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拜师学艺 我接触过的他们
★白岩松：有为的“无用论”者
朱波·波夫：去杨继红波波娃家，抄家！
白岩松·斯基：是否缺少终极关怀？
朱波·波夫：瞎掰！这年头，没有钱，哪来什么关怀？好好开你的车吧。
白岩松·斯基：我们是否走理性的四环路？
朱波·波夫：随便你。嗯？嗯？这是哪儿？
白岩松·斯基：理性的四环胜过激情的平安大道。
——《分家在十月》里，有关“白岩松·斯基”的片段
《幸福了吗》结尾，白岩松写：“有人就有趣，有人也才有真的欣喜与悲伤。而今日，当我记述着别人在我心中印记的同时，我又将在别人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记呢？”
这是我最难下笔的一篇。关于他的印记。
媒体同行或研究人士，早已对他进行了或素描、或油画、或山水画式的诸多勾勒，有些形韵俱备，智妙入神，当然也有些云里雾里，打上厚厚的油漆，用各种玄远的体制词语主题先行。
我多么忐忑自己拙劣的画笔会损耗真实，折煞了师长的情谊。倒是想起岩松的一个细节，心中稍稍释然。
他也“素描”过别人。他喜欢指挥交响乐的卡洛斯·克莱伯，就找油画家画了卡的铅笔素描，挂在家里墙上，和墙上挂着的另两个外国人巴蒂、格瓦拉做伴。
其实，素描画上尖尖鼻梁的卡洛斯·克莱伯，和逼真还是有距离的，但是鉴赏和领悟的情结在，整个气场里都是魔术般的音符。卡指挥贝多芬《第七交响曲》那酒神的气质，指挥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感伤而典雅的狂想，都嵌在那张素描的笔触中。
人对人的洞察，就像导演安东尼奥尼对拍电影的理解，表露的真实背后，还有一个对真实更忠实的意象，循环往复，所以安的电影结尾常常是开放式的。
岩松也常说，世上没有纯粹的好人和纯粹的坏人，要看环境激活了什么。
我想，对于一个充溢着丰富矿藏的人物，无须洞若观火般打量每个角落。当外界用“理想改良者”、“体制通话者”来把他架持在某种角色上时，我只想寻找另一种抵达，抵达某个柔软的角落。
那是睿智的师长、周全的同事，在你生命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那是他为我一个总播不出去的片子而费神谋策，为一期不合格的节目宁不播出也不逾越底线；那是他在赠送我的新书上写的暖煦字语：友，多多快乐！在餐桌上为我的状态忧虑提供化解之道等等……
一、生活原点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指认和珍藏的故乡，那么在诗意的记忆中，你也许还能追溯到一个梦回萦绕的角落。
那个角落，可以映衬你的容颜和记忆能量，有细节支撑的岁月青苔。
我把我的那个角落牢牢收藏在心头，那是中学时，在家与学校路径中心的文化宫，人工湖旁边的一片绿荫。夏日光线柔和的傍晚，我把脚踏车躺倒一边，深呼一口气盘坐，鼓足勇气与缠绕我的理化知识再耳鬓厮磨一番。
岩松也有这样一个角落，2011年10月，他带我们探寻了属于他的那个精神地标。
这里是他的故乡。
10月中旬，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褪去绿色的草毯，染上不同层次的棕黄、金黄、浅黄，混搭头顶上透亮的蓝天，和远处山边隐约泛着的绿色、褐色，递进的色调斑斓如画。
牛羊优哉游哉地穿越公路，行车自觉避让的同时，还会给动物朋友们一个精神敬礼。
挺进这里的是我们“岩松走基层”团队：北京来的“精悍”四人：岩松、晓琛和我（策划兼编导）、亚军（摄像）。岩松在主持人、记者、统筹全局的角色外，还多了一项兼职，“解说导游”。
“走，用20分钟，带你们去个特别的地方，就在旁边，城市里少有的森林公园，天然大氧吧”。
那天是2011年10月9日，我们的采访行程围绕民族语言的消失和传承问题。下午3点，刚采访完海拉尔一中，当地唯一的蒙语授课高中，下一站是海拉尔民族小学。
岩松提议，在两站采访间隙，忙中偷闲花20分钟，去旁边的森林公园转转。这符合他的风格，工作效率与生活情趣并行不悖。
那时，我还不知晓那公园的神韵。好吧，索性松弛一下神经。
偌大的森林公园，在繁华的海拉尔市中闹中取静。不过，无数延伸的台阶，一点也不轻松。岩松一路健步如飞，我们在后面喘着气，追着。
间隙中，他停下来，对公园的景点，植物，如数家珍，他的眼神，像是在分享珍爱的童年玩具。
海拉尔的这个森林公园很后现代，大树上插着供养肥料的输液袋，竟和医院里我们见到的一个模样。看我们好奇，他极力让我们照相留念，并耐心等待。氧吧是最好的精神甘露，我最满意的网络空间头像，就是在这里由晓琛的尼康相机定格的。
