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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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民国元年三月,在由西山向青龙桥的道上,有一个青年,骑着一头驴,年纪约有二十八九岁,他在驴背上,态度至为闲雅,不住地向北山看那仲春的景色。在他所骑的驴前面,另有一头驴,驮着他的行李。驴后面跟着两个村童,手内替他提着小皮包,一边叱着驴,一边还玩耍。青年也不管他们,只顾看他的山景。

这时约有午前十点余点,前两天的春雨,把道路洒得十分洁润,一点尘土也扬不起。那山上草木,被雨沾润,都发了向荣的精神,一阵阵放来清香,使人加倍地爽快。那道路两旁的田间,麦苗已然长起来了,碧生生的一望无边,好似铺了极大的绿色地衣,把田地都掩盖住。驴子所经过的地方,时时有成双成对的喜鹊,由麦田里飞起来,鸣噪不已地飞到别的田地里去。赶驴的小童,见了这些喜鹊飞鸣,便由路上拾起石子,追击它们为戏。

那山麓间的农村,也有用秫秸围作墙院的,也有用天然石筑成短垣的,院子里面都栽着小枣、山桃、苦杏等树。那桃、杏树已然开了花,红白相间,笼罩着他们的茅屋,衬着展然欲笑的春山,便是王石谷所画的《杏林归牧图》,也无此风致。如今利用这青年在路上行着,且叙叙他的家世。这青年,姓宁名和字伯雍,上有父母,下有兄弟,世居这西山麓下,虽无多余财产,却世世守着几本破书。伯雍幼时,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受了几年良好教育,陶铸的品行学问,很有出人头地的地方,因为公家有考送留学生之举,他却考中,便送到东洋学了几年法政。如今他才卒业归国,没有半年工夫,便赶上革命的动乱,他无心问世,便在山林里,奉着他的父母隐居起来。伯雍为人,并不是不喜改革,不过他所持的主义,是和平稳健的。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得多,所以革命军一起,他就很抱悲观。他以为今后的政局,不但没个好结果,人的行为心术,从此更加堕落了,所以他甘心隐居,不问世事。这时他的父母,见他已然老大不小,便把头五六年给他定的媳妇娶了过来。且喜这位娘子,倒也贤慧,能够体贴丈夫意思,上事翁姑,下和兄弟,家庭之间,总算幸福不浅。这时有近畿一旅军队,营长等中上级的军官,都和伯雍有乡谊,而且还有许多同学的,知他在家赋闲,便聘他来掌书记。

伯雍因为在家白闲着,终归是闲不起,没法子只得受了人家聘书。好在做幕的勾当,名义上还清高一点。当下禀明父母,择个日子,到军营里给人家做书记去了。他以为这些军官,除了同乡就是同学,自然容易处的。谁知这些老爷大人们,在军营里染了满身骄傲脾气,动不动以阶级压人。伯雍初到营时,多少还受点礼遇,过了二十天一个月的,也就不拿伯雍当事。有时大家一起闲谈,还指桑说槐的,把书呆子贬得一文不值。他们说念书好一点的,总要带一贴酸狂样子,看不起人,照伯雍这样纯厚端庄的,也太少了。可是如今看不起人的穷酸,要想当个司书生,都没人要。当初被他们看不起的人,如今倒大马长刀,当了营长、团长,还有当旅长的,这不上天睁开眼睛,无形中惩治他们一下子吗?说到这里,许多老爷大人总要哈哈大笑,并且有的说:“这些穷酸也不能办什么大事!他们的材料,自能当个司书生,不致饿死,也够他们享受的了!”

伯雍听了这些话,自然有些不愿意。虽然目下念书的不值钱,也不应当这样作践。何况当初都是村学房圣人龛下一同长起来的,便是如今所业不同,有幸不幸之分,也不可因为自己地位一时比人家强,便这样肆口奚落,未免使人太难堪了。从此伯雍不愿在军营里做那会使笔的奴隶。有一天,他给营长留下一张辞呈,卷了铺盖,竟自回家去了。次日营长回营,知道伯雍已然辞了差使,还打发副官到伯雍家里挽留一次。伯雍婉言谢绝说:“贱质不惯于军营生活,诸君抬爱,异日再补报吧!”副官无法,回复营长另聘高明去了。

