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徙民
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
二十六年，徙民于河北、榆中三万户。
汉高帝五年九月，徙诸侯于关中。
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初，娄敬使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屈、昭，景莫与。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後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帝曰：“善。”乃徙刘敬所言关中十万馀口。
景帝元年正月，诏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武帝建元二年，作茂陵邑。三年春，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户，又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已上于茂陵。初，主父偃说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好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帝从之。
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实之。
大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此言“云阳”，而转写者误为“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云阳，甘泉所居，故总使徙豪杰也。钩弋、赵婕妤死，葬云阳。至昭帝即位，始尊为皇太後，而起云陵。武帝时未有云陵。）
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
四年夏，徙三辅富人于云陵，赐钱户十万。
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
二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赀百万者杜陵。
武帝鸿嘉二年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後汉光武建武十五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二十六年，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郡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行，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崔寔《政论》曰：“古有移人通财，以赡烝黎。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广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垦发。小人之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无适乐土之虑。民犹群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晓卤则零丁耗减。是以景帝六年，诏郡国令人得去硗狭就宽肥。至武帝，遂徙关东贫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後加徙猾吏于关内。今宜复遵故事，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
仲长统《昌言》曰：“远州之县界至数千百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毅者焉。而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代俗安土，有死无去，君长不使，谁能自往缘边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于守御。”
献帝建安十六年，曹公西征。初，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其後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贵。曹公征关中，得以为资。
魏文帝改长安、谯、许昌、亳、洛阳为五都，今天下听内徙，复五年，後又增其复。
齐王以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即位。六月，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民。
元始元年二月，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居齐郡之西安、临淄、昌国县界，为新汉、南丰县以居流民。
蜀主建兴十四年，徙武都氐王符建及氏民四百余户于广都。
晋宣帝为骠骑大将军、都督雍州，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武帝太康中，杜预为征南将军。初，伐吴军至江陵，因兵威，徙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南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萧然。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武陵王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二十三年，迁汉川流民于沔次。二十六年，使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自彭城徒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参军程天徙江南流民于南州亦如之。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南流民于姑孰，合计万家。
