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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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孙中山的提议(3)

但实际情况是,虽然戒备已经十分森严,但也没有能够完全保持住法律的尊严和秩序的稳定。俄国人和由俄国人培养出来的中国人,他们正在忙着扩张势力,包括极端工会和极端农会。这时的香港罢工联合会,对由其他工会组织的一切罢工运动和所有的反对活动一律表示赞许。如果想通过增设警戒、组织搜查、限制交通等方法抵抗这些工会组织,即便有尖锐的武器助阵,也不会有好的结果。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引发起一场规模庞大的反革命运动,从而导致意在扫除北方封建军阀的北伐运动失败。

可这时的北伐运动势在必行。广州和各地的军队,都已聚集在市区周围,他们蓄势待发,决定一举攻入北方。如果此时军队还在原地待命,以当地的民力、财力绝对负担不起如此庞大的军队,所以当务之急,必须尽快攻打城池,寻得立足之地。还有一点: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在原地驻扎,苏联对国民党的支援很有可能会戛然而止。因为苏联的目的,是想让全中国都陷入不利和混乱之中,并且希望美欧的条约国在中国的势力感受到威胁,不再试图抵抗。当然,也不是针对所有的条约国势力,只是侧重于分布在沿海和内河各个港口城市的外国势力。

当时,各股势力都把精力放在了国民革命军上,包括他们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所以,也就无暇顾及广州之外各个地区的秩序问题了。那些为北伐革命倾尽人力财力的地方,在付出的同时却不能得到相应的照顾。

广州市本是由河流沉积作用形成的平原。风景优美的白云山,一直都是广州市民野餐和远足最中意的地方,它距离市区只有五英里。但是这种情况到1926年春天时便没有再出现了。因山上土匪太多,已经没有人敢踏进那里半步。曾经,这里的有钱人家也喜欢在沙面岛和广州的江边游玩。江上装饰华丽的小船数不胜数,可1926年时,因江上的土匪和海盗太多,小船都在江边烂掉了,人们再也不敢在江上游玩。广州基督教学院(后来的岭南大学)与对面的广州市区只有一英里半的距离。在这仅一英里半的海面上,来往于广州江边和广州基督教学院之间的定期渡轮,曾经两度被江匪抢劫掠夺。

广州刚进入夏天时,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事件,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也是难以解释的。但是,居住在沙面岛的我们,却可以时时感觉到广州城内的激动。对面桥头的士兵有时会连着好几天都不让行人通过。在广州市区街道上,大白天里经常会出现空荡荡的场景,可接下来,就会听到十分紧凑的机关枪声,街上不一会儿又会变得熙熙攘攘。有时候,市区也会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游行活动,规模十分庞大。我刚刚结交了一位中国朋友,听从他的劝告,每次出现示威活动时,我都会躲在沙面岛的公寓里不出来。

5月14日那天的情况有些不同寻常: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可具体要发生什么事,却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只听说共产党在谋划一场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力的运动,规模还挺大。蒋介石的四万名亲近部队,在第二天一早,就把广州市区给戒严了,掌握了这里的主动权。市区每条街上都安排了防卫军人,他们不停地在街上查看。很多交叉口的位置,都有重兵把守。凡是归政府所有房屋的每个窗口上,都能看到里面露出来很多刀和枪。天黑下来的时候,街上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那些共产党人,可能也察觉到了不妥。他们都隐蔽了起来,接下来几日,便陆续离开了广州。

当时的局面非常不吉利,有些地方既让人心存戒备又感觉不痛快,这是外国人的想法。政府的一些处事方法像极了美国黑社会的一贯做法,但是比他们更让人恐怖:把鸦片的买卖行为和经营赌博的范围发展到了最大限度。同时,政府还把反对外国和反对基督教的行为进行了公开化的宣传。中国的未来被当局政府搞得有些堪忧。他们还批准了梧州和广州罢工人员的请求,允许他们将教会诊所关闭,不许这些诊所接诊。这些罢工人员都支持改变传统社会秩序,他们还在医院外面设立了警戒线,断水、断电、断粮,把病情严重和生命垂危的病人都遣送到家中。同时,他们还采取强制手段将广州一个精神病院里的人都赶了出去,并且把医院中的精神病患者,男女大约有三百多人,全部轰到街上就不管了。对很多较大的错误,广州政府和国民党当局也都置之不理,这种举动让人们感到非常惊讶。

我虽然一直处于这些复杂的事件当中,可由于来自外国,我没能及早地觉察到蒋介石的真正用意。事实上,蒋介石正在和他的政敌进行赌博,而赌注就是全中国的统治权。刚开始,他们必须抓紧时间,尽快将中国从外国人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双方都在排除万难,想尽办法,希望最大限度地得到苏联的援助。

国民党当局早在1926年春天,就已经预先想到,他们和苏联人以及中国共产党不可能长期合作。而真正的分裂是在一年以后。决裂之前,蒋介石要征服北方,进而统治全国,他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因此,还需要得到苏联的帮助。他必须攻下长江流域,而且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人抢夺政权之前。结果,他以微弱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可同时也将仇恨埋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蒋介石的所为引发了内战。这场内战直到1936年12月底才宣告结束。

广州的局势虽然动荡,现象也很惨烈,可是却能让人感觉到,这里即将会有举足轻重的事情发生。领袖不仅在部队赢得了军心,还得到了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推崇。我曾经看到过美国士兵参加欧战时的献身精神,那是在1917年和1918年。这种为讨伐异端教派而献身的精神,在这一年初夏时又出现了,地点在广东。这种精神让我大为震撼,它重重地触动到了我的新闻敏感。因为,这些致力于讨伐的战士,不仅要把英国的影响驱除干净,还要将美国的影响彻底地驱除出他们的祖国。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中国南方发展如此神速,可美国新闻界却丝毫不为所动,不能不让人感到心痛。

