很困难，鱼行生意不景气，几乎要倒闭。他临死前对我父亲说，只有把担子交给你啦。我父亲苦苦经营，幸好遇上一位在鄱阳开钱庄的叫四海的安徽人，他看我父亲诚实，有点出息，不像我那伯父，很信任他，同意在他的钱庄里可以用两千块额度的信贷。当时都是用银元，两千元据说是一笔不算小的数目。从这以后，鱼行维持下来了，而且不断发展。我父亲曾经无数次讲到四海这个人如何好、如何好，四海死后多年，他说起四海仍然是一种感激涕零的样子，真可谓终生难忘。一直到我父亲年老，住在我这里的时候，闲聊时还常常提起这件事。他们那辈人是知道感恩的，多少年过去，仍念念不忘。

你知道鱼行是做什么买卖的？不是卖鲜鱼，而是卖鱼货。到鱼汛期，一船船各种各样的鲜鱼由渔民送来，收购以后，由女工把鱼一条一条剖开，然后由伙计们用盐水浸泡，变成咸鱼。经过反复晒，变成干咸鱼，打成一包包的咸货。每包至少重百十来斤，卖到一些专门收购的南货店。都是整批发货，整批收购。我估计交易双方都是多年的往来户，银钱是事后结算的。我从小就看惯了一人一把刀的剖鱼的女工、腌鱼的师傅，闻惯了奇臭无比的卤水味道。收购活鱼季节很是热闹。整船的鲜鱼送来，女工们围着堆积成山的鱼，一条条剖开。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当时没有电灯而只有一种汽灯，灯里装的是煤油，有个纱罩似的东西作为灯管，打足气后燃烧照明。当时这种汽灯是最明亮的灯，没有别的比它更亮的照明工具。

卤水味是很臭的，这是对付国民党兵的最好武器。每当国民党的兵要号民房驻军，我父亲就让师傅们把腌鱼的卤水不断搅动。并排几十口一人高的大缸中的卤水，一起散发出来的味道，臭气逼人。国民党的兵也受不了这个味道，往往过门而不入。

我家商号的名称是“陈万集鱼行”，在我们县算是有点名气的商家。我父亲是个好强的人，也是一个善于经营的人。等到抗日战争结束后，家里似乎比较富裕。虽然继续用悬挂在大门门楣上的“陈万集鱼行”这块招牌，其实已经不做鱼货生意，而是变成既自己坐庄也做行庄的商家。来收购的客户称为水客，吃住都在我家，因此每天吃饭的人很多。由行里伙计下乡代购，赚取佣金，类似中介。自己也把鄱阳特产，如米、豆、芝麻等派店员押运到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去卖，再运回当时本地缺少的洋货。这个生意一直做到临新中国成立。我父亲看鄱阳没有发展前途，于是只身到南昌，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六丰公司”，仍然是做杂粮生意。后来统购统销，接着公私合营，从此没有生意做。1956年我父亲被安排在一个粮站当职员，专门管发粮票、收钱之类的事。具体做什么我也不十分清楚，因为此时，我在北京工作，很少有机会回家。

“文革大革命”中，我父亲也在劫难逃。他在鄱阳时曾担任过县商会副会长之类的职务。商会本来是商人的行会组织，属于民间组织，可国民党为笼络和控制商会，商会中的人都要集体参加国民党。就因为这么一档事，父亲在一个不足四人的小粮站就算大批斗对象。经过反复调查，没有查出什么劣迹，后来就下放劳动。父亲要求回老家劳动。我家本非农民，又不在农村，他就联系下放到窑头陈家。窑头陈家，是管驿前陈姓中的一支，不知猴年马月哪代祖宗开始迁到窑头，成为另一支，但仍然属于同姓同宗，我父亲就借住在旧相识的一位陈姓农民家的灶房中。自己做饭，下地时与妇女在一起做点轻微的劳动，看看打谷场，轰轰鸡鸭。落实政策后又回到原单位粮站，因为已过退休年龄，没有继续工作。1976年父亲退休，由我最小的妹妹顶替。