孝武帝大明中，孔灵符为丹阳尹。山门县土境偏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资之家于徐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夫训农修本，有国所同。土著之民，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寻山阴豪杰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耕起空荒，无救灾歉，又兼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尚书令柳元景、右仆射刘秀芝、尚书王瓒之、顾凯之、颜师伯、嗣湘东王彧议曰：“富户温房，无假迁业；穷身寒室，必应徙居。葺字疏皋，产粒无待，资公则公未易充，课私则私卒难具。生计既完，畲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与乐田者，其往经创，须粗修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侍郎刘凯、郗颙议曰：“百姓虽不亲农，不无资生之路。若驱以就田，则坐以相违夺。且鄞等三县去治并远，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旧居己毁，去留两困，无以自资。谓宜适任民情，从其所乐，开宥速亡，且令就业，若审成腴壤，然後议迁。”太常王元漠羡议曰：“小民贫匮，远就荒畴，去旧即新，粮种俱缺，习之既难，勤之未易。谓宜微加资给，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赏，申怠惰之罚。”光禄勋王升之议曰：“远废之畴，方翦棘荆，率课穷乏，其事弥难，资徙粗立，徐行无晚。”帝违众议，徙民，井成良业。
後魏道武天兴元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千万口，以充京师。二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十二月，徙六州三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二年，陈留郡、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遣使者存劳之。
明元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民于京师。
《娥清传》：清为给事中黄门侍郎。先是，徒何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清徙之平城。清善绥抚，徙者如归。
延和元年，车驾征冯文通，徙成邱、成周、辽东、乐浪、带方、元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
太平真君六年，徙青、齐之人以实河北。又陆俟，太武时，与高凉王邮渡河，南略地至济南东平陵，徙其民六千家实河北。
七年，徙长安城内工巧二千家于京师。
献文皇帝兴三年，徙青州齐民于京师。
孝文太和十九年，诏迁洛之民葬河南，不得迁河北。于是代人南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北齐神武帝为魏相，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备勒还本属。
文宣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于幽州、范阳宽乡之处，百姓惊扰。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宫，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
宣武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
宣帝大象元年，诏曰：“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此外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阳、幽、相、预、亳、青、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
隋场帝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逵、将作大匠字文恺，营建东京，徙预州郭下居民以实之，又诏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唐武後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外雍、同、泰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玄宗开元十六年十月，敕州客户有情愿属缘边州者，至彼给良沃田安置，仍给永年优复，宜令所司即与所管客户州计会，召取愿者，随其所乐，其数奏闻。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後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国赋增而民生遂矣。”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迄南滁、和等处就耕，官给钞户二十锭，使备农具，免其赋役三年，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钞锭，送後军都督佥事孙礼，分田给之，仍今回沁召募居民。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後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礼奏：“山西民徙居彰德，卫辉、怀庆、广平、大名、东昌、开封，凡五百九十人户。”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後征其税。
永乐元年八月甲戌，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
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金史许安仁传》：“章宗时，朝议以流人实边，安仁言：‘昔汉有募民实边之议，盖度地经营国邑，制为田宅，使至者有所归，作者有所用。于是轻去故乡而易于迁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饿困苦，无聊之心靡所顾藉，与古之募民人塞不同，非所宜行。’”
国史律令
《战国策》：“楚相柏举之战，蒙谷入大宫，负离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蒙谷之功与存国相若。”
《东观汉记》：“陈咸，哀、平间，以明律为侍御史。王莽篡位，归乡，至闭门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书壁藏之，以俟圣主。”
《唐书》：“韦述居史职，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述亦陷于贼庭，授伪官。至德二载，收两京，议罪，流渝州死。广德二年，其甥萧直为太尉李光弼判官，因人奏事称旨，乃上疏理述于仓皇之际，能存国史，致圣明大典得无遗逸，以功补过，合沾恩宥。乃赠右散骑常侍，”
