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后窗
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是由诸多帝国共同缔造的。事实上，无论是在殖民地还是在曾经的殖民地，非洲、亚洲、欧洲还是美洲，这些帝国的遗迹在现代世界随处可见。现代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充斥着这些帝国留下的记忆、抱负、制度和不满。在这些帝国中，英帝国即使不是最宏伟的，也是版图最大的。当今世界起码有1/4的主权国家是从英帝国的版图中分出去的。仅凭这一点，它的影响在历史上的诸多帝国里也是首屈一指的。
大英帝国的历史引起了深刻且激烈的争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一个世纪之前，大英帝国尚未终结，虽然前途未定，但历史学家对其评价大多是正面的。在他们看来，英帝国虽然犯下许多过错，造成了诸多不公和暴行，而改革来得太迟，内部的矛盾重重，但最终一切总会回到正轨，因为在帝国的中心有一台自我修正装置——自由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政治权力的运作变得越来越文明。的确，这个“好事多磨”的结果为帝国历史中那些黑暗部分提供了最好的辩护。按照这种观点，帝国所进行的征服与殖民——当地民族被迫迁徙、反抗者被残酷镇压，这一切仅仅是野蛮和落后地区的人民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这些人安于现状并且无力为自己谋求利益。要将一个民族从迷信和野蛮中拯救出来必定非常棘手且常常会十分血腥。
在帝国的历史中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因为在帝国发展过程中，英国人自身的道德水平也在提高。受良心驱使，英国政府废除了使自己暴富的奴隶制度，还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废奴运动。他们不再尝试由伦敦来直接控制殖民者建立的海外领地，而是授予这些领地自治权，以此赢得了它们的效忠。英国政府最明智的做法是依照自由派的观点，放弃了贸易保护并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发展。这样一来，他们名利双收。自由贸易是英国繁荣的秘诀，也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最好杠杆。因此，H·E·马歇尔（H.E.Marshall）出版于1908年的历史类畅销书《帝国传奇》中充满乐观情绪就丝毫不让人感到惊讶了。
事实上，正面的观点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和帝国本身的存在时间一样久。一个强大的游说团体宣扬，尽管有些瑕疵，但大英帝国仍是世界“正义的力量”。“白人自治领”成为主权国家（1931年其地位得到正式认可），但依旧是帝国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展现了多国联盟如何运作才最终成为国际合作的典范。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时期开始出现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缺陷的批叛变得异常有感染力，他们公然抨击帝国只是金融家和实业家的工具，这甚至成了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约翰·A·霍布森（John A.Hobson）那本引起巨大争议的著作《帝国主义》在1902年最初出版的时候影响甚微，此时却大受追捧。一位来自特立尼达拉岛的黑人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其总理）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持这一观点——工业革命作为英国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来源，是建立在帝国的奴隶劳动制度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这些先声此时的影响还非常有限。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
这位“伟大的帝国缔造者”的声誉便反映了当时对帝国的主流看法。罗兹卒于1902年，没能完全摆脱世人对他的批评，但他的英雄地位得到了王室的认可。威尔士亲王和乔治六世分别于1925年和1934年拜访了他在布拉瓦约附近的墓地（今津巴布韦）。1953年，王太后和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的亲自到访以及威斯敏斯特教堂纪念碑的揭幕标志着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展开，众多名流出席了这一活动。通过观看《罗兹在非洲》这部电影，观众会认为罗兹是粗鲁而富有男子气概的，他善于掌控局势，是帝国缔造者的真正象征。
20世纪60年代之后，这类观点开始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时，帝国的解体就已有预兆，现在正一步步地成为现实。即使是采取较为文明的托管形式，殖民统治也已失去了其道德正当性。反对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支持国家主权的普世价值观作为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观点被列入了联合国宪章。英国国内的改革派认为，帝国的传统现在似乎成了沉重的负担，帝国的秩序观和等级观已过时，成为文化变迁和社会流动的极大阻力。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而耗费的大量资源不如花费在英国经济的现代化建设上。帝国市场的“疲软”迫使政府过度资助制造业，长期看来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人们很容易对帝国历史产生负面看法，最温和的观点是帝国对英国不再有意义；最强硬的观点则把那一段经历看作不堪的回忆，正是它使得英国在后帝国时代举步维艰。在那些新近独立的国家里，受到非殖民化运动支持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对这种帝国理想幻灭的消极观点趋之若鹜。如同英国的帝国史学曾经为帝国的麾下疆土和缔造者的丰功伟绩而高歌，民族主义史学也为国家为了获得独立与自由而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而鼓掌。来自宗主国和新兴独立国家的历史学家们愉快地达成共识，兴高采烈地对帝国的残骸进行鞭挞。
事实上，帝国越是回避这些评论，它受到的攻击就越强烈。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使得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剥削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越来越令人信服。就此细论，帝国的过往似乎是当时全球性动荡的极端版本。殖民主义强加给“第三世界”国家沉重的经济枷锁，迫使它们只能通过更低廉的价格出售原料以换取进口商品，因而进入了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唯一的出路。在殖民地中，本地劳工和土地被殖民者占领，剥削者与帝国狼狈为奸。对于南非和研究南非的历史学家而言，种族隔离等诸多不人道的政策和措施是白人殖民统治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南非的惨痛历史还揭露了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殖民和帝国总是建立在种族特权和压迫的基础之上。在非殖民化进程完成之后的世界里，种族歧视和不平等仍然根深蒂固（尤其在西方最富裕和强大的社会里），种族主义作为帝国最重要的思想观念，驱动了一切帝国扩张行为，构建了帝国经济支柱，并成了帝国统治的指导原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最为重要的作用就是种族压迫。由此帝国成为镇压“庶民阶层”[这个舶来词出自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制度化手段。庶民阶层的历史记录了在帝国统治下，那些享受不到政治权力的弱势群体——农民，社会边缘群体，例如“部落”人口、森林原住民和印度的贱民、非洲的流动劳工、游牧民、游客和暂住者、女工和妓女，或者更广义上的所有遭受社会及经济不公的女性。帝国的存在代表了当地统治阶级与帝国政体的合谋。这样的庶民分析模式同样被运用于帝国“本土”。广大民众被帝国精英愚弄，这些人付出血汗，为少数人享有的特权、利益和娱乐埋单。在这个男性主导的时代，女性没有权力，她们原本低人一等的地位随着拓荒者定居点的男性思潮、殖民战争和帝国统治变得更低。
