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演讲(10)
正是基于深刻的历史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列宁的理论和威尔逊的原则一直在获得新的调整。“民族”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合理概念。“民族自决”权利在国际社会也不再无条件地自动生效。北爱尔兰想“自决”，英国不答应。魁北克想“自决”，加拿大不答应。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想“自决”，美国也不答应。如果不说大部分地方，至少在很多地方，“民族”成了一个易燃易爆品，必须审慎以待。当前的“民族主义”，很大一部分不再寻求群体的聚合，而是更倾心于群体的分离，几乎只有单一的分离主义色彩；不再注重对内关切，而是更倾心于对外争夺，无不充斥着排外主义和仇外主义的气味。特别是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大浪扑来，经济发展失衡和利益分配关系剧变，正在深刻重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失去了天主教这样的全球性宗教制约系统，也失去了冷战时两大阵营这样的全球性政治制约系统，指挥中心一个个失灵，大家各行其是，各行其是又都要有个说辞，于是利益纷争最可能一一披上“民族”的战袍。
这时的“民族主义”，不仅仅经常是名实相离，而且往往是重利而轻义，隐伏着阴谋和贪欲的暗流。比如有些政客高扬“爱国”或“爱族”的旗帜，对同胞的贫困和灾难却视而不见，倒是把巨额私款偷偷存在国外，或是借战争以分军火商的红利，他们是真正地“爱国”或者“爱族”吗？又比如，某些群体在政客的蛊惑之下，己所不欲竟施于人，摆脱了异族的压迫之后，对内部更弱小的异族却又施霸道，阿尔及利亚内部的柏柏尔人，斯洛伐克内部的匈牙利人，就曾经有此悲剧。这些更弱小的“民族”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权益需要尊重和保护？
古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依血缘、语言、习俗、宗教、地缘一类根据，从而产生这种或那种共同体的认同感，不是一件特别不可理解的事情。我相信，安德森说民族有赖“想象”，大概也不能判定“想象”就是完全无中生有的虚构。但无论过去和现在，人类对群体自身的认识，都不止“民族”这一个剖面。这种叙事在一时一地的适用，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更不意味着应该永远成为我们画地为牢的神咒，成为我们思想与情感的囚笼。日本军国主义确实让人厌恶，但一个作恶的日本人，可能同时是一个男人、一个高个子、一个B型血者，为什么我们不会因此而牵怒和连坐所有的男人、高个子、B型血者，却独独要求所有的日本人为个别人的恶行承担罪责？有什么说得过去的理由么？著名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Desmond Morris)就有过类似的疑问。
在每一条民族界线的那一边，其实都有我们熟悉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有普天下人同此心和心同此理的众多同类。当代最精密的基因技术检测，也可证明他们与我们的差别，远远小于我们与动物的差别。为什么我们平时可以善待一条狗、一只鸟、一只熊猫甚至一只老虎，可以为这种善待洋洋自得大吹大擂，有时却会对另一些同类的生命体怒目相视——乃至执刀相向？
频遭外敌侵凌的时候，中国人无可选择，需要民族主义的精神盾牌，以推进救国和强国的事业。那么，当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大国舞台的时候，即便还无法进入民族消亡的融融乐园，但理性地看待民族差异，理性地化解民族矛盾，至少是不可回避的文明责任。敬人者实为敬己，助人者实为助己，超越狭隘民族情绪和培养国际责任意识，实为当今日益重要的课题。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文化和制度的资源，中国前人那种淡化民族和融合民族的历史实践，也许应该重新进入当代知识视野。中国前人那种世界主义的“大同”理想，也许有朝一日将重新复活，成为更多黑色头发之下的亲切面容，为这个民族主义喧嚣了数百年的世界，提供一种重新辨认和情意对接的明亮目光。
