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文献回顾(2)
第二种观点被称之为“经济能力的婚姻促进论”。它指出经济能力与婚姻进入正相关，经济能力较高的女性更可能结婚。这种观点存在两个相关的子命题：一是“择偶标准趋同论”，这种观点强调随着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男女之间的性别角色开始趋同，双方的择偶标准也会渐趋一致，都注重对方的经济能力；对于女性来说，经济能力取代家庭背景和持家能力成为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因而拥有经济资源较多的女性更可能结婚。[27]“甲女好嫁”还是“甲女难嫁”主要取决于婚姻市场中的择偶标准有没有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发生相应的转变。二是“择偶过程延长论”，即对于经济独立的女性来说，她们有动机、有能力花费较长的时间在婚姻市场上精心挑选自己的未来夫婿。因此，择偶过程延长导致“甲女晚嫁”，而不是“甲女不嫁”。一些学者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通过对个体层面不同时点的纵贯性数据的分析，发现女性的经济能力与婚姻进入正相关，从而支持经济能力的婚姻促进论假设，而与贝克尔的经济独立命题相矛盾。
在学者的实证研究中，常用教育程度作为测量女性经济资源的指标来检验贝克尔的经济独立命题。但是学者的研究发现并不一致：Raymo在日本[28]和Pinelli、De Rose在意大利[29]的研究都表明：女性的教育程度与婚姻进入负相关；而在美国等其他大多数工业化国家，Blossfeld、Thornton、Goldstein和Sweeney等人的研究认为女性的教育程度与婚姻进入要么正相关，要么关系不显著。[30]
第三种观点是“情境变异论”。它试图调和前面两种彼此对立的观点，认为经济能力与婚姻进入之间的关系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里情境主要由性别角色分化程度来确定。具体说来，在性别角色高度分化的情况下，经济能力与婚姻进入负相关，由于难以同时兼顾家庭和事业，具有较高经济能力的女性更可能单身；在性别角色比较平等的情境下，经济能力与婚姻进入正相关，由于男女之间择偶标准的趋同，具有较多经济资源的女性更可能结婚。简言之，经济能力对婚姻进入具有促进效应还是抑制效应主要取决于性别角色的分化程度。学者Blossfeld、Litchter、Sweeney、Xie 和Santow、Bracher[31]所做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在性别角色分化明显的意大利、日本等国，女性的经济地位与婚姻进入负相关，而在性别角色较为平等的瑞典、美国、澳大利亚、西德和匈牙利等国家，女性的经济能力与婚姻进入具有促进效应，从而为“情境变异论”提供了证据的支持。
（二）心理学理论
心理学家也关注择偶现象，并从自己的学科视角出发提供了解释择偶行为的理论。“心理进化论”和“社会学习论”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郎才女貌”的婚配模式，“父母偶像论”强调子女会寻求与自己父母相像的异性为配偶，“需求互补论”则认为人们倾向于寻求与自己性格互补的异性为配偶。
1.心理进化论
Buss的进化心理学也强调择偶双方的相似性，并对相似性的功用提供了不同的解释：（1）相似的人之间更容易相互赞赏；（2）根据认知不一致理论，我们总是喜欢与那些和我们意见一致的人交朋友，以达到认知协调；（3）根据预期价值学说，我们不愿意冒失败的风险去和那些比我们强很多或很热门的那些人，而是与我们差不多但最好稍强一些的人约会。进化心理学也揭示了择偶过程中存在的性别差异。该理论认为，择偶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为了将自己的基因成功地遗传下去，男女双方形成了不同的择偶标准：女性寻求能够提供资源并有精力照顾孩子的男性；男性寻找具有生育潜力的女性，由于年轻和吸引力是女性多育和健康的一个明显标志，因此男性更关注年龄、外貌特征等方面的信息。[32]
2.社会学习论
社会学习理论把择偶标准上存在的性别差异归因于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同以及社会化的结果。在男权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男性，比女性有更大的自由选择在生育潜力和性上使自己满意的女性，而相对处于劣势地位的女性则很难独立地生存，因而会寻找资源丰富、年纪大些的男性以求得社会经济地位上的依附，因而她们在择偶中不太会在乎男性的外貌特征。[33]人的天性就像是一块白板，无所谓先天的心理机制，男性寻找年轻、有魅力的女性，女性寻找年长、有经济保障的男性，这些都只是社会化的结果，不同的文化之间会存在择偶标准上明显的，甚至是“质”的差别。因此，社会学习理论并不否认“郞才（财）女貌”的婚配模式，但强调这种模式是源于男女的地位差异以及社会化的结果。
3.父母偶像论
弗洛伊德的父母偶像论认为男性因“恋母情绪”会选择具有其母亲个性品质的女性为配偶；女性因“恋父情绪”会选择具有其父亲个性品质的男性为配偶。
4.需求互补论
Winch提出了“需求互补论”，认为个体在择偶过程中，倾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在个性上互补的异性为配偶，如支配欲高者更倾向于寻找依赖性强的人。[34]但该理论并没有得到经验资料的充分支持。[35]