《通鉴》：“唐庄宗灭梁，御史台奏朱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庭之法，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录进。从之。”
风闻言事
《宋史陈次升传》：“为左司谏。宣仁有追废之议，次升密言：‘先太後保佑圣躬，始终无间，愿勿听小人销骨之谤。’帝曰：“卿安所闻？’对曰：‘臣职许风闻，陛下毋诘其所从来可也。’”
《彭汝砺传》：“为监察御史裹行，论俞充谄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神宗为罢充。诘其语所从，汝砺曰：‘如此非所广聪明也。’卒不奉诏。”
御容
《旧唐书》：“唐武宗会昌五年十月乙亥，中书奏：‘池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王世充、窦建德之地，关城东峰有二圣塑容，在一堂之内，今缘定觉寺例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以造一殿，名曰昭武庙。’从之。”
唐庄宗同光元年，宿州朱保諲进本朝十二圣写真及玄宗《封太山图》。
蜀王衍建上清宫于老君殿，列唐十八帝真容，备法驾。
宋邵博《闻见录》：“武功唐高祖宅，昔号庆善宫，今为佛祠，有唐二帝苎漆像，不知何帝也。”
《建炎以来朝野杂纪》：“绍兴元年，终南山上清宫太平道士訾言真等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抚使张忠献。”
《金史》：李大忠刻唐高祖至昭宣二十一帝像于石，在含水县东。
《元史石天麟传》：“江南道观偶藏宋主遗像，有僧与道士交恶，发其事。帝以问天麟，对曰：‘辽国主後铜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闻禁也。’事遂寝。”
《中州集》：“何宏中，宋靖康时，为河北河东两路统制接应使，被擒不屈，请为黄冠。时神霄宫废，道士旧以徽宗为东华君，将毁其像。宏中为起紫微殿，迁像事之。”
庙讳
李百药《北齐书》：“凡诸帝庙号，为避唐朝讳，皆易其文，议者非之。”
《宋史》：绍兴二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言：“渊圣皇帝御名，见于经传者义训，或以威武为义，或以回旋为义，又为植立之象，又为亭邮表名，又为圭名，又为姓氏，又为木名，各以其义类求之。以威武为义者，今欲读曰威；以回旋为义者，今欲读曰旋；以植立为义者，今欲读曰植；若姓氏之类，欲去木为‘亘’。又缘汉法，‘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止是读曰国、曰满，其本字见于经传者，未常改易。司马迁，汉人也，作《史记》，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则不持，则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来渊圣皇帝御名，欲定读如前外，其经传本字即不改易，庶几万世之下有所考证。”
三十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祔庙，翼祖当迁，于正月九日造迁翼皇帝、简穆皇後神主，奉藏于夹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从。
绍兴元年四月，诏今後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如名字见有犯祧庙正讳者，令改易。
宋周必大《文苑英华序》曰：“凡庙讳未祧，只当阙笔。”
《实录》：“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定进贺表笺礼仪，其有御名、庙讳，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
种树
脯齐书》：“刘善明为海陵太守。郡境边海，无树木。善明课民种榆槚杂果，遂获其利。”
《梁书沈瑀传》：“为建德令。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枣，女丁半之。咸欢悦，顷之成林。”
魏应豫《与庞惠公书》：“比见所上利民之术，植济南之榆，栽汉中之漆。”
栽桑枣
《实录》：乙巳年六月乙卯，下令：“凡农民田亩，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诏谕五军都督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五府其遍行程督之。”
十一月王寅，诏凤阳、滁州、庐州等处民户种桑枣柿各二株。
二十六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种桑枣。上谕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即忘寒，不思为备。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也。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于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种植桑、枣，且授之种植之法。又令益种棉花，率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
二十八年十一月王辰，上谕户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用足，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人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往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六年以後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害者罪之。”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顺天府尹李庸言：“所属州县旧有桑、枣，近年砍伐殆尽，请令州县每里择耆老一人，勤督每丁种桑、枣各百株，官常点视。三年给田，开其所种多寡，以验勤怠。”上谓行在户部臣曰：“桑、枣，生民衣食之计。洪武间，遣官专督种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种，违者究治。”
正统元年八月丁丑，命提调学校风宪官，兼督民间栽种桑、枣。
平阳府《太平县志》：“国初，令各里设拓桑园，以重蚕事。其後皆废，地多为民占，嘉靖听民易买，官地高腴，里耆民王登汉，易得拓桑故园，舍为义冢。”