我们需要争取这样一种可能。
谢谢大家。
怎么赚钱
时间：2005年7月
地点：湖南汨罗市八景乡
你们要我来讲讲。讲什么呢？讲什么你们最想听？这位朋友说，你们最想知道怎么赚钱。那好，今天就来讲讲赚钱的方法。
要赚钱，首先要会算账。你们都很会算账，但有几笔账可能没有算？
第一，身体健康就是赚钱。现在医药费太贵啦，你赚了个几万、十几万，可能一场病就落得个倾家荡产，所以因病返穷已成了我们这里贫闲的第一位原因。二十几岁就血压高，四十几岁就中风瘫痪，什么原因？与烟酒无度乱吃乱喝有没有关系？与你们荒废了油茶、不种油菜、常年大吃猪油有没有关系？与你们不注意学习保健常识有没有关系？与小孩子买零食不警觉伪劣食品有没有关系？你们看看智峰乡、三江镇那边，黑烟滚滚，烟囱林立，毒气呛人，因为很多人在那里做垃圾回收生意。他可能会赚到钱，但空气和水的污染闹得一家家生病，到底合不合算？
第二，教好子女就是赚钱。俗话说得好：穷人怕崽大。儿女好，穷家可以变富，反之富家必然变穷。人都是要老的，教好子女是父母最觅要的中长期投资。有的人丢下孩子不管，到城里去赚钱。就算赚了大钱，但一个孩子吸毒了，或者一个孩子进监狱了，全家生活从此暗无天。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教育子女尤其要重视品德和性格。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在对上司和下属没有责任感之前，首先是对父母没有责任感，拿父母当实践对象，你要他们到外面去占便宜，但这样的人，人见人防，人见人厌，是长沙话说的“不带爱相”，到哪里都是一团毒，能有多大的发展前途？结果，在外面玩不转，只能回家来当血吸虫。家里有了这样的血吸虫，你留下十万、几十万也没有用，管不了他一辈子的。因为只要一个主意拿错了，所有的钱一夜之间可能打水漂。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第三，警惕时髦就是赚钱。绝大部分时髦都是商家制造出来的，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要你不买十块钱一件的衣，要买一千块钱一件的衣，其实两件衣都只是保暖，样式差别也不大。还有些舆论，今天说双眼皮漂亮，明天说单眼皮漂亮；今天说红头发漂亮，明天说绿头发漂亮。你要是信以为真跟着跑，就是中了人家的奸计，傻乎乎地给人家送银子。有些电器产品，好几代的升级技术早就有了，但商家保密，不一次性推向市场，而是一轮轮来逼着你升级，一轮轮来掏你的腰包，使你本来只需要一个手机的，到头来买了五个手机；使你本来养了五头猪的，到头来等于只养了一头猪。你亏不亏？我们那些辛苦在城里打工的人，一年没有挣多少钱，回家的时候把钱换了些城里的时髦玩意儿带回来^看到那些不实用的东西，我都觉得亏。
第四，简朴生活就是赚钱。花红一吋，草绿四季。这句俗话说出了生活的大道理。富豪奢侈之家的抗风险能力其实最弱，因为成本太大，摊子太大，船大了不好掉头，爬高了摔得最痛，所以说富人是高危险行业，也是高烦恼群体，连每天吃饭都没有我们吃得香，一餐餐吃得皱眉头。这是一定的。经济学家说，这里有“边际效应”。你们不懂这个同，不过不要紧，你们只须看一些事实。比方富人家的孩子是比较难教好的，因为他缺少汛么。富人家也最容易成为犯罪的目标，因为穷人没什么油水，罪犯找你干什么？在这一点上，安全感也是钱，比方说是养保镖、养大狼狗、砌高墙的成本。富人有了钱还要玩乐，开着车来我们这里看山看水，大惊小怪，享受大自然，但你们不花一个钱，天天都在享受这一切，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样穷？富人有了钱还要健身，买个会员金卡，吃饱了就去健身房活动筋骨，出一身老汗，但你们不花一个钱，天天也在活动筋骨和出汗，为什么就觉得这不是钱？
