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手艺人的实用艺术
我们在学校里为孩子们创造了人为的学习环境。孩子们都知道那是人造的，不值得全心投入……由于缺乏动手学习的机会，整个世界在他们眼中是抽象而遥远的，学习的热情无法得到激发。
道格·斯托（Doug Stowe）
《动手的学问》（Wisdom of the Hands）
2006年10月16日
汤姆·赫尔在俄勒冈州库斯湾的马什菲尔德高中教焊接、机械加工、汽车修理、钣金和计算机辅助制图，他同时也是俄勒冈州技术教育师资协会的会长。在被问及这个职业当前的发展状态时，他提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满足对计算机课程的迫切需求，许多学校停掉了工艺课程。为了腾出资金购买新的计算机，许多选修课程被砍掉，而工艺课被视为最容易被砍掉的课程：需要的经费多，而且可能存在危险。此外，赫尔说：“工艺课课堂不可能一次性挤入50名学生，但体育课可以做到这一点。”
根据加州工业和技术教育协会的数据，在加利福尼亚，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工艺课已经从3/4的高中消失。如今，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正在努力振兴工艺课程，但寻找胜任的教师逐渐成为难题。加州农业教师协会执行董事吉姆·阿斯奇万丹说：“现在的学生善于回答标准化考试中的问题，懂得那些课本上的东西，却缺乏动手能力。”
与此同时，手工艺行业的人常常感叹自己找不到工人。开设工艺课程的社区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种缺口。俄勒冈州教育部的汤姆·汤普森称，有数据显示，在社区大学中，人数增长最快的学生群是大学本科毕业生，他们重返社区大学以掌握一门市场所需的技能。也有一些营利性的学校提供此类课程，如环球技术学院和怀俄明州技术学院，他们都面向全美招生。这两家学院有95%的学生顺利毕业；在顺利毕业的学生中，98%的人在毕业后的一年内找到了工作。
赫尔每个季度给自己工艺课程的毕业生邮寄一份简讯。这份简讯就像是19世纪的年历，融合了实用信息、理论研究以及个人奋发上进的例子。简讯中还包括工艺小技巧（例如，在焊接前固定形状不规则的物品的好方法）、书评、美学漫谈和成功者的故事。在成功者的故事中，赫尔介绍了他教过的学生的职业发展经历。最近一期简讯中介绍的就是凯尔·考克斯，塔赫铝业公司的焊工和装配工。赫尔找到这位自己从前的学生时，他正在查尔斯顿的码头上装配一个全铝制的打桩船。考克斯称他喜欢自己的工作，因为每天都有变化。而且，他也喜欢做一个“对世界有用的人”。
赫尔在最近的一个专栏中对斐波那契数列进行了思考。斐波那契数列是一种自然现象，即在一组无穷大的数字中，相邻两个数字的比值逐渐趋于一个固定的值，也就是黄金分割比。赫尔写道：“该数列也同时反映出了人性的特征。相邻两个数字的比值不是立即就能达到黄金分割比，而是逐渐趋于该数字。完美的状态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通过自我校正，在振荡中达到理想的比值。”这似乎抓住了工匠在提升自己技艺的过程中，那种一再重复的自我批判，因为理想永远无法被触摸到。你竭尽所能地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就会离开始时你心中的影像越来越近。赫尔对现在所谓的“职业发展和技术教育”显然有着人文学家般的理解，他也在他学生的生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称自己担任工艺课教师是“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工作”。
许多教育者认为自己的工作能带来成就感。实用艺术是否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致于能让人如此投入其中？在他人的眼中，赫尔不仅在授业，还在传道——让学生明白什么是美好的生活。
手艺人的满足感
修理工在做每一件工作时，都要先抛开自己的想法，专注于要修理的东西上：他必须仔细去看、去听。
还不到14岁，我就开始担任电工的助手。我当时没有上学，而是在全职工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15岁。之后，不管是读高中还是读大学，暑假期间我都会重操旧业，工作职责也在慢慢地增加。大学毕业后，物理学的本科文凭并不能帮我找到工作。当时，我很高兴自己还有赚钱的手艺，于是在圣巴巴拉市（Santa Barbara）自行创业。