我们继续走着，走着，直到一个地方，他彻底停了下来，深情注视，那是一个被葱郁绿丛围绕的大平台，旁边苍老的石头上刻着三个字“名人谷”。
他说，自己的母校海拉尔二中，和这里比邻而居，这个“名人谷”，他和同学最爱来，见证了光阴的故事。
我在他的《痛并快乐着》一书157页，依稀间找到了注脚，“在故乡考大学之前的那段日子，学习的背景也美得惊人。由于我的母校被一个巨大的森林公园环抱，因此背书和上自习的时候，我们经常三五成群地在樟子松下坐在细细的白沙上你问我答。”
“名人谷”, “名人谷”？其实我很想问，他是否察觉过，自己这个家喻户晓的名人，和这个地名，冥冥中是否有神奇的牵连呢？
留点花未开全的想象空间，我终究没问。
家乡外，无论如何响彻天下，风云际会，煮酒论英雄，都是漂泊的游子。在这里，他卸下了所有的尘世装备，回归最柔软的角落。
“回到草原，我才重新知道天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空气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内蒙古“岩松走基层”的几期节目选题，都是岩松亲自拟订的。民族语言的消亡问题、大兴安岭林区在“天保”工程中的产业转型、最后的鄂温克人驯鹿部落。
为什么在自己的家乡选这几个题？岩松认为，这几个题都很“国际化”和“大气”，在大时代改革背景下，激荡着人物命运的起落，而其中隐匿的问题，需要清晰呈现其困局，乃至触发政策层面的思索和担当。
作为节目拍摄和编辑的执行者，让我和晓琛觉得最吃力的，是林区产业转型一题。我俩担心这样的硬选题，没有人物和故事的张力，成为干瘪的电视议论文。
而事实证明，岩松对这期节目的开掘，和纪录片《铁西区》有些神似，让这个“被遗忘的角落”充满金属般的质感和对命运观照的悲悯。
他捕捉到，大环境颠簸下，不仅是地域的物质和精神衰落，还有人气寥寥中故乡沦陷、人才流失的悲怆。而人，不应该成为制度的牺牲品，这样的状况，不仅需要地方管理者的正视，更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扶持。
岩松的采访路径也颇有借鉴意义。他听完我和晓琛的前期调研结果后，开始的第一步是开座谈会，给林区领导做思想工作，开诚布公地陈述利害。林区工人的困境，不需要虚伪的繁荣遮掩，而是要真实地发出声音，从而寻求破解途径。
在达成共识后，林区领导才真正愿意展现他们的艰难，一方面是为执行天然保护工程林区，当地牺牲了伐木经济利益，人们失去了工作机会；另一方面，林区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2257元，只是全国平均工资的41.8%，工人的困窘缺乏深层的政策保护。
于是，岩松找到了“下岗工人小吃店”女老板邢翠华，她在林场工作14年，如今下岗每天早上4点干到晚上7点，一个月赚个千八百块钱，烧不起煤，交不起医保，头疼做CT就要花一个月的收入。
于是，岩松关注，经济衰败、消费力薄弱下，当地求生的小贩们感慨“一天半片肉都卖不出去”的苦涩，还有摩的司机感慨“孩子们外出上学再也不愿回家乡工作”。
最能体现岩松敏锐观察力的，是他对另一个现场的敏感。采访中，他坚持要到当地高中去看看。他认为一个检验地区发展生命力的重要方面，还有下一代的选择。
如他所料，当地有过20年历史的乌尔旗汗第一中学高中部即将取消，原来的10所中小学减少到2所，生源减少，地区越来越萧瑟。
最后这期节目播出的名字是岩松起的：“后继有树！后继无人？”
“我的心爱在天边
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
茫茫草原天地间
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
我的心爱在高山
高山深处是金色的兴安
巍巍兴安云海间
矫健的雄鹰俯瞰着草原”
我的手机里存着，这首和岩松等人合唱版的《呼伦贝尔大草原》。那是内蒙古节目拍摄最后一天，我们在收官之作后的狂欢。
他唱歌时，声音洪亮，唱到深情处微蹲，身体前倾，面部表情兴奋，颇有走穴当歌手的潜质，特别是摇滚歌手。
那一刻，我明白为什么有人说他和汪峰像孪生兄弟了，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有个网友说：“汪峰是摇滚界的白岩松，白岩松是新闻界的汪峰。”
岩松送给汪峰《幸福了吗》，扉页写的是：你的音乐就是我这本书的音乐版，我的书是你音乐的文字版。