这是还没改民国那一两个月内的事。转过年来,便是民国元年,伯雍依然在家赋闲。假如他有相当的不动产,丁此大革特革时代,他一定不会出来的。在山里头侍奉父母,闭户读书,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山农,也就够了。无奈他房无一间,地无半亩,仰事俯畜,不能不另谋生计,长此家居,终非了局。可巧这时有同窗友人,在前门外开了一家报馆,定名《大华日报》。两个经理,正经理白歆仁,副经理常守文,都是新被选的众院议员,一个加入国民党,一个加入进步党,当初他们都是很有志气的青年,如今荣膺民国代表,在议会里很占一部分势力,由党部支了一笔补助费,开张了这家报馆。伯雍听说他们的报销路还不坏,打算在他们报馆里卖文为生,或者充任一员编辑亦可。于是他给歆仁去了一封信,说明所以。歆仁素日很知道伯雍的笔墨有两下子,假如得他来帮忙,于报纸声价不无小补。而且伯雍为人狷介,最不爱提钱字,较比他人,容易打发,一举两得,有何不可?何况他来求我,我没去邀他,日后的薪金大小,他不能与我争执了。主意拿定,便给伯雍去了一封信说:“你命令我的事,已然和同人说好了,请你赶快到馆,襄助一切。”伯雍见字,收拾进城。前面所述,正是他雇了驴子,进城上报馆的那一天。

伯雍一边催促着驴,一边看那山村景色,不知不觉,已然到了万寿山。他由驴上下来,付了驴钱,招呼了一辆车,言明雇到新街口,二十五枚铜元。到了新街口,他多给拉车的五枚,说:“我多着一件行李,这五枚给你打酒喝吧!”拉车的道声谢,接了钱,用条破手巾,不住擦他脸上的汗。伯雍在一旁看着,老大不忍,暗道:“小二十里路,给他三十铜子,还很高兴。可见出汗赚钱,过于不易了。”这时伯雍方要再呼一车,到宣武门外去。那拉车的见伯雍还要出城,又知他肯多花钱,便说:“先生!不必另雇车了,我送你去就完了。”伯雍说:“你已然出了一身汗,跑了二十来里路,再到南城恐怕你的力气来不及。”这时那车夫已然把汗擦干,喘息定了,连说:“行行!三四十里算什么,我就怕不挣钱!道路多跑,倒不在乎。先生,你上车吧!”伯雍说:“你既然愿意去,我仍坐你车去吧,省得费事。”当下告诉他什么地名。伯雍方要上车,这时在街心上,早拥来许多辆车,一个个你一言我一语,都说:“先生别坐他的车了,他已然跑不动了。”这个拉车的见大众车夫抢他买卖,便大声说道:“谁跑不动!有敢跟我赛赛的么?”还是伯雍排解了几句,别的拉车的才散了。当下上了车,那车夫拉起来便跑。伯雍说:“你倒不必快跑,我最不喜欢拉车的赌气赛跑,你只管自由着走便了。”车夫见说,果然把脚步放慢了些。此时伯雍在车上问那车夫道:“你姓什么?”车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车夫说:“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我叫德三,当初在善扑营里吃一份饷,摔了几年跤,新街口一带,谁不知跛脚德三!”伯雍说:“原先西城有个攀腿禄,你认识么?”德三说:“怎不认得!我们都在当街庙摔过跤,如今只落得拉车了,惭愧得很。”伯雍说:“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德三说:“有母亲,有妻子,孩子都小,不能挣钱。我今年四十多岁,卖苦力气养活他们。”伯雍说:“以汗赚钱,是世界头等好汉,有什么可耻!挣钱孝母,养活妻子,自要不辱家门,什么职业都可以做。从前的事,也就不必想了。”德三说:“还敢想从前!想起从前,教人一日也不得活!好在我们一个当小兵儿的,无责可负,连庆王爷还觍着脸活着呢。”这时德三已然把脚步放快,他们二人已无暇谈话。伯雍抬头看时,已然到了西四牌楼。只见当街牌楼,焦炭一般,兀自倒在地下,两面铺户,烧了不少,至今还没修复起来。这正是正月十二那天,三镇兵士焚掠北京的遗迹。