对庶民历史的研究引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帝国的权威主要来自于高压统治，其残酷程度远高于那些经过诸多粉饰之后的帝国历史著作所承认的。然而无论是在本土还是海外，帝国显然都不仅仅是靠强力来维系其统治。以英国在南亚的统治为例，除了1857~1858年本地人叛乱时期，欧洲人要比印度人少得多。而在英国本土，妇女以及其他从属地位群体的存在都证明单纯的高压统治是难以维系的。新理论应运而生——英国“文化帝国主义”。这一理论源自一个已有相当影响力的观点，即统治社会和政治的秘诀在于把控人民的思想。例如，什么是犯罪、发疯，什么是道德和不道德，什么是进步的和原始的，这些概念一旦被确定和接受，就能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潜移默化的控制。同时，文化精英集团可以操纵和捍卫他们的特权。显而易见，这种模式完全可以扩展至帝国统治。
文化帝国主义史将帝国描绘成对其子民及所有“东方”民族（对几乎所有的非西方社会的统称）的价值观、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进行的轻视、压制系统。这种文化霸权显然是为了证明外来者统治的合法性，将其确立为真理、进步和自由对抗迷信、落后、专制、奴隶制和野蛮愚昧等因素的巨大胜利。文化帝国主义立足的基础是欧洲（在本书中即英国）相对于作为“他者”的非欧洲国家的显著优越性。在数代学者的足智多谋和实用至上思想的双重作用下，终于确保了一个殖民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被全盘否定，统统归于一种形容——落后。至少这是殖民地民族志及其官方编纂者、地图集及报告、调研、人口统计编著者们的任务。在印度的英国人尤其精于此道。他们天马行空地凭空进行了再创作，编写了大量的作品，在他们的笔下，落后的民族被帝国主义从无法避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但因其太过落后无法独立自主，帝国只好无限期地统治他们。作为统治纲领（及强暴统治的借口），这已经够糟了。而更糟糕的是文化帝国主义对其治下的民族无所不在的影响。因为在摧毁本土文化的权威地位并强加自己文化的同时，本土精英的自信心和创造力也随之土崩瓦解。此外，这还引起了那些受舶来思想所诱惑的少数愿意配合帝国的人与社会其他人之间的不和。这才是帝国带来的最强大而持久的破坏力。帝国建立了一个虚假的“传统”社会概念，并且支持它的盟友抵抗社会和政治变革。更具破坏性的是，它一边培养出一批西化的“有教养的”精英充当走狗，一边谴责殖民地本土文化为顽固、不完整及劣等的存在，斥责其为故步自封、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糟粕。
这一切都显示，在帝国史上，意识形态战场的斗争长期存在。我们不应有太多抱怨。毕竟历史是人书写的，而作者的目的必然是“修正”我们对于过去的看法，并将过去与作者眼中的现在联系起来，以及解释这个发展过程。在这样的“史学战争”中，就连最久远的过去也逃不过被编排、被重新征服的命运。对于许多书写过或是仍然在书写帝国历史的人而言，还有个传教士式的宣传目的。这是因为他们对帝国所造成的影响深感良心不安，也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所处时代的最大弊病（尤其是种族歧视）可以一直向前追溯到帝国所造成的影响。在这种观点下，对帝国史必须采取严谨的研究方法，呈现清楚的信息。帝国主义者坚持的是他们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性、坚持统治和控制的权力以及欧洲在世界史上作为文明和进步发源地的地位。而帝国主义者们遗留给我们的历史证据——官方文件、私人文件和记录、当时的学术著作、报纸、地图、绘画、相片等所有直观史料，都有可能受到这种企图的影响。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帝国史应该着手证明这种帝国主义思维是有欺骗性的、错误的以及极不道德的。帝国史还应该将我们心中那一层在怀旧情绪遮掩下的帝国形象打回原形，揭露源自帝国主义的英国和西方对非西方民族居高临下的心态。真正的后殖民史应让我们看到客观的帝国历史：那是一段可耻的过去，充满了经济剥削、文化侵略、野蛮行径（和时有发生的暴行）和险恶离间。事实上，向某些西方历史学家强调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没有必要对各种各样主张（稍后我们会对其中的一部分进行讨论）的对错进行教条式的批判，这些批判对帝国尤其是英帝国的描述各有局限性。大多数主张立足的基础是：这个世界上帝国很罕见，所有帝国的出现都是对这个平和世界的反常规的、凶残的侵袭。这是个非常初级的错误，也反映了这些人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帝国由某个种族或种族的统治者通过影响或政治统治得以掌控其他人而建立，它长久以来一直是世界大多数地区在大多数时期政治统治的方式，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默认模式。帝国并不一定导向现代世界。这表明，现代世界和帝国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也不是只有欧洲的行为、技术或价值观才能导致帝国的形成。这也表明，除非完全摒弃我们关于历史变迁的观点，否则帝国并不一定会阻止其统治地区内物质、文化进步。事实上，研究前现代或非欧洲帝国的历史学家大都倾向于认可尽管在这些帝国缺少政治自由，但通常它们在文化上都富于创造性，而且物质丰裕。奇怪的是这种较为公正的观点却没有被用来质疑关于欧洲帝国的教条认识（这肯定会带来相反的“认识”）。于是产生了对历史的思维定式（这又是个新问题），也导致了一成不变的论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总是毫无悬念地绝对对立，而没有考虑到人类行为中充满了不确定因素。这种观点认为，因为当事人被困于一个决定着他们动机、控制着他们行为的观念世界中（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并不能真正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种结论认为，帝国的子民缺少自主性，是命运的牺牲品，没有行动自由也没有文化发展空间，不能保留也不能发展自己的礼仪、信仰体系和风俗习惯。它臆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仅仅是这两者之间的，全然不受地区、洲际乃至全球大形势的影响。最奇怪的是，据我们所知，该理论把英国自身说成了一个文化、政治的巨无霸——不仅执着于帝国，而且在帝国内部强制实行同一种运行模式：文化控制、经济压榨、强制管控。
无论这种历史理论多么“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它也不能正确地帮我们理解过去，反而会误导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我们需要一部更具说服力的帝国史来解释大英帝国的建立过程。历史需要公正地对待为数众多、形态各异的殖民社会，并为它们在后殖民时代的继承者们讨回公道。巴巴多斯、乌干达、南非、新加坡、新西兰和印度曾经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埃及的占领维持了70余年。但我们并不能说这些国家共同的殖民史产生了相似的结果。英帝国史也需要承认英国社会的多元化和多样性。英国之所以能在1914年前漫长的19世纪占据全球霸主的地位，正是因为其在政权统治方面维持了社会和文化复杂性（这是内外因素的合力产物）。而英国人之所以如此善于缔造帝国，部分原因是向海外扩张的前景激发了他们的热情，全面调动了他们广泛的兴趣、技能和行动能力。正是由于英国人在语言、方法及目标上的多样性，“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当时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所用的词汇）一词才有了万花筒般的意义——有的人向往它，有的人排斥它。但大英帝国主义也因此不能维持意识形态的一致和政治上的团结，而根据过去关于帝国的观点，这些是“大英帝国”本应拥有的特性。
或许，一个被我们需要的帝国史应该重视的是，英国是在何种条件和环境下为了贸易或掌控权而进驻某个特定地区以获得利益或影响力的。如果不与当地结盟、不与当地人民及首领达成一致，殖民活动几乎不可能展开。当然，去个无人居住（或被认为是无人居住）的地方是没有意义的，最多用它来流放罪犯：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既然没有可以进行贸易往来的对象，那么肯定是不会带来收获的。英国人建立的一些桥头堡通常不会延伸到海岸1英里外，当地人可能会包围他们，极力阻止他们与内陆人民和市场进行贸易往来并把持商业命脉（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非、印度、中国均是如此），有时当地人甚至诉诸武力。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人无足轻重，他们往往会给当地统治者和商人提供某种便利，偶尔也带来点小麻烦，但几乎从来不会上升到威胁的程度。为了改变这种地位，英国人就必须先煽风点火，破坏当地政权的稳定局面。这种破坏活动有时是因为伦敦政府决定实现英国的控制，于是出动武力扫平障碍。但是这种决定极少是单方面的意气用事，通常情节会很曲折，带来的影响也很复杂。
