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到达中国；初步商谈

我到达中国在上海稍事停留，即于12月21日前往南京，蒋委员长和蒋夫人在南京接见了我。我到达南京的当夜与蒋委员长第一次谈话时，竭力向他非常坦率地指出我国政府对中国局势的态度，以及我国政府希望看到中国早日实现统一与和平。我向他明白表示，美国人民强烈反对自己的政府卷入别国内部争论的任何行动，美国人民首要的利益在于世界和平，虽然他们对中国人民怀着伟大的友谊，除非他们看到确实的证据，证明目前进行的获致和平解决中国内部争论的努力取得成功，他们将不允许总统保持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和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

蒋委员长在回答时表示他对我的谈话的重视和对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声明的赞许。他强调了国民政府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决心，并指出，总统声明中提到的取消中国自治性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的必要性，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蒋委员长断言，苏联与中共之间存在着明确的联系，中共在广泛的政策方面依靠苏联，苏联已在满洲用武器装备的方式援助中共，中共有无诚意和实行拖延战术的罪行。他描述了苏联在国民政府军队于大连、葫芦岛、营口登陆的问题上，以及在长春设立国民政府参谋总部的问题上的不友好不合作态度。他指责说，苏联的目的是在满洲建立一个中共控制下的傀儡政权，苏军在满洲的司令官有意拖延从满洲撤走苏军，是作为援助中共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像该司令官公开声明的那样，是应中国政府之请。

我较为详细地描述了这次谈话，因为这次谈话从许多方面指明了中国的全部局势。一方面，国民政府畏惧和不信任苏联，并确信中共是苏联的傀儡。国民政府不相信中共的诚意和真挚。另一方面，中共也同样不信任国民政府。在后者表示愿意放弃一党统治并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吋，中共并不相信他们的诚意与真挚。他们担心政府的特务机构，除非他们在政府里得到一种发言权，足以充分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和他们的党派活动自由，不然他们就不愿交出他们的军队。支持这种担心和不信任态度的是，双方都坚信对方图谋单独完全控制政府。这种由两个对抗的政党间的担心、不信任和怀疑所造成的障碍，已成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最大阻力，这种障碍是国共两党之间经过多年的斗争逐渐形成的。

在我住在重庆的初期（我于1945年12月22日到达重庆），我尽力接见一切来访者，这些人希望同我讨论中国的局势，有的我觉得有适当的理由这样做，有的是合法组织的代表。在这些来访者中，有民主同盟的代表、中国青年党的代表以及中国许多其他组织的代表。在我抵达中国的同时，并作为对到我寓所川流不息来访者补充的是，我收到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大量中国人的来信。绝大多数这种来信都证明，中国人民明白他们的国家处在危急之秋，许多来信忧伤地设想，中国的命运只有寄托于我出使任务的成功。这种态度表明了当前许多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国家有什么希望，除非通过美国的影响。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民都欢迎美国帮助寻求一种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的方法，这种蕴藏着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意，是这个国家足以使我们增光的能够感触到的宝贵财富，是一种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党派领域之外的因素。

我第一次会见中共代表是在1945年12月23日，当时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将军、中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和中共中央委员董必武先生都来到我的住处拜访我，欢迎我来到中国，并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我出使任务的重视和赞许。在谈话中，中共代表强调他们希望停战，并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其基本原则他们认为应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加以确立。他们指出，在这个政府领导下，军政管理都会实现统一。

我留意这次谈话，因为它显示了国共两党间观点的另一种基本分歧。国民党争辩说，统编共产党军队为一支国军应在联合政府建立之前；共产党也同样坚持组成一个他们在其中有真正发言权的联合政府，这是将他们的军队统编为一支国军的先决条件。每一方都在总统的美国对华政策声明中寻找证明自己态度正确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