蠡园惊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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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创业“福新”几度寒暑几度春(2)

“福新面粉七厂开幕于民国九年九月间,在上海英租界大通路底,坐南面北,南接新闸路,北濒西苏州河,地当水陆孔道,交通便利。全厂面积共约三十余亩,厂房为八层楼,长二百十六英尺,宽五十三英尺,高一百十二英尺。全部墙壁及梁柱,纯用水门汀和钢骨筑成。凡保险门、安全自来水龙头等,各层设备俱全(屋顶更有蓄水柜,可容水量一万加仑)。公事房在其北。其左右两旁,为一二三四五号粉麦堆栈,均平其顶,以备夏秋间晒麦之用。由二号栈斜达河岸,悬架空中,形如天桥者,麦粉输送机也。厂中机器,均购自美国,全部原动力,为六千伏,而次高压一千二百匹马力之大马达亦系美制构造,均极精良。每日夜共计用麦七千担,出粉一万四千包。商标为绿兵船、绿宝星、红绿天竹、红绿牡丹、红蓝福寿、绿渔翁等。所用小麦,均选购大江南北各产区最良之品,而于制造方法,尤力事研究,精益求精,故所成面粉色白而质韧,经线长而酵素足。六七年来,推销日广,凡国内各省南北洋诸大埠及东瀛、西欧,莫不争购兵船、宝星、天竹、牡丹、福寿、渔翁等牌面粉也。……每月制成面粉达四十余万包。若合福新八厂及茂新四厂而并计之,每月共有二百四十余万包,实占全国粉厂面粉额之过半数焉……”【注:王禹卿,《上海福新第七面粉厂全图·序言》。】,完全是面粉业大佬的气势了。

1921年又诞生了福新面粉八厂。这个厂子也拥有八层厂房大楼,安装了直接向美国订购的新式面粉机3000筒,一日夜可以出粉11000包(第一批订购的是美国爱立司厂的粉机2000筒,后因福新二厂失火,损失颇重,此2000筒到货后先归二厂复厂使用了)。第二批订购的3000筒机器分两期安装完毕。福新八厂也在苏州河边的莫干山路上,与福新二厂、四厂连成一片,厂区东西距离长达1300米,很有气魄。

至此,一条不长的莫干山路,简直成了中国的一个大面粉基地,占据了苏州河一个美丽的“三角洲”,因为除了福新公司系统的三个面粉厂,还有安徽寿州孙家的阜丰面粉厂和信大面粉厂,这些面粉厂都排在这个“三角洲”上,每天进进出出的全是满载面粉包的卡车。苏州河里来来往往的船只,除了隔壁阜丰面粉厂的,几乎全是福新面粉公司的,机声、车声、船声,呼应一片,颇为壮观,实为大上海十里洋场原动力的一个缩影。

王禹卿的社会联系非常广泛,办企业的闯劲似乎永无止境。1920年6月,他还租办了元丰面粉厂,并与香港裕和洋行订立了代理经销合同,开始开拓香港市场。

由此可知,最初仅有4万资本的福新面粉厂,仅仅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就摇身变成了八座工厂,形成了福新面粉公司系统,在全国各产麦区还设置了二三十处小麦采购庄和面粉销售、批发部,已经拥有了250万元资本,是当初起步时的62.5倍,日产面粉能力达到70500包,俨然中国面粉企业的龙头老大了。

到1928年,茂新、福新、申新公司纪念三十周年的时候,福新面粉公司已经拥有610万元资金,职工1500余人,粉磨280座,平均每日用麦36200担,生产能力占全国民族面粉工业的31.4%,加上茂新系统的几家面粉厂,生产的面粉已占全国总量的半壁江山,由此,“面粉大王”的桂冠,荣家兄弟就戴定了。

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为福新面粉公司奋斗了一辈子。抗战之前,曾外祖父王尧臣一直担任福新第一、三、七厂的经理,他克己奉公、严于管理、不徇私情,在整个系统中是出了名的。其胞弟王禹卿则是福新面粉公司的经理兼福新面粉七厂的副经理(最初是当经理),他锐意经营、长袖善舞,长于宏观掌控、资金调度和对外联络等,是整个福新系统的灵魂,凡是发展大计几乎都出自他的创意。王家兄弟相互尊重、相辅相成,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他们颇以经营面粉的成功而自豪,业内人士无人不明白他们在荣家企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荣宗敬先生担任了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兼任所属各厂的总经理,但因为后来申新棉纺织系统的规模逐年扩大,麻烦也逐年增多,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纺织厂的管理和资金调度上面,荣德生则专管无锡的申新三厂和茂新系统各厂,因此长期以来,福新面粉公司实际上主要是由王禹卿、王尧臣来掌控和运作的。