现在回想起我刚来到广州时的几个月,由于不懂汉语,时常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之中,再加上每天的环境都极其恶劣,对发生的事情总显得有些应接不暇,时常会有身在睡梦中的感觉。

白种人初到广州,首先要接受气候的考验。尤其是春天和夏天两个季节,空气潮湿,天气闷热,身处其中,有如蒸笼中的馒头,湿热难耐。一般情况下,上午的时候,阳光灿烂,湿气太重,空气像吸满了水的海绵,而且没有一丝风。午饭过后,通常是西南方向乌云密布,不久,闪电飞光,雷声轰鸣,狂风骤起,暴雨如注,这种雨会一直持续下两个小时。让我感觉奇怪的是,雨下得越大,人们不仅不会越凉爽,反而会越发闷热。

这里没有一件东西是不带潮气的。就算是在开阔的走廊上,如果你放上一个垫子,它很快就会发霉。即使你不分白天黑夜地亮着电灯,你壁橱和衣柜中的衣服也照样会变潮。如果你的皮鞋二十四小时以内没有动,它上面就会出现一层白毛。

晚上还算是比较凉快的,就是床单湿得简直可以拧出水来。痱子、脚癣、金钱癣等皮肤病在白种人中随处可见。

每到傍晚来临的时候,蚊子就开始嚣张起来。晚上一般是没有办法在床上安心读书的,因为蚊帐外面的嗡嗡声,会把你搅得极不耐烦。傍晚时,如果我们在泰森斯医院打牌的话,为了不至于被蚊子吸干了血,每个人的脚上都要套上一个大枕头套,大腿也要装在里面,这样还不够,桌子的四个角上还要都点上蚊香。

如果你想让衣服保持干净,每天至少要洗两三次澡。身上不停地流着汗,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情况更加严重,当你拿着书看时,你的手上就会染上书面的颜色。每个人都会在打牌时,准备一条小毛巾,一个劲地擦手。

如此艰难的生活,却没有可以作为补偿的东西,只能有机会时去一次香港,可以吹吹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也可以在浅水湾游游泳。还有一件事是能趁机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罐头食品和新鲜蔬果之类的东西。

广州城内已经没有值得欣赏的景色了。白云山风景迷人,而且就在几英里之外,尽管如此,没有人敢踏进一步。城中只把几个城门当作古迹留下了,突兀地立在那里,其余的旧城墙都被拆光了。政府最近还加宽了很多街道,但都坑坑洼洼,高低不平。

街道两边新落成的建筑物和铺面,只是就着原来简陋的条件稍加装饰而成,其样式既不像中式的也不像西式的,只有一个“丑”字可以形容。旧城区的街道上乌七八糟,肮脏程度不堪入目,处处又湿又滑,泥泞难行,而且就像敞开了一条阴沟似的,臭气熏天。不仅如此,街道还非常狭窄,如果有两抬轿子同时进入,想要交错而过也是十分不易。车子也无法从街面上通过,因为这里高低难行。我永远都无法习惯街道上的景象:为了能得到点施舍,那些乞丐、残疾人、橡皮病患者、麻风病人、梅毒携带者一群群、一队队地跟着外国人,把自己身上的脓毒和烂肉展示给他们看,嘴里还在不断地念叨着什么,这样一幕幕的情景经常会出现,让人极端厌恶。

可是,这一切现象的背后,又是非常现实的生活,是令人奋进的目的,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进取心。这个古老又拥有着众多人口的民族已经开始觉醒,而且充满着愤怒和疯狂。这种情况不论好坏,它都在促使着一场重大事件的形成,而且是难以压制的。这种环境让人感觉不安,可我是不会因此就离开中国的,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因为我已经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新闻故事,虽然我会时常想起自己的家乡,那里的城市比这里整洁,人民比这里干净,还会想起加州海岸的金色沙滩,爱达荷州山上的松树林,遥远的这一切有时让我思念得难以忍受。

军队从6月中旬时,陆续从广州城中出发,开始北上。北伐战争即将开始。我向国民革命军提出了申请,想和他们一起北征,可是却被他们一口拒绝了。一天又一天,他们登上火车,我却只能看着。这些人大多身材矮小,身上的棉制服不是偏大就是偏小,除了脏灰色,就是土黄色,脚上穿着草鞋,几乎没有显眼的地方。我有一次跟着列车,一直到了铁路的尽头——其实离广州市区只有大概八英里远。我亲眼看着部队毫无秩序地向山中行去,走过的地方大多只是曲折而狭窄的小路。目睹了这一切杂乱无章的举动,我感觉北伐的希望很渺茫,像是没有结果的愚蠢举动。一时间,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盲目热情,是不是在欺骗自己,或者是在被别人欺骗。

6月底的广州就像一只柠檬,被榨干了汁水,全然没了滋味。广州城一下子失去了生机。

我把发霉的衣服收拾好后,告别沙面岛,去了香港。我登上北去的轮船是两天以后了。经过一路航行,我终于在7月4日,第二次来到了上海。到了后,所有人都对我问候,内容大都如此:“还以为你早回美国了,原来又跑到了广州。你这段时间不会一直都在那吧?我的天,你在那个地方都做些什么?……哦,那些人总喜欢自食其果。我看这次又会和以前一样,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出乎这些人意料的是,不到一年后,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为了预防蒋介石的大军对外国租界不利,将慌忙往上海调遣三万人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