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子女情意深

亲子之爱在离别时，常常表现为对子女可爱形象割舍不断的思念，以及日夜盼望早日拥抱亲吻的急切心态。

可是“狼爸”却与众不同。他每当出差时，都让孩子妈妈记下四个子女所犯的错误，并在电话中或见面时一一汇报，作为他到家后立即严惩子女的凭据。他说：“常年出差在外的我，无暇抽出全部时间来关注孩子们的一举一动……孩子想趁我出差时‘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心思完全无法实现。一旦他们触犯了任何‘清规戒律’，妻子就会在第一时间把所有的消息、细节都汇报给我，而犯了‘戒条’的孩子们就只能等着我回来乖乖受罚。”

我家孩子的爸爸同孩子离别或分处两地时，和“狼爸”迥然不同。他从未向在孩子身边的姥姥、舅舅查问过女儿犯过什么错误、犯过哪条“戒律”。

我们的大女儿金萤，是1956年我在北京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时诞生的。当年我先生二十四岁，正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为了读书，孩子只好请哈尔滨的姥姥代为抚养。1957年底回沈阳工作后，我们把女儿接回来，姥姥也一道来了，继续帮忙照看。1958年，我哥哥、嫂嫂被哈尔滨市委下放到通河县工作，姥姥需要回去照顾孙子和孙女。我当时要教全校各系的哲学课，我先生被调到中共辽宁省委调研室工作，两人都无法在家照顾宝贝女儿。没有办法，我女儿只好和姥姥一起随同从哈市下放的舅舅、舅妈来到了通河县。

“儿行千里母担忧”。尽管家里经济紧张，但思儿心切，1960年年底我曾到通河县去看过一次女儿。

1961年4月，我们从沈阳被调来北京，到中共中央党校教书。自此，我先生就开始积攒路费，每年夏天都要回去看女儿。当时我身边有大儿金煜，虽然已上幼儿园，但接送离不开大人，只能让我先生一个人踏上看望女儿的北国之旅。由于生活拮据，先生从北京上火车就坐硬座，一晚上都没合眼，第二天下午才到哈尔滨。

因哥哥全家已经从哈尔滨迁走，举目无亲，我先生立刻跑到松花江边的码头，去买船票。但是，当天的船已经全部开走，只有第二天早晨才有船回来。当时也不预售船票，据说半夜12点才开始售票。无处可去的他只好在候船室等。

那时候的候船室面积不大，人又很多，长椅早被占满。我先生只好找块地，铺张报纸躺下，用一个帆布小包作为枕头。

现在回想起来，他说：“当时那个样子，就像今天的农民工进城一样，往地上一躺，很可怜。”

深夜12点多钟，船来了。

他站起来观望，意外的是，从下船的人当中发现了我的哥哥。

哥哥高兴地问：“怎么在这里碰上了，你上哪儿去了？”

我先生也格外兴奋地说：“我上通河看你们和孩子啊！”

哥哥说：“小萤不能先到通河，现在她在木兰县的舅奶家。”

得知他还没有买到船票，哥哥急忙带他上码头售票站，找熟人买了一张票。

后来又问他：“你住在哪儿？”

他说：“没处住。”

哥哥又带他到附近的招待所，找了一个大木板床的房间，两人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把他送上船，船开走，哥哥留下了。哥哥是来哈尔滨办事的。他原来是哈尔滨市委组织部的干部，这个时候已经下放到黑龙江省通河县任县委宣传部长。

从哈尔滨到通河，要经过木兰，往返只有两个很小的破旧的轮船。我先生到船上一看，舱里没有铺位，只有长条凳子，早已被人坐满。他只好到外面，把船的甲板当座位了。旧轮船像牛车一样走得很慢，他只能耐心地熬时间。

