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申新”搁浅危难关头现真金(3)
申新公司的会计陈述昆在回忆中还说：“王氏（王禹卿）接任后，曾命我会同中国银行姚崧龄、上海银行杨渭滨至银账房检查票面及盘点库存，查得票面竟有五百五十三万余元之多，而库存却缺少八万余元。银账房汪君因已解职，银账房事移交新银团，旧印章封存，拨二百五十万维持现状。我于5月24日向荣先生递了辞职信。其后听说，中、上两行要求各厂中各钱庄所做的栈房押款，一律改为银运性质，并由总公司负责保证以后各厂一律不得停工，出具保证信，要荣、王、李三人签字。当时各钱庄同意，荣亦同意，李升伯表示不能遽就申新经理之职，王禹卿则坚持必须李升伯就职后方可签字，遂陷入僵局。”【注：《荣家企业史料·陈述昆回忆录》。】
于是，中国银行与上海银行的贷款付到7月4日约280万元时，就停付了。王禹卿不再签发支票，企业的运转就又停顿了。
关于这件事情，当时上海银行副经理李芸侯（上海银行参加申新银团管理的代表人）的说法是：“我们认为荣宗敬本人虽然还好，但他的儿子不好，所以要王禹卿出来做总经理。……王禹卿担任总经理只有几天，看到很难维持，恐怕连累自己（他已拥有一二百万资产），便不愿再干下去。有一天，我到申新总公司去，王禹卿与荣宗敬吵起来，王禹卿表示不干了，荣宗敬认为他已经答应担任下来，怎么能不干？吵到最后，荣宗敬恼火，手击桌子，把玻璃台板击碎。我连忙劝开。王禹卿、李升伯出来没有几天，仍由荣宗敬负责。由于王禹卿不干了，而银行方面对于申新签发的支票一定要王禹卿签字，因此那500万押款，支付了280万，其余250万就宣告止付。”【注：《荣家企业史料·李芸侯访问记录》。】
有些奇怪的是，申新搁浅是在7月4日，这时王禹卿已经表示这个总经理他不愿再干下去了，因为困难太多，事情太棘手，李升伯又不愿担任申新纺织公司的经理，王禹卿与荣宗敬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拍桌子的程度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荣宗敬却在7月13日登报正式公告退职。荣宗敬的启事说：“鄙人创办茂新、福新、申新纱、粉各厂已三十余年。近因年迈多病，精力不继，于7月1日起商请面粉部经理王禹卿君为总经理，李升伯君主持纺织部事宜，陆辅臣君主持面粉部事宜。以后关于敝公司一切业务，希与王、李、陆三君接洽。深恐外界不明真相，特此启事。”【注：《新闻报》1934年7月13日。】由于这件事事先并未告知王禹卿，无疑使得王禹卿十分尴尬，但是他去意已定，在相关信函中一再申明了。
李升伯对于荣宗敬的这一登报做法颇不以为然，立即登报澄清：“日昨报载荣宗敬先生启事，以申新纺织总公司纺织部事务见委。升伯因原任职务繁剧，不克兼顾，业于昨日致函并面肯荣先生收回成命，当蒙谅解，业已取消。至于代表棉业统制委员会协助办理申新整理工作，仍照常。此启。”【注：《新闻报》1934年7月18日。】
关于王禹卿的辞职，看来与来自国民政府的压力也有直接关系。国民政府看看申新公司不行了，就放出风声，要对荣家企业进行整顿了，引起了股东们的恐慌，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系统的股东首先表示了反对。他们看到了报上刊出的消息，说是国民政府要对荣家企业“由部整理”，非常恐慌，群起表示抵制。
1934年7月的一天，荣德生致王禹卿一函，信中转达了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一些股东的意见：“顷接无锡申新第三纺织厂股东华干臣、薛道卿、项仰斯、高子敬、华绎之、邹仲丹等二十余人来函，声称：‘敬启者：报载沪讯，申新纱厂有部委派委员整理之说，并闻人选已定，现正着手移交。查无锡申新第三纺织厂系以股份无限公司呈部注册，有发给执照为凭。论股东所负责任，应以无锡为限，自不能与上海各厂混为一谈；且系独立营业，历年状况，有盈无绌，并未闻有亏累，当然不在整理之列。应请贵经理特予注意，并速函上海新总经理王君禹卿，加以郑重声明。倘有损害无锡法益，三厂各股东当惟力是视，并由贵经理完全负责，万难加以承认。用特函达，即希查照办理，并祈见复为盼，等由到厂。除另复函转外，用特专函声明，即希查照，并祈注意为盼。’”