每当一项工作完成时，我从不放弃享受这个时刻：打开开关，灯光洒满整个房间。这是一个充满主体感和成就感的过程。我的工作成绩人人可见，工作能力也就摆在了大家面前。人人可见的工作成绩是一种社交的工具。有时候，看到一堆管线被送入工业设备，折成弯曲盘绕、线条流畅的曲线，尽管支管各有不同，但都通往同一个平面，我就会安静下来。这种操作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需要依靠天分的“帮助”，而弯线管的人在干活时肯定也想到了作品得到认可的这个时刻。
我是一个为家庭和小型商用设施提供服务的电工，多数作品会被嵌在墙壁里遮盖起来。但当我的电路安装工作完成得美观漂亮时，我总会感到自豪。也许某天会有其他电工看到我的工作成绩。即使没有，我也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或者确切地来说，对得起这项工作本身。手工艺精神就是要精益求精。如果说满足感是一种个人的感受，那其中必然存在自我的表现。正如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所写的：
工作的人会欣赏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作品，而他的工作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他在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自身的存在。他在作品中向他人展现了自身人性的客观现实，展现了他所拥有的，对自身抽象且完全主观的看法。
通过动手能力来向世界实实在在地证明自己，由此带来的满足感能让人感到轻松平静。人们不再需要通过嘴巴的喋喋不休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他只需要动手指一下自己的成果：我建的高楼，我修的汽车，我装的灯泡。吹牛是小男孩们才会干的事情，因为他们无法真正地影响这个世界。但工匠们必须对现实世界做出可靠的判断，并对此加以考虑。在现实世界里，人们的过错或缺点不是说说就能消除的。工匠的骄傲是有凭据的，完全不是教育者传授给学生的那种毫无根据的“自负”（那似乎是通过魔力传授的）。
很多人不愿意将“工匠精神”这个词语用在电工的工作上，认为这个词语只能被用在那些制作技艺精湛、美不胜收的物品上。这点似乎也很公平，没有必要为此争吵。我个人的手工制作只限于业余爱好，但也许值得一提。人们在自己制作家具时会表示，尽管这样在经济上并不划算，但他们还是坚持这样做。我们对生活中那些实实在在的纪念品拥有共同的记忆，而且制作家具的过程也是一个交流的过程，一个与他人和未来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过程。
我曾不惜代价地自己做了一个红木的咖啡桌。当时我还没有想过要做父亲，但我却想象这个桌子能给我的孩子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会知道这是自己父亲的作品。我为这个桌子设想的都是未来的情形。制作过程中出现的瑕疵、不可避免的污点和疤痕形成了表面的质地，上面附着了美好的记忆和深深的感情，而且这些记忆和感情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增长。
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的那样，更基本的一点在于，人们制作的耐用品“让他们对这个世界产生亲近感，从而进一步了解人与物以及人与人之间进行交流的习惯”。“人类世界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主要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中，物品的存在时间要比其制造活动更恒久，甚至可能超过其创造者的生命。”
最终，所有物品都会归于尘土，所以也许“恒久”这个词语在此并不适用。生产性工作的道德意义也许就在于它突破了自我的世界。比如，洗衣机的存在肯定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求，但当你面对一台罢工的洗衣机时，就必须思考它到底需要什么了。在这个时候，我们统治这个世界所依仗的科技就派不上用场，它变成了对我们常有的自我关注的一种嘲讽。
自恋者常常会寻求自我肯定，认为所有一切都必须依从自己的意愿，并因此对自给自足的物质世界缺乏有力的掌控。他倾向于异想天开，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修理工却把自己定位在服务他人，为他人修理他们所依赖的物品上。他和物品的关系建立在实际的了解上，这使他得到了更稳固的指挥权。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工作遏止了弥漫在现代社会里的自以为是。修理工在做每一件工作时，都要先抛开自己的想法，专注于要修理的东西：他必须仔细去看、去听。