这是因为英国人永远只是巨大方程式中的一个元素。他们前往的地区并不是原始地区，这些地方必定也经历了时间的洗濯和沧桑的变化。在中国、印度以及中东、东南亚、东非、西非等地区的国家，英国人遭遇了极度组织化、充满活力的商品经济以及高度统一的国家体制——尤其在印度和中国。这些地区已然走上了商业之路，往往对贸易带来的影响反应迅速。它们和欧洲一样，一派欣欣向荣。在这些地区，经济活动的模式里出现的任何变化往往都可以扰乱政治秩序，效果就像今天“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样。新财富造就了社会新贵，一方面扩大了新贵的权势，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旧利益集团的特权。掌握新技能（或许还有新价值标准）的人对掌握传统技能的人发起了挑战，威胁着他们的地位。新的权力中心和新的国家形式开始出现，有的建立在新贸易及其带来的收入之上，因而政权并不稳固。一旦哪里出了问题，例如经济萧条或贸易中断，支撑政权的收入便会受影响，大危机必随之而来。这还不是唯一的隐患。随着当地人参与海上贸易，“海上”危机的威胁也随之而来。此外在世界很多地方，“内陆”危机也同样可能发生。远在德里、北京、阿瓦（缅甸）和库马西（在今天的加纳阿散蒂部落）的内陆帝国统治者可能会想要获得沿海的控制权，并敌视新出现的重商主义国家；又或者他们可能身陷对外反侵略、对内镇压叛乱的政治斗争中，如18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命运。然而，这些英国人无从察觉社会和文化的紧张局势，以及在他们地界之外发生的事件，却可能改变所处的环境，从而使英国丧失自己的桥头堡或是滩头阵地。尽管只是第三方，英国商人们也可能会在叛乱和战争中受到伤害，他们可能会被视为新贵统治者的邪恶盟友，或是被怀疑为推翻新贵统治的密谋者。英国人在1740年后在印度地区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导致他们不得不对之做出反应，或干脆就此离开。
在印度和其他地方，英国人还需要面对的另外一个复杂情况是，他们并不是唯一的殖民者。出于同样的商业目的，其他欧洲国家通常也以大型特许垄断公司的形式（如法国人和荷兰人的东印度公司）存在于英国殖民者所在的地区。他们与英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影响力和商业优势。一旦殖民地当地出现危机，他们也跟英国人一样坚决地捍卫，并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和提升自己的地位。结果便是欧洲各国竞争带来的矛盾与当地统治者和领导人之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对于在当地的英国人而言，除非他们打算将自己的资源投入这场外交、军事角逐，而且能使远在伦敦的统治者相信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否则欧洲各国谁能胜出则取决于他们当地的盟友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伦敦方面对印度志在必得，尽管它对印度的帮助仅限于海军支持。然而英国之所以能成功扩大在印度的桥头堡和建立更大统治权的关键之处在于对当地权力系统持久顽强地进行渗透、积极在当地征募资源、努力改变自己的交流方式以适应印度社会环境。为了成为印度的统治者，被派往印度的英国人变成了“英裔印度人”——这个词一直用于指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人，直到1900年左右。
因此，英国人在试图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往往并不对当地社会采取强硬的方式。即使有时不得不发动暴力入侵（在美洲采用的模式），他们对殖民地的发展仍然主要依靠与“原住民”达成协议而成：原住民或作为土地卖家，或成为商贸伙伴，或成为战争盟友。移民们必须适应新地貌、新作物品种、新战争形式，他们带上岸的工具、设备、曾经习惯的制度、曾经信奉的价值观都必须根据当地条件做出调整，有时甚至需要做出彻底的改变。奴隶被大量从西非进口至加勒比海地区，造成了大规模的种族不平等，也形成了与英国本土社会环境大相径庭的压迫体制。但制约加勒比海地区种植园经济发展的严重劳力短缺问题却得到了解决。对移民社群而言，和其他殖民社会一样，帝国并不只是个统治与征服的英勇故事（尽管这两者可能确实存在），而是更为复杂的现实：需要创建新型或混合型社会，在这里，各自为政的统治观、经济准则、宗教价值观、道德观、财产观、公平观混在一起，等待被修正、改变、接受考验或被弃而不用。因为殖民社会并不是在领地被征服那一刻一蹴而就的。从本书中你能看到，它们的构建过程一直没有停止过，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结构或多或少都处于不断发生剧变的状态。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看清殖民化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呢？大约50年前，两位敏锐的从事欧洲帝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学家约翰·加拉赫（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绘出了英国在1815年后向世界发展的“帝国扩张路线图”。他们的中心观点包括两个重要主张：英国人不断地寻求最省力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益，部分原因是出于他们的政治体系对财政支出的约束；这导致他们尽可能依赖与当地精英的合作（“勾结”）。勾结的逻辑在于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英国人精明地根据利益投入相应的资源，不愿多浪费一点儿人力或武力。而对本土精英而言，这种经过精心算计的勾结能限制英方的入侵规模，在保存权力的同时还可能会有所收获。这样的合作导致了一种复杂的历史模式。在有些地区，英国人能够通过积极的外交打开该地门户，或多或少地保持当地主权完整，如拉丁美洲；而在另一些不太合作的地区，英国采取了强制性手段：如果该地拒绝打开门户，那么英国就干脆使用暴力破门而入。1839~1842年间，英国对中国的做法就是如此。当时为了入侵中国市场，英国人开着汽船堵截了中国的大动脉——长江，逼迫北京让步。从那以后，英国人希望借助几个“通商口岸”（在那里外国商人不受中国政府管制）、一支炮艇舰队以及位于香港的大海港（当时已为英国属地），在无须亲自劳心劳力地在中国强加自己统治的前提下剥削这个“黄金国度”。但是有时候，武力干涉和通商口岸模式也无法确保英国获得预期的商业控制权，或者有时（通常在没有商机的地区）他们希望霸占那些可俯瞰航道的战略地点以守护将他们的势力范围联系起来的海上航线。这时候，英国人往往一不做二不休：他们对当地强加统治，废黜当地统治者，设立总督，在地图上将那块地区染为粉红色，彻底纳入英国版图。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有形帝国”，勾结地方精英依然是非常必要的。明智之举是从当地挑选出权力代理人并获得他们的支持，依靠高压的统治既蠢笨又危险，再说千里迢迢从国内拉来英国人填充殖民地的政府机构实在是奢侈的徒劳。众所周知，英国只用了不到1 000名行政人员就治理了人口多达2.5亿的印度。
加拉赫和罗宾逊对历史的洞见一直是大多数帝国史研究的出发点。我们能对之增加的只有强调从多角度出发以及英国的那些个体或利益集团之间时有冲突的活动。对商人、传教士、移民、士兵、水手、船主、外交官、人道主义者、投资者和充满希望的创业者来说，帝国代表了无尽的财富或者光明的前程。他们心中理想的“帝国”其实并不相同。“奴隶制的帝国”在19世纪早期被法律废除，富有的奴隶主势力被国内的改革派击垮。出口、就业、利润依赖于“自由贸易的帝国”，而它在贸易保护本能和强烈的自治性方面与“移民的帝国”的共同点寥寥无几。“基督的帝国”又是另外一番面貌，新教传教士们恨不得将全球都纳入基督信仰之下。还有人希望将帝国作为“煤炭的装卸地、基地和要塞”。互为竞争关系的帝国主义者争吵不休、摩擦不断，这意味着没有哪一种帝国意识形态能独自主宰维多利亚时代：他们都给被统治的民族送去资助，以期赢得当权者的友谊，同时不忘给他们虚幻的希望，让他们期盼某天能重获自由。
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点，这也是本书的主题所在：英国的扩张史是英帝国与其他地区经历的一系列遭遇的历史，以接触交流为始，以建立殖民社会为终，这就是帝国的构建过程。但要追溯这段历史，我们需要细细地审视它，将它分解为各种成分和各个阶段，挖掘使帝国看起来“合理”的理念，追踪帝国统治者依赖的方法，解释导致反叛的仇恨，还原那些常用来镇压反叛的手段，跟随传教士的足迹（体会他们曾受的辛劳），根据地点和特点分析帝国造成的影响。初次接触、占领土地、发动战争、安营扎寨（或者试图安顿下来）、买入卖出（无论公平与否）、确立统治、遭遇反叛、镇压反叛、皈依信仰、重塑身份——正是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其他的行为成就了帝国。