岩松说，他和汪峰“那些焦虑、痛苦，是相似的”。
音乐常常让他真情流露，就如他的《痛并快乐着》讲到他采访内蒙古同乡斯琴高娃时的触动，“钢琴上传出的是耳熟能详的《蒙古人》那首曲子，一瞬间，我仿佛被电击了一样，故乡的一切都回来了，那香草、那清水流动的微弱声响、那绿色、那高高在上的白云还有亲人与朋友的笑脸。眼泪不由自主流下，直到转成号啕大哭，没有人惊讶，有的只是理解的劝慰和声援的抽泣声，我终于知道，故乡一直在我心中”。
故乡的空气似乎有种香甜，让人动情。在内蒙古节目的拍摄中，有一天，央视哈尔滨站点来支援的摄像小伙子，正好过生日。岩松知道了，晚上约了大家，为这个才认识几天的小哥儿们庆祝生日。第二天一早7点，大家又准时开始工作。
海拉尔北山的日本侵华要塞遗址纪念馆，应该给岩松颁个“特别贡献”奖，因为有朋友来采访或做客，他带领参观成了惯例，那就是个大大的免费名人广告嘛！
他对我们也不例外，在结束采访的最后一天，他还是兴致不减地带我们去参观。
当然，你可以理解为他的“爱国热情”，也可以看作蒙古人的热情好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早在20多年前，大学刚毕业的他，在北京郊区的周口店基层机关锻炼，各路同学老乡来拜访，他就陪大家参观这个遗址，一年竟然看了21次。
内蒙古之行，我那个被各种新闻选题噬碎的大脑硬盘，也在草原的宽广中一点点放空。
最后一天的餐桌上，岩松开始给爱焦虑的我，充当“心灵导师”的角色，给我三个建议：（1）接受自己的缺陷和不完美；（2）手头有100件事，先把一件做好；（3）用时间换空间，不提前预设痛苦。
这是一趟心灵回归之旅。
二、从“渴望年老”到“无用论”
朱波·波夫：去杨继红波波娃家，抄家！
白岩松·斯基：是否缺少终极关怀？
朱波·波夫：瞎掰！这年头，没有钱，哪来什么关怀？好好开你的车吧。
白岩松·斯基：我们是否走理性的四环路？
朱波·波夫：随便你。嗯？嗯？这是哪儿？
白岩松·斯基：理性的四环胜过激情的平安大道。
朱波·波夫：四环路还没开通呢！
白岩松·斯基：我是十大杰出青年，奥运会我现场直播，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我是主持人，我和总理照相，我和总书记握手，啊？我看话剧我坐第一排，我带头跟他们鼓掌，我采访了二百多个东方……你、你不能打我脸。渴望年老！！
那期评论部恶搞的年会《分家在十月》片子里，白岩松·斯基被安排了“英年早逝”，临终的口号，是梦想夭折的“渴望年老”。
1997年，在我高二时，曾经把他那篇“渴望年老”当作范文背诵。
“年老的主持人最具诱惑力的方面在于那种金子般的成熟心态。人在年轻时所具有的那种易冲动、好偏激、个人目标的左右摇摆，家庭生活的无着落和不稳定，稍有挫折便愤世嫉俗，偶有表扬就不可一世等作为节目主持人的大忌，到年老时都已成为过去。人到中年，人生河流已冲过激流险滩，在宽广的河道上平稳流动……”
那时我15岁，最喜欢看《东方时空》、《南方周末》，是班上唯一一个订全年《中国青年报》的，为了看其中的“冰点周刊”。那上面，围绕大学生为救老人牺牲值不值，梁晓声和各路人士论战如火如荼，我第一次听人讨论“人性的冰冷”。
那年，我从杂志上看到，新闻评论部出版了第一本记者手记《焦点外的时空》。我骑着脚踏车逛了几家书店，终于找到了这本书，用铅笔把自己喜欢的段落轻轻画下来，其中就包括书中岩松的这篇《渴望年老》。
能在20多岁拥有家喻户晓和奖杯簇拥的声誉，现在的新闻人再难比肩，更难克制内心的欲望翻滚。
而在那时，岩松却在文字中袒露自己的忧思：“常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表扬，听多了竟有了一种被揠苗助长的感觉，其实现在都还没有资格被别人说好，大家都在赶路，离明天那个‘真正’二字，都还有一段人生距离需要填补。”
“初看春花红，转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头，韶光逝去无影踪……”柴静还记得，每年秋天，新鲜的内蒙古羊肉来了，岩松就叫上八九个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一次喝了点儿酒，看台湾民歌30年的演唱会。岩松喜欢胡德夫，一架钢琴，唱《匆匆》，泪光闪闪。
从写“渴望年老”的20多岁到44岁，岁月推搡着，“渴望年老”慢慢迎面。
他依然语气顿挫、义正词严；他包揽了几乎所有的大型直播，被媒体称作“电视老人”。新闻系学生把他当精神教父，而当期望对老面孔的崇拜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却发现没有合适人选。
