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全力比跑得快更重要

事情往往都是这样，内珀维尔的重大变革也是从一半理想化、一半自我保守中开始的。菲尔·劳勒是一位颇有远见的初中体育教师。1990年，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篇讲述美国孩子体质正在下降的文章后，便开始实施这项计划。

劳勒回忆道：“报上说，孩子们体质差的原因是他们不爱运动。”这位高个男子50多岁，戴着无框眼镜，身着卡其服，脚穿胶底运动鞋。他接着说：“如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这里肥胖成风，但如果你找一张17年前的报纸看看，很少有这类关于肥胖的文章。我们曾说，这个国家每天都在产生肥胖儿童。难道我们不应该对他们的健康负责吗？我想，如果国家是一个公司的话，那么它恐怕正在走向破产的边缘。”

劳勒早已意识到他的专业没有得到重视，因为许多学校开始教学设置中取消体育课，现在也是如此。劳勒曾是大学棒球队的投手，由于没能够进入美国职业棒球联盟，这位直率的推销员和天生的领导者为了更亲近运动而做了一名学区的体育教师。除了执教203学区麦迪逊中学（Madison Junior High）的体育课之外，劳勒还是内珀维尔中心高中棒球队的教练，同时又担任203学区的体育教学协调员。然而，尽管拥有这些值得尊敬的职位，劳勒每次提及自己赖以谋生的职业时，却还是觉得很尴尬。自从那篇文章刊出后，他看到了机会，一次使他的工作得到重视的机会。

劳勒和麦迪逊中学的同事们仔细观察体育课的情况，他们看到多数学生不爱运动。这在团队运动中是很自然的：打棒球时，等待轮流击球；打橄榄球时，等待中锋的快速传球；踢足球时，等待球传到脚下。绝大部分球员在大多数时候只是站在场内。因此劳勒决定把体育课的重点转移到强健心血管功能上。他创建了一套全新特色的体育课程：让孩子们在每周一次的体育课上跑完1600米。他的决定遭到学生的抱怨、家长的投诉以及医生的关注。

劳勒并未因此而气馁，不过他也很快意识到这个标准让跑得最慢的人望而生畏。为了让不擅长运动的人有机会获得好成绩，体育组购买了两台健身自行车，允许学生通过骑自行车来获取额外的学分。学生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参与，只要骑车8000米就可以提升他们的学分等级。“这样的话，任何一个想要获得A的学生，只要为此努力，他就能够得到A ，”劳勒解释道，“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在某些方面可以达到个人最佳成绩。任何时候，只要你达到个人最好成绩，无论是哪方面，你就可以提升一个学分等级。”这奠定了这个教学方式的基本原则。劳勒把这种教学方式称为“新体育教育”（New PE）：给学生打分的依据是其努力的程度，而不是技能。在体育课上，你不必像一个天才运动员那样出色。

不过一个老师怎样同时判定40个学生的个人努力程度呢？劳勒在他每年春季组织的体育教育会议上找到了答案。他努力把这个会议变成新思想和新技术的交流盛会。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参会，他说服几家零售商捐赠了一些奖品。每年会议开始的时候，劳勒就会推出一辆原本放毛巾的推车，里面摆满球、球拍以及其他的运动物品。有一年募集而来的奖品中竟有一个当时值好几百美元的新型心率监测仪。劳勒实在忍不住诱惑，为了他的创新项目而悄悄留下了这个监测仪。“我一看到那东西，”他很坦率地承认，“就觉得它是麦迪逊初中的奖品。”

在每周一次的长跑训练的时候，他让一个六年级女孩试用了这个仪器。女孩身材瘦小且一点也不强健，但当劳勒下载她的运动数据后，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平均心率竟有187次！”。作为一个11岁的孩子，她的最大心率可能会达到209次左右，而这意味着她几乎一直处在全力冲刺的状态。劳勒接着说道：“当她越过终点线时，心率达到207次，滴、滴、滴！我当时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如果是从前，我可能会走到女孩身边对她说‘你必须要快点，小姐’，真的，从那一刻起我们的体育课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心率监测仪是所有的起点。我开始重新考虑那些学生，那些没有受到我们肯定而对运动失去兴趣的学生。尽管我的班上没有一名运动员，但所有学生都知道如何像那个小女孩一样努力。”