《郡国志》：“凡桑、枣田地，丈量时俱被豪民摊洒粮税，占为己业，故处已不可考，命桑，枣带税粮征收。”（《金史食货志》：“凡桑、枣户民，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分之三，除枯补新，使之不阙。”）
老人
《实录》：“洪武二十六年四月王午，命民间高年老人理其乡之讼词。先是，州县小民，多因小忿，辄兴狱讼，越诉于京。及逮问，多不实。上于是严越诉之禁，命有司择民间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听其乡诉讼。若户婚、田宅、斗殴，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且给教民榜，使守而行之。”
贴书
《实录》：“洪武四年正月，禁诸司滥设贴书。初，省府诸司既设掾令史，复设贴书，乃前元官不亲案牍，弊奸吏得以舞法，为害滋甚。于是内外诸司定设掾吏、令史、书吏、司吏、典吏，员之多寡视政之繁简为额，若滥设贴书者，罪之。”
案牍减繁式
《实录》：“洪武十一年八月，定案牍，减繁式。初，元末官府文移案犊最繁，吏非积岁莫能通晓，欲习其业，必以故吏为师，凡案牍出入，惟故吏之言是听。每曹自正吏外，主之者曰出文，附之者曰贴书、曰小书，生体文繁词，多为好利，国初犹未尽革。至是，吏有以成案进者，上览而厌之，曰：‘繁冗如此，吏焉不为好弊而害吾民也。’命廷臣议减其繁文，著为定式，镂板颁之，俾诸司遵守。”
钦字
《实录》：“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禁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书‘圣旨’二字，凡有升赏差调等事，悉以‘钦’字代之。”
巡检
《实录》：“洪武十三年十一月，敕谕天下巡检曰：‘古者设官分职，不以崇卑，一善之及，人人受其利焉。朕设巡检于关律扼要，遏察奸伪，期在士民乐业，商旅无艰。然自设置以来，未闻其举职者。今特遣使分视各处，以检防有道，讯察有方，有能坚守是职，镇静一方，秩满来朝，朕必嘉焉。”
丧制
《实录》：“洪武元年十二月辛未，监察御史高原侃言：‘京师人民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甚非所以为治。且京师者，天下之本，万民之所则。一事非礼，则海内之人转相视效，况送终，礼之大者，不可不谨。乞禁止，以原风化。’上是其言，乃诏中书省，令礼官定官民丧服之制。”
北平种田
《实录》：“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午，上谓刑部都察院臣：‘自今凡人命、十恶死罪、强盗伤人者，依律处决，其馀死罪及流罪，令挈家付北平种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录为良民，其徒罪，令煎盐；杖罪，轮役如故。自愿纳米赎罪者，听。仍选徒罪以下罢黜官，假以职名，俾督民耕种，三年有成绩，实授；无成，仍坐原罪。’”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十月丁丑，诏罪人应发屯戍者，皆从六科给事中及行人司编次队伍，然後遣行，以防奸弊，”
永乐元年六月庚戌，户部致仕尚书王纯奏：“种田囚人，若照籍贯分定地方，则有多寡不同，难于编甲。今宜不分籍贯，于保定、真州、顺天等府，挨种安置，先近後远，庶凡聚落易成，屯种有效。”从之。
华夷译语
洪武十五年正月丙戌，命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号令，但借高昌书制为蒙古字，以通天言语。至是，乃命翰林侍讲火原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即成，诏刻行之，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能通达其情。
校勘斛斗秤尺
《实录》：“洪武元年十二月王子，诏中书省，命在京兵马指挥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勘街市斛斗秤尺，稽考牙会姓名，时其物价。在外府州各城门兵马，一体兼领市司。”
断百官酒肉
《魏书食货志》：“正光後，四方多事，加以水旱，国用不足，有司奏断百官常给之酒，计一岁所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蘖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斛。其四时郊庙、百神群祀，依式供营。远蕃使客不在断限。尔後盗贼转众，诸将出征，相继奔败，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廪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禁小说
《实录》：“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懦，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翦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谶兆
汉孝昭帝时，上林苑中大柳断仆地，一朝起立，生枝叶，青虫食其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及昌邑王废，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是为宣帝，帝本名病已。
《魏受禅碑》立于黄初二年，而其文有曰“改元正始”，正始，齐正芳年号。
汉後主改元炎兴，贾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後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于人也。今中权军名，而汉年极于炎兴，此殆天意矣。”明年八月，武帝嗣晋王位，遂以受禅。
魏时起安世殿，後晋武帝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上，号为“盘龙斋”。刘毅小字盘龙，及克玄，遂居之。
会稽王道子，于东府造土山，名曰灵秀山。未几，孙恩作乱，再践会道子所封。灵秀，孙恩字也。
後周《华岳颂》立于天和二年，而其文有曰：“会一区寓，纳之仁寿。”及隋文帝立，改元仁寿。
唐玄宗开元二年八月，太子宾客薛综光献《东都九鼎铭》，其《豫州铭》武後自制。文有曰：“上玄降监，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等奏曰：“圣人启运，休兆必彰，请宣付史馆。”
邠国公《功德碑》立于长庆二年，而其文有曰：“主历天齐。”及敬宗即位，改元宝历。
宣宗制《秦边陲曲》，其词曰：“海岳咸通。”及帝崩，懿宗即位，改元咸通。
《外史梼杌》：蜀人击拂，以初人为“孟人”。又王氏宫殿皆题匠人盂得姓名。有徐延璚者，王衍舅也。其作私第华侈，衍常幸之，于壁上戏题曰“孟入”字以戏之，盖蜀中以盂为不佳故也。他日，孟知祥到，盖先兆云。
