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典】

京城清流博声名

张之洞行知进退，虚怀若谷，博得京城好声明，可说明此爻爻义。

晚清人常说，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其实，张之洞有学也有术，其术道还挺深。同光之际，清流是朝廷的一景，人称“青牛”（时人以清流谐音喻此辈），经常激浊扬清，讥讽时政，抨击权要，尤其好跟那些办洋务的地方督抚为难。张之洞在京城做清流的时候，一向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影响可见一斑。可是，这个“牛角”，并没有因此丢了乌纱。

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激起众怒，乡民进城申辩，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四百余人，酿成特大冤案。由于事情牵连西太后尤为宠信的吴棠，任凭言官怎样弹章交加，朝野上下闹翻了天，连外国人都知道了，就是不予平反。张之洞出面，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人孙定扬定罪，结果，立竿见影，按张之洞的建议，冤案得以昭雪。

1880年，宫里出了一件让朝野大哗的事件，事情不大，却关乎西太后的脸面。一天，西太后让太监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送几盒食物，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规矩携带腰牌，宫里也没有事先跟守门的护军打招呼，结果，护军不放行，太监恃宠，跟护军吵起来，愤激之下，摔了食盒，回去报告老佛爷，说是护军无礼，不仅不让他出去，还砸了东西。西太后闻言大怒，立即下令罢免护军都统，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审问。由于事关有点跋扈的太监，所以，朝廷自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以下，反响强烈，一致认为西太后处置不当，西太后对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坚持要那几个可怜护军的脑袋。

最后，还是得张之洞出面。他不像众多谏官，一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的跋扈，暗示西太后宠信宦官，而是以嘉庆时林清事件为前鉴，说明宫门护卫制度严格的必要性，说得入情入理，西太后不由得动了心，最后，护军得以保全性命，涉案的太监受到惩罚。从这两个例子看，这个“青牛”的“牛角”，不但没有把人抵痛，有时，正好搔到痒处，无怪乎人家一直官运亨通。

对于张之洞来说，进入翰林之列后，为官第一阶段的目标，自然而然是要博取名声。博取名声的关键在于敢说话，所以，必须要挤进清流之中。

博取名声的时候，也不能忘记事功，否则，博的就是空名。像吴可读那种为了阻止西太后立光绪为帝，以死犯谏的傻事，张之洞是绝对不会做的。当然，敢说话自然有风险，但后面的利益也大，关键在于怎么操作。

张之洞做清流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不仅了解西太后的秉性，而且洞悉每件事情的要害，进谏时，不仅能以情理动人，还提出切实可行的处理方案，而不像别人那样，喜欢说教，用大帽子压人。

外放之后，张之洞做官的目标从博取名声，切换成博取事功。历史上，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的表现，应该说是不错的，属于想有作为，且有作为的官员。很快，他就成为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在为国家着想的同时，他一样看重身家利益，事事精于计算，即使天塌下来，他也不会被埋进去。

在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张之洞实际上是支持变法的。梁启超以一介小小的举人之身来见，他恨不得打开总督衙门的大门，鸣礼炮迎接。他倡导“中体西用”，“西用”的范围，本来就是一个可以自如伸缩的大筐，所有的变法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实际上，维新派也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没有办法反对。这种提法，却让西太后听了很受用，为自己留了后路。

显然，他不像康有为和梁启超那样天真，非要捧着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闹变法，在太后和皇帝之间，他的态度总是平衡的。

大概他是最早看出变法的真正症结，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的权力纠葛的人。因此，他不仅把自己的得意弟子杨锐送到北京的四小军机，力图维护太后和皇帝之间的平衡，而且还不像比他低一级的同僚、湖南巡抚陈宝箴那样，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实心实意地投入变法，搞得动静特别大。后来西太后一怒之下，发动政变，桃子、杏子一起数，将杨锐一并杀掉，张之洞却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依旧好官照做。

接下来，张之洞亲手扑灭自立军起义，将自己的另一个学生唐才常的性命送掉，毫不手软。不久，又在武昌识破导致官民恐慌的“假光绪案”，将长得很像、演得也很像的假光绪押回北京，避免了西太后的一次统治危机。

就在西太后和其他人以为张之洞已经变成死心塌地的保后派的时候，北方闹起义和团，杀洋灭教，西太后认为西方列强支持光绪，信了义和团的“神术”，愤而支持义和团，公开对列强宣战。

在这种关键时刻，张之洞公然抗命，拉上刘坤一、李鸿意和袁世凯，跟各国的领事搞起东南互保，跟老佛爷唱起了对台戏。

有野史说，抗命之时，幕僚草拟的奏章上有这样的话：“臣职守东南，不敢奉诏。”张之洞言道：“这老寡妇，得吓她一下，改为臣坐拥东南，死不奉诏。”

不管这事真假，反正张之洞带头不理会老佛爷的“乱命”，一任“老寡妇”被八国联军蹂躏，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老佛爷和光绪皇帝没有逃出来，或者逃出来后，死在乱军和义和团之手，也只好让其听天由命。

在张之洞看来，站队选择西太后，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姓叶赫那拉，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只能站在优势者一边。如果朝廷当政者真的昏了头，跟列强作对，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多半跟领兵出征的李秉衡一样，死在洋人的马蹄下。这种事情，对于一世精明的张之洞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干的，到了这个地步，名节又是第二位的。

张之洞的精明，还体现在谨慎小心上。为官多年，他从来不肯弄险。有一则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张之洞被调往京城，明摆着是入军机，但在任命诏书没有下来前，他到了军机处的台阶前，任凭里面的张百熙百般呼唤，就是不肯踏上那一块豆腐高的台阶半步。

当年，雍正设立这个机构的时候，曾有规定，非军机处的人，不论官衔多大，只要非请踏上军机处的台阶，一律杀头。到了晚清，这个规矩早就没有人理了，但张之洞依旧如此较真，可见其谨慎非同一般。

后世史家将张之洞划归洋务派，或者地方实力派之列，但是，他跟自曾、左、李以来的一班跋扈的督抚大不相同。虽然他坐拥东南，兵马、人事、钱粮大权在握，办工厂、练新军都是大手笔，但却很少将他办的事业，看成自己的夹袋中物。编练完全洋式的新军，他跟小站练兵一道起步，调离两江总督任后，就将辛辛苦苦练成的自强军留给刘坤一；回到湖广任上，又练成湖北常备军，1906年，调京入军机，再次将军队交给别人统领。里面的缘故，很大程度上在于他的谨慎小心，他不想在朝廷或者历史面前，留下任何一点可能危及名节的把柄。这跟扑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遣散湘军是一样的用心。忠于清朝是他精心维护的名节之重心，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想令其染上任何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