帝国观
对帝国的各种设想在英国由来已久。起初，它混合了领地图谋、行政方式、法律程序和文化优越感等，因而极不稳定，有时还相互冲突。构成帝国组织框架的主要部分早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前就已经定下。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是应在单一君主制下统治英国的领土。统治权和属下的忠诚高度归于中央，王权不容挑战。可是，忠诚被另外一条原则弱化：除非特意规定，否则英国属地可以保留自己的法律和传统。依据习惯和先例，君主可以通过议会或“国王会同枢密院”两种方式为属地制定法律（立法）。事实上第二种方式更为普遍，因为它更具有灵活性。所谓的“枢密令”是由枢密院批准的行政法令，而枢密院原本是国王最亲近的顾问所组成的小团体，到近代则成了一个实体行政部门。除了财产问题外，国王有权听取属地“臣民”的所有法律上诉。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我们的后殖民时代，一些英联邦国家为了法律程序上的便利依然保留枢密院司法委员会。从始至终，对英国王室的共同效忠加上（实践中）立法权的分散共同塑造了英格兰人（后来的大不列颠人）的帝国观。
英国人在美洲和亚洲还发明了一些新管理模式。早在1363年，英格兰国王便给在加来的26名英国商人授予自治权，加来后来成了英格兰的重要属地（也是英国在欧洲大陆最后失去的属地）。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1423年的《加来大宗物品法》将英国羊毛织品海外垄断权授予加来的一个商人联盟，为后来的东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哈得孙湾公司、皇家非洲公司以及塞西尔·罗兹的英属南非公司（又称“不列颠南非公司”）等多个垄断集团树立了先例。1381年的《航海条例》想要限制出入英格兰的贸易商船必须为英国人所有和管控——当然它并不是非常成功。横跨大西洋的商业专营系统的核心也在18世纪和19世纪尽可能地得到了完善。
中世纪的决策者给后来的帝国缔造者们不仅仅遗留了一系列法律和行政上的权宜之计。从900年（或许更早）开始，英格兰历代国王一直声称对不列颠群岛拥有“至高王权”。忏悔者爱德华自封“大不列颠之王”。“诺曼世纪”（公元1066~1154年）是个插曲，中断了英国的大一统，英格兰的海上势力也大为衰落。但从12世纪下半叶开始，英格兰先后强势地将爱尔兰（亨利二世于1172年自封为“爱尔兰大领主”）和威尔士纳入版图，爱德华一世攻城略地、大修城堡，苏格兰也差点落入英格兰囊中。英格兰人不仅在爱尔兰与强大的移民们以及爱尔兰本土居民斗争，还在东安格利亚招募移民安置到威尔士，并给予他们地方特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后来殖民主义的困境和战术策略。这种英式扩张还反映了英式“文明”观，即社会应该有序而和平，与当时不列颠“外围”领地上通行的观点之间形成了强烈反差。英格兰人习惯的是分布紧凑、人口众多的乡村，庄园、农田、谷物共同构成的宜人风景，地主阶级与神职人员共同管理农民，密布的城镇、市场、集市，活跃的土地市场，以使社会具有一定灵活性。最重要的是要有君主制，以保证和平、建设城镇、征收税款、贸易繁荣。但在爱尔兰和威尔士，社会体系有所不同。在这里的人们以血缘关系为重，他们并不对国王尽忠，而是效忠于同族亲属或宗族首领。他们四处漂泊、以游牧为生，既不习惯定居，也不习惯种植农作物。他们对于财产的观念非常淡薄。宗族之间的冲突（据英格兰观察员称，这是畜牧经济的必然结果）促进了抢掠和奴隶制。它们的城镇稀少、相距甚远，且资金匮乏，更别提什么礼仪了，马背上的牧民根本都不在桌子上就餐，更别说讲究社会礼节。不像英格兰有牧师用严格的社会纪律教化教徒，这里的宗族文化鼓励试婚、离婚，还承认私生子。在英格兰人看来，这是个无法无天、乌烟瘴气、暴徒横行的社会，唯一的政治生活就是收保护费。因此必须依靠外人强行将秩序和进步带到这里来。为了避免生活在爱尔兰的英格兰人近墨者黑，1366年《基尔肯尼法令》规定了许多英格兰人不得为之的事项，其中包括不准留爱尔兰发型，其目的就是为了禁止英格兰人被同化。具有文化优势的国家有义务对落后的地区进行帝国统治，出于这个强势的逻辑，英格兰将身旁的爱尔兰纳入囊中。
中世纪英格兰的野心显然不仅限于不列颠群岛。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带来了对欧洲大陆领土的兴趣和主张。1204年英格兰的属地诺曼底被法国夺走。不过英格兰国王们索要位于现在法国西南部的普瓦图和阿基坦，他们从出口葡萄酒的加斯科涅地区及其首府波尔多获取了大笔收入——仅从加斯科涅葡萄酒业征收的税额就与英格兰海关税收总额一样多。英格兰卫戍部队进攻了布列塔尼岛。在海上航道，布列塔尼之于加斯科涅的战略意义正如五百年后的埃及之于印度。爱尔兰和威尔士的统治经验影响了英格兰人的帝国观，可是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统治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当时的英格兰君主作为阿基坦公爵在形式上仍效忠于法国君主，难免束手束脚；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已拥有高度组织化的政府和活跃商品经济的富庶属地，坚持英格兰式文明的优越性实在说不过去。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到1453年英格兰势力已经被赶出了欧洲大陆，只有加来作为一块飞地。
所谓的时机虽然有些运气成分，但是顺应时势确实非常重要。在接下来那个世纪里，尽管英格兰的目标和野心大幅膨胀，但它的扩张行为都局限于岛上和海上而不是在大陆上。随着西班牙和法国王朝得以巩固、奥地利和西班牙联盟（两者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之下），英格兰在欧洲只能明哲保身。这种弱势地位在后来英格兰一系列的宗教危机中变得更加明显：先是亨利八世为了婚姻与罗马教廷决裂，接着玛丽一世（1553~1558年在位）努力恢复罗马天主教在英格兰的统治地位，再有1558年后伊丽莎白一世支持新教，使英格兰站在了当时欧洲和海上霸主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对立面。正是亨利坚定地要求宗教自主权，才促成1533年的《上诉法案》宣称英格兰为独立国家，不受任何其他统治者约束。英国新教徒长期忧思不断，一方面要担心被内部推翻，另一方面还要防范外部的入侵（例如1588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为了防止天主教反扑，英格兰草木皆兵，导致了专制、迫害和对西班牙以及后来对法国的臣服，但这些也催生了英格兰的爱国主义和新教认同。1707年，《联合法案》出台之后，这一点帮助化解了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的仇恨，共同塑造并分享了“英国性”。维多利亚时期，即使远在满布全球的英帝国势力的最边境，“英国性”都能使当地的英国人同仇敌忾，也能激发传教士们如火的热情。不过尽管它力量极大，在伊丽莎白王朝时期的帝国观里，这仍然只是一个要素而已。
同样重要的是公元1560年后人们逐渐拥有的地缘安全意识。出于对外国入侵的恐惧，控制英格兰与低地国家之间的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这里极可能就是西班牙进攻的突破点）以及沟通大西洋与此处的“西方通道”显得非常重要。1560年皇家海军已经成立，并有一整套行政体系为之提供补给服务。1588年英格兰令西班牙无敌舰队铩羽而归，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到了16世纪90年代，伊丽莎白政府派遣远征军赴荷兰和布列塔尼，先发制人阻止西班牙的再次进犯。苏格兰改革消除了英格兰北部地区的一大威胁，但是爱尔兰新教改革的失败、英属爱尔兰领地的危如累卵、都柏林周边看似安全的领地、爱尔兰成为绕后入侵英格兰跳板的可能，这一切使得伊丽莎白一世和她的大臣们戒心日益激增。16世纪60~80年代，英国卫戍部队从1 500人稳步增长，超过了8 000人。16世纪90年代，英国采取了铁腕举措，决定征战爱尔兰，将原本属于盖尔人的爱尔兰打上英国的烙印。然而和在欧洲一样，英国耗费巨大，胜利却只是昙花一现。但英格兰得到了宝贵的“经验”——英国的安全必须依赖于英国海军在欧洲西北部的积极管制和在爱尔兰全岛的有效统治。这给伦敦政府的战略规划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第三个关键的影响来自于英格兰在海上的扩张。正如人们常说的，英国人在大西洋上进行的探索和征服晚于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实际上，英国是迫于商业危机不得不采取行动。加斯科涅酒业与波尔多的布料和粮食交易让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们大发横财。