通过上述关于择偶标准的文献梳理，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点：（1）从微观个体选择的角度看，在择偶偏好上存在比较明显的性别差异。一般情况下，男不爱财，女不好色，男性比较注重女性的年龄和容貌，而女性更关注男性的社会经济条件。但不同的理解对此有着不同的解释逻辑，社会交换论认为这是男女双方通过各自的资源交换以获得最大回报的结果；而社会学习理论则把这归因于男女双方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社会化的产物；进化心理学则认为这是男女双方长期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2）从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就婚姻的地位匹配而言，一般来说，男不高攀，女不低就，相似相容的同类匹配和男高女低的梯度匹配是婚配模式的主流，女高男低的梯度匹配并不多见。从交换论看，地位相似的人之间更容易实现公平交换；而从社会心理学看，地位相似不仅可以避免冲突，还有利于沟通以及获得心理满足。
二有关择偶过程的理论[36]
（一）筛选理论
该理论由Kerckhoff和Davis在1962年提出来。人们通过一个筛选过程把大部分候选人排除在外。首先，人们往往先遵循“相近原则”，去除不认识的人，再把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排除掉；其次，根据“吸引原则”避开自己不感兴趣的人，然后再剔除相处不和谐的人；最后，根据“公平原则”，双方感到满意而终于走到了一起。[37]这个理论强调择偶是一个自觉不自觉的过程，把一大群可能的婚姻候选人筛选到只剩下一个最终候选者。而在这个筛选过程中，社会结构论者所强调的社会因素对择偶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前面几个阶段。
（二）婚姻市场理论
与交换论的视角有所不同，婚姻市场理论是把择偶过程类比于交易过程，先后包括寻找信息，匹配和互动三个过程，所以又称为SMI理论。这个视角多用来研究婚介服务市场和择偶途径。他们强调择偶的过程并非像筛选理论那样是一个单线的发展过程，SMI是不同功能的三个过程，而非时间上的三个阶段，是可以在同一时间同时发生、并存的。比如在互动过程中更多地了解、相处以调整是否匹配的决定。显然，婚姻市场的SMI理论主要着眼点在于择偶过程中信息获得的过程。
（三）选择交换理论
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研究择偶过程影响比较大的是Murstein在1980年提出的SVR理论[38]。该理论的一个特征是恋爱双方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建立在公平的资源交换基础上。另一个特征是，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分为刺激、价值和角色三个阶段。因此，学者Nye称SVR理论实际上是选择理论和交换理论的合一。在第一阶段，双方以外表的吸引力等明显的刺激来决定是否与之建立关系，如果双方都觉得般配，于是就进入第二阶段，即价值阶段，双方衡量基本价值观是否相容，是否有共同语言。到第三阶段，双方评估对方能否符合自己的角色期望，即回答对方能否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好妻子、好丈夫[39]。对这个理论的批评是，第二、第三阶段的价值观相容和角色期望的实现，可能是双方互动的结果，而不是在第二、三阶段期望发现的事实。
三关于择偶的实证研究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从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来看，他们在两个问题上存在争论：一是族际婚姻的基础是资源交换还是地位匹配；二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教育同质婚是趋向强化还是走向弱化。下面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对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进行简要回顾。
1.族际通婚的基础是资源交换还是地位匹配
从资源交换的角度研究择偶与婚姻的一大主题是族际婚姻。自从社会学大师默顿和戴维斯提出地位—种群交换论以来，激发了不少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实证研究。但学者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一些学者的研究支持了地位—种族交换论。Schoen和Wooldredge的研究表明，如果以教育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对白人女性而言，嫁黑人比嫁白人更可能实现“上嫁”；对男性而言，娶白人比娶黑人更可能“下娶”[40]。Qian通过对1980年和199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在承认教育匹配的前提下，教育程度越高，族际通婚的发生比越高；在族际婚姻中，教育程度越高的少数族裔越倾向于与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结婚[41]。Fu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发现[42]。
而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则表明：在20世纪，在绝大多数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族际婚姻中，夫妇双方具有相同的教育程度。此外，学者对亚裔美国人与白人的婚姻实证研究表明：并没有证据表明亚裔美国人会为了换得对方的种族优势而与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结婚[43]，在族际婚姻中，夫妇双方拥有相同的教育程度。另外，亚裔女性比男性有更高的外婚率[44]，特别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亚裔妇女的外婚率更高[45]。Jacobs和Labov对西班牙裔美国人与白人之间族际婚姻的研究同样未发现支持地位交换论的证据[46]。因此，上述研究发现，族际婚姻的基础是教育匹配，而不是资源交换，这就对源于默顿—戴维斯的地位—种姓交换假设提出质疑，因为根据该理论，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同而种族地位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不可能存在婚姻交换。