蜀王孟昶，每岁除日命翰林为词，题桃符，正旦置寝门。末年学士辛寅逊撰词，昶以为非工，自命笔题曰：“新年纳馀庆，佳节兆长春。”和以其年正月降王师，即命兵部侍郎吕馀庆知成都府，而长春乃太祖诞圣节名也。
《癸未杂识》云：“李方叔《师友谈记》及《延漏录》、《铁围山录》载，仁宗晚年不豫，渐复平康。忽一日，命妃嫔主游後苑，乘小辇向东，欲登城楼，遥见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悦，即回辇。翌日上宾，而英宗登极。盖曙字，英宗御名也。
又寇宗忠愍《杂说》：“哲宗朝，尝创一堂，退绎万机。学士进名皆不称旨，乃自制曰‘迎端’，意谓迎事端而治之。未几，徽宗由端邪即大位。”
又云：“汴梁宋时宫殿，凡楼观栋宇窗户往往题‘燕用’二字，意必当时人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燕都，择汴宫窗户刻搂工巧以往，始知兴废皆定数，此即先兆也。”
金大定二十二年，重修中岳庙。黄文纳撰碑文，有曰：“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绪。”及章宗立，改元明昌。
元文宗天宝五年，司徒香山言：“陶宏景《胡笳曲》，有“负扆飞天历，中是甲辰君”之语，今陛下生平纪号实与之合，此实受命之符，乞录付史馆，颁告中外。”诏令翰林诸臣议之，以为“陛下绍统于今四年，薄海内外，罔不归心，无待旁引曲说以为符命。”从其所言，恐起谶纬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寝。（赵世延作《蒋山钟铭》有曰“大明未东”。）
谲觚十事
仆自三十以後，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岁月既久，渐成卷帙，而不敢录以示人。语曰：“良工不示人以朴。”虑以未成之作误天下学者。若方舆故迹，亦于经史之暇时一及之。而古人之书既已不存，齐东之语多未足据，则尤所阙疑而不敢妄为之说者。忽见时刻尺牍，有乐安李象先（名焕章）《与顾宁人书》，辩正地理十事。窃念十年前与此君曾有一面，而未尝与之札，又未尝有李君与仆之札；又札中言仆读其所著《乘州人物志》、《李氏八世谱》而深许之，仆亦未尝见此二书也。其所辩十事，仆所著书中有其五事，然李君亦未尝见，似道听而为之说者。而又或以仆之说为李君之说，则益以微李君之未见鄙书矣，不得不出其所著以质之君子，无惮贻误来学，非好辨也，谅之。
来札：（据李君谓仆与之札。）孟尝君封邑在般阳，不当名薛。薛与膝近，《孟子》篇中齐人将筑薛。此足下泥古之过。汉淄川郡即今寿光，今淄川即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孟尝封邑在淄川今寿光地，墓在寿光西四十里朱良镇。後人以淄川之般阳为淄川，如以琅邪之临沂为琅邪，乐安之博昌为乐安，孟尝封邑偶名同薛国耳。不然，今肥城有薛王城考其地去膝颇远，当何说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淄川非薛”一事曰：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齐菑川国薛县人也。”言齐，又言留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表》云：‘菑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括地志》云：‘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地理志》：‘薛县属鲁国，’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薛人公孙弘”，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菑川者，误耳。今人有谓孟尝君之封在留川者，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若在菑川，其壤地与齐相接，何不言齐而言邹鲁乎？又按《後汉志》云：“薛，本国，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皇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诗》云：“居常与许。”郑玄曰：“常，或作‘尝’，在薛之旁，孟尝邑于薛城。”《括地志》曰：“孟尝君家在徐州滕县五十二里。”益可信孟尝君之封不在菑川也，又曰：又按《地理志》菑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留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菑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
仆所考论如此，乃言孟尝君之薛不在般阳，不曰孟尝君封邑在般阳而不当名薛也。李君之辩既已失其指矣；且凡考地理，当以《水经》、《皇览》、《郡国志》等书为据，昔人注书皆用之，若近年郡邑志乘，多无稽之言，不足信。今曰孟尝君墓在寿光，其昉于何书邪？《史记孟尝君传》：“湣王即位三年，封田婴于薛。”正义曰：“薛故城在今徐州膝县南四十四里。”今曰孟尝封邑偶同此名，是古人之所传皆非也？又《汉书》有曹川国，无淄川郡，而般阳县自属济南。今日汉淄川郡所属之般阳，李君既博考地理，何乃舍近而求远，并《史记入《汉书》而不之考邪？
来札：营丘在临淄，今营丘营陵俱非，此足下泥古之过。大公初封齐营丘，即今临淄。齐三迁，一蒲姑，今博兴；一营陵，今昌乐；後又迁临淄，统名营丘，後改临淄而营丘之名遂废。
鄙著无此一事，今考《史记》：“武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正义曰：“《括地志》云：‘营丘在青州临淄北百步外城中，大公後五世胡公徙都蒲姑。’”正义曰：“《括地志》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胡人弟献公徙治临菑。’”据此所引《括地志》，营丘与临菑乃一地。又考《汉书》，齐郡治临淄，北海郡治营陵，或曰营丘。二郡并云师尚父所封，而臣玻与应劭之说各主其一，则当时已不能明矣。今昌乐、潍县之间亦有营丘城，按《史记》云“营丘边莱”，而不言献公之临菑即大公之营丘，则《括地志》谓营丘在临淄者失之也。
来札：潍水今呼淮水，古滩字似淮，当是点画差讹，此足下泥古之过。伏生授《书》曰：“潍淄其道。”欧阳生、儿生、张生诸博士岂考究之未详邪？史韩淮阴破龙且潍水上，以淮阴故，如浙水国钱镠曰钱圹，姚水固曹娥曰曹江，笼水因颜文姜曰孝妇河也。如以厶隹似淮，则潍水在今潍邑，不闻古作厶隹县也。
鄙著《日知录》有辩淮河一事，曰：潍水，土人名为淮（户佳反）河。《齐乘》云：“《汉书地理志》：潍，或作‘淮’，故俗亦名淮河。”《诸城志》：“俗传箕屋山旧多产櫰，（《尔雅》：櫰，槐大叶而黑。《汉书西域传》：奇木檀、櫰、梓、竹、漆。）水从櫰根出，故呼为淮河，以音之同也。”并误。愚按古人省文，“潍”字或作“维”，或作“淮”，总一字也。《汉书》：“或作淮者”，从水，从鸟隹之隹，篆作隹，即“潍”字而省其中“系”耳。今呼为淮，则竟为“江淮”之淮，从水，从“佳人”之佳，篆作佳。于隶则差之毫厘，于篆则失之千里矣，如开封之氾水，《左传》本音凡，从水从巳，而今呼为“檬汜”之汜，音祀，亦以字形之似而讹也。又曰：又如《三国志吴主传》：“作堂邑涂圹，以淹北道。”《晋书宣帝纪》：“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武帝纪》：“琅邪王伷出涂中。”产是“滁”字。古“滁”省作“涂”，与“潍”作“淮”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