他说：“我曾经跟很多年轻人说别指望我停下来等你，你必须用更快的速度超过我。”
近20年的路上，我这样当年索要《痛并快乐着》签名的80后，已幸运地成为他的新同事。崭露头角的90后、00后也渐渐熟悉这张面孔，不过，他们索要签名的书，名字更关乎心灵和信仰，叫作《幸福了吗？》。
不算特别节目，他的工作量也惊人，每周他要保证《新闻1+1》的三期直播，和《新闻周刊》的一期录播。
无数个夜晚，晚10点，他下了央视老台方楼二楼《新闻1+1》直播台，西装换为休闲服，与我们道别，披着月光，奔回东郊的家。
而找他的邀约从不间断，他不当好好先生。
抗拒名利与权势的诱惑，与各种商业活动保持距离，却尽力挤出时间，对高校的演讲邀请敞开大门。他说，他喜欢和高校学子交流，正在被知识启蒙的年轻人，即将成为舞台主角，是推动历史的最大潜力股。
直播时，他谈民主改革、制度推进、程序正义。而在高校，他的演讲题目多是“青春、信仰和幸福”。
网上，大学生们把他演讲的文字一一整理出来。我也好奇地从中打捞着另一种姿态的他。
那个他，自称“师哥”。
结合自己租八次房子的经历，谈“蜗居”、高房价，北漂与“逃离北上广”。
那个他，谈不可替代性。
“不可替代性强，获取自己更加稳定的位置和向前进的速度就更快，不可替代性需要你拥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思维方式，需要你做出与众不同的事情来。”
那个他，还讲电影。
“最高明的恐怖片的导演，都高明于此，调动你自己的想象力吓唬你自己，人生对未来的恐惧就是如此，都是你自己想象把自己吓着了。”
工作性质，决定了他要与纷繁复杂的新闻世界厮守，而他，割划出一片舒展的生命姿态。
“36岁本命年的时候，《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一下子让我把很多问题想明白了，‘无私为大私’，不是说总像我们说的要大公无私，喊口号，人家告诉你，无私为大私。当你真无私的时候，你得到的是最多的。”
那时，他一下子推掉了几个栏目的制片人职位。在央视，制片人意味着“人、财、物”大权在握，他的放弃需要多大的胆识。现在，他没有任何行政职位。
他和我们吃饭的时候，曾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过，如果当初做一些选择，可能已经是“副部级”了。
“不开车，不做官。”白岩松的母亲曾叮嘱他。她觉得这两件事都“不太安全”。从第一辆富康车，到国产红旗、银色帕萨特，再到白色奥迪，岩松说：“现在车开上了，就不能做官了。”
柴静说：“我遇到事的时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传达室里放一个袋子，让人留给我，里面装着书，还有十几本杂志，都是艺术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响到生命的丰美。”
当年，他任《时空连线》制片人时，每月会给同事发一本自己推荐的书。
在《新闻1+1》，早已远离领导岗位的他，偶尔还会给我们同事发书，书的种类很跳跃，有时，是科学松鼠会的科普书，有时，是学者的《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
爱看书，但他很少给人写书序。
在各种谋略心机、讲求实用上位的书堆中，能入他法眼的书不多。
他给证严法师、于丹的书写推荐、序。两本与心灵细语的书。
他给证严法师《静思语》一书的推荐语是：“《静思语》包含人性之间的大爱和大美。这个社会一定要找到信仰，信仰不一定仅仅用宗教去表现，但是各种宗教所蕴藏的一些东西会成为一种重要的支撑，所以我希望这本书有更多人应该读到它。”
在他给我们《新闻1+1》同事开的“后海会议”上，他多次谈到慈济的证严法师。
我的本子上记着：“佛教不需要让人顶礼膜拜，释迦牟尼给自己鞠躬，求人不如求自己，佛的理念，你心中有佛，通过修行，把佛打造出来，一个好的栏目就是让每个人通过这个栏目，把自己找到，而不是得到了什么。”
而给《于丹趣品人生》写的序，似乎也是他这两年的一个阶段性心得。
序的名字就叫作《做一些无用的事》: “太多有用的事把无用的事推到了边缘。人群中，人们只愿意结识对自己有用的人。名片上的名分决定了哪一张因无用而该撕，而哪一张又有用而该留。有用的人被人人需要，人群中有趣的人也就越来越少，甚至时间长了，我们的人生都开始干涩无趣起来。”
他讨厌干涩的人生，业务的认真挑剔，不影响聚餐中的欢腾、不影响生活气息的浓厚。
