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言[1]
一 报告与附录；马歇尔使华文件的提供
随着现在这个出版物的问世，马歇尔使华的记录可以说是完整了，从而极大地便利了我们对美中关系中这一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的理解。如果将现在可利用的材料和几年前的材料对比一下，立即就可看出，降低档案保密等级和公布档案材料的巨大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例如邹谠在其值得钦佩的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1963年出版）中，不得不从零散的资料中综合他对马歇尔使华的记述，而这些资料大部分是间接的和不完整的。当时唯一可用的文件集是《中国白皮书》，它论述马歇尔使华的篇幅只有九十页的四十四个文件，加上一百二十三页的叙述。虽然在其主要梗概上邹谠的处理在事实上是准确的，但缺少新的可资利用的材料所能提供的丰富性和充实性。此外，这些资料还提供了关于亚洲冷战的早期发展，关于华盛顿政策的形成，关于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以及关于中国国共两党对美国的态度的许多新鲜的知识。
以前发表的材料唯一提到这个报告的地方，见于《美国外交关系，1946年》第十卷（第705页），这个文件于1972年公布。这次所提到的事实表明，1946年10月1日，马歇尔曾写信给国务卿说，正在为他准备一个详细的报告，并说，“在报告各部分完成后即分批寄送似乎是适宜的，‘因为报告包括许多不能写入我的电报的细节，这些细节国务院可能是有兴趣的。’”到这年年底，已分期提交了六批这样的报告，总共三十一章。最后三章和关于中共对美国的态度的补遗，是在马歇尔回到华盛顿以后，大概是1947年2月完成的：这三章中最后涉及的事件发生在接近一月底的时候，而预定的三月份的计划尚未实施。
在形式上，报告是对出使任务的一种直率的、主要是编年体式的叙述，从1945年12月出使任务开始直到1947年1月使团被召回。报告不时地离开严格的编年体顺序，以便对某个特殊问题提出有关的说明，例如关于从中国遣返日本人员的部分（第十八章），以及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的任务的说明（第三十一章）。
这个报告主要是以第一人称，根据马歇尔将军自己的观点写成的。许多章，特别是当形势影响到马歇尔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调处努力时，结尾都有对当时中国形势的一般概括。报告虽然反映了马歇尔自己的态度，但它是以非常客观和公正的风格写成的。只是偶尔在报告的正文和一些附件中，马歇尔的个性和感情才流露出来。报告的主调是耐心、机智和顽强的乐观主义。
二 马歇尔使华任务的前途
1.背景
当赫尔利将军于1945年11月27日在失败与呕气中辞去驻华大使职务时，中国的局势是极端严重的。尽管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有零星的谈判——包括蒋介石与毛泽东面对面的会谈——真正的协定并未达成，中国似乎再度走向内战的边缘。
熟悉中国过去二十年各种事件的人对于这种前景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过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有时——在1927年的恐怖时期和1934年长征前夕——共产党几乎被毁灭，但又残存下来并再度成长起来。迫使这两个宿敌调停其争端的，是日本侵略的残酷事实，因为他们明白，不如此，中国就要灭亡，谁也没有什么可控制了。
但1937年建立的这种统一战线不久就显示出破裂的迹象。经过大约两年的蜜月之后，摩擦又重新开始了。冲突日益频繁，达到高潮的是1941年1月的激战，即有名的“新四军事件”。但因抗日战争，双方都不愿承担发动和进行全面规模内战的责任，此后双方才都后退了一点。在四十年代初期，近四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封锁着未被日军包围的共产党地区。国共关系，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显著的特点是上层保持着冷淡的礼貌，中层是不信任与敌意，地方一级则是无控制无阻碍的斗争。
虽然日本的压力暂时中止了内战，但斗争有力地影响了两党力量的对比。国民党从长江下游基地被赶到虽然安全但很落后的华西地区，集中在重庆，被严重地削弱了。经过初期无私的抗战决心之后，在国民党中开始产生了厌战情绪，人们开始听到，而且日益经常地听到关于腐败、恶政、镇压、通货膨胀和士气低落等令人沮丧的话题。