然而随着1453年英国在法国大部分属地的统治垮台，贸易也大受影响，使得英国人不得不去打南方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意。他们学会了葡萄牙和西班牙得以纵横于加勒比海与西非之间的航海知识。布里斯托尔水手开始在大西洋寻找虚无缥缈的“巴西岛”（或许那只是纽芬兰）。热那亚人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是个跟哥伦布一样的人物，他受命在北大西洋搜寻一块“新发现的土地”，或许是为了替代布里斯托尔人在与汉萨同盟竞争中失去的冰岛渔业。起初收获寥寥，但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西南部水手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商人运用新的航海知识动摇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在大西洋上的海上优势。1562年，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抵达西非海岸，在当地买入奴隶再转手卖至西班牙在美洲的属地。霍金斯的亲戚，也是他的徒弟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在美洲西属港口沿袭了他夹枪带炮做生意的伎俩，捎带红利便是打劫。英国政府“并不赞成”他们的行为，但同时也不承认1494年教皇“赐予”西班牙和葡萄牙共同所有的大西洋专属权。反而，英国政府及其造势者坚持海洋自由论：“鉴于海洋及贸易由自然及所有国家共有，从前的教皇和现在的西班牙人无权禁止其他国家依据此法进行交流及贸易往来。”将自己定位为力图突破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后来的）中国贸易封锁的局外人，以“海洋自由”的主张为武器，英国的帝国主义一直奉行此道，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1世纪。
沃尔特·拉雷（Walter Ralegh）（1554~1618年）也许是那个时代致力于缔造帝国的人中最了不起的一个，人称“有进取心的局外人”。他的英俊外貌和出众文采让他成为伊丽莎白宫中的红人，甚至获封爵位，获赐俸禄和财产。拉雷出生于德文郡名门，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海上之争以及伊丽莎白政府在爱尔兰遭遇的困境对他而言是个绝佳的契机。拉雷同父异母的兄弟汉弗莱·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凭借于16世纪70年代在爱尔兰野蛮残忍地镇压了叛乱的功绩而平步青云。吉尔伯特深信能找到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并支持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以解决英国的贫困问题。1583年，他航行至纽芬兰，奉伊丽莎白女王之命宣布当地海港和周边区域为英国所有，该地区也就是后来的圣约翰。之后吉尔伯特在航行中遇海难失踪，拉雷继承了他的遗志。在拉雷的鼓动下，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于1584年写下了《论西部的种植业》，第一次公开支持大英帝国向海外扩张。文章拒绝承认西班牙对北美洲的统治权，大力谴责西班牙对待美洲印第安人的暴行，敦促进行系统化的殖民以应对国内的失业、人口过多、商业萧条等问题。他声称“那些从前我们需要冒险在欧洲、非洲、亚洲从事商贸而得来的商品……不久之后就能从位于北纬30°~60°的美洲……不费吹灰之力获得”，殖民的目标在于进口原料并将成品出口给“……领地里雇用的众多穷苦子民……输出成品买入半成品的好处众多，其中之一就是不再会有可怜人盗窃、挨饿或行乞……”跟吉尔伯特一样，拉雷也参与过镇压爱尔兰起义，并在爱尔兰获得大块封地作为奖赏，他将自己从爱尔兰获得的经验运用于美洲探险。拉雷从伦敦的商人那里筹集资金、从当时顶尖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iot）那里寻求帮助，并于1585年和1587年先后两次向距北卡罗来纳海岸不远的罗阿诺克派遣探险队去建立商贸据点，并攻击每年都会经由佛罗里达海峡回程的西班牙珍宝船队。像当时的许多伊丽莎白宫廷的风云人物一样，他这么做的原因是相信截断西班牙的财富补给能大幅动摇其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以及减轻它对奉行清教的英格兰的威胁。“正是他在从印第安人手里抢来的金子危及和扰乱了欧洲的所有国家……”他如是评价腓力二世。
直到16世纪末，英国人仍然只能对着帝国梦望洋兴叹。他们在罗阿诺克建立殖民地的尝试遭到惨败。西班牙在墨西哥和秘鲁建立了白银帝国，葡属印度的首府设在“黄金州果阿”，而英国却乏善可陈。荷兰人已经把英国人赶到了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群岛（旧称摩鹿加群岛）：荷兰人的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收获远非他们的伦敦对手可比。但是对大西洋那边财富的渴望已经深深扎根于脑海，英国人的野心已经无法抑制，于是商业资源越来越多地被投入到海外去冒险。无敌舰队被击败的那年，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开始撰写《英吉利民族的关键航行》，并于次年出版。1598~1600年他接着又编著了《英吉利民族重大的航海、旅行、交通和发现》，这本著作将英格兰航海经历描绘得如同史诗一般。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溃败证实了哈克卢特和拉雷的断言，即美洲的西班牙势力也不是不可战胜的。16世纪90年代的战争和掠夺刺激了更多的探险行为，其中包括拉雷本人1595年前往被他称为“广阔、富饶、美丽的圭亚那王国”的探险。这次同样没什么收获。但是1607年，一个总部在伦敦的财团成功地在罗阿诺克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尽管根基不稳，但至少能勉强挺过在此之前让英国人无功而返的那些灾难。这就是弗吉尼亚。
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在漫长的17世纪到1713年之间经历了无数的革命和战争。战火之后，英国转型成功，改变了自己在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地位。在国内，他们初步确立的宪政制度扛过了安妮女王时期（1702~1714年）激烈的党派之争。英国在17世纪之后势如破竹，彻底拿下了伊丽莎白时期没能征服的爱尔兰。与苏格兰的联合（不久后便经历了1715年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的考验）使得不列颠大陆不再有分而治之的危险。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巩固了英国的海上势力和军事力量，英国在西地中海有了两个海军基地（直布罗陀和梅诺卡岛）。战后，英方从签订的和约（所谓的asiento，意为协定）中获得向西属美洲贩卖奴隶的权力，终于冲破了美洲的商业封锁。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种植园”和“商栈”帝国：英国将定居点散布在北美海岸和加勒比群岛，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仓库和领土遍布伊兹密尔、阿勒颇、巴士拉、阿巴斯港、苏拉特、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英国人控制了纽芬兰大浅滩的大部分渔业，他们在哈得孙湾的皮草贸易能与法国人一较高下，同时，他们沉迷于贩卖奴隶，甚至开始从中国广东买入茶叶。
这种扩张背后的帝国观并不是单一的，但各种帝国观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扩张的意义在于使英国变得更加富强。前往近东和印度的商人可能发现新市场，而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可以创造新市场，来自东方的外来商品可以转卖给欧洲客户赚取利润，在殖民地种植的原料可以拉回国进行再加工，既能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又能使其增值，还能用于出口再赚一笔，商人和运输业都能受益。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各方争论不休。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其中有些人同时属于这两个公司）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垄断权，那么贸易的成本和风险会让他们无利可图。而其他人则谴责这种自私的主张，并且公然提出国王不应该具有授予垄断权的权力。针对东印度公司的批评中有一条尤其具有震撼力，它认为东印度公司进口的货物只能依靠出口金银进行换购，因而势必减少国内的货币供给，随之而来的就是市场需求的降低，这是在损公肥私。最强有力的辩护则称，从印度购入的货物再转手出口至欧洲，从中获得利润足以抵消采购时运往东方的白银。到17世纪末，后面这种转口港理论被广为接受。