当我们运转顺畅的世界突然被打断时，修理工就会被召上门。我们通常会把自己对一些物品的依赖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例如可以正常冲水的抽水马桶），只有在这个时刻，我们才能清楚地意识到问题。正因为这个原因，修理工的出现让自恋者感到浑身不自在。问题并不在于修理工行为举止粗野，或者浑身脏兮兮的，而在于他向我们最基本的自我认知发起了挑战。我们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自由和独立。当工人们在大街上施工，中断了基础设施（例如地下的污水管道系统或地面上的电网）的服务时，我们共同的依赖性就暴露了出来。同一个城市的居民可能因为家境不同而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但我们终究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里，对世界欠着同样的债。
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中指出，工匠精神通常有客观的标准，与工匠本人及其愿望无关，这对消费主义的道德体系构成了挑战。工匠会以自己的作品为荣，珍惜自己的作品，而消费者则会将还能用的物品抛弃，不断追求新的产品。于是工匠的占有欲变得更为强烈，更珍惜当前的东西，尽管那些东西没有生命，也仍然是他们过去劳动的化身；而消费者则更自由，想象力也更为丰富，在那些卖东西的人看来，他们更“英勇无畏”。
如果能对有形的商品进行实质性的思考，人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制于市场营销的操控，这点很是关键。桑内特指出，市场营销让人们的注意力从商品本身转移到附加在商品上的背景故事，从而夸大不同品牌之间的微小差别。懂得产品语言，或者至少能够合理地进行想象，可以削弱广告的社会语言的力度。与处于理想世界的消费者相比，工匠的生活功利性更强，没有太多的想入非非，但也更为独立。
这对任何的政治类型学来说，似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杰斐逊，这些政治理论家都曾质疑工匠的“共和党人”般的美德，认为他们的关注范围过于狭隘，对公众的利益漠不关心。这种论断是在大众传播和大众的从众行为盛行之前作出的，而这两种现象给“共和党人”特性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判断力薄弱和独立精神沦丧。如果现代特性被重组为绝对的被动消费，注定会对我们的政治文化产生影响。
既然工匠的标准出自事物的逻辑而非说服的艺术，驯服地屈从这些标准或许会为工匠带来心灵上立足之地，并以此来对抗商业或政治煽动家所激起的荒唐希望。柏拉图把技术性的能力和修辞学区别开来的根据，是修辞学“没有解释事物的真实天性，因此完全无法辨识其原委”。工匠惯有的偏差不是偏向新事物，而是偏向他的客观工艺标准。尽管其应用范围非常狭窄，却是现代生活中很稀有的东西——一种对事物冷漠、吹毛求疵，而且可以被公开证明的概念。这种强烈的本体论（ontology），多少与新资本主义的前沿机构格格不入，也与以为这些机构培养合格工人（被一套技能解放的被驯服的通才）为目的的教育体系格格不入。
目前在我们的学校中，手工艺业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尊重。出于公平性方面的考虑，我们总是为学生铺路，让他们去读大学预科和职业教育；现在，另一种担心显得更加突出：害怕一旦掌握某一特定的技能，就意味着生活已经定型。相反，在大学里面，大多数学生并不会学习任何特定的应用技巧，大学只是一张通往广阔未来的门票。
工匠精神意味着要学习把一件事情做到尽善尽美，而新经济的理想人才是能够学习新东西的有潜能的人。在前沿的工作场所内，每个工人的行为举止被要求像一个“企业内的创新者”（intrapreneur），也就是要积极地不断重新定义自己的工作。工艺课代表一个停滞的形象，正好与桑内特指出的新经济关键元素完全相反，桑内特说：“放弃的能力是新经济理想化自我里的一个关键元素，亦即绝不眷恋已经建立的具体现状。”这只能叫作魂不守舍，这种人最好不要在台锯旁边闲逛。这种理想也不符合阿伦特所说的世界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理想，只吸引某种特殊的个体——对大多数人来说，世界的基本特性如果不牢靠的话，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桑内特提出，多数人为自己擅长某个方面而自豪，这种长处要靠经验的累积，但当代的管理改革者们迫使工人们变得浮躁。对管理改革者而言，工匠精神的道德体系应该从工人队伍中根除。工匠精神意味着长期致力于一项工作，深入地钻研它，因为你想把它做好。用管理语言来说，这就是“内向发展”。管理改革者更喜欢的榜样是管理咨询顾问，这些人飞来飞去，唯一“值得骄傲”的就是缺乏具体的一技之长。同理想的消费者一样，管理咨询顾问们给人的印象就是无限的自由，而手工艺业则显得碍手碍脚，微不足道：想想管道工撅着屁股在水槽下查看情况的样子。