伯雍看了这些烧残的废址,他很害怕地起了一种感想:“这北京城自从明末甲申那年,遭了流贼李自成一个特别的蹂躏,三百来年,还没见有照李自成那样悍匪,把北京打破了,坐几天老子皇帝。便是洪杨那样厉害,也没打入北京。不过狡猾的外洋鬼子,乘着中国有内乱,把北京打破了两次,未久也就复原了。北京究竟还是北京。如今却不然了,烧北京打北京的,也不是流贼,也不是外寇,他们却比流贼外寇还厉害!那就是中国的陆军,当过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如今推倒清室,忝为民国元首,项城袁世凯的亲兵。项城先生是北洋派的领袖,国家陆军多半与他有关系。如今他的兵,在他脚底下,居然敢大肆焚掠,流贼一般的饱载而去。此例一开,北京还有个幸免吗?哎呀!目下不过是民国元年,大概二年上就好了,二年不好再等三年,三年不好,再等四年。四年不好,再等五年。五年不好,再等六年。六年不好,再等七年、八年、九年……若仍见不出一个新兴国家样子,那也就算完了。”伯雍一边感想着,一边替未来的北京发愁。他总想北京的运命,一天不如一天。他终疑北京是个祸患的症结,未来惨象比眼前的烧迹废址,还要害怕得多。他终以北京是不可居的,还是在西山寻个无人所在,韬晦起来,较着平安。但是他房无一间,地无半亩,仰事俯畜,都得现抓。为饥所驱,遂把伯雍一个志行高洁、有意山林的青年,仿佛用鞭子赶到猪圈里去。他明知道一入北京,人也得坏,身子也得坏,耳目所接,一定不如涧边清风、山间明月,但是无论怎样与志相违,终是不能不到北京城里去,他的境遇也就很可怜了。

伯雍在车上不住感想,车夫德三在马路上不住飞跑。少时已出了宣武门,进了西茶仓胡同,伯雍才把他的思潮打住。又走了半里多路,进了一条僻巷,早见一个如意门,两边青灰墙上,写着老大白字:大华日报社。伯雍教车站住,下了车,教车夫把行李搬到门洞内,然后递给德三一张五吊钱的票儿,德三千恩万谢去了。伯雍来到门房,只见有三四名馆役,正在炕上躺着睡觉。伯雍叫了几声“借光”,才有一个由炕上爬起来,蒙眬着眼睛,懒恹恹地问伯雍说:“你是做什么的?”伯雍当时取出一张名片说:“烦劳通禀白先生一声,就说鄙人求见。”那馆役此时仍是懒洋洋的,仿佛再睡一会儿才好呢,所以他很愿意来客赶紧就去了,他好再睡。只听他打着呵欠说道:“你要见总理么?总理没在报馆。”说罢似仍然要去睡觉。伯雍见这馆役的神气,待理不理的,知他为睡魔所困,想是昨夜不曾睡觉,也不嗔怪于他,只得把自己来历说了一番,并不是寻常拜访,特来到社做编辑的。那馆役见说,少微把精神一振,说:“你先生在此等一等,我去回一回账房的经理。”当下他拿了伯雍的名片进去了。不多时出来,和伯雍说:“请进去吧。”伯雍随他进去,走入一个木板屏门里面,却是坐西五间正房,南北各有两间厢房,院子没有一把掌大,被四面房屋欺得连太阳光也得不着。馆役把伯雍让到南厢房里,里面也有几件木器,最重要的是一个铁柜,证明此处是报社的“财政部”。随墙放着一张木床,上面放着烟具。早有一个极瘦的人,由床上站起来,向伯雍一拱手,做出笑脸来说:“伯雍先生请坐请坐,我常听我们总理提你先生,兄弟很是久仰的,头几天总理跟我们说,已然把你先生约来帮忙。好极了!活该我们的报纸应该发达!”这时伯雍一边还礼,一边问那瘦人说:“阁下贵姓?”那人说:“贱姓吕,草字子仙。”伯雍说:“久仰久仰。”于是二人就木床上对面坐下,彼此周旋几句。吕子仙烟瘾未足,仍旧躺下吸烟。吸了两口,问伯雍说:“伯雍兄于此怎么样?”伯雍说:“倒是喜爱,还没尝试过。”子仙说:“不吃甚好。兄弟一生事业,便为这东西给耽误了。假若我不吃烟,内阁总理也敢去做。”伯雍说:“现在阔人,谁不吃烟?皆因吃烟才能做总理。照我们不吃烟的,也无非给人家卖卖胳膊。自目下看起来,究竟是没出息的人,吃大烟才能表示有做阔事的资格。”吕子仙见说,不禁大笑说:“伯雍你这样一个人,还会说笑话。如此看来,我这烟倒得足吸一气。”他又连吸了五六口,精神比从前大了些儿。伯雍细看他时,虽然瘦得不成样儿,眼睛里却含着机警的神气。歆仁既然用他当账房经理,想必是歆仁的心腹,可以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