共产党对日本挑战的回答却导向相反的方向，使它获得了比战前大得多的力量。日本人控制了共产党主力所在地华北的城市和交通线，但中共几乎没有丢失什么，那些地方他们从来没有占有过。在此期间，中共依靠民族要求、坚实的社会改革和有纪律的热情，深入发展到了侵略者根本不能驻兵的敌后农村地区。从1940年到1943年，日本人对这些根据地施加了可怕的压力，但却无法摧毁这些根据地。从那时起，日本不得不消耗它的大部分资源，徒劳地抵抗美国的无情进攻。战争的最后两年，中共的力量又一次复苏了。
美国进入对日战争给中国局势增加了新的一面。从援助和支持方面来说，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图腾柱上居于低一级的等级，而欧洲则处于优先的高位，中国几乎与各种外部供应的途径相隔绝，美国跳岛战略的日益成功甚至使中国成为更加次要的战区。虽然如此，使中国留在斗争中以牵制尽可能多的日本人力物力，对美国来说还是重要的。而且在展望战后年代时，美国也设想能有一个强盛统一的中国代替日本成为亚洲的主要强国。
在美国，有一种使人烦恼的内疚感，认为对于帮助一个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单独英勇作战长达四年以上并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国家来说，我们过去做的实在太少，即使现在也是一样。蒋介石和他的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受过教育的夫人在突出一个个人献身和国家声望的形象方面是成功的——在美国公众眼里，他完全是中国和中国抗战的化身。开罗会议（1943年）期间，在罗斯福的坚持下克服了丘吉尔的疑虑，蒋作为四巨头之一的地位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对我们来说，蒋已成为中国的同义语——像他早已这样对待自己一样。
蒋能干那种以虚弱的地位机灵地获得成功的把戏。他以并非情愿地向日本投降作为微妙的威胁，目的在于以较好的条件获得更多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他能以自己实在太弱为理由，辩解他无法以更大的力量进行抗战，而同时又暗示批评美国太小气。其实蒋早就明白，日本最后将会被美国所击败，因而他认为没有多少理由将他的力量——这种力量战后将会需要——消耗在没有必要和不受赏识的作战中。况且在一支重视效忠个人优于重视能力的军队里，经常是缺乏战斗效力的。
这种态度激怒了中印缅战区美国司令史迪威将军（刻薄老总）。作为一个长期在中国供职熟悉情况的尖刻的步兵将领，史迪威决心完成指定给他的任务：进行抗日战争和改进中国军队的效率。由于遭到中国领导人的阻挠和破坏（这些领导人关心的和他不一样，而且对于中国作战的比较不重要或许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史迪威与蒋及其同僚一再发生严重冲突。1944年9月，达到了严重关头，因而华盛顿面临着抉择：或者支持史迪威，这就是意味着我们与蒋的关系有一个重大改变；或者支持蒋，这就意味着要将史迪威免职。史迪威于10月被召回，接替他的是老练得多的魏德迈将军。同时，赫尔利将军作为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后来是大使）被派往中国。
赫尔利或许是一个和罗斯福一样自信自己人格力量的人，他负责将中国留在抗日战争中，试行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撮合在一起，并寻求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使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统一起来的基础。赫尔利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但他相信，一旦共产党确知苏联不支持他们，而且如果两党都签字承认他坚持写进他大部分建议草案中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原则，那么共产党是会屈服的。在他的不完全的幻想中，共产党类似美国的一个反对党（他曾说，就像“阿克拉何马州的共和党”），虽然他也知道，共产党是有枪的。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改变看法，以非难的措词说，要把中共领袖们当作献身的斯大林主义者和顽梗的革命家来看待。