布里斯托尔商人约翰·卡里（John Cary）（1650？–1720？）的分析极有说服力。在他的《论英国现状与贸易、贫困人群以及税收的关系》（1695年）一文中，卡里强调了种植园对创造就业岗位与贸易的重要意义：
我认为英国与它所有的种植园是一体的，无论是个人还是郡县都属于这个整体。因此，我们吃种植园的作物就等于吃自己土地上的果实。此外我们还可以将农作物销往邻国换取金银，或者换取必须用金银交易的商品，再次给国家带来利润……这本就是在海外开建种植园的目的所在，即英国人民之间能更好地开展商业和贸易，主要利润是为了帮助中央政府……
文章接着指出，为了保证主要收益归于政府，必须规范殖民地贸易，令其首先保证英国船运业的利益。这和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一致。1696年英国政权正面临革命后的金融和军事危机，此时《航海条例》的执行力度被再次加强。法案严格规定（尽管执行得相当马虎）：无论最终市场在哪里，加勒比海和美洲殖民地产出的原料必须先运往英国，并且只能由英国所属的船只装载。作为大西洋世界的巨大转口港，英国将会发展得富有而强大。
从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一直到18世纪70~80年代的美洲危机期间，这种“转口港帝国主义”是主流观点，掩盖了许多其他的帝国设想和殖民地的异议。它宣称——事实上也是这么操作的，唯一值得拥有的帝国形式就是属地一切产出的商品全部运往英国，再出口至其他国家，以给商人和国家带来利益。在这种观点下，殖民地经济被套上了“商业紧箍咒”。无论是信奉新教的英裔爱尔兰人还是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都认为自己的自由遭受了侵犯，自然对之深恶痛绝。巴巴多斯总督甚至公开反叛称：“自由贸易是所有殖民地的生命。”转口港帝国主义的国内支持者们渴望轰开西属美洲帝国的大门，却因需要在欧洲保持审慎态度而不能大动干戈。作为政治主张，它既正式认可移民和种植园主的自治权，又肯定了英国议会时常重申的立法权，即只要愿意，英国议会有权制定殖民地法律——对此殖民地议会激烈反对。而国内人民也并不把移民和种植园主们当作缔造帝国的英雄。1655年有个英国人去了趟巴巴多斯（当时英国最有价值的殖民地），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个岛屿是英国用来扔垃圾的粪坑：恶棍、妓女，诸如此类的人……”可以想见，巴巴多斯人的观点定然不同，如一个当地爱国者曾说：“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英国血液，我们的心里装着英国精神。”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英国人声称依靠海上贸易的商业帝国是自由的秘诀所在，“英国人绝不会成为奴隶”，但同时他们也承认非洲奴隶贸易是帝国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没有非洲贸易就没有黑奴，没有黑奴就没有糖、姜、染料，没有糖等作物就没有岛屿，没有岛屿就没有大陆，没有大陆就没有贸易。”这是丹尼尔·迪福（Daniel Defoe）1713年写下的评价。伦敦政府不仅没有阻止种植园主买入更多奴隶，相反它还否决了殖民地议会出于对奴隶起义的担忧而提出的控制进口奴隶数量的提议。
至于印度，当地的转口港帝国主义不关注征服或统治，因为觉得这些非常不切实际。1694年辉格党控制下的英国国会下议院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垄断权（公司董事乔赛亚·蔡尔德对此不予理会，称这是“几个无知的乡绅在胡说八道，他们甚至不具备管理自己个人事务的智商”），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14年后还吞并了它的竞争对手——新公司。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地区开展自由贸易受挫，意识到在亚洲的英国商业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没有海军的保护，就无法抵御不友好的当地统治者，也没有法庭来做出仲裁。东印度公司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并承担自己的开销，负担全副武装的“东印度商船”、设有碉堡的贸易站以及驻扎属地的各级商人的一切费用。合伙人持续地向东印度公司投入资金，对公司而言，付出的代价就是将往返于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无特许状商人和投机者排除在生意圈之外。直到17世纪下半叶，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东印度公司这个印度的“特例”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识，建立起了令人咋舌的新利益关系，其规模大到既不能倒闭，也不可能被政府控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新帝国的核心。
为旧帝国而生的新帝国？
尽管内部有许多矛盾，当时的英属大西洋帝国仍然可以被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它的（白种人）居民（作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均享有参选自己所在的殖民地议会代议制政府职位的权利。他们全部效忠于英国君主，英国庇护他们不受外国威胁。他们也有义务遵守英国议会为帝国贸易制定的法律。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在那个商业垄断时代，殖民地居民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能保证他们享受繁荣昌盛。尽管在这个“英国人的”世界里令人尴尬地存在着大量奴隶人口，但没关系，把奴隶当作财产而不算在人口内就行了。这就是那个被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称颂为“各个社群的伟大政治联合”的帝国，他高度崇尚这一帝国形式，反对伦敦政府对自治殖民地强加直接税（印花税）的做法。后来，在英国的欧洲竞争对手的大力帮助下，这个帝国基本被移民的叛乱所摧毁。虽然它终结了，但英国的“全球”帝国观从此逐渐成形，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新征服计划、新帝国主义和新统治机制。
的确，在美洲的失利不但不能宣告英帝国从内部开始的崩塌，反而揭开了英国版图与野心急剧膨胀的序幕。英帝国取得的最大收获是摧毁了西属美洲帝国和它的商业控制：因为原属于西班牙的盛产白银的殖民地仍然闪耀着希望的光芒。英国夺取了哈瓦那（对西班牙来说它等同于加勒比海的“直布罗陀”），但为了签署和约而不得不将其交还。库克船长始于1769年的太平洋探险显示了英国人挑战西班牙对太平洋地区垄断权和在传说中的“南方大陆”找寻新市场和贸易机会的决心。英国人最大的野心或许是打开中国的大门。至少1788年在博特尼湾建立监狱、开辟殖民地的部分原因是希望能打开一条通往中国的“澳大利亚”航线。4年后，1792年，资深外交官马嘎尔尼（Macartney）勋爵率领声势庞大的访问团前往北京，以期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全面打开中国贸易市场。至少这一次，英国人遭到了拒绝。但从1793年与法国交战开始，英国人抓住了一切机会推进他们的全球化扩张。为了控制通往印度的航线，他们从荷兰人手里抢了开普和锡兰，接着又从法国人手里抢了毛里求斯。为了惩罚西班牙与法国联盟，1796年英国夺走了特立尼达岛。在从印度出发的一次远征中，英国人占领了荷兰海外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爪哇岛。后来葡萄牙国王因为惧怕法国人而将宫廷迁至巴西，英国答应对葡萄牙施以援手，条件是葡萄牙要向英国的商业大开国门。1807年，英国人甚至企图“解放”西班牙统治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但以惨败收场。尽管在1815年英国交还了部分领土（最重要的是将爪哇岛交还给新荷兰王国以支持其对抗法国人在欧洲范围内的侵略），然而战争促进了英国对帝国的重新构想。