每一分成功都有百倍汗水

事业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除了天时地利人和,更重要的是人的心血和汗水。

王禹卿非常注意掌握市场动态,包括与市场有关系的各种信息。他每天早上都要从收音机里听取国际经济行情的节目,详阅各个分庄寄来的“号信”(销售情况报告)、各厂各种面粉的产量,研究当天取来的“粉样”。中午则要听取各厂负责人的报告,分析交易所的行情,以及时局的动态等等。一旦遇有市价大涨或大落,就随时用长途电话与各麦庄或分销处联系,部署应对。他的消息十分灵通、可靠,分析也相当到位,所以常能做到举措得当,应对及时,在别的厂家措手不及的时候,福新公司却能泰然处之。

那时候自然没有电脑,也没有信息发布会。关于他的消息灵通、可靠,仍旧用得着那句俗话:“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王禹卿的朋友遍天下,很多人在要紧的关头愿意出来帮他的忙,原因之一是他善识人头,不亏待朋友。他非常重视朋友们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善于窥测市场动态,即便是一般商户和掮客、跑街,也不惜多方设法笼络,因而信息来源非常广。

他深知办面粉厂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巩固麦源,小麦的供应要稳定、有效,他在这方面动了不少脑筋。比如,每年新麦将要登场的时候,他就与金融界的朋友及时联系,调集资金,抢先订货、购货,在资金上不让对方吃亏,以保证新麦一登场,就有源源不断的新麦输入福新的麦仓。到了入冬以后,小麦市场已经青黄不接了,当年的洋麦要到年底才能运抵上海,有的工厂因原料用罄只好停产,而福新各厂仍能继续生产。

在面粉的销售方面,他不惜以高佣金来招用掮客、跑街等居间商人。按当时的行情,同业中的常例是,每销售一千包面粉付给佣金2.92元。王禹卿为了吸引各帮商客打开新的销售区域,在重要的地区,把佣金提高到每千包8.19元,等销路逐渐打开后,再逐步把佣金降低。

自然,把好面粉的质量关始终是第一位的。王禹卿经常到工厂生产第一线视察,听取各方反映,了解真实情况,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他常与制粉工程师一起研究面粉的质量问题,和办麦主任汪子东探讨各地的采购计划,力求在各个环节上都把好关,不致误事。

关于面粉的质量问题,内行们都知道,一方面是与加工过程有关,但是小麦原料本身的质量也是关键之一,有了好的设备和面粉厂,还应当有上好的原料才行。我国国产的小麦一向“筋线”不足(也就是“筋道”不足),粉色的洁白度也差,出粉率也不如洋麦。有的面粉厂如阜丰面粉厂,为了保证面粉质量,每年不得不进口相当数量的洋麦,与国产小麦合在一起加工,这样质量提高了,而成本也必然提高了。

另如福新三厂的进口设备,原定面粉机600筒,按照国外技师的说法,开足马力每天也只能生产2400包面粉。王禹卿觉得这与设备原来的设计能力相差太远,就和面粉工程师暗中摸索,终于发现了问题,主要障碍是清麦环节跟不上。外国设备是按照外国的小麦品质来设计、定制的,而中国的小麦由于产麦区分散,各地自然条件相差很大,小麦品质不同、杂质较多,所以清麦设备跟不上清理,只能将麦机关小,产量自然就少了。查出了问题的症结,王禹卿对症下药,添置了立式打麦机、风箱等设备,加强了对小麦杂质的清理,这么一来,产量大为上升,每天可出粉3500包了。后来经过进一步改进,采用了本厂工人根据进口设备仿制的圆筛、荞子机等辅助设备,可以有效地去掉小麦中的荞麦和雀麦,结果效果很好,使得小麦干净清爽、粉色洁白,每天的产量提高到了4500包,较原先的产量提高了一倍。如果用这样的设备做洋麦,产量可以达到5000多包。

王禹卿在办厂的同时,在同行业的协会组织中也发挥了不少积极作用,改革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陈规旧矩,促进了行业的整体发展。比如,我国机制面粉,过去每袋净重都是50磅,而进口的洋面粉每袋则净重49磅,为了与洋粉在价格上竞争,他提议国产面粉也应当采取每包净重49磅,同业人士一致赞成,所以自1924年5月起,国产面粉一律改为每袋49磅。又如,关于小麦麸皮的处理,过去的办法都是通过中间人承包转卖,供饲养家畜之用。后来化学工业、食品工业发达起来了,可以从麸皮中提取特殊的营养素,可以作为营养类药品的原料,因此需求量日增,甚至可以出口国外。王禹卿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后,就把给麸皮中间商的权利收回,把麸皮直接售给专门客户,增加了企业的收入,并把这个做法介绍给同行业,使面粉行业全都受益。