傍晚，船终于抵达木兰。到了木兰街上一看，这哪是什么想象中的县城，完全是一个很破旧的小村庄，路不像路，巷不像巷，没有街道与门牌号。这怎么去找？我先生四处打听了好一阵子。幸亏小萤的舅爷是木兰县的老住户、砖厂的烧砖技师，在当地知名度比较高，很多人都认识他。一个热心人把我先生带到舅爷家。但是一进屋，他只看到舅奶一个人，没有看到女儿，心有点凉——可能孩子又上哪一个亲戚家去住了，说不定还得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找到女儿。

就在这个时候，舅奶的儿子跑了进来，知道我先生的来意后说：“小萤在松花江边玩，我带你去。”我先生顾不上歇息，立刻随同他去看女儿。

他一到岸边就喊：“小萤，爸爸来了。”

女儿回头，看见了爸爸，两只小手一张，喊着“爸爸，爸爸”，飞快地跑过来，让爸爸抱。

当年，她已经五岁了，长得很胖，满身是肉。我先生当时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又在路上奔波劳累，身上好像一点儿劲都没有了，试了好几次都没有把她抱起来。虽然一心想把孩子抱着走回来，但无能为力，他只好蹲下来亲亲女儿。

女儿搂住爸爸的脖子，不肯放手，问：“爸爸，你这回不走了吧？”

我先生很巧妙地回答：“咱们在这儿再玩上一周，然后一起到通河去看姥姥。”

小姑娘听了这话，好像比较满意，就让我先生牵着她的小手回到舅奶家。因为女儿是特意到舅奶家玩的，才来不久，所以爸爸不能立刻领走她，于是陪她在木兰玩了一周。

每当带女儿出去逛木兰码头前唯一的一条小街时，她总要一种饮料喝。一开始，爸爸问她：“要什么？”

她说：“要砖名汤。”

我先生很奇怪，怎么还有这种东西，是不是饮料的盒子像块砖？后来就带她到小卖店，没承想她指的是一个大玻璃瓶子里面装的水，底下沉了很多酸梅，上面贴着一张纸，写的字是“酸梅汤”。这是当时的中国偏远县城里能买到的唯一饮料。

我先生笑出声来说：“你怎么把‘酸梅汤’叫‘砖名汤’？”接着反复教她说“酸梅”两个字，孩子怎么也学不会，一直说“砖名”。孩子重复的话始终是“砖名汤”。

我先生这个时候，忽然感觉心里一颤：“难道孩子是‘大舌头’？‘酸梅汤’和‘砖名汤’怎么也分不开！”女儿已经五岁，快上小学了。老师教字这样费劲，真愁人，怎么办？爸爸当时没有向孩子说，怕影响孩子情绪。

“真愁人，怎么办？”这种话在“狼爸”那里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有办法。他的办法就是打。他说：“我妈妈怎么打我的，我就怎么打我的孩子。”他还说：“我常对儿女们津津乐道的，便是母亲的打文化：拿不到满分，打，差一分打十下……”“狼爸”这样说他打的情形以及孩子们的看法：“在他们的心目中，我就是古代拿着教鞭的教书先生，一个不小心，读错一个字，那教鞭就会狠狠地挥过来。”按照“狼爸”的做法，校正金萤的发音，只有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一下一下地抽打了！

没有想到，我先生没打也没骂。我们的女儿金萤回北京上了小学后，说话逐渐清晰，普通话也讲得字正腔圆，而且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优秀生。

我先生当时的忧虑和困惑，没有说出口，不过还是很高兴地给孩子买了酸梅汤。虽然只有三分钱一碗，孩子却喝得非常满意，高高兴兴地和爸爸到江边玩去了。

一周过后，我先生带女儿上路。坐的还是那种旧轮船，但由于有朝思暮想的女儿在身边陪伴，他不再感到漫长和孤寂。两个人欢欢乐乐地到了通河，去看望孩子的姥姥。

在木兰的松花江畔，每次看到爸爸钓上鱼来，女儿都开心得蹦蹦跳跳。看到女儿高兴的样子，我先生也非常开心。

在通河县和女儿虽然玩得十分开心，但时间也不能过长。因为这是借暑假回去的，时间有限。而且开学前，我们当教员的需要提前上班做开学前的准备工作。

在从通河返回哈尔滨时，船上给每人提供一顿午餐。按当时的规定，在长途客运途中吃饭，只要钱票而不要粮票。当时，因为人们的口粮定量很少，手里的粮票不多，有一顿饭不要粮票，就很高兴了。