令人惊异的，不是赫尔利使命的失败，而是起初有希望的谈判毕竟是开始了。要批评赫尔利的无知和自负是容易的，但他的失败不光是他个人的失败。这种失败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小国的现实和美国政策的矛盾性质之中。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促使俄国仓促占领满洲，然后又导致日本突然过早投降的时候，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的投降使一切政党都感到有点缺乏准备。1945年8月和9月，国民党收复了华中和长江下游的许多地区，并坚持他们在一切地方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在此期间，中共在华北大为扩张。在9月下旬和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方几个港口登陆，以协助处理日本投降事宜，并开始了运送国民党军队的过程。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部队之间，不仅在华北，而且也在华中，都早已发生冲突。蒋和毛的会谈，就是在这种混乱时期，在赫尔利将军的鼓励下举行的。但赫尔利已感到做了有损体面的事情，于9月返回华盛顿。在华盛顿他生着气，直到11月27日才发表了一个怨愤的辞职声明，把他的失败都推到不忠诚的下级身上——这种不公正的谴责后来常常纠缠着这些人。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有决定意义的几个月里，在中国，重大事件多半是任其自流的。苏联完全占领了满洲，而只有日本侵略曾经制止了的内战，现在又有公开爆发的危险。在这种危急关头，杜鲁门总统要求马歇尔将军作为他的特使以大使身份前往中国。
杜鲁门总统派遣一位如此卓越的人物去中国，是把美国的威信极大地托付给使团的，并表明美国派遣使团的目的的重要性。马歇尔将军不是一个中国通，但他对这个国家远比他的前任知道得多。他曾在中国供职三年（1923—1926年），在驻天津的步兵第十五团服务。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派到该部队任职的史迪威。他们成了朋友，这种友谊一直继续到1946年史迪威逝世。刻薄老总史迪威在中印缅战区的困难日子里，马歇尔是他的上级，有时又是他的密友。最后，马歇尔具有从战时无与伦比的经验中获得的关于世界政治的知识。
2.马歇尔、马歇尔使团和美国的政策
马歇尔将军的地位是困难的和矛盾的。严重地损伤了赫尔利使命的就是这种同样的矛盾，尽管这两个人在气质上和能力上有天渊之别。矛盾在于这种事实：瞩望于马歇尔的是作为一个中立者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调处，但同时美国却只承认一方（国民党政权）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种矛盾的后果既是象征性的又是实质性的。
这种情况鼓励了国民党的信念（以前的各种事件未能削弱此种信念），认为美国不会，或者不能抛弃他们，不管他们如何发牢骚、批评或碍事。由于同样的原因，共产党对于美国真正中立的怀疑也由此而增加了。更为实际的是，战时和战争刚结束签订了许多对中国提供援助和支持的协定，而这都是专属国民党的。这些协定包括诸如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租借军需品，出售剩余物资，海运和空运中国军队到满洲和华北等。马歇尔决心不使美国干涉中国内争，但他坚持要履行这些协定，即使这些协定可能对这两个抗争者产生某些难于缩小的“附带的影响”。
然而马歇尔将军不光是这种矛盾的受害者，他也是这种矛盾的部分制造者。这个报告在论述使团的起因上讲得十分简略，只提供了对华政策的公开声明和杜鲁门的正式指示信。《美国外交关系》集中可利用的文件对此提供了一个比较充分的画面。马歇尔在1945年11月30日给美国武装部队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想共产党将尽可能地阻挠谈判的一切进展，因为拖延对他们有利……而且拖延得越久，蒋委员长能够在满洲建立一个外表像样的控制的可能性就越小，结果苏联肯定将建立起这种控制。”（《美国外交关系，1945年》第七卷，第748页）在其他方面，马歇尔和他的同事们也指出，创建一个强大而和平的中国，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它本身是可取的，同时对他们来说，又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可以以此作为节制或遏止苏联在远东的影响的最好手段。