户佳反之音出于土俗，本不足辩，仆与李君皆臆为之悦尔。审如所言，欲表韩侯之功，则木罂所渡之津，破赵所背之水，皆可名之为淮，而地志中又添一西淮、北淮之目，岂不益新而可喜乎？
来札：孔子虽圣，亦人尔，何能泰巅一千八百里外现吴门之马？足下来深思，故有此疑。曲阜城有吴门直吴，如苏州北门曰齐门之类是也。
鄙著无此一事。今之曲阜并无吴门，古之鲁城亦不载有此，李君何以知之？且此事本出王充《论衡》云，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上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今详其文，于泰山则系以“鲁”，于阊门则系以“吴”，古人之文不苟如此，安得谓是鲁城之门？又云：“人目所见，不过十里，鲁去吴千有余里，使离朱望之，终不能见，况使颜渊，何能审之？”此又《论衡》之言，而非仆之言也。
来札：景公墓在临淄东南十二里淄河店桓公墓旁。又民在长白山下今长山境内，又云周景公墓。景姓稀少，更无多为官者，必景延广。延广，陕州人，後晋出帝与桑维翰同时，非周臣，又不当云周景公墓，考《五代史周列臣传》：“景范，邹平人。世宗显德中，官宰相。显德六年罢。”故云周景公墓。墓在邹平，今割入长山界。在临淄淄河店者，春秋周齐景公墓，非周世宗景公墓也。
鄙著《金石文字记》有《後周中书侍郎景范碑》一目，曰：邹平县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鉴》：“五代周显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枢密院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时属长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间有两举人，今亦尚有诸生，不能记其祖矣。不知何年谬传为晋之景延广，而邑志载之。以後《山东通志》等书袭舛承讹，无不以为延广墓。後有令于此者，谓延广于晋为误国之臣，遂至笞其後人而毁其祠。昔年邑之士大夫，亦有考五代事而疑之者。予至其邑，有诸生二人来，称景氏之孙，请问其祖为谁。予乃取《通鉴》及《五代史周世宗纪》示之，曰：“显德相公近是。”又示以《景延广传》，曰：“延广，字航川，陕州人也，距此远矣，”乃谢而去。间一日，往郊外，视其墓碑，其文为“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知制诰柱国扈载”撰，虽剥落者什之一二，而其曰“故中书待郎平章事景公讳范”，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伯，没赠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建大功于汉室，为北藩于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旧臣。”又曰：“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其未曰：“显德三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叹近代士人之不学，以本邑之人书本邑之事而犹不可信，以明白易见之碑而不之视，以子孙而不识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又曰：王元美作李于鳞友人《袭克懋妻景氏墓志铭》，亦以为延广之後。虽本其家之行状，然王，李二公亦未尝究心于史学也。
此仆在邹平，与邑人宛斯马君。亲访其墓而录之者，不知李君何所闻之，而剿为己说。且与齐之景公何涉，而横生此一辩？又此墓旧属长山，今割人邹平；今反曰旧属邹平，今割人长山，又景相，长山人；今反曰邹平人。知李君之道听而途说也。
来札：临朐西十里逢山；俗传逢萌隐处。史：逢萌浮海，归隐大劳，东莱守聘不出。又萌，都昌亭长。墓在今营丘昌乐地。又都昌，昌邑也，皆与临朐远。史：夏东方诸侯逢伯陵居青州，旧城在郡西二十里马山，李于鳞所谓“龙斗马山之阳”是也，距逢山四十里，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无此一事。《汉地理志》：“临朐有逢山祠。”则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左氏昭十年传》：“逢公以登。”注云：“逢公，殷诸侯，居齐地者。”《二十年传》：“有逢伯陵因之。”注云：“逢伯陵，殷诸侯，姜姓。”今李君以殷为夏，未知其何所据也。
来札：黄冠别说劳山有吴子宫，是吴子夫差请《灵宝度人经》处。《春秋众吴伐齐，至艾陵。艾陵，齐南境，令郯城，去劳六七百里。甚为牵合难据。足下来读道书，道书云：“许放阳弟子吴猛，东昌人，入劳，请《灵宝度人经》。吴子、吴猛，非夫差。道家所居皆曰宫，不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说，不足辩。《莱州府志》：“传疑”一条云：“春秋时，吴王夫差登劳山，得《灵宝度人经》。”今欲去其年代，而改为吴猛，庸愈乎？按《晋书》，“吴猛，豫章人。”晋时亦未有东昌之名也。
来札：泰山无字碑非始皇，乃汉武时物，别史：“始皇移徂徕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因阻暴风雨，大怒罢。”此可信者，汉武何故立无字碑？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鄙著《日知录》，有《考泰山无字碑》一事，曰：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四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词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援汉书祭把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又曰：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于泰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呆，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邪，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蝎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灵乎？