父亲退休后来过北京几次，和我们同住。可我们当时住房也很紧，他住在朝北的一间小房子里。世面他见过，钱曾经有过，大房子也住过。这些对他都无所谓，能和儿孙住在一起，他也很满足。他心情是很矛盾的。我们家世世代代是渔民，不要说大学生，连识字的人都很少。我父亲只读了几年书，可他写得一手好字，自己又粗通中医，家中或亲戚中有人生病，他也会开个方子让试试。他总笑我：“你还是大学生，字像鬼画符。”他老说一笔字很重要，像一个人穿件好的长衫一样，肚子里有没有学问谁知道，可穿在外面的长衫一眼就看到。我父亲极爱干净，在我家总要弄得整整齐齐。他看不惯我满桌零乱，衣服不整，经常说我，但我积习难改。我与他不一样，父亲从小当学徒，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扫地，下门板，把桌子抹得干干净净。他的童年受苦，而我的童年享福。

我父亲常说，送儿子读书是卖儿子。因为上了学再也不会回到原来的小县城去。我与父母也是聚少离多。从高中毕业出来到上海上大学，后来到北京，拖儿带女，回去的机会不多。父亲也不愿意儿子没有出息，回到原地，过他一样的生活。何况新中国成立后他自己的生活也变了，他原有的一切都化为泡影，日渐老去。由原来精明能干的商人，变成依靠儿子的不起眼的老头儿。我妹妹的儿子现在是个大地产商，是新时代的富翁。他老说像外公这样精明的人，要是年轻时碰到现在这个环境一定能“弄出个响声”，意思是比他强。父亲谈起往事总是说，其实家里并没有多少钱，做生意的人是过眼钱，都是善用别人的钱。看起来红火，架子大，大多是空的。可他在我祖父死后把一个身负债务濒临倒闭的鱼行，弄成当地名声很响的商行。即使是过手钱，也还是要有点经营之道，才能玩得转。

父亲不是理论家，当然不懂大道理，他们旧时代商人的结局是时代的必然。尽管他们不是坏人，也不是罪人，但他们必然是新时代的弃儿。新时代需要新一代的商人，并不是因为个个能干，而是生逢其时。有的发财手段并不咋样，可照样属民营企业家，比资本家光彩多了。我想我父亲至死也弄不明白这个理儿，他只读过几年私塾，哪能弄懂改革开放这个大道理。

父亲有一套养生方法，在旧社会，商人不嫖、不赌，没有不良嗜好，是很难做到的。我小时候，家中厅堂里也不时有人打麻将，这是当地的绅商联系的方法。无论输赢，我父亲绝不打到通宵，总是半路由别人接手。他喜欢走路。下放劳动时已经六十多岁，每逢进城回镇，差不多三十里，来回都是走。当然不走也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公交，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下放养成走的习惯，即使来北京住在我家仍然不改。我儿子和外甥跟爷爷一道游颐和园、圆明园，也是走来走去。孩子回来往床上一躺，不断喊累。老人一点事也没有，笑他们还不如老头儿。

父亲没读过多少书，可他弥留时的那种安详，比哲学家还哲学家。我姐告诉我，父亲这次生病前似有预感。过去只要有病，哪怕是点小病，一定上医院。我二妹洁涛和妹夫仕云都是大夫，看病方便，住院也不难。可这次不同，他感到不舒服，自己先到南昌八一大桥桥头拍了个全身相，还去澡堂洗了澡。回来后，几天没有起床，吃得也很少。姐妹们一定要他去医院，他说不用看，休息休息就行。就这样，在床上躺了几天后，守在床边的姐妹问要不要叫我回去，他摇摇头，闭上眼睛，安详地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我们整理遗物，发现个笔记本，上面把我寄给他的钱，钱数、时间，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他从不亏欠别人，包括自己的儿子。这大概是商人的习惯，账目清清楚楚。

也许他由一个学徒跻身商界翘楚，由老板变为粮站的办事员，由给别人发工资变为只靠几十元退休金为生，不时要靠儿子接济，他一生在贫困与富裕中翻滚，享受过生活也吃过苦头，看透了一切无所留恋；或许是他期盼能与小儿子在地下相见，这是他多年来的隐痛，他乐意到另一个世界。他死时的安详，令我不解。父亲生于1905年8月28日丑时，殁于1998年7月15日晨4时15分，走完了他九十三年的人生旅程。