与此种考虑有关系的，是美国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政策问题。1945年12月11日，马歇尔在离美前不久，曾与贝尔纳斯国务卿和杜鲁门总统会晤。经商定运输国民党军队到满洲应成为公开政策之后，又商定做好将国民党军队海运和空运到华北的准备，但此种准备应当保密，以便使马歇尔能利用此种不肯定作为手段对付国民党和共产党。如果判明共产党是不妥协的和碍事的，运输工作就进行下去。
最后，马歇尔将军说，据他（马歇尔将军）的意见，假如蒋委员长未做出合理的让步，使取得政治统一的努力都归于破灭，而美国又放弃对蒋委员长的继续支持，那么接着将发生这样的悲剧性后果：一个分裂的中国；苏联可能再度在满洲取得权力；其结果就会使我们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归于失败或遭到损失。马歇尔将军问，在此情况下，是否还要他在那种不幸的不测事件中继续干下去，并协助蒋委员长将军队调运进华北。这样做将意味着美国政府不得不取消它的自尊心和它的许多政策。
总统和贝尔纳斯先生同意对问题的这种看法……
（《美国外交关系，1945年》第七卷，第768页）
三天以后，马歇尔将军以较为明白的措辞阐明了这个决定的含义：
我曾说过，我对训令的一个方面的理解未写成书面文字，但我想我对他（杜鲁门）的希望有一个清楚的理解，这就是，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
（《美国外交关系，1945年》第七卷，第770页）
杜鲁门总统和艾奇逊副国务卿都明白地确认了此种理解。因此，马歇尔使命的一个方面与冷战考虑是分不开的，这种冷战考虑早已在支配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
只有初看之下才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些理解在这个报告中一个也没有涉及（报告中对准备运输军队要保密是下达了命令，但这样做的理由并未说清楚）。报告的人部分是马歇尔使命结束之前在中国由使馆人员准备的，作为给国务院的电报的进一步阐述。将这些格外敏感的理解包括在报告中，显然是不能想象的。
虽然马歇尔有一个限制苏联在远东影响的战略需要的设想，但这些同样的理解所反映的，却是对蒋介石是否愿在和平解决中国内部困难方面进行合作的怀疑。马歇尔在华的一年中，此种怀疑增长着，直到成为一种无法避免的确信——尽管他通常试图谴责的是蒋周围的“反动派”，而不是蒋委员长本人。
在报告中，人们难得看到这个较大的战略设想，虽然有时能够在字里行间感觉到它。相反，报告使我们陷进了日复一日的谈判，建议和反建议、双方的新要求以及谴责毫无诚意等等的战术活动舞台。在这个舞台上，马歇尔的不偏不倚和光明正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保持着一个关于简况介绍、会见与会议的前后交错的时间表——所有这些事项几乎都包含着极为复杂的问题，其中大部分都需要紧张地运用警惕、判断和圆通的公正。他的前任的使命是一种纯粹的追求个人成就，而马歇尔却避免抛头露面，虽然对他的力量与中心地位是不能有误解的。在这种高度上，没有迹象说明他进行操纵和口是心非，在国共双方意见相反的非难面前，马歇尔很好地卫护了他的公正无私。
的确，这个报告总的来说，对国民党的批评要比对共产党的多，在使华的头几个月、和平希望最光明的时候尤其如此。这些希望包括在三组协定中，其中第一组可间接归因于马歇尔的努力，另外两组则是直接的。第一组协定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审议，政协包括所有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会议从1946年1月10日进行到31日。政协的召开早已在讨论，但实际召开显然是任命马歇尔使华的结果。政协通过了为实现扩大政府基础和接着改组政府的若干程序和步骤。第二组协定是三人小组的工作，该小组于1946年1月7日召开首次会议，结果导致达成了1月13日的停战令，并导致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作为履行停止冲突的机构。第三组协定是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共产党部队为国军的基本方案的协定，这是经过长时间曲折的会谈之后于2月25日缔结的。