李君似未见仆此论，不知其所谓别史者何书：将考千载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记》而征别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风雨之阻，大怒罢之。且如《水经注》：“孔子庙，汉魏以来列七碑，二碑无字。”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录于《史记》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罢其一，不罢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风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罢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时，又谬矣。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来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为制始于王莽，则见于刘熙《释名》之书可考。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谬矣。是其所引别史，不过二十馀字，而谬妄已有数端。又考《山东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云秦无字碑。”此志作于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于古书之传也。又从而文之，无乃为前人所笑乎？
来札：俗以丈人为泰山。唐明皇封禅，张说婿韦晤扈驾，以说婿，增三级。後帝忘其故，问群臣。伶官黄幡绰曰：“泰山之力也。”困以丈人为泰山。不知春秋时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荣启期处也。未敢以足下言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辩。乃谓春秋时有丈人峰，其何所据？《列子》：“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期行乎成阝之野。”无“丈人”字。夫纪载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实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吴门于曲阜，即去一“阊”字。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谓天下遂无读《列子》、《论衡》二书之人哉？
来札：大公封营丘，地泽卤，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国，未便夺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于上游也。古史万国，商三千，周千八百，当伐纣时，不知其如何变置，殷都朝歌，千里内不免改王畿为候国；周都镐京，千里内不免改侯国为王畿。涧水东、瀍水西皆诸侯，营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东方诸候附纣者众，故封大公以弹压耳。足下乃过信《货殖传》，未敢以足下为是。
鄙著《经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于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诚为可疑。如《孟子》所论“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来，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余里之外邪？盖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故也。又考大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仅封营丘。营丘在今昌乐、潍二县界，史言其地澙卤，人民寡。而《盂子》言其俭于百里，又莱夷逼处，而与之争国。且五世反葬于周，而地之相去二千余里。夫尊为尚父，亲为後父，功为元臣，而封止于此，岂非中原之地无闲土，故至薄姑氏之灭，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阳翟，稷封在武功，何与？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远，圣人之不得已也。
《汉书》曰：“齐地，虚、危之分野也。少吴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时有季崱，汤时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为诸侯，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薄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是为大公。而《史记》以大公为武王所封。当武王之时，而大公至国修政，人民多归齐，为大国矣。考《左氏传》管仲之对楚子，展喜之对齐侯，并言成王，不言武王。而郑康成注《檀弓》，谓大公受封，留为大师，死葬于周。又《金滕》之书有二公，则大公在周之明证。二说未知孰是。李君变置弹压之论，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测量古人也。
初刻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又与人书十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
又与人书二十五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向时所传刻本，乃其绪余耳。
又与潘次耕书
《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复年”之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彼时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预期也。
又与杨雪臣书
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与友人论门人书
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庶不为恶其害已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