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主持人的方式做记者

在《我们能走多远》一文中，白岩松这样写道：“思想型主持人的道路注定要比司仪型主持人的发展道路坎坷得多，也漫长得多。但现在形势很好，一批新生代主持人正在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为代表的模式中缓步走来。这种道路注定是由记者走向主持人然后过渡到评论员，也就是真正的思想型主持人，他们应当拥有一定的人权和财权，关心社会的角度极具个性化，有社会责任感，在主持技巧上无懈可击，他们的思想是超前的，感觉是敏锐的，他们的看法可以影响社会。”

那么，到今天，真正的思想型主持人诞生了吗？白岩松说，我觉得永远无法定义当代，就像李白、杜甫的时代，绝对不像我们今天回望的时候那么伟大，当时不一定混得好呢。所以，永远不要尝试在当代定义当代。中国有句俗话，“政声人去后”。等我以及我很多的同行离开这个行当，离开了这个时代，将来再去评价的话会更准确。

一直在路上

但有一点是清晰的：我是非常坚决地走在这条路上，我从来没有动摇过。

我也不认为，现在回头看就要定义一个思想。在我40岁的时候，“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12个字代替了“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9个字。如果仅仅是“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这9个字，那我觉得新闻时代进步得太慢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要“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虽然我认为，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传媒人还做不到这9个字，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永远拿它当一生的座右铭。

所以，40岁的时候，我已经用新的12个字代替了这9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在我们的生活中，1+1=2时常被人说成1+1=3。很多人面对媒体，说那些空话、套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但是为什么连他自己都不信的东西他会说呢？因为这样对他有利。

因此，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或许算知识分子的人，如果不能把捍卫常识当成自己的一个目标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为什么要建设理性？首先我们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正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党与执政党有什么区别？执政党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人，你都要为他服务。这时候，要求执政党和执政政府必须是理性的。

在当下这个时代，大国需要与此相对应的大国国民性格，理性是重要的构成。我在《南方周末》上写关于“建设理性”的时候，提出了“脱敏”的概念。过去我们很敏感，很多东西都躲着走，不知道该说什么。

寻找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将来最大的命题。

中国改革头二十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全是物质的概念。经过二十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

慢慢地，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这12个字的含义。

就像我2009年开始动笔，2010年写出了《幸福了吗？》，当时大家都惊讶，为什么用这样的书名，我说这是这个时代的腰眼儿。两年后的2012年，幸福成为“2012媒体关注度十大榜单”中十大情感排名第一位的东西。

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去想，白岩松在两年前的时候，已经预测了。那我就在躲，现在有无数个与幸福有关的事在找我，100个有99个我都推了，我不想这样标签化。可是你要思考这些事情，我相信常识、理性，尤其是信仰，会伴随中国未来十到二十年的路程，一个接一个全会成为关键词。这就是要你作为一个主持人或者作为一个电视知识分子，或者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当然要去思考的问题。

你仅仅考虑自己，不思考这个时代，有什么价值？

当下“公知”的“污名化”，我觉得这是受众，或者说网友在用他们的方式——这种“污名化”的方式在提醒所有的“公知”，仅仅说两句让人听着过瘾的话已经不能让人满足了。而如何提供更具有建设性的推动力，才是人们接下来更需求的。

我觉得这个提醒已经非常清晰了。

人＞记者＞主持人

我不认为“主持人”这个词有什么重要，我为什么愿意说自己是一个记者，我更愿意说自己就是个人。我觉得人是最重要的，你一辈子都不会改变的行当就是做人，然后才是记者。记者是一个相对比人小，但是比主持人概念要大。我觉得新闻圈里的人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做记者，我只不过是用主持人的方式在做记者。你说我在做长江人的时候，是主持人还是记者？我觉得更像记者，我在汶川地震现场更像记者，我去林区采访就是个记者，平时我采访人的时候，只不过这个现场是人心，那个现场是矿难，一样，你都要挖掘现场，你都要追问背后的为什么。

所以，就目前的现状来看，网上针对某人，甚至掐架，我就觉得，我说什么好呢？大家总是自己做了一件事，就认为自己是对的，然后别人是错的。我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你们可能都是对的，只不过咱用不同的方式“采矿”。

大家为什么不能站在更高的位置去看？屁股决定脑袋，狭窄地去思考很多问题，所以这个行业本身也有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记者是我们天然的行当，我就是记者，我只不过用主持人的方式做记者，有的人用审片的方式做记者，都一样。所以我更愿意用记者这个词，因为这个更本质，但是我其实更愿意用“人”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