他深谙星座学。有一次到后海聚餐，他把我们每个人的星座和其特点都勾连了一遍。
他是狮子座。
他说，这是“一群人坐在车里，把方向盘交付给他会最安全”的星座。因为狮子座“有使命感，负责任，会非常认真地开车”。
在书中，总结该星座的性格特征是：“思想开放，竭尽全力冲破自己能量的极限，战胜艰难险阻，去开创光辉灿烂的新局面。经常闪烁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火花。”
他酷爱足球和音乐。
遇到“中国足球打黑”、“审判足球官员”新闻，《新闻1+1》的节目绝不会漏过。他一遍又一遍，表达他的愤怒。
他听小娟的民谣、“痛苦的信仰”的摇滚，看最新英国电视剧《唐顿庄园》、《福尔摩斯》，饭桌上和我聊话剧《喜剧的忧伤》，一部关于日本喜剧审查制度的反讽剧。
伦敦奥运会，他做《奥运1+1》节目，每天他都在选歌，用到节目短片里。我的同事说，白老师，我还跟你学会了怎么选歌。
孙杨拿了男子第一块金牌，他想到了16年前的1996年，自己采访拿了两个第四名的蒋丞稷，然后2004年的银牌，然后到这次的金牌，然后他就选了张行的《一条路》，他说，这歌配得上这16年中国游泳队的路程。
刘翔退赛，当晚节目，他第一时间采访到刘翔的父母，他给MV配的歌曲是《对你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
岩松曾经说，将来岁数大了，自己想去做音乐节目，节目会咬住人和情感这两个最关键的词，这才能真正触动观众。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在新闻节目中，开始某种“实验”。
2011年4月6日，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第一次在中国演出。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进入《新闻1+1》关注视野的题材，但是岩松在《新闻1+1》坚持做了一期另类的节目，名叫《让答案在风中飘一会儿》。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他说：“《答案在风中飘》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是1963年，现在过去了近50年。过去的鲍勃·迪伦被大家认为是反叛的，今天听来已经像励志了。一个男孩要走多久才会成为男人，炮弹要在空中飞多久，才可以终于把它禁止。那个时候听来像是躁动，今天听来已经像莫扎特了，能让你感觉中国真的变了，因为变得更从容、更自信，在文化方面更与世界去接轨。”
那天我也是编导之一，整个下午，我们从新闻记者临时转行为娱乐记者，联系各路歌手、乐评人，浸泡在鲍勃·迪伦的节奏中。
当然，他不是假公济私，他在这期《新闻1 +1》中，努力挖掘鲍勃·迪伦的社会性和新闻点，比如：鲍勃·迪伦是丈量中国和世界距离的符号之一，鲍勃·迪伦的到来是一面镜子，照到了今天的中国。最后，节目的落脚点是，从中国摇滚乐25年的发展轨迹看时代变迁。
告诉你个小秘密，他是少有的爱逛街的男人。
2009年11月，在新加坡录制完APEC节目后，他带我们去逛街。新加坡的鞋子很便宜，100多人民币一双的鞋子，样子颇为精巧。在一家几十平方米的店里，他和我们足足逛了1个小时，端详摩挲，他买了好几双，给老婆的、给孩子的，还颇有兴致地品评着鞋的花形图案。
爱逛街，也不意味着他对繁华物品的嗜好，我几乎没见过他背公文包，常常是提着一个白色的环保布袋，所有的东西一股脑放进去，“这个省事、方便”。
敬一丹这样评价他：岩松的兴趣极其广泛，虽然近视，但隔着镜片他的眼睛总是呈搜索状，什么新鲜事，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他的传播欲望极其强烈，思维活跃敏捷，状态极其投入，说话时连身体都前倾的。岩松一进门，就像带进一屋子的负氧离子，办公室的空气立马活跃起来，话题一个接一个，当然都是热门；段子一个接一个，当然各种颜色都有。
2012年1月，岩松拿了几本《新周刊》杂志分发给我们。
这本杂志，常以一语惊人的封面主题，艳叹世人，被人称为传媒界“话题发源地”。
这2012年第一期的封面，赫然写着：“做点无用的事”。
岩松颇带赞赏地对我们说，这本杂志的编辑很灵动，和他聊天时，听到自己说“做点无用的事”，就出点子，把“无用”放大为一期杂志的主题。