其中最基本的重构（因为它几乎是其他一切的基础）是英国人意识到他们的转口港帝国主义现在可以扩展到全球，而且不需要再投入此前所需的大笔防御费用。这一构想的真正基础是英国取得了海上霸主地位。之前英国与欧洲对手们（主要是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海上势力平衡局面被打破。1805年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取得的胜利意味着现在没有任何欧洲强国拥有将英国排除出欧洲以外地区市场的实力。各国各自为营发展自己重商主义的时代一去不返，原本封锁的贸易区对其他帝国打开了大门。曾经最强大的西属美洲帝国已经土崩瓦解。英国大可将自己视为转口港，而且现在不仅是自己帝国的转口港，甚至是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转口港。英国人很久之后才理解了这次庞大得惊人的领土和思想扩张所带来的影响。从此英国人拥有了无与伦比的自信（虽说还不至自大），斗志昂扬地从经济和政治上入侵亚洲和非洲。但是英国人也逐渐意识到危机丛生的18世纪70年代以来暴露的另一个问题。
1757年后，东印度公司攻占了孟加拉，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称之为印度“革命”，这次革命带来了新的前景。公司出兵是由于害怕法国的阴谋诡计和当地领导人的敌对情绪会将他们赶出印度最富裕的市场：这是从1756年加尔各答遭袭的那次经历中得来的经验，在那次突袭中公司代理人们被扔进了臭名昭著的“黑洞”。在这次攻占中“纳波布”们（指那些在1750~1790年印度盗贼丛生时代迅速发家的公司雇员）大发横财，引起了英国国内的警惕和反感。后来东印度公司在战争中厄运连连，濒临破产（眼看就要导致伦敦金融危机），而且公司雇员在当地鲁莽的冒险主义也需要被约束，因此英国政府决定对东印度公司进行更强力的管控。伯克在对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抨击中突出了滥用职权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权力腐败导致印度地区需要立刻进行行政改革，尤其是使东印度公司政府能够征收更多税款。于是伦敦（至少是在理论上）开始掌控东印度公司的“政治”权力，包括选择总督的权力。一批新官员被征召来管理东印度公司占领的那些地区，这些官员被明令禁止参与商业活动，且严禁印度人和欧亚混血儿夹杂其中。1793年之后，英国人忧心忡忡，时刻警惕法国人会给公司的印度敌人提供帮助（拿破仑1798年攻占埃及似乎预示了这个目的），在这种局势下，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复兴”，曾经被视为可能成为道德和金融毒瘤的无法无天的“狂野东方”被改造成了帝国的财富源泉。面对法国在欧洲的统治，对于身处困境的伦敦政府来说，公司的军队和海军成了至关重要的资源。伦敦的战略思维变得全球化，即利用本地人参与到对印度的统治中来，这个习惯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中产阶级（尤其是苏格兰中产阶级）看来，在印度从事行政工作是个体面的职业机会。商业上，英国人意识到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能使其贸易在东方大幅扩张，印度成了英国与那个给人以无限希望的地区的连接点。对印度人进行直接统治并收取税收以支付统治开支，成了由伦敦政府控制的新兴世界体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到了19世纪早期，英国人已经开始实践三种不同的帝国观以及这三种观点指导下形成的三种不同的帝国形式。他们已经得到一个新的以征服为基础的帝国（特别是在印度），开明的改革和公正的领土托管的观念逐渐成形。它声称英国统治能将当地人民“从混乱中挽救出来”，能带着他们逃离迷信、掠夺和暴力，走向秩序的“阳光高地”。该理念最为杰出的倡导者是历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马考莱（Thomas Macaulay）。他曾在印度任最高法院长官，他宣称，随着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进行统治，“一个伟大的、惊人的进程——对腐朽社会的重新构建也随之启动”，这个社会早被“专制和混乱”蹂躏得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还有一个敏锐的哲学家，即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也积极为英国在印度的专制开脱，声称那是为了促进印度社会文化进步的唯一可靠方法。他争辩说，在停滞不前或衰落倒退的社会里，要进步就必须注入来自外部的能量，因为只有外部能量才不受当地惯性做法的影响。很多论点大同小异，旨在为英国在1790年后占领的为数众多的与印度情形类似但领土面积较小的地区强加统治进行辩护。对于不具备英国自由民传统的民族而言，旧大西洋帝国模式的代议制政府显然不再合适；如果代议制政府掌握在（通常人数极少的）白人手里，他们很可能会滥用权力从而造成麻烦。相对而言，行政权力掌握在听命于伦敦政府的官员手里显然要好得多。
英国（不同于法国或德国）并没有官僚权威的传统，然而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想法，即建立以开明的官僚为基础的帝国，尽职尽责地为殖民地无知的民众提供服务。这个理念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发起的功利主义哲学出现在同一时期。功利主义哲学认为能通过系统地运用一个关键评判标准，即法律或制度是否为大多数人的幸福服务来构建一个理想社会。一批深受该理论影响的专家们将会是社会转变的中坚力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行政改革中能看到边沁思想的影子，但是它的真正影响还是体现在约1790年后印度“治安官制度”的建立。在这里，它与更为古老的、半军事化的贵族家长式传统既相互交融又时有对立，因为家长式传统思想守旧，往往对变革缺乏信心。不过，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功利主义深深地烙在了英国统治下印度的官方意识形态中（以至于印度政府年度报告的标题都是“印度的道德与物质进步”）。通过坚称社会变革所需的时间无限长、对外来开明人士的需求更胜从前、当地人的不妥协导致不得不使用“粗鲁”的方法，功利主义战胜了人民的反抗和失败带来的挫折（1857年印度大起义明白无误地反映了这一点）。维多利亚后期这个帝国主义信条看上去多少有点前景黯淡，然而它却一直坚持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非殖民化时代才消亡。
一个由在英国招募并训练的外派官员所管理的帝国，与18世纪70年代那个被杰斐逊及其伙伴们奋力反抗的第一大英帝国自然没有多少不同。然而那种老式半自治帝国的形式并没有彻底消失，它残存于加拿大，并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移民社群再次出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种帝国形式遭受了巨大压力，特别是在政治摩擦被宗教和种族仇恨激化的魁北克（见第八章）。英国激进派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按照威斯敏斯特模式允许移民建立“自治政府”，行政权从总督转移到被选举的内阁政治家手中。到19世纪40年代后期，自治政府制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已经被位于伦敦的帝国政府所接纳，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这种介于从属和分裂之间的过渡状态长久不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很快便会走上美洲殖民地的老路，与大英帝国分道扬镳。事实上，不只在英国国内，在移民社会也萌发了值得注意的新帝国观。它赞扬了英国在对新土地进行殖民方面无与伦比的才能，称颂了英国作为进步推动者的在道德上的正当性。移民不应该被视为被抛弃之人或“垃圾”，相反，应该珍惜英国与移民者之间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将移民社会当作新“大英国”的组成部分。“1866~1867年我跟随英格兰环游了世界，”激进的政治家查尔斯·迪尔克（Charles Dilke）如此描述自己的世界之旅。历史学家、政论家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称，移民社会在“老英格兰”日趋喧嚣、工业化和堕落的时候，重现了早已消亡的稳定农耕时代英格兰自耕农们的美德。剑桥教授约翰·罗伯特·希利（John Robert Seeley）于1883年写下了影响深远的畅销书《英格兰的扩张》，在此书中，他将殖民国家描绘为英国的自然扩张。20年后约瑟夫·张伯伦大力号召建立“帝国联邦”，将所有殖民地国家与英国连成一体。就算是那些反对张伯伦政治主张的人也认同“大英国”才是英国的真正应该采取的帝国组织形式。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加拿大人以及南非人也都认同这种观点，不过他们心中的理想帝国是各国互为身份平等的合作伙伴，而不是作为从属国和臣民组成的。