所以王禹卿在同行中也享有盛誉。他曾对面粉公会的会长顾馨一说:“同行之间,竞争则两败俱伤,团结才能共同盈利。”所以他从来不做拆人家台抬高自己的事情,对行业的共同利益多有建议和维护,因此得到了行业内人士的尊重,大家几次要推选他担任行业工会的负责人,可是他不愿出头露面,一再推让别人,遇事宁可躲在幕后策划。

与荣老板不同的管理方式

荣家申新系统的一位老人、当过荣德生先生秘书的朱龙湛先生,生前写过不少关于荣家企业的文史资料,其中有一段话十分耐人寻味。他说:“数十年来,荣(宗敬)所主管的申新厂内,职员贪污舞弊、营私投机、亏空企业巨款者,迭有多起,而福新厂内是绝无仅有的。”“在‘茂福申新’整个企业的经营过程中,荣氏主管的申新棉纺织企业,由于经营上的投机性和人事管理上的麻痹性,几度遭遇投机失利和所托非人,发生了浮冒舞弊情事,以致企业受到重大损失和牵累。而福新在王禹卿对职工的严格要求、相互监督的制度下,没有发生过什么差错。在福新企业里也没有派系之争,更没有相互勾结、营私舞弊之事。荣、王二氏经营管理方式方法上的不同,有人比诸汉代两位名将——李广和程不识在治军上的不同。一个是行军简易,一个是严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治军簿,彻夜至天明。”【注:朱龙湛,《王尧臣、王禹卿与福新面粉公司》。】

这既说明了王禹卿与荣宗敬在管理方法和效果上的差异,更说明了王禹卿的管理方法是以严格和规范取胜的。福新面粉公司有一整套管理制度,十分严密,供销和财权都集中在福新公司,下面各个厂只负责生产、劳动和原材料的保管等。各厂每天要把产量、出粉率、原材料用项、成品、库存及财务日表送公司审阅,王禹卿每天都要亲自看这些第一线的材料,他的精明和勤奋同样都是很出名的。

他对手下的职工管理极严,曾不止一次地对荣氏兄弟说:“治厂一定要从严,才能使职工有所警惕。触犯厂规,执法唯严,不论皇亲国戚,也要停职开除,这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有一次,荣家的一个族亲违反了厂规,王禹卿要按纪律处置他,荣宗敬前来说情:“小事一桩嘛,算了算了吧!”王禹卿不肯买账,说:“你要我办好厂,我就要严格按照厂里的制度办。小事不纠正,大事更难处理,在我面前,决不能马虎。何况‘将帅在外,君命可有所不受’……”荣宗敬无可奈何,只好听任处置。

曾外祖父王尧臣在管理上也是这样,自己以身作则,崇尚实干,严格要求,反对奢侈,一旦发现问题,必要追个水落石出。遇有职工违反规章制度,如属无意偶犯,则给予教育了事;倘若故意敷衍搪塞,就一定予以惩处。有一年,一位原任厂里科长的王氏族人与五金商勾结,收取回佣,弄虚作假,他发现后立即开除,在全厂职工中引起很大震动,此后无论干部还是职工,无不勤勉敬业,不敢随意。

其胞弟王禹卿善于识人,也长于用人,对于有用的人,他是想尽办法加以笼络,使他们能尽力为福新效劳。他出任福新面粉公司经理时,各厂有不少荣家的亲友在掌权,如福新二厂、四厂、八厂的经理丁梓仁是荣宗敬的亲家,副经理陆辅臣和施复侯是荣德生的旧部,对王禹卿的话未必能够全听。王禹卿采取了争取多数、孤立少数的办法,设法拉拢陆和施,使之就范。不久恰遇丁梓仁投机失败、挪用公款的事情败露,王禹卿不顾情面,抓住这件事情要荣宗敬秉公处理,最后丁梓仁不得不辞职。于是他立即举荐陆辅臣、施复侯继任福新二厂、四厂、八厂的正副经理,荣家兄弟对此没有话可说,陆和施日后对王禹卿就唯命是从了。

王禹卿与荣宗敬“大方向”是绝对一致的,都是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开放式的人物,但是在管理方法上有很大不同。荣宗敬是粗线条的,抓大钱,放小钱,对职员较宽松,尤其对高级职员和亲戚朋友顾及情面,管理上不甚严格。王禹卿则是细线条的,大钱小钱都要抓,严格企业管理,不讲情面,对于投资也较谨慎。如要进口外国机器,他一定要了解到有人家使用过,证明的确有效,方才签单。荣宗敬常劝王禹卿:“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吕端大事不糊涂,才是真宰相啊!”但是王禹卿不肯买账,这种时候总是不以为然,还反唇发问:“那么‘涓涓不塞,流成江河’、‘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又该怎么解释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禹卿的管理是切实有效的,干部中不仅没有出现过徇私舞弊的事情,而且生产一直良性循环,即便是在市场萧条的情况下,福新系统仍能保持独占鳌头,直到抗战爆发之前,福新系统的产量始终占全市面粉总产量的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