其中一篇正是专访白岩松，题目起的是《做无用的事，就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颗更安静的心》。
岩松说“无用论”，最爱引用这一个故事。
“我去过浙江小城富阳。那里的人们，人人都在为出自这里的《富春山居图》而骄傲自豪。仔细一聊，这幅大作，是600多年前的元朝，年过70的画家黄公望在此山居，用三四年时间完成的。耐人寻味的是，当年这幅画，黄公望正是画给道友无用师的，因此也有人称这幅画卷为《无用师卷》。然而千百年过去，那些一代又一代人做的有用的事，都烟消云散；却是当年那无用的老人，用清净的心和一根又一根磨秃的画笔，留下的画作显赫起来，终成这座城市的象征和最伟大的记忆。无用的事，真的无用吗？”
岩松喜欢的电影《第八日》，也是“无用论”的精神气质。
一个工作光鲜忙碌的成功男人，生活中却焦头烂额，在他崩溃的边缘，一个弱智的年轻人，用最简单的快乐，点燃了他的心灵情趣。第八日，就是指上帝创造的这个弱智的善良青年，他身上的人生态度。这部电影，就是唤醒我们心中的第八日。
所以岩松说，如果他去高校讲课，他想讲电影《第八日》，讲弗洛伊德，讲新闻背后的故事，认识人生、人性，流动的生活和变化中的世界。
2012年的大年初一，我收到岩松发来的龙年春节短信。
“龙年我们可以换换生活方式。做公认有用的事已太久太多，愿新的一年，拿出时间多做点无用的事。发呆晒太阳听风听自己的内心，喝茶聊闲看云看生命的喜悦，无无用之时光，定无有用之结果。相约相聚相对无用之乐之美。”
是的，对于媒体人，决定了我们“飞”不起来，决定了我们只能围着实用生计的磨盘，原地打转的，是功利的“有用”思维，缺少的是“无用之美”。
“无用”之学，对于媒体人，是一种与生命美学有关的职业养分。
三、如何领导？
“2008年会是我主持的，那个年会只剩下一个简单流程了，轮到岩松上台发言，他就说了几句话，其中一句是 ‘我们忠诚的是新闻，不是任何领导’，底下坐的都是领导，悄然无声。”这是柴静记录的岩松。
近两年的年会，我再没见到岩松的身影。
2005年至今，我参加过6次评论部年会，恶搞段落都很热闹，嘲讽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敲打领导多发点工资，但是和当年流传网上的《东方红时空》、《分家在十月》相比，只是点到为止的锐度，和蜻蜓点水般欲说还休。或者说，是娱乐、是放松，但不是解压阀，不是心之桥。
岩松说：“作为一个原来年会的重要策划和参与者，我不想在四平八稳的年会中去体会伤感，体会激情的灰飞烟灭。”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2000年，我在学校广播站，做节目推介《痛并快乐着》一书时，朗诵了这首岩松写在《痛并快乐着》书尾的诗歌。
食指的这首诗《相信未来》，恰好写在岩松出生的1968年，岩松说：“从中读出带血的乐观和深藏痛苦的信念。”
痛苦的体验、命运拐角的“美错”，对每个人都不例外。
所以他说：每个人的人生加减乘除后其实都差不多。
迈入电视圈前，他踌躇满志办报纸《流行音乐世界》，版号批下来了，创刊号各个版的内容和样式都设计出来了，然而风云突变，某位领导却给报纸判了死刑。
也许是宿命，就像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里的业务员，卖医疗仪器，却是投资家的胚子。《驯龙高手》的小男孩嗝嗝，屠龙对他是自杀，而驯龙他独一无二。
多年后，新出版的《幸福了吗？》扉页，印着仓央嘉措的诗“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这佛光闪闪的高原，三步两步便是天堂，却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过重，而走不动”。
如今，央视每年年历上，总在显著“一月份”位置的他，被人叫做“央视一哥”。
他的声音被赞赏、放大的同时，也被严苛挑剔、审视着。
当下，人人争当意见领袖的舆论中，各种偏激、片面、狂躁的情绪裹挟着，“造反就有理”和“反抗即正义”，人们不由自主地变得急躁和狂热起来。理性遭到抛弃，冷静被污名为冷血，保守成为贬义词，审慎被无情嘲讽。
有媒体问：“在庞大复杂的央视体制下，他有无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感觉？他究竟有无痛苦和分裂感？他是否矫饰过他的本来面目？”
2012年9月，《人物》杂志的文章中，这样勾勒他的先生形象：“他口吐诤言却不刺耳，他站在爱护党的立场上说话，也没有显得古板。他是理性先生。从公众形象上他是典型的半框眼镜、国字脸和正色先生，也很难说他不是狡黠先生。最终，白岩松是稳健先生和正确先生。”