最后一点，是说给五十岁以下的人听的：勤学多思也是赚钱。五十岁以下的人记忆力强，应该抓紧时间学点什么。据我观察，现在很多人不能生财，生了财也守不住财，主要原因是上当受骗。做生意上当，买私彩上当，买东西上当，进医院上当，找工作上当，走后门拜门子也上当——有些贪官污吏也没几句实话呵。市场经济以城市为先导，很多新事物首先是从城市里开始的，乡下慢了一步两步，普遍经验不足，以新手对付老手，不就很容易被人家吃掉？在经济学上，这叫“信息不对称”，尤其是城乡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就是说，你有信息，我没有信息；你经验多，我经验很少，双方表面上看起来交易自由，在实质上却很不平等。所谓市场经济，很多人牟取暴利不靠抢，专靠骗，靠的是这个“信息不对称”。比方说产品广告吧，它把好处都说了，把缺点都隐藏着，让你傻乎乎地乱花钱。这还算是合法的行骗，但就原理而言，与非法行骗是同一回事。因此，大家要善于学习，要动脑筋，首先要学会防骗防宰。前不久不是很多人“买码（买私彩）”大栽跟头吗？想一想，为什么这些事在城市里少见？为什么那些“码老板”最喜欢来乡下蒙人？其实，只要有点基本的算术知识，也算得出这是个陷阱。在这里，我建议大家以后少打点麻将，多读点书报，多接触点高人。看电视时少看点武打片，多看些长知识和学本领的节目。不光要学科学技术，还要学习法律政策知识，市场经济的知识，包括学会辨别和判断各种宣传，这样才能缓解“信息不对称”状况，减少自己的无谓亏损。
说的这些，是在座各位都能做到的，不算怎么难。这样说，是希望你们能赚到钱，如果赚不了大钱，至少能赚到小钱，更重要的，是赚来金钱买不到的人生重要财富。
谢谢。
文学：梦游与苏醒
时间；2006年7月
地点：上海上海大学人文学院
向大家学习。这个文学是最不好讲的，所以我接到这个约请的时候犹豫了很久，不该知从何讲起。
大家看题目。题目叫“文学：梦游与苏醒”。所谓梦游，就是指一种半醒半睡的状态，看起来是大活人，实际上是一个昏睡者。这个意象也许有点像现在我们的文学：看起来很活跃，很繁荣，但可能并不清醒，甚至病得不轻。我接下来分四个方面来谈：
文学的第一个旧梦是“精神导引”。曾经有一句通俗的话，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这里引了两条经典语录。同学们英语都很好，肯定能看得懂。第一’条是：He gives his reader pleasure at the same time as he instructs him·这是罗马时代大学者贺拉斯在《诗学》里的话，可译成中文的“寓教于乐”。他强调“教育”和“教化”，把文学家当作老师。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柏拉阁在《理想国》里说：…representation is a kind of game，and should no tbetaken seriously。他说“表达”不过是是“游戏”，我们不要过于“严肃对待”。这与我们现在很多文艺家的“游戏说”是相通的。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争论。孟子说：“闻其乐而知其德”，把音乐和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引出宋代周敦颐提出的“文以载道”，都是一个思路。当然也有相反的观点，比如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这个老子是不是有点接近于柏拉图？他是不大看得起文学艺术的，是把真、善、美割裂开的。包括我们在座的这些文科生，我们这个学科，原来差不多都是被柏拉图和老子给予轻视甚至蔑视的。
中世纪以后，欧洲人对上帝的信仰受到动摇，就像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正是上帝之死，使文学临危受命，接班上岗，在一段时间内承担了强大的精神引领功能。像雨果和托尔斯泰，他们的名字都曾经被分别用来命名主义，叫“雨果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他们是整整一代或两代人的精神领袖，是民族的灵魂，受到各种美誉和崇拜，差不多是“上帝的代用品”。他们的艺术成就并非无可挑剔，比方雨果在法国一直伴随着争议，有些人会说雨果太煽情，其实不高明。但不可否认的是，雨果是法国人乃至欧洲人在那个时代的太阳，是价值和真理的权威性标尺。托尔斯泰也不是尽善尽美。有一次我搬家清理书籍，发现一本托尔斯泰的书，顺便翻一下，发现他的文字不怎么样啊——当然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后来我请教了一位俄国文学专家。他说托尔斯泰的语言在当时俄国也有非议，有时是松松垮垮拖泥带水的那种。但不可否认，托尔斯泰是那个时代的准上帝，对人们的精神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