当然，所有参加者和观察家都承认，这些并不是最后的解决，只不过是将来支付的期票，其价值将有赖于贯彻这些协定的诚意。尽管如此，在那心情忧虑的时刻，这些协定还是作为重要成就而受到了欢呼，这是可以理解的。就在这多方面慎重考虑期间，特别在努力采取下一步超出它们范围的步骤时，在马歇尔看来，国民党表现了更多的无诚意，甚至（他有时说）是“愚蠢的”犯罪，而共产党却似乎表现了较大的灵活性和通情达理，马歇尔批评共产党有时是直率的，如在他们4月份占领长春时，以及对他们反美宣传的批评，但他最经常的和尖锐的评论是对着国民党的。使他特别恼怒的，是他们把满洲排除于停战条款和军调部休战小组的监督之外的顽固的而大部分是成功的努力。他知道，满洲是能使全中国燃起烈火的火把，而且他明白，国民党自信有能力以武力解决那里的问题是一种危险的妄想。
只是到1946年6月以后，当华北、特别是满洲形势的不断恶化使人们对于三项协定最坚定的希望（马歇尔的希望就是最坚定的）几乎暗淡下来的时候，马歇尔批评的钟摆才摆回来，摆向共产党。接着就是满洲休战（6月7日至30日）这最后的一着遭到破坏，这个休战是为了试图让谈判再度进行下去而获得的一个短暂的喘息时间。然而谈判并未举行； 国民党搞错了的自信心依然在增长，此时的共产党，由于感到被逼入绝境，日益顽固，捉摸不定和倔强。双方都不能指望接受的要求成了当时流行的东西。即使到这时，马歇尔也并未少批评国民党，但他更多的是谴责共产党。
在读从7月初的事件到使团被召回（1947年1月6日正式宣布，但12月即已决定）这段报告时，人们感到，马歇尔只不过是把他的使命坚持到底，他英勇，但徒劳无益。到9月下旬，马歇尔郑重考虑要结束他的使命，10月，他实际上起草了召回他的命令，并送交华盛顿，以便等他通知时发出。只是蒋委员长最后一分钟的呼吁才说服了马歇尔勉强地留任。在此期间，周恩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蒋介石也经常离开南京。
在1月和2月份曾经目睹过实质性谈判的地方，到夏季和秋季只看到了寻求某种据以开始会谈的基础（无论什么基础）的企图的流产：五人会议，三人小组，第三方面的调停，这一切都失败了。因此，在1947年1月，马歇尔离开中国，宣称双方都有毛病，谴责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共产党中的“不妥协分子”使他的使命归于失败，并使问题目前须决定于内战。
有趣的是这个报告对马歇尔临别评语的一个部分作了新的说明，马歇尔写道：
据我看来，挽救时局要由政府中和少数党派中的自由主义者掌握领导权，这是一些杰出的人物，但现在还缺少足以发挥决定性影响的政治权力。我相信，在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下由他们发挥有成效的作用，将会通过良好的政府导致全国统一。
这一段话常常被人解释为马歇尔思想天真的反映，以为这样一个五花八门的无权的集团甚至还会有掌握领导权的极小机会。但显然马歇尔只不过是尽他的可能试图增强他们的实力，这是向他们作的一种表示，并未设想这就非常顶用。
或许就像我们在这里试图描述的一样，正是报告的这个主旨，使马歇尔回国后写了“中共对美国的态度”这一补遗。按推理来说，好像报告本身对共产党的批评还不够，而且为了矫正平衡，现在有必要重提和详述马歇尔看到的他们那些“违法”的事。他特别集中批评共产党发出的反美宣传，包括对他本人的反复攻击——即使在指明中共领袖们（如周恩来）私下对他的努力所表示的态度是同情和支持时，也是如此。补遗也详细地描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共产党军队卷入的一些事件，尤其是7月29日在安平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美国海军陆战队三人死亡，十二人受伤。这个补遗在马歇尔使团本身开始的地方以冷战的语言结束：“但最后，他们（中共）行为的中国特点，似乎已因使用世界各地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手段而被淹没，他们的反应和态度，也和这些运动是一种类型的，特别是涉及美国的时候是如此。”
3.国民党和共产党
回顾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内战看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两党肯定都不相信——或者，或许都不了解——任何基于选民定期向议员提出要求的多党制议会民主。两党都不想让对方支配自己，也不接受对他们夺取最后霸权的机会不利的条件。双方也不以类似的条件看待自己。对国民党来说，共产党是反对合法的、法定的和得到承认的全国性政府的反叛者；他们有一定的权利，但无据此提出合法要求的权利。另一方面，共产党认为他们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权，统辖着大片土地和众多的人口，战争成绩和他们统治地区人民的支持已使他们的政权合法化了。双方都把最后的信心寄托在他们的军事力量上。