他从来没离开媒体的视线，他是媒体同行永不疲倦的观察对象、行路标、风向标，采访他的记者们不用担心彼此间信息撞车，因为每次接受采访，他的新鲜观点迭出，像哆啦A梦的百宝匣。
他当然不是万能的。
他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往往是拆阅大摞大摞的观众来信。嘶嘶翻纸的声音，有时混着他的叹息，和脱口而出的感慨。
有一些观众来信里，夹着希望回信的邮票；还有爱书法的观众，索性寄来一大包裹，是几百张写着各种名言名句的书法作品。岩松让大家来看，说，你们挑选自己的喜欢的名言名句，修养心性。
关于观众来信，他曾在内部杂志《空谈》上写过一篇文章，表达收到观众来信，从虚荣感到责任感再到渺小感的心路历程。
“在根子里，我们被他们当成希望，一个哪怕不解决问题但依然是最好的倾诉对象。想到这儿，我就渺小感再度加重。‘哥们儿，别怨兄弟不挑重担，哥们儿是溜肩膀’。”
有媒体问白岩松，边界在哪儿？他形容自己在“潜行”，并不能知晓边界：“这意味着我经常要试边界，就像探雷一样，有多少探雷的人腿是被炸断的。”
他身体一向强健，除了腿上。双侧膝盖和右踝留下踢球受伤的长长的三条伤口。
有记者采访他时，让他做一份政治坐标测试，他看了一眼题目，表现出明显不悦：“我最讨厌这种测试了，我不会划分自己。”
他从不把自己划归到某一知识分子的阵营，只是不断提倡改良。
南院“精神领袖”陈虻曾说过，新闻的改革不可能是领导告诉我们：同志们，禁区开放了。永远没有这种时候。干新闻干一辈子的人会有体会，新闻的改革永远是撞击反射，不是别人给你东西，而是你做出东西，让人认可。要由新闻的从业人员自己去寻找新闻的突破。
对此，岩松有异曲同工的理解。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或许我们又到了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了。十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开启新的新闻改革，只不过是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出现，使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还不是那么自发和主动的，所以新闻也应该有新一轮的、更开放、更透明的改革。”
在《新闻1+1》的直播节目中，他的很多话，仔细听都是“常识”，但常常被媒体当做稀有的警世恒言。
比如，动车事故发生后，他在节目中说的，“现在我不敢信，不能信……要不停地、不断地、永远说真话，直到大家的信心真正建立起来。”
他的一些幽默总结的话语，也被迅速传播，“房价，总理说的不算，总经理说的算。”
节目外，他的只言片语，也常常成为显眼的新闻标题。
2012年6月，厦门大学的一个论坛上，有学生问他，对陕西强制引产七个月胎儿事件怎么看。这个学生还狡黠地加上了附带条件：“崔永元评价某事是 ‘不努力、不作为、不要脸’，我认为他就很有担当，我想请您用同样的句式，九个字。”
岩松随口回答：“九个字太多了，这不是什么政策，不是什么官员犯错，就两个字，‘杀人’! ”
他的这句话，当天就传遍微博，成了很多新闻的标题。
他担心，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很多地方底线都变成了上线，报道新闻时说真话也成了巨大的优点，甚至“说真话”成为获奖的理由。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高的道德期待，但是却拥有不断突破的道德底线。最重要是心灵变革，决策都要建立在人性基础上。人性是什么？关键看周围的东西是抑制恶，还是抑制善。”
他曾经因“说真话”，得一个外号“白文萨”。
那要追溯到评论部刚成立时期。那时的《东方时空》如同延安，但是大量的外来人在电视台内部不被平等看待，权益需要维护。他挑头成立了松散的工会，并要求与当时评论部的主任孙玉胜及其他领导对话，虽然对话现场双方都激动不已，都拍了桌子，但问题却在随后陆续走向解决。
如今，他更多想的是，拍完桌子能干点什么？他常把《人民日报》的老记者艾丰的话挂嘴边：“一个会改变领导的群众才是好群众。”
最近几年，我常听白岩松引用龙永图的那句话：“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他希望用某种双赢的方式，理性谈判。