王禹卿接信后，于7月14日立即复函，除了答复所质疑的问题，还谈到了荣宗敬的登报启事和上任总经理一个月间的万千辛苦：“顷接台函，敬悉一切。昨见报载荣宗敬启事一则，弟事前绝无闻知，殊深骇怪，所以未即登报声明者，为顾全大局计耳。弟为申新事，一月来四出奔走，心力交瘁。又以宗公（荣宗敬）暨阁下之再四相强，为大局计，为社会计，不得已勉任艰巨，暂作过渡。讵五百万之票面，仅解半数，而已波折横生，效未稍见，病已随之。弟自前日起，身热腮胀，至今杜门，尚难外出。吃此艰苦，谁实致之，谁实为之，抚衷自问，于公于私，均可无愧于心者也。部中派委，弟既未主张，亦无成见。至于在锡申三各股东提议各节，弟极表赞同。惟当此千钧一发之秋，急宜群起设法，以谋挽救维持。就申三方面言，弟当即日辞去总公司总经理职务，立于申三股东地位，与在锡各股东取一致态度，共策进者也。祈将鄙意转致在锡申三各股东，并希见复为荷。”【注《荣家企业史料》（下册）。】
荣德生见信，听说王禹卿要撂挑子不干了，自是一番紧张，忙不迭又去一信加以劝慰：“先生此次出任艰巨，系为顾全大局，于公于私，均当感激。诚如尊论，当此一发千钧，急宜群起设法，以谋对外挽救。弟前所转申三股东一函，亦为沪方将来留地步，能得先生赞助，自为各股东所欢迎。惟现在沪局正赖先生统筹全局，将来以申三为退步，目前仍望留沪主持，弟等无不惟命是从……”
7月20日，王禹卿又致信无锡申新三厂各股东，说明自己这次“为顾全申新大局计，不避艰困，出而暂维现状，不料承乏兼旬，事无小补，而身已卧病，殊不容再事因循，爰于前日业经正式具函辞职，仍由前荣总经理主持一切矣。尊函当即转去”。同时还表示，“鄙人亦系申三股东之一分子，将来申三倘有所自卫行动，或亦得追随诸君子后稍参末议”。表示坚决站在申新的股东一边，包括必要时采取的自卫行动。
……
自然，这一切都与国际市场的大环境大有关系。20世纪20年代末，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不断袭击中国，各国为谋求出路，纷纷向外倾销剩余产品，外国商品一船一船地运抵上海，对我国民族工业造成极大的压力，过去十多年中民族工业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己经不复存在。而国内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建都南京，外交上采取亲美政策，形势就变得更加严峻。棉纱业在外国投机家的操纵下，形成了花（棉花）贵纱贱，越生产就越亏本的局面，荣家拥有那么多厂子，就不可能不出现危机。加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市场失去；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申新公司有七家工厂先后停工，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最后竟出现了债户纷纷上门讨债、坐堂不走的危险局面。
1934年7月“申新搁浅”后不久，公司业务由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组成“银团”掌管，实际上是勉强维持、惨淡经营，不致倒闭而已，这样艰难地捱到抗战爆发。王禹卿在这场申新的金融风暴中，当了一个多月的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总经理，尝尽了“火炉上烤”的滋味。
宋子文美梦落空
在荣家企业最困难的时候，以陈公博为部长的国民政府实业部对申新公司做了一番调查，提出一份《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故意贬低对申新的估价，定为资负倒挂，这就是说，申新实际上已经破产了，需要由债权人接管，甚至在报上散布“收回国有”的舆论。荣宗敬当然不肯买账：“实业部想拿300万元夺取我9000万元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
实业部对申新各厂的估价，使实业界非常寒心，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和实业部、财政部，表示怀疑和抗议。后来孔祥熙又派人来调查，结果是资负相抵。这样虽然否定了实业部的陈公博，但财政部的宋子文又开始动荣家的脑筋，提出对申新实行银团管理。尽管荣宗敬一肚子不情愿，也只好暂时咽下这口窝囊气。
