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6
1990年8月6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开播，也就是1026，现在这个频率叫“城市服务管理广播”。当时这个节目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当时那可是北京破天荒的新节目、新的频率。因为，当时围绕着中国广播的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珠江经济台开始的。
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开播，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直播电台，也是第一个板块节目模式电台。珠江经济台对大板块节目进行了尝试，广播开始走自己的道路。因为电视的突如其来，对广播的冲击是极大的，当时也正是广播的最低谷。而我当时正好在《中国广播报》工作，对于这个情况我还是很了解的。
正因为这样，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广播的改革率先从广东那边开始探索，要走出来。因此珠江经济台率先创立。
“门外汉”进广播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北京台也开始进行这种变革，从人民广播电台向新的模式转变，因此北京台开办了1026——北京经济台，这在当时是石破天惊、比较大的一种变革。据北京市统计局当时对8个城近郊区的抽样调查，开办不久，北京经济台总的收听率为76.7%，听众各个层次都有，这个结果令人鼓舞。
这时候，北京经济台向全北京招业余主持人。我正好在报纸闲着没事，那个时候报纸已经做熟了，一个礼拜的事，我一下午就能做完。我就去应聘，没想到顺利应聘成功，就开始做广播主持人。最开始和人搭班，我印象还很深，咱们有个撰稿人叫任卫新，他的夫人当时是主持人，叫枫桂，她带我。做了没多久，我就可以独自做了。
我做得最长的是从晚上七点半做到晚上十二点半，自己找音乐，自己找话题，自己写稿子，自己策划。所以那也是改革的一部分，我等于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做了一年多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那训练还是相当多的。因为你原来的确是纯粹的门外汉，可是你进了广播，你要做主持人，你要去组织语言，去组织节目，而且广播那个时候更自由，你经常有机会一个人去把这些全方位的东西都准备好。这段经历一直持续到进入《东方时空》。
所以我一直很感谢1026那一年多的主持生涯。否则的话，恐怕也没有今天的我。
后来做电视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东西已经不复杂了。
克服心理关
因为经济台的节目是直播，选题都是自己做，每个小时分成不同的板块，都是我自己去准备，当然我也参与策划。尤其后期做节目，人家放手之后，参与策划就多起来了；对我信任之后，那就更放手，更放手之后其实我参与策划就更多了。另外，我觉得它当然帮我过了一定的心理关，因为做直播，刚开始我会有一些心理上的紧张，害怕出错啊，等等。但是做的时间长了也就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后来包括我能在电视里做直播，相对来说比别人不那么紧张一点，恐怕也跟之前在广播里做了一年多直播有关系。
但是很遗憾，没有在1026继续做下去，因为电视这块开始做了，我没有那么多精力，电视这边也主要是晚上，因为白天我要上班，广播电台的直播也恰恰都是晚上的时间，所以就没法做了。
在白岩松进入《东方时空》被要求第一次去采访的时候，他心里有点打鼓，不是因为采访或工作的难度，而是怕在电视上一出图像，在电台的同事一看到，发现自己在外面干私活，虽然是业余时间，但似乎还是有些不妥。最后在制片人时间“谁早上看电视啊？”的劝说下，白岩松才横下心来走到镜头前。
在1026，难道就不担心被同事听到？
回想起在1026的那段日子，很奇怪，单位同事那个时候反而都听见了。当时我正好在《中国广播报》，而且那纯粹是我的业余时间，真是干涉不了。因为所有的直播全是在晚上七点半之后，纯粹的业余时间，一是你是办广播报的，好像同事觉得你做广播也是天经地义的，第二个是业余时间。
那个时候，大家还经常在办公室里议论，昨天你的节目做得怎么样，等等。
大事记
1992年
1月18日～2月21日 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
3月26日 《深圳特区报》头版刊登了《东方风来满眼春》，新华社向海内外全文发表了这篇通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4月3日 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长江三峡工程决议案》,1994年正式动工兴建，2003年开始蓄水发电，2009年全部完工。
5月2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首次颁发“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奖和入选作品奖。“五个一工程”即：一本好书、一台好戏、一部优秀影片、一部优秀电视剧（片）、一篇或几篇有创见有说服力的文章。
7月25日～8月9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25届奥运会上获得16枚金牌、22枚银牌、16枚铜牌，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列第四位。
10月12～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1993年
3月1日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的新闻改革付诸实践，新闻实行滚动播出。每天播出次数由原来的5次增加至12次，播出时间由早上8点改为早上7点开始。
3月15～31日 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肯定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月27～29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双方签订《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