通过报告描述的所有纷乱的事件和马歇尔使团文件的提供，基本的僵局是十分清楚的。国民党坚持要在改组政府的政治军事机构（这是他们希望控制的）之前统编共产党军队和地区。共产党拒绝损害他们对军队的控制和他们对其根据地的政治领导权，直至在他们满意的改组进行之后（即使到那时可能还拒绝这样做）。马歇尔则寻求同时或紧密连续地解决这些问题的某种方案，同时试图通过停火安排和军调部，将正在进行的敌对行动和双方运用欺诈手段图谋利益的行为加以阻止或减少到最低限度。
可是双方都既有实力又有弱点，而且每一方都感到了一定的压力。从战场转移到政治舞台的某种联合可以不过分损伤实力而补偿弱点，这至少是可以想象的。就是由于这种动摇而含糊的理由，在小国，和平的希望才在熄灭前短暂地闪烁过。
有两种主要的和互相关联的压力。第一种压力包括那种难于确定的通称为中国舆论的分量。不管这种舆论在中国的作用与美国的如何不同，但中国人民想望和平与安定是没有疑问的。这在城市有教养的中国人和在乡村的农民中都是真实的。双方都经不起失去合法性和伴随着公开声明内战政策而来的人民支持的丧失。
第二种压力与以马歇尔将军在华为象征的美国的态度有关。对国民党来说，其目的在于逼迫共产党，获取各种利益，只是不采取可能会引起美国撤销其承认和支持的过于显眼的行动。杜鲁门总统虽有上述的私下理解，但他在要求中国实现和平时曾在他的公开声明中暗示过这种撤销的可能性，并说，“一个不统一的和被内争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认为是美国援助的适当地区。”
蒋介石或许已经感觉到（特别是1944年史迪威事件以后），美国对华政策选择的余地不多，也没有吸引力。尽管如此，抚慰美国并从美国得到尽可能多的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还是重要的。这包括对马歇尔将军的不断考验，逼迫他几乎达到极限，然后又暂时显得格外和解。而这些通常是笼统的、有条件的局部让步又被用来作为基础，以便沿着国民党要遵循的路线进行下一次推动。
马歇尔当然完全明白这种策略，这使他感到厌恶，并想法在美国全面政策所提供的有限手段范围内尽量抑止这种策略。他在这个范围内的努力，除对国民党领袖们的直率的谈话，以及他认为共产党立场正确时支持他们外，主要是1946年7月29日下令禁运武器。但由于其他几种援助在此同一时期内继续进行，此种行动的效果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心目中都大受损害。使共产党愤怒的一个事例，是1946年8月30日中美出售剩余物资协定的缔结。虽然马歇尔断然坚持说这是非军事装备（即不包括武器和弹药），但他又狼狈地向周恩来承认，他知道国民党正在将很多这种装备在公开市场上大量抛售而将所得的钱用于军事目的。
在报告中，马歇尔以敏锐的悲观主义作山论断，他写道：国民党人感到……尽管有杜鲁门总统1945年12月的对华政策声明，尽管有美国继续调处的努力，美国最终还必须支持国民政府反对中国共产党。因此，我相信，国民党认为，如果在此期间他们能将共产党在军事上降到比较虚弱的地位（根据他们的情报报告，苏联这时不会以援助共产党的办法进行公开干涉），那么目前他们就有条件暂时放弃他们所渴望的美国军事的、财政的和经济的援助。他们显然在想，在他们反对共产党以加强对国家的统治方面取得胜利之后，并在通过宪法和使除共产党之外的一切少数党派都参加政府而实行宪政之后，这种援助就会到来。
对共产党也一样，美国造成了问题，也造成了机会。他们似乎想象了一系列的可能性。像国民党一样，这些可能性引导他们给马歇尔一个良好的印象，而面对国民党政权又不损伤他们的体面。最大的可能性（在赫尔利使命垮台之后，他们或许只能对此寄以适度的希望）是美国可能承认共产党为中国的一个合法的政治竞争者，从而打破国民党作为美国援助的唯一要求者的这种垄断。这大概就是幕后的东西，使他们很快接受了美国的训练与供应分遣队同国共双方部队一道工作，以准备最后统编为一支国军的建议（此建议从未实行）。他们的这种希望或许也被马歇尔在早期谈判中的公正行为所鼓舞。
即使这个目的达不到，这样做也还是重要的：试图将马歇尔和美国同国民党的事业尽可能分开；如果不能赢得支持，就诱使美国中立；阻碍美国全面支持国民党并代表国民党进行干涉。在报告中，马歇尔经常以明显的恼怒提到来自共产党的反美声明，包括人身攻击。这些声明常常是激烈的和歪曲的，但又强调，利益的冲突是马歇尔作为诚实的掮客又作为继续支持对方的一个政府的代表这种双重角色的固有性质。这种宣传，正如已指出的那样，通常与周恩来及其他人私下对马歇尔表示的态度即相信他的正直和赞赏他的努力形成鲜明的对照。共产党也像马歇尔本人一样，在战略和战术两方面行事，在战术上他们承认马歇尔的公正，但在战略上谴责美国的政策。