谁知宋子文肚子里还另有打算，竟想趁机把申新“吃掉”。他准备了一份文件，然后拉上海银行的老总陈光甫到他家开会，要以债权人的身份把申新“整理”掉。他哪里知道，中国人朋友还是老的好，陈光甫是个极其念旧情的人，因为荣宗敬是上海银行早期的股东之一，他不能乘人之危、夺人之厂，他陈光甫还下不了这个手。但他也不愿与宋子文正面冲突。到开会那天，他叫营业部经理李芸侯去参加会议。李芸侯开始一言不发，直到最后才说，如果按照文件上的办，上海银行损失太大、担当不起，要不然，就把申新借上行的债务转给中国银行吧，中国银行反正是发行钞票的，问题不大，而上海银行则担当不起。宋子文一听傻了眼，中国银行毕竟孤掌难鸣，大家只能不欢而散，于是宋子文的美梦落了空。有了老朋友陈光甫的鼎力相助，申新又度过了一道难关。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其实，王禹卿与荣宗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由来已久。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的老人朱龙湛先生（无锡人，长期担任申新系统的秘书，还为荣德生先生管理过私人藏书，解放后是棉纺公司的干部），建国后曾撰写文史资料，以亲见、亲闻、亲历的事实，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其大致的说法是，荣宗敬与王禹卿在干部管理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荣老板太宽松，而王禹卿非常严格；荣老板手面较大，而王禹卿处处“斤斤计较”；荣老板一副菩萨心肠，在部下和员工的错误面前，讲面子、念及交情、不忍严肃处理，而王禹卿不肯马虎，发现问题绝不饶恕，一定要严肃处理，杀一儆百。福新面粉二、四、八厂的经理丁梓仁，是荣宗敬的亲家，有一次个人生意投机失利，挪用了企业的公款，王禹卿不顾情面，要求荣宗敬秉公处理，最后丁梓仁只好辞职。荣宗敬本不想这样做，但王禹卿一再坚持，他也没有办法。按王禹卿这样的严格管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他管理的工厂秩序井然，他的威信不仅没有降低，反而不断提高。
王禹卿曾尖锐地指出：“窃尝观宗（荣宗敬）之待人，无善恶，无赏罚。某也，年为获利数百万而不之赏；某也，间或侵款数十万而亦不之罚。善者不能知而用，恶者不能察而去，此其所以败乎？”【注：王禹卿，《六十年之自述》。】
就连荣毅仁也看出了问题，他在后来的座谈会上说：“我伯伯和父亲用人，似乎还另有一套办法。如许叔娱（总公司会计主任）搞投机失败，亏蚀公司七八十万元，他们对许并没有采取什么特别严厉的措施。”【注：上海社科院座谈会，1959年6月21日。】
荣老板对待自己的亲戚和部下好发善心，发生问题总要网开一面，致使公司规矩不严，纪律松弛，上行下效，管理上必然缺乏权威性，这样一来，导致企业受损的情况就一再发生，企业要健康发展也难。这一切，王禹卿都是看在眼里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王禹卿对荣宗敬听任自己的儿子荣鸿元、荣鸿三投机炒股接连失败，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很有意见。那么，荣鸿元与荣鸿三的投机生意究竟造成多大损失呢？
如今，经济研究所企业史资料中心出示的详细报表说明了问题，他们总共亏空了1218万元，近申新系统总体负债的三分之一，难怪王禹卿大发雷霆，这毕竟是好几家工厂的代价。
那报表记录的是“申新在国内外投机市场上的盈亏情况1920—1933年之间”。其中，洋麦负债452万元，洋花（棉花）负债507万元，外汇负债121万元，总计12182722元。报表说明中还指出：另有宗、鸿元、辅、伟等四户的宕账，也都宕在公司的账上。
如此看来，大家对两位公子的看法是有根据的了。王禹卿曾深有感触地对老朋友朱龙湛先生说：“经营企业需要竞争，竞争一定要有拼搏精神，商战好比用兵，必须懂得酌盈济虚、出奇制胜、声东击西、欲擒故纵等手腕，所以经商一定也要懂策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还说：“环顾我们出来经商的人，多少人在投机中栽了筋斗，多少人由于用人不当吃了亏，多少人因经营不善、挥霍浪费而失败了，能够站稳脚跟的真是寥若晨星啊！”【注：朱龙湛，《王尧臣、王禹卿与福新面粉公司》。】言下之意，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