劳勒明白，速度快和身体健康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关系。

劳勒最喜欢的一项统计学资料是：只有不到3%的24岁以上成年人会通过参加集体的运动项目保持健康体型，而这个数据也强调了传统体育课的失败。劳勒也知道自己不可能让学生每天都跑1600米，所以他建立了一个被他们称为“小场地运动”的比赛项目，比如三人篮球或四人足球，学生在小场地比赛时会处于不停地运动中。“我们还是参加运动，”劳勒说，“只不过用一种健康的方式进行。”这个项目不是要测试内珀维尔学生们在正规球场上的运动能力，而是评定他们做任何运动时保持目标心率范围的时间有多久。

劳勒说：“制订这个项目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过，新体育教育已成功实践了运动与健脑新研究不谋而合的科学原理。

义无反顾的理想

每位带领变革的领袖都需要一名助手，而劳勒不可能找到比保罗·齐恩塔斯基再有能力的推动者了。保罗是内珀维尔中央高中的体育教育协调员，也是该校前足球队教练。学生和同事喜欢叫他Z先生，一个头发灰白、热情似火的男人，有着镇定的目光和直来直去的讲话风格。他将迈克·迪特卡和比尔·帕索斯两个杰出的权威人物的风度集为一身。他的朋友和合作者劳勒说：“为了使他相信这个计划，我做了很长时间的说服工作。不过一旦他接受了这件事，最好别拦着他。因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强行向你灌输这件事。”

随着整个计划的开展，劳勒向外界开始推广“健身非竞技运动”的理念，不仅在《新闻周刊》（Newsweek），还要在美国参议院给出证明。而保罗则返回其大本营，成为这个任务坚定的执行者，他把内珀维尔中央高中的体育教学项目变成新体育教育顺利实施的典范。2004年，劳勒被诊断出患有结肠癌后退休，不过即使在和病魔反复斗争期间，他还在为将体育课纳入每日课程奔波游说。

这对搭档都已成为运动与大脑方面的草根专家。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获取新知：他们不厌其烦地向受邀前来研讨会的专家提问，参与运动生理学的研讨会，阅读神经科学研究报告，还不停地通过Emial交换彼此的调查结果。他们还把这些信息传授给自己的同事。对保罗来说，在大厅里拉住一位英语教师并塞给她一摞最新的大脑科学调查资料，也是家常便饭的事——那是这位体育教师留给她的家庭作业。

正因为这对搭档执著的探索精神，让我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劳勒知道我接受过美国国家公共电台（The National Public Radio）《无限心灵》（The Infinite Mind）栏目的采访。那次接受采访时，我特别提到人在运动过程中会提高一种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的蛋白质的含量，我称它为“大脑的优质营养肥料”。但我并不知道劳勒在自己接受采访时复述过我的那句话，在和美国纪录片《大号的我》（Super Size Me）的导演的访谈中也用过那句话。《大号的我》反映的是美国人肥胖的问题。

之前，我一直在为本书寻找一种具体论述的方式来说明运动对学习产生的影响，而聚焦一个学区就能顺其自然达到这个目的。尽管本书讲的是学生，但成年人也能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内珀维尔提供的是一个强有力的范例研究，这个研究表明有氧运动改善的不仅是身体还有头脑。同时，内珀维尔也恰好成为重塑这个社会的一个完美典范。

所以我有了这次伊利诺伊州之旅。当我和劳勒以及保罗一同坐在内珀维尔假日酒店的大堂对话时，我从未料到这两位教练也能说出那样一番见解。“我们体育老师创造了这些脑细胞，”保罗说，“而其他老师则负责让它们更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