而我先生当时把回京的路费钱装好后，外边只留下一张五元票。当时，五元的整票已经是大票了。他用这张五元的票子买了午餐，买完后找回四元多。没想到被人盯上了，下船时只觉得别人使劲地挤了一下，他当时以为人多下船，碰撞难免，没想到是被小偷光顾了。

到火车站去买车票时，他从里面衣兜掏出了准备返京的火车票钱，买了车票后想去吃点晚餐，可一摸衣兜钱全没了，只有上衣的左兜还剩五角钱。我先生想，回北京从火车站到中央党校路很远，要坐公共汽车，中间还得在西直门转车，这点钱只够坐公共汽车了。所以他只好饿着肚子，乘上火车，坐了一宿零半天的硬座才到北京站。

到家后，他和我讲述了路途中的经历：“多亏去的时候，你把给姥姥带的一百多元钱缝在里面的衣兜了，不然，可能也会丢。剩的钱又分散在了每个衣兜里。即使丢了一点，也能维持到家。”我先生在困难时总往好处想，也让我很感动。

我看他疲惫不堪，十分憔悴，便立刻打点他吃饭、休息。但是，他在睡前还高高兴兴地说了一句：“虽然路上很累，但最终看到了女儿，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我先生和我一样，很爱孩子。大女儿金萤是“上帝”带给我们的小千金。

我家四个博士儿女的教育，之所以比较成功，其基础就是我和我先生对孩子深切的爱。这种爱又传承给后代，我们的子女对他们的子女也爱得十分深切。

一位大教育家形容说，没有爱的教育，是空虚的。在亚米契斯《爱的教育·译者序言》中，我国著名教育家夏丏尊非常形象地说：“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又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于池的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名人家教集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394页）

我先生和我教育孩子，是一以贯之的，从没有什么朝三暮四的情况，这就是因为我们有情、有爱。最近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一起散步，回忆起一件一件的往事。我先生说：“那次去看小萤，是我生平外出最狼狈的一次。但是没有办法，当时就是那种经济状况，而且想孩子想得厉害。你去看她的时候，我当时工作忙，脱不开身，可是一直想去看女儿。想孩子嘛，就要吃一点苦，付出一点代价。”

我们的几个博士儿子，继承了他们爸爸的好传统，在家里建立了“有水的池”，深情地爱着他们的宝贝女儿。在我家看不到任何重男轻女的现象。大儿子金煜称他的女儿安妮是自己的“小棉袄”，关怀备至。二儿子金侠的爱女

卓安娜在一周岁前，夜里哭闹，他经常抱着女儿满地走，把女儿看成爸妈的“小公主”。三儿金延，由于孩子妈妈既工作，又攻读学位，他对自己爱女的吃喝拉撒睡无所不管，且声称艾米是“我的心肝、宝贝”。这三个儿子像他们的爸爸一样，都是我们全家公认的好爸爸。

金家的三位博士儿子和他们的父亲金春明教授一样对子女爱得深切，使我们联想到“狼爸”宣扬的所谓对子女教育的“成功”范例。不同的父亲给予孩子的童年迥然不同：一个给予了孩子如天上人间、阳光灿烂的欢乐的童年；一个给予孩子“彻底失去了乐趣”的童年。正如萧尧所述：“尽管当时一个字的意思都不明白，但那些《三字经》《论语》却也让我们兄妹在懂与不懂之间明白了道理。尽管如此，但是当时的我们四兄妹，却的确在‘苦难’中成长着，那没有自由的生活，已经让我们的‘童年’彻底失去了乐趣。”

金教授和女儿金萤的父女深情，闯入人们眼帘的是，毫不夸张的那种厚重如山的情谊。五岁的金萤，和爸爸在一起，愉快而又幸福地享受着父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