我妈是另一类型。旧式家庭妇女，小脚，大字不识。既不懂买卖上的事，也从不过问父亲的事。她很仁慈，也很迷信。吃花斋，每逢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要吃素。经常会给庙里、尼姑庵里送点油钱，捐点香火钱，保一家平安。我外婆家比较穷，我外公以卖鱼为生，每天挑着鱼盆到镇上卖鱼。当时县里最热闹的地方叫东门口，鱼盆就放在地上等候买鱼的。卖完鱼准时会来我家看我母亲，看看外孙。我母亲总是事先沏好一杯茶，等他。喝完茶，歇歇脚，坐一会儿就走了。很少见过他在我家吃饭。我现在猜想，大概是我家吃饭时乱哄哄的，前后屋很多桌，他不愿人家看见他在我家吃饭，有损女儿的脸面。旧时代的人很古板，很讲面子。女儿就是女儿，儿子就是儿子，他们思想上界限很清楚。

母亲最疼我，总护着我。我因为太淘，有时被父亲罚跪，时间长了，她会偷偷要别人说情。最难忘的就是母亲每晚塞在我被子里的梨。我的儿女们一定不懂，梨算个啥，要我吃我都不吃。可在我们那个年代，七十多年前，在一个小小的县镇里，可不是人人能吃到梨的。梨是送来的。卖梨的人手挽装梨的篮子，用块白布蒙着，上面还放张红纸，说是送梨。不是说卖，说送。卖是不能上门的，送是来客，仿佛走亲戚。没有价钱，也不会开价，看着给，当然只能多，不会少。这是一种卖梨的方法，约定俗成。晚上睡觉，掀开被子，会发现被子里塞个梨。梨好像是专给我一人的赏赐品。当时以为理所当然，毫无感谢之意。母亲逝世以后，我想起这些旧事，心中愧疚得很。

母亲在北京住过些时候，帮忙带孙子。当时工资很少，我没有孝敬过她，也没有想到尽孝这件事。怪不得我们老家有句谚语：眼泪是往下流的。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看看我老伴对待我的儿女、孙辈，我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尽孝要趁早。我现在的经济条件、生活条件，能够尽点孝心，可子欲养而亲不待，为时已晚。所有年轻人都体会不到这一点，所有能体会到的老人都错过了孝亲的机会。

母亲本来身体不错，因为人胖，行动不便，有一次从竹床上摔了下来。竹床是用像床板似的竹片架在两条长的木板凳上。摔得很重，老年人不经摔，大腿骨折。虽经治疗，终因年老，不能下床，躺了几个月并发肺炎在医院中去世。母亲生于1905年农历正月初六，殁于1988年阳历9月9日晚约8时左右。比我父亲寿短，活到八十三岁，正好是我现在这个年龄。

我父母葬在南昌昌北一个公墓里，没有埋葬在老家鄱阳。家里的祖坟山早没有了，很多坟都平了，变成公路。我姐妹们都在南昌，葬在鄱阳也没有多大意思，清明连扫墓的人都没有。我的溺水而死的弟弟的墓，也从鄱阳迁来葬在我父母的合墓边，在阴间陪伴他俩。

我良心至今不安的是，在父母生前我与他们聚少离多，没有尽过孝，他们逝世时，我也未在床前送终，全是我的姐妹料理。我三妹夫兴焰出力尤多。我父亲生前常说，送儿子读书就是卖掉儿子。确实如此。想想当今的空巢老人，儿女们出国留学，有的在国外风光得很，可家中的父母牵肠挂肚，年节时不过一个越洋电话而已。即使如此，父母还是愿意儿女在外面闯世界，不愿他们一事无成。我的父母何尝不是如此。我并没有出国，只是在北京，也是聚少离多。我虽然弄了教授、博导之类帽子，与他们何关，能就近照顾的还是文化水平不如我高的女儿。老人们至死也不愿麻烦儿子，没有得到我任何实际的回报，可说起儿子在北京当教授，仍然高兴得很。只有自己老，才能体会什么叫老；只有自己当父母，才知道什么叫父母。经验无法传授，只能一代一代老去，一代一代留下回忆与惭愧。没有人敢说，自己对父母的爱，能与父母对自己的爱相比。人到老年都会留下永久的悔，悔年轻时聚少离多，不懂父母的心：

虚名何能解亲愁，别多聚少六十秋。

宁守空巢盼展翅，唯恐鸟倦归林投。

长年思念增白发，春去冬来扳指头。

遥望南天心愧疚，我今年老感同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