然而对于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第三种帝国形式对英国来说更为理想，在道德上也最为可取。亚当·斯密对自由贸易的赞歌——《国富论》（1776年）对这种帝国形式做出了概要说明。在“自由贸易帝国”（斯密并没有用这个称呼）中统治是（或者应该是）多余的。自由商贸关系有助于思想的自由交流。人们自然地认为互补的经济会形成互补的文化，而世界上最绚烂、最复杂、最多样的文化必然通过它的产品向外界传播它的风俗、制度和价值观。“离开我们口岸的并不只是一大包货物”，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倡导人理查德·科布登曾说，“而是种子，把承载着我们的智慧和成熟思想的种子散发给那些落后地区的人……我们的汽船……和我们令人惊叹的铁路就是我们文明制度的广告和凭证。”商业和文化吸引力使英国成了这个伟大合作联邦的中心，也使英国人和他们的外国合作伙伴们共享和平繁华。自由贸易者认为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靠高压统治来维系的帝国，这种形式既劳民伤财又暴力血腥，纯粹是那些日薄西山的贵族为了紧紧攥住权力而怀着莫名的敌意奴役别的民族——印度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种具有诱惑性的说法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自由贸易需要自由劳动力，故而也必然反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这正是英国“软实力”意识形态的先锋，它鼓励英国人把自己看成解放者，一切作为都是为了打开“封闭”的社会和解放人们成为生产者和消费者。1839~1842年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背后就藏着这个道貌岸然的主张。也正是与中国的冲突表明理查德·科布登认为自由贸易的理想会被全世界欣然接受显然是太过乐观了。在科布登的政治对手帕默斯顿（Palmerston）爵士看来，如果自由贸易遭到拒绝，那么显而易见英国应该采取行动，为了大众的利益尤其是英国人自己的利益，强行迫使他人接受。“或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自信地写道，“的确不应该用大炮推行贸易，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没有安全就没有繁荣的贸易，而往往没有武力保护就保证不了安全。”
靠统治来维系的帝国对自由贸易的推动作用不容置疑，毕竟正是这个帝国打开了印度国门，将印度变成了兰开夏郡及其大批纺织品的最大市场。直到1914年，在英国人的观念里，自由贸易仍是英国繁荣的重要原因。但是此时自由贸易正在遭受攻击，英国人也已经无力在这个几乎被五大西方势力和日本军国势力所割据的世界里捍卫自己的利益。在吉卜林（Kipling）阴郁的《曲终人散》一诗中，日渐衰落的大不列颠前途一片黑暗。著名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的论断则更为理智，他说：世界已经变了。曾使英国崛起的海上霸权已经不再是世界权力的关键所在。现在的世界、资源和人力由铁路所连接。自哥伦布大航海时代以来，亚欧大陆“中心地区”第一次有了问鼎世界的能力，致使海军实力不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05年日本打败俄罗斯似乎掩盖了即将到来的风险。但是在1918年，德国横扫俄国，并差点实现希特勒式的统治整个欧洲的梦想时，麦金德所预言的大英帝国的尽头令人恐惧地成真了——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1940年6月，这个预言再一次以噩梦般的形式被验证了。
帝国的异议者
乔纳森·斯威夫特别不留情面地评价帝国：
一伙海盗被暴风雨所驱，漫无目的地在海上漂泊。最后，其中一人在桅杆上看到了大陆，他们打算上岸抢掠，却发现了善良的当地人，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他们给了这个国度一个新的名字，为国王占领了这块土地，然后竖起一块腐朽的木板或石头当作纪念碑，最后谋杀二三十个当地人，再用暴力带走两三个作为“样品”返回祖国并获得宽恕。他们就这样打着君权神授的旗帜取得了一块新领土。接下来无数的船只被派出……当地原住民们被驱赶出自己的家园或干脆被杀害；他们的头领被严刑拷打，以迫使他们去找金子；殖民者对殖民地贪婪地予取予夺，肆意进行各种暴行；原住民的血染遍了这片他们生长的土地：这群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就是现代殖民者，他们参与如此伪善的探险之旅，只为“改变”和“教化”那些盲目崇拜和野蛮粗俗的人民。
当然，几乎一直都有人拒绝接受帝国的财富观、权力观、声望观以及它们披着的道德外衣。在美洲殖民过程中的暴行引起了人们的良心不安，特别是因为英国人充分利用了令人发指的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暴行，即所谓的“黑色传奇”，来为他们自己“较为温和”的行为做辩护。种植园——一个听起来毫无恶意的词却意味着暴力剥夺他人的土地。这让人们感到不安，导致殖民者忧心忡忡地寻找最完美道德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殖民者的担忧一直没有消除，这部分是因为，无论多冠冕堂皇，道德理由总是模棱两可的，而且殖民地不时传来的令人不快的报道让它无法自圆其说。还有一些旷日持久的争论加剧了殖民者的忧虑：英国的扩张是应该通过安抚和同化吞并当地民族，还是应该把他们当作外族和无法同化的历史残余而排除在外？在确保各族能同化到平等共处之前，是不是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限期地）把他们当作隶属民族对待？传教士们（我们稍后会谈到）尤其为这些问题所困。但是他们也相信，只要在欧洲扩张（和掠夺成性的白人）的领土上没有严格控制，那里的社会堕落（嗜酒和性压榨所致）和暴力行为就非常普遍。原住民们也不是“清白的”，这让基督教救渡的任务成倍剧增，同时这也是帝国背负的巨大道德债务，需要用极端的道德规范来挽回。
对绝大多数不受帝国光明未来诱惑的人来说，被征服民族的命运是个次要问题。他们对身处外国的英国人的不信任部分出于对后者的反感。国内的英国人总是怀疑殖民地的财富来路不正，在他们看来，纳波布们和西印度种植园主们一样可疑。高尚的英国舆论沸沸扬扬地猜忌种植园主能对奴隶的身体（尤其是女性奴隶的身体）做些什么。种植园主毫无约束的放纵，就跟纳波布一样，是道德败坏。而当种植园主和纳波布回国，这种腐败就会像病毒一样蔓延全国。其实，激烈的批判是出于担心在国内帝国会扭曲和搅乱英国内政。伯克攻击纳波布们在印度的陋习，体现了他对于回国的“东印度人”可能会用金钱铺路买入议会和权力中心的恐惧。理查德·科布登在政坛凭借攻击英国在印度统治起家，即认为贵族们利用帝国充当其他国家的保护人，从而紧紧握住手中权势。科布登称，通过将英国拖入扩张的无谓战争和过时的竞争中（在这里指与俄国），印度问题搅乱了欧洲和平，延迟了自由贸易和改革的胜利。科布登的同道者、激进分子戈得温·斯密斯（Goldwin Smith）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他警告道，为了防止印度再次叛乱而派军驻守会迫使英国征兵，从而导致英国设置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如此大的军事负担对哪个国家都是一种诅咒。J·A·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是1914年以前最有说服力的反帝国著作，科布登受其影响修正了攻击对象，斥责金融家是帝国扩张背后的操纵力量，地方总督发动战争（例如南非战争）是他们的诡计，旨在通过沙文主义者分散注意力，暗中破坏社会改革的进程。帝国将英国的储蓄转移到了海外：它延迟了需要为国内严重消费不足（以及造成这种消费不足的不公平财富分配方式）埋单的日子。和科布登一样，霍布森对帝国最大的不满在于它被当作反动的工具，阻碍了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进步。这种不满一直存在，以至到了20世纪50~60年代，在帝国的最后日子里，帝国被谴责为阻碍战后英国社会现代化的累赘。
要指出的是，帝国的批评家们仅仅赢得了极少数的支持。他们就像是一根刺，刺痛着人们的良知，但从未占据上风成为一种政策选择。而且，他们也很少反对英国扩张本身：他们反对的是他们认为的只为局部利益服务或者妨碍英国社会需求的扩张形式。理查德·科布登于1843年对国会下议院说：“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盼望英国人散布到世界各地。”霍布森也把英国的移民殖民地看作“有益的国家扩张”：殖民活动的民主制度和平等思想值得效仿。科布登主义者期待全球自由贸易的到来，期盼代议制政府随之而来。英国反帝国主义者希望他们的民族主义朋友能将自由主义英国当成典范和盟友。帝国的批评者们和最狂热的帝国主义者一样，都认为英国的必然命运就是走出欧洲，作为世界的解放者、保护者、改革者、福音传道者（有人这么认为），从中心领导全球。这才是林林总总的帝国构想中最宏伟的一个，也是延续时间最长、最不屈不挠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