如果这些（中国的舆论与美国的作用）就是对国共双方产生影响的压力的话，那每一方都有一张实力和弱点的平衡表，谈判（或者谈判换来的时间）可以帮助改正这张平衡表。
从表面看，平衡表似乎明显地对国民党有利，这无疑促使他们不愿做出真正的让步和有约束力的许诺。国民党享有国际承认的垄断权；他们的军队部分是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其数量大约三倍于他们的对手，并在较大型的和较尖端的装备方面具有几乎是全面的优势，包括军用飞机在内；他们的经济形势有某些光明的地方，包括在美国有近十亿未动用的贷款。另一方面，军事力量的大小却掩盖不了它的悲惨状况，不适宜的领导和低落的士气，这种士气低落已成为大部分军队的特点。如脱缰之马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贪污腐败吞没着国民党的供给。国家的重建在多年战争之后是一项巨大的任务。
最后，国民党的力量还不足以遵循要将华北和满洲立即重新统一的政策，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努力一直是薄弱的，近年来更是完全不存在。但这些弱点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能立即明了，其含义也不为人们所充分理解——最不理解的要算是蒋介石了。
但马歇尔看到了这些，并在八月份就预言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与蒋委员长和最接近他的顾问们意见不同，因为我认为他们目前（寻求军事解决）的做法可能会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目前正在发展中的混乱状态不仅将削弱国民党，而且将为共产党提供一个破坏政府的绝好良机。”
共产党的平衡表是国民党平衡表的镜象。他们没有国际承认，未接受国外援助，虽然也有重要的例外，即苏联允许他们在满洲接收口本武器（但应指出，国民党在华中和华北接收的这种日本交出的武器装备要比共产党在满洲接收的多得多）。除在它自己的管区外，中国共产党是被作为一个非法的政党来对待的。他们的军队比较少，而且武器装备也缺乏得多，但他们的领导、士气和战术都是极好的。他们占据的是中国比较贫穷的地区，但他们的经济却建立在健全俭朴的基础上。像国民党的弱点一样，共产党实力的充分重要性也是经常被低估的。然而其弱点与共产党领袖们较大的政治敏锐相结合，就导致马歇尔报告中指出的那种起初更为实用主义的路线。
的确，早在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他的重要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就对实力和弱点都作了估计，并指出了共产党准备据以参加这样一个联合政府的各种条件。过了几个月，在战胜日本之后不久，在一项党内指示中，毛对此甚至更加明确。在指出苏、美、英都反对中国内战之后，毛注意到，国民党由于返回他们先前政权的基地沪宁地区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他于是接着说：
但是（国民党）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與沦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毛泽东选集》第1051-1052页）
大约就在1946年6月底，满洲暂时休战期满的时候，共产党显然断定，让步的时间已经过去。他们依然试图在国内外“取得”舆论的“同情”，但已经勾销了谈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7月间就发出了动员令。
正如马歇尔所指出的，国民党军队到处进攻，夺取城市，但并未与中共军队交战和击败中共军队。每一次胜利——实际是每一次过分地延长其战线——都使国民党变得更加确信他们以武力打败共产党的能力，也更难顺从妥协。和平的基础像华北的黄土一样，就这样侵蚀、破碎、坍塌了。
4.结束语
在马歇尔1947年1月从中国回来出任国务卿时，他已确信，美国无法再影响中国问题的结局。他准备继续承认蒋和国民政府——对此，选择的余地是不多的——但他决心除绝对必要外不使美国在那个不幸的国家卷入更深。但一些事件的势头（这时是国内的政治压力）还是迫使他阻碍他决心的实现。在蒋在国会内的许多支持者和全国的强大压力下，武器禁运终于在1947年5月解除了。经济援助则根据各项协定和法案继续进行。