Rosenfeld[47]在全面回顾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族际婚姻中的地位匹配被误解为是地位交换，主要原因是不同种族的地位不平等以及信息不完全。具体来说，在存在种族不平等的条件下，同样的社会经济地位在不同的种族中的相对地位不同，在黑人中相对地位较高而在白人中的相对地位较低；同时，在存在种族歧视的前提下，研究发现对黑人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外婚，而白人中则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外婚。此外，他还进一步指出，年轻夫妇之间的性别差异被误解为种族差异。Rosenfeld的实证研究表明，支持资源交换论的经验证据并不稳健，从而对交换理论的效度提出质疑。
2.现代化过程中教育匹配是趋向强化还是走向弱化
近年来，婚配模式成为衡量社会结构开放程度的一个指标[48]，学者试图通过对主流婚配模式及其变化的研究，来探讨社会结构的开放程度及变迁趋势。对于现代化过程中婚姻的教育匹配的变化趋势，西方学者存在争论，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婚姻的教育匹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趋于强化。在现代化过程中，教育取代家庭背景成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教育重要性提高也会对择偶行为产生影响，社会成员为了提升其社会经济地位，在择偶过程中会更加关注对方的教育。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越是关注对方的教育，婚姻的教育匹配程度就会越高，因为双方一般不愿选择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人作为配偶。
另一种观点认为婚姻的教育匹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趋向弱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随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以爱情为基础的自由选择取代以家庭利益为核心的包办婚姻成为主要的婚姻制度。其次，工作与家庭的分离降低了家庭的经济功能，强化了家庭的情感功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类似的影响。再次，生产的理性化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准，使得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成为可能；同时，受冰冷的效率原则支持的理性趋势也使浪漫爱情更加必要。最后，与工业化相伴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的跨地区流动增加，使不同地位群体的成员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增加，并且还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对子女择偶的控制能力。
有学者把上述两种假设分别称为“地位获得假设”和“浪漫爱情假设”[49]，并在其基础上提出了倒“U”形假设，认为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教育同质婚会经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他们认为“地位获得假设”主要适用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在收入水平不高、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社会成员通常会选择教育程度相当的配偶以维持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此时，教育匹配响度会上升；“浪漫爱情假设”则适用于现代化的后期，在这一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人们通过婚姻提升社会经济地位的动机会削弱，爱情会取代教育成为择偶的主要标准，跨地位群体边界的婚姻随之增加，教育同类婚相应下降。他们用对数线性模型考察了全世界65个国家教育同质婚的程度，并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民主化程度、主流宗教和技术背景四个指标解释不同国家之间教育同质婚程度的差异。结果验证了他们提出的倒“U”形假设，同时，研究发现政治民主化程度、主流宗教和技术背景对教育同质婚程度有影响。具体说来，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教育同质婚较低，天主教、伊斯兰教、儒家文化占主导的国家，教育同质婚的程度低于新教国家，农耕（agrarian）背景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同质婚程度高于园艺（horticultural）背景的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