2012年8月，伦敦奥运会归来，他把一张海报贴到了我们《新闻1+1》的办公室，上面写着：“keep calm and carry on”。他说，此时的中国和他自己，太需要这句话了，“保持冷静，继续前行”。
在《新闻1+1》的团队建设上，他提倡在这个小团队，先民后主，尊重每一个人，用民主建立制度和约束。他说：“如果在我们这个小团队里，说话都变得艰难，还想办一个期待中的栏目，门都没有。”
他还建议制片人能开出两份工资，即情感工资和精神工资。
情感工资，就是人与人不那么钩心斗角，愿意合作愿意相处，志同道合；而精神工资，便是有点理想，有点持续地想用新闻让世界变得更好的冲动，有点因此不管经历多少痛苦，还能时常收获一些小小的卑微的成就感的热泪盈眶。
于是，《新闻1+1》多了几块小黑板。有一块黑板是，每个人报自己感兴趣的自采选题，写上自己的理由，所有的人都可以写批注，还有的黑板则是大家的节目点评，无关面子，只是意见的自由流通。
我担任策划的一期节目，就被岩松在黑板上敲打过。
他写道：“策划为什么没想到用两会结束的新闻点当节目的开头？”
那期节目，是关于哈尔滨的一期暴力强拆事件。我原来设计的开头多么平庸，大意是“哈尔滨，3月14日，零下12度的夜晚，上演了一部荒诞剧，20多个头戴面罩、手持斧头、菜刀的人，砸碎玻璃，踹开房门冲进屋中，把没来得及穿上衣服的居民拽到屋外。新拆迁条例正式实施已经一年多，为何还有人如此嚣张？”
岩松最后改动了这个开头。3月14日，中国最显著的意义，不在于哈尔滨晚上有多冷，而在于两会闭幕，以及温总理那流传千古的记者招待会，意外传递重庆事件的新动态。
于是，他开篇说的是：“今年的3月14日是一个什么日子呢，大日子，今天上午今年的人大闭幕，而且通过了把保障人权都写入的新版的《刑事诉讼法》，多大的事。之后温家宝总理开了一个长达三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谈到了改革的很多远景目标，包括尊重人。国的事很大，但是对于普通的居民来说，家的事一点都不小，同样是天大的事实。因为就在这一天晚上的10点半，哈尔滨的六户居民却感觉不到温暖或者希望，他们感觉到的是寒冷甚至是绝望。”
他把两会的改革气息，与地方迂腐的暴力强拆结合对比，用“希望”和“失望”的反差，诞生了一个有力量感的好开头。
《新闻1+1》小黑板的“红黑榜”，给你如芒在背的点醒，也会给你春风拂面的鼓励。一个栏目、一个团队的成长，在这方寸间，吸取养分，才能及时调整长势，直耸向上。
“红黑榜”的最大意义，在于信息与观点的透明流通，异议能充分切磋，思维才不会钝化，理性才最大彰显。
2012年7月17日的央视新闻内刊上，新开辟了一个小版块“原文照登”，登的是岩松的文章《一封应该公开的商讨信》。
内刊的编辑很开明，先坦诚写下了开办这个版块的缘由：“岩松说，N年前，他投到内刊的一篇文章，部分内容被删减掉，从此，他把自己从内刊的作者名录中删掉。作为新闻人，我们追求至善、至美而至真。我们能保留一块小小的园地，让新闻人的理想、追求、信念和喜悦在这里自由生长……欢迎争鸣，我们原文照登。”
岩松3000字的文章，是对《新闻1+1》一期关注中央预算执行审计节目的探讨。台里的节目分析员认为：这期节目的处理有些情绪化，比如，岩松连线专家时称“我很无奈，您无奈吗？”，强化了“无奈”的情绪。
岩松在商讨信中说：审计风暴效应减弱，人们的无奈是一种社会心理共识，表达无奈是为了推动相关的改革。
“难道我提问要绕开无奈而强调一切都好吗？节目最后，我期待审计署能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您认为，我是情绪化还是建设性？”
最后一段他写：“我不同意你说话的内容，也要坚决维护你说话的权利。请用民主的方式说服我，请用朋友与同行的方式说服我，请用业务说服我！然后，我们一同快乐并进步着！”
2012年台新闻中心的内刊，有一期是纪念南院的专题。随着新台址搬迁的临近，评论部驻地，南院这个“精神地标”将只能留存心中。
其中，岩松送发的文章很特别，名字就叫《如何领导》。
“有理想，业务强，好好做人，是不是就是好的领导？表面上看，是的，甚至已经可遇不可求。但还可以额外地要求更高。打开《道德经》发现，什么样的人是好领导？受人爱戴被人尊敬排在第二位，那么谁排第一位？居然是感觉不到他存在的领导。这里 ‘感觉不到他存在’，不是无为而治，而是用完善的规章制度完成管理，领导本身遁形，不必时刻人治，事情离开你没法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