父母的脑中有这样的印象，自然不想让自己的小孩成为管线工人。然而在阴沟里工作的脏兮兮的管线工人，可能向雇主收取每小时80美元的费用。这种事对于认为自己的孩子很聪明，希望他成为一个知识工作者的父母来说，至少会引发认知上的不协调。如果他接受知识经济的基本假设，认为只有有知识才能赚大钱，也许他会好奇在那个阴沟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进而对大家所广为接受的二分法：知识工作对手工工作，抱持怀疑的态度。
事实上，这个二分法建立在某个基本的错误观念上。我将提出另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将对手工工作丰富的知识性予以应有的肯定。在研究这些问题时，我悟出了一些道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简单实用的工作还能够在智力方面引人入胜。
体力劳动也需要智慧
具体与抽象，技术与思考，这些东西在实践中并不是对立的，两者的融合才是力量的源泉。
在《工作中的脑力应用》（The Mind at Work）一书中，迈克·罗斯（Mike Rose）介绍了几种工艺的认知发展史，并且详细分析了木工课的学习流程。他写道：“我们对体力劳动的描述通常过多地关注其工作的价值，而忽略了这些工作所需要的脑力。这种疏忽非常微妙，但范围广泛……就好像在文学书的插图中，我们看到的工人形象都卷着袖子，露出结实的肱二头肌，但眼神中看不出任何思想在闪烁，大脑和手之间的关联毫无体现。”
技术型的体力劳动需要对物质世界有系统的了解，正是这种了解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从最早期的实践活动开始，工艺知识就包括了对其材料的“原理”，即这些材料的特性的了解，而这些知识源自实践中的领悟。在西方的传统文化起源之时，荷马所使用的sophia（智慧）一词意指“技能”（比如木工的技能）。通过实践活动，木工接触了不同种类的木料，能够判断它们的负载能力和保水能力适合被用在哪些地方，也了解了它们在不同天气下的变形幅度，以及防腐和防虫能力等。同时，木工也掌握了一些通用的知识，比如直角、垂直线和水平线，这些知识对保证建筑质量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在这些手工操作中，大自然第一次成为了研究的对象，这些研究都基于对人类实用价值的考量。
在西方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智慧”一词渐渐失去了荷马提出的原有的具体含义。一方面，在宗教经文里，“智慧”倾向含有一种神秘色彩。另一方面，在科学里，“智慧”仍然和大自然有关，但却出现了像无摩擦力和完全真空这样的理想化情况；同样，科学对于我们如何了解大自然，采用了似是而非的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采用比物质现实更适合于学术探讨，从而可以用数学来表达的思维架构。被世人誉为开启了科学革命的笛卡儿，以根本怀疑外在世界的存在为出发点，以自我控制的主观意识为基础，建立了科学研究的原理。
但是，这种唯我论思想并不完全符合科学的发展历史。事实上，在充分发展的手工艺领域，技术革新通常先于并推动了科学知识的发展，并不是科学知识带动技术革新，蒸汽机就是最好的例子。机械师发现了容积、压力和温度之间的关系，从而发明了蒸汽机。当时，理论科学家正在忙于研究热质论，并最终证实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死胡同。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古典热力学的发展，这段历史有力地证实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观点：
经验的缺乏削弱了我们全面审视公认事实的能力。因此与大自然和自然现象进行密切接触的人，更能提出被人广泛认可的原理，这些原理被视为连贯一致的发展与进步；而那些致力于抽象讨论的人往往不注意观察事实，易于将自己少量的观察所得教条化。