到1948年初，冷战远比马歇尔两年前刚到中国时严峻和激烈。而且代表国民党对议员进行的疏通活动也在相应地加紧进行，这不仅是因为冷战，而且也因为在过去六个或八个月中国民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现在主动权在共产党手里，平衡丧迅速地改变着。马歇尔被这种双重压力所推动，在1948年3月发表声明说：“现在共产党已公开反叛政府，此事（是否应将共产党包括在中国政府之内）由中国政府决定，而不由美国政府授意。”（白皮书，第272页）8月，马歇尔甚至以更为强烈的措辞概述了美国政策：
1. 美国政府不得直接或间接作出暗示，以支持、鼓励或接受在中国建立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
2. 美国政府无意再作为调处者在中国进行斡旋。
（白皮书，第29页）
在蒋和国民党失败和逃往台湾之前，美国政府对他们实质性援助的最后一次分配，是1948年4月最后通过的有争议的援华法案。这个法案终于导致二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经济援助拨款和一亿二千五百万“由中国政府自行处理”（即购买军用物资）的美元拨款。马歇尔对这个法案有严重的疑虑，但由于两个原因，他还是支持了该法案。第一，这是对马歇尔欧洲计划广泛的两党支持的部分代价：该法案是包括欧洲复兴计划在内的混合援外法案的一部分。第二，这是一种有限的手段，打算用来堵塞那些要求全面干涉以挽救蒋委员长及其政权的人的嘴。马歇尔在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行政会议上的部分证词是值得略加详细引证的：
近来有一种倾向，认为共产党势力在哪里施加影响，我们便应该立即在哪里迎击。我认为这是最不聪明的办法，因为这无异是拱手把主动权让给共产党，共产党因此而可以使我们的势力分散，处处都不能发挥特殊的效力。
我们必须准备应付这种可能性，即日前的中国政府或许不能成功地在对抗中共军队或在中国可能兴起的其他反对力量中保全其自身的地位。不过根据上述事实，只能得出结论：目前的中国政府不能将中国共产党削弱到完全无关重要的地位。为在最近的将来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美国以广大的和很可能继续增加的规模，负责保险中国政府的军事努力和中国的经济。美国势必要准备在事实上接管中国政府，并管理中国的经济、军事和行政事务……这样庞大工作的行动方针，最后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估计的。这肯定将是一个长期的行动。它将牵连美国政府使它不断地承担义务，以致事实上无法从中撤退，很可能由于使中国成为国际冲突的舞台，而使美国承受严重的后果。企图负责保险中国的经济和中国政府的军事努力，将使美国在经济上负一重担，在军事上加一种义务，这是我不能建议政府采取的行动方针。
（白皮书，第382页）
在所有这些事件的混乱和激怒中，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凯南的一份报告没有引起注意，这份报告是在援华法案通过两年多以前，正好在马歇尔到达中国几天之后送交给国务卿的。虽然谨慎地斟酌他的结论，凯南还是写道：“我们将不会因为得知延安（即中共）对莫斯科有一种惊人的独立而感到惊奇。我们的理由如下：
1. 中共感谢苏联的理由不多。他们残存下来和成长起来，并不是因为有与莫斯科的关系，而是因为轻视这种关系。墨守早期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中共得到了近乎灾难性的后果。在中日冲突中苏联只供应重庆，重庆又以若干这种武器封锁延安。现在苏联在满洲的掠夺，是摘取中共久已觊觎的果实。
2. 中国共产党是所有共产党中最成熟的党，并已发展了自己牌号的马克思主义与固有的传统。
3.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伙亡命的阴谋家。他们已有一个既定的事实上的政权达十年之久，有他们自己的军队和民政。因此他们有发展了的实质性的既得利益。
4. 中国共产党具有民族色彩。从1936年到日本投降，他们面临的和宣传上集中攻击的是一个外部敌人。他们的军队和追随他们的民众的迅速扩展，大部分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
（《美国外交关系，1946年》第九卷，第119页，1946年1月10日。）
没有证据说明马歇尔曾看到过这份报告，也没有迹象说明他对此如何反应，如果他看到的话。其间，在中苏分裂充分证实凯南的尝试性的分析之前，要有十四年的时间，中苏分裂后到美国领袖与中共领袖之间的真正对话再度恢复之前，又过了十年多的时间。
莱曼·P·范斯莱克1976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