许多发明就源自工人们将自身技能中隐含的假设状况变为现实的过程。在一篇文字优美的文章中，认知科学家迈克·艾森堡（Mike Eisenberg）与西冈安·艾森堡（Ann Nishioka Eisenberg）就这个观点在教育学中的应用进行了介绍，并且探讨了其理论意义。他们提供了一个计算机程序辅助折纸，或者说先制作一个阿基米德多面体，然后将该多面体展开成二维的东西。之后，他们让自己的学生根据计算机的指示裁纸，并且用这些纸张实际制作出阿基米德多面体。
“手工艺的电脑工具既不像软件那样抽象，无法触摸，又能突破人类在灵巧度上的局限。因此它们被用于创意练习，让学生了解手工艺中的方方面面……这些方面常常更容易‘用手’来展示，难以用语言来表述。”他们的研究值得大家深思，因为这些研究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数学教学领域。
在早期使用超级折纸
时，我们常常碰到一个问题：程序为我们设置好了折纸路线，从数学计算上来看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从技术上可以正确地将多面体展开；但如果再顺着路线把纸折回去，情况就会非常糟糕……我们试图制作一个类似圆锥体的，有正八边形底座的金字塔。超级折纸软件为我们提供了折纸步骤图，按照这个步骤图的确可以做成一个金字塔；但通常不会有哪位折纸工匠提出这种折纸方法，因为将八个高高的三角形的尖端并在一点上非常困难。事实上，这是能很好地说明一个更普遍的观点的例子：人类活动中的算术问题很难用纯数学方法来得出“切实可行的”（不只是在技术上正确的）解决方法。
我认为他们想用这个例子来证明，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必须考虑一些特别的局限性，而这些局限只有通过实践，也就是具体的操作，而不是数学推断才能了解。这些有关折纸的实验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一些机械工作不能被简化成依照规则进行处理。
在辞去智库的工作后，我进入摩托车修理店工作。刚开始做这份工作时，每天下班回家，妻子都会闻闻我身上的味道。在她学会区分清洗摩托车部件的各种溶剂后，她会说“化油器”或“刹车”。我的身上总会留下痕迹和气味，这也让她能想象我每天的工作情况。但身上的脏东西和气味只是表面现象，我每天早餐后究竟遇到多少难题，无法从外表上看出。
迈克·罗斯写道，在外科手术中，“具体和抽象，技术和思考，这些东西在实践中并不是对立的。外科医生在作出判断时既要参考技术，也要依靠推断，两者的融合正是力量的源泉”。这种说法也适用于任何需要进行诊断的手工技术，例如修理摩托车。在拆除任何部件之前，你首先要根据表面的症状设想一系列的原因，然后判断这些原因的可能性。这种对原因的设想需要大脑内的资料库的帮助。这些原因并不像外科手术那样与人体构造或自然分类相关，而是与内燃机的功能分类、不同制造商对车辆的说明，以及它们易于出现问题的特征有关。你也可以积累有关声音、气味和感觉等方面的经验。例如，油气混合浓度过低的回火与点火产生的回火有微妙的差别。
如果摩托车有30年的历史，其制造商并不出名，而且20年前已经倒闭，那么对这种摩托车毛病的了解大部分只能通过口耳相传。如果不与他人合作，了解那些共同的历史记忆，相应的修理工作就不太可能独立完成。你必须加入由古董机器研究者组成的团体。他们遍布全美，彼此之间靠电话来维持联系，相互提供帮助。我最可靠的帮助来源是芝加哥的弗雷德·卡曾斯（Fred Cousins）。他就像一本有关欧洲名不见经传的摩托车的百科全书，而我能回报他的只是定期提供的不知名的欧洲啤酒。
在处理老旧的机器时，总会有越弄越麻烦的风险（我想就有点像老年医学），这就牵扯到诊断逻辑了。在分析各种故障的可能性时，每种分析途径的成本各不相同，需要选择从哪种假设情况入手。让我们以查找摩托车不能发动的原因为例。20世纪70年代的本田摩托车上，引擎盖的紧固件都是十字槽头型，很容易被磨平和腐蚀。如果10个螺钉都需要取下来，而且这个操作可能会损坏引擎盖，你还会想检查起动机离合器的状况吗？这些障碍会影响到你的思考。
概括地来说，任何假设情况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决于实际情况，而这与当前要进行诊断的问题没有逻辑关联，只与实际操作相关（就好像折纸一样）。公司维修手册会告诉你如何对各种可能性进行系统地排除，但他们从未考虑到维修老旧机器时存在的风险，所以你必须针对具体的情况建立自己的决策树。问题在于，在这个决策树的每个节点，你对风险的规避都会导致模棱两可的情况。这时，你就需要退后一步，掌握更全面的整体情况。点根烟，围着升降机转几圈。所有修理工都会告诉你，此时如果让其他修理工在旁边判断你对情况的逻辑分析，将会大有裨益，尤其当他们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时。
我早期在修理店的同伴叫托马斯·范·奥肯（Thomas Van Auken），他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视觉艺术家（本书的插图都由他完成）。他能注意到被我忽视的东西，而且常常让我为之震惊。我曾经为自己是个经验主义者而自豪，但观察事物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我们的专长是修理相对古老的摩托车，不过诊断中有些情况还是存在太多的变数，而且无法根据症状判断出问题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分析和推理就会解决不了问题，需要根据经验进行判断：是直觉，而非教条。我很快就意识到，在摩托车修理店内，我需要更多地动脑，修理摩托车所需的脑力活动甚至超过我之前在智库的那份工作。
在社交方面，作为小城市里一家摩托车修理店的经营者，这种身份给了我前所未有的感觉。我感觉在这个社会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有人问我做哪一行时，智库这个回答简直让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干什么的，而他人最多也就是敷衍几句；但“摩托车修理工”的身份让我立即获得了认同感。
我与其他机械师和金属制造工交换彼此的服务，这种物物交换带来的感觉与金钱交易带来的感觉截然不同，也让我产生了一种群体的归属感。里士满市有3家餐馆的厨师找我修理过摩托车，我感觉自己在那儿被奉为上宾，这肯定不是自欺欺人。当我们外出就餐时，我能得到特别的优待，或者简单、热情的招呼，这都让我在妻子面前感到非常自豪。大家会集体骑摩托车外出游玩，而且一个酒吧每星期二都会有摩托车之夜的活动。有时还会有一两个人穿着我修理店的T恤衫，这都让我感觉相当不错。
手工劳动在认知、社交尤其是心理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那为什么在教育体系里，它的价值被低估了呢？大家经常会借用经济学原理来进行解释，即手工劳动将会消失。这个观点即使不荒谬，也是存在问题的。我们必须检视文化里的某些模糊领域，才能了解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将探讨有助于我们了解问题的部分历史：看一看20世纪初期的工艺课起源，从而帮助我们弄懂现在的文化潮流。
艺术、手工艺与流水线
让我们承认勤劳可靠的工作者也是优秀社会成员吧：他们从那些我们每天赖以生存的实物中获得真正的知识。
20世纪初，当西奥多·罗斯福鼓吹勤奋生活，而精英们则担心他们“过于文明”的精神将会沦丧时，回到“真正生活”的运动以多种形式开展了起来。其中一种形式是对近代的手工艺存有浪漫的幻想。鉴于世纪之交时工作世界发生了种种变化，这点尚可以理解。
当时，经济生活的官僚主义化让无聊且墨守成规的工作的数量快速增加。杰克逊·李尔斯（T. J. Jackson Lears）在《无法赦免：反现代主义和美国文化的转变》（No Place of Grace）一书中介绍了这段进步时代的历史。手工艺的有形要素成了大家追求的解药，被用来治疗不真实感、逐渐衰退的自主性以及支离破碎的自我感，而这些问题在专业人士阶层中尤甚。
因此，工艺美术运动非常适合治疗这些问题，可以帮助大家重建自我。办公室工作者在企业世界里疲惫地工作了一星期之后，周末时，上班族到地下室的工作间内随随便便地捣鼓捣鼓，放松自己，以迎接下一周的工作。李尔斯写道：“到19世纪末，许多现代文化的受益者开始感觉他们是这种文化的秘密受害者。”各种形式的反现代主义开始在中上层阶级中蔓延开，其中就包括了工匠精神的道德体系。
一些工艺美术运动的狂热者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宣传工艺品所蕴涵的高雅气质，并以此对抗机器年代的庸俗。于是培养对艺术物件的欣赏能力，就成了对现代潮流的抗议，这个观点为不落俗套的工匠带来了生计。但它与逐渐形成的奢侈消费文化不谋而合，也推动了该文化的急速发展。正如李尔斯所说的那样，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学上的反现代主义情感对机器感到厌恶，却为后现代文化中某些不起眼的特色铺平了道路：治疗所需的自我专注以及对“真”的渴望，而这正是广告商们依赖的精神陷阱。手工艺实践和手工艺消费的精神模式和象征模式代表了对程式化的、官僚主义化的工作新模式的一种补偿，一种调适。
但不是人人都待在办公室里上班。事实上，阶级冲突正在酝酿之中。尚未同化的移民聚集在美国的东部城市，芝加哥和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严重的工人暴力行为。那些城市里的上层阶级正沉迷于工艺理想之中。对他们而言，工人阶级只要在劳动中找到乐趣，就会对自己拥有的物质条件感到满意，这点不言自明。工艺课程可以被用于推动手工劳动的适度发展。上层阶级的假设是，任何的工作，只要用适当的精神去完成，就是“巧工”。这项运动的发起本出于对工匠的尊重，现在却变成了为工厂工作进行辩护的理由。正如李尔斯所写：“手工艺倡导者将注意力从劳动条件转移到了工人们的思想状态，于是不管工作何等单调，他们都可以对其价值进行颂扬。”
1917年颁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案》（Smith-Hughes Act）为手工艺培训提供了两种形式的联邦资金资助：将其纳入联邦政府的普通教育体系，以及单独推出职业培训课程。现代工艺课的出现，同时也反映出了工艺美术运动对文化的影响。管理阶层的孩子们可以将工艺课作为大学预科课程的补充，比如做一个喂鸟器挂在妈妈的厨房窗户上；而工人的孩子们则通过现在所谓的“工业艺术”教育来适应社会生活，树立适合他们身份地位的劳动观念。
这种社会化的需求，并不仅是为了同化来自南欧和东欧的这些缺乏新教徒工作伦理的移民，也被当成广大劳工阶级的需求。但这种社会化并不仅限于此，它被视为更广泛的工人阶级的必需品，因为以前提供此类社会化功能的机构（例如学徒制度和同业公会传统）已经被新的用工模式摧毁。在1915年提交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United States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的报告中，罗伯特·霍克西（Robert Hoxie）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很显然……如果没有其他形式的工业教育出现，对学徒制度的疏忽必定会影响本地工人阶级的效率。科学的管理者们痛苦地抱怨他们必须从水平低下、目无法纪的应征者中招聘自己的工人；相比之下，20年前来应征工作的都是能干高效且自重的工匠。”
不用说，“科学的管理者”更注重“效率”，而非“自重”，虽然这两者密不可分。当工人们的劳动价值因为自动化而被降低时，如何让工人们做到高效专注，成为一个难题。手工劳动带来的满足感曾是一种动力，但现在已经被意识形态取代；工业美术教育目前关心的是道德培养。李尔斯写道：“美国手工艺的宣传者们将工匠精神视为……一种社会化的工具，不再努力振兴那些可以带来快乐的劳动。手工艺培训对底层阶级来说，是在为进入生产线工作打基础，对中产阶级来说，则是一种教育或休闲活动。”
《史密斯—休斯法案》将工艺课纳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并为此提出了两个理由，但只有普通教育强调通过对有形事物的操作来学习美学、数学和物理原理。这在当时并不奇怪，因为该法案是在亨利·福特（Henry Ford）发明流水线4年之后才颁布的。新出现的双轨教育机制反映了流水线将体力劳动的认知因素与动手因素分离开来。这种思考与动手的分离一直流传下来，使我们现在有了白领（脑力劳动）和蓝领（体力劳动）的区分。
甚至是现在，教育系统似乎也在依据两个因素的分离进行分类，但这其中存在两大错误。首先，根据这种分类，所有蓝领工作都无需用脑；其次，白领工作始终被认为是一种脑力劳动。而证据表明，资本主义最新领域就在把以前用来对付工厂工作的方式，拿来对付现在的办公室工作：将其中的认知元素抽光。矛盾的是，教育者若想把学生带向充满认知的工作，最好的做法或许就是回到手工艺，将其建立在更扎实地了解这些工作到底是什么的基础上。
这需要勇气。所有高中校长都宣称自己的目标是“100%的大学入学率”，否则他们就会被指责是在给“期望值设置过低”找理由，并会被愤怒的家长们踢出学校。这种愤怒难以对抗，因为它承载着平等主义的道德力量。但这种愤怒也很势利，因为它将手工艺视为“低下的”行业。最好的民主教育既不势利，也不追求平等主义。相反，它让普通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一切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这个被动性和依赖性不断增长的奇怪时刻，让我们承认勤劳可靠的工作者也是优秀社会成员吧：他们从那些我们每天赖以生存的实物中获得真正的知识。
手工艺工作是否可以给人带来体面的生活？或者，我们是否正走向后工业社会，不再需要手工工作？还是我们早已处于这种状态。知识经济的经济原则是什么？本书的目的在于探讨人类靠手工业获得繁荣发展的可能性，因为该行业有丰富的认知挑战和精神食粮；本书并非旨在表述政治立场，或者就经济提出有事实依据的主张。但有些经济观点可以帮助我们质疑后工业社会，为我们的质疑开辟更宽阔的道路，对于这些观点，我们也不妨加以思考。
工作的未来是重回过去
修理工的价值和工作稳定性就在于他拥有一手的知识和经验。
在为《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撰写的文件中，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对美国工人在全球竞争下的工作稳定性和工资降低问题进行了探讨。
很多人认为劳动力市场关键的区分标准是教育水平（或技能）的高低，例如医生和呼叫中心的操作人员，他们也乐观地认为这种区分标准将继续维持下去。因此，对发达国家而言，应对的方法就是加强教育，提高劳动力队伍的整体技能。但这个观点可能存在错误……在未来，关键的划分也许就是将可以通过电缆（或无线连接）来轻松完成，而且不会影响质量或影响甚微的工作，与那些不能通过该方法来完成的工作分开。这种非传统的划分方法与以教育程度高低为标准的传统划分方法并不一致。
布林德提出，劳动力市场最重要的区别标准将是他所谓的“人工服务”和“非人工服务”。“人工服务”或者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或者必须在特定的地点进行。救死扶伤的内科医生不用担心他们的工作会被离岸外包，但看X光片的放射科大夫早就已经经历过这些事情，会计和计算机程序设计人员也不例外。布林德进一步指出：“你无法通过互联网来钉钉子。”
布林德的分析提出，对建筑工作、实体工厂的维护和修理工作以及耐用型机器（例如汽车）的维修工作而言，工人的工资未来将会上涨。那些耐用型机器价格昂贵，不可能在出现故障后就被当作一次性用品抛弃（例如烤箱）。布林德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后续文章，文中写道：“数百万的白领们曾经认为自己的工作不会受到国外竞争的影响，但他们突然发现整个游戏规则已经改变，而且对自己不利。”
他发现美国3 000万~4 000万份工作都可能被离岸外包，从高端的科学家、数学家和编辑到低端的接线员、文员和打字员等等。布林德预测，这场规模庞大的经济颠覆现象还只是刚刚开始。许多人进入大学，认为大学教育可以给自己带来更高的薪水和更多的发展机会，他们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现在，他们的老板将眼光放到了印度或菲律宾，在那里寻找合格的人选。那里的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工资仅有美国工人的几分之一。建筑设计师们面临着威胁，但建筑工人并没有这种担忧。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做了一个补充论述。他分析问题的角度并非服务是否可以通过电脑来完成，而是该项服务本身是否有章可循。他写道，不久之前，你可以靠需要仔细遵循指令的工作（如申请退税的准备工作），得到不错的收入。不过现在这种工作被前后夹击——部分工作会外包给离岸的会计师，部分工作会由报税软件完成（例如TurboTax软件）。结果就是做这些有章可循的工作的人，将面临工资下滑的压力。
这些经济发展值得我们加以注意。计算机和在遥远地方的外国人（他们的工作就类似计算机，完全依照规则行事）入侵了专业人士之前占领的领域既让人担忧，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在工作中的位置。在哪种环境下，人的因素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利维也给出了一个答案。他写道：“从有章可循这个角度来看，创造力就是当规则不适用，或者本来就没有规则时懂得如何去做。当计算机测试设备称汽车的变速器没有问题，但变速器的换挡速度依然不正常时，优秀的汽车修理工就会发挥创造力。”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修理工必须依靠自己来分析情况。通常情况下，这个推敲过程并不涉及问题的解决，更多的是发现问题。当你解答代数课本上某一章节后面的数学题时，那是在解决问题。如果该章节的标题是“二元方程式”，你就会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使用何种计算方法。
在这种存在约束条件的情况下，问题的前因后果早就已经设置好，所以没有必要再进行判断和解读。但在现实世界中，问题本身并不会被这样预先简化；通常会出现信息过多的情况，使人难以辨别哪些相关，哪些不相关。要懂得自己面对的是何种问题，也就意味着必须清楚哪些情况可以被忽略。甚至连“情况”本身的划分标准都是模糊不清的，因此要判断信息是否相关，就不能简单地套用规则，而必须依靠经验。修理工的价值和工作稳定性就在于他拥有一手的知识和经验。
每种手工艺各有不同，能给人带来不同的满足感、困惑以及认知上的挑战；有时，这些挑战非常丰富精彩，能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手工艺行业里的这种思考为什么没有得到大家的广泛重视？要了解这个问题，让我们再次从历史着眼，更好地了解当前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