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古兰经》注释发展史(8)

尽管赛义德在注释《古兰经》、传述圣训和演绎教法层面为再传弟子中的佼佼者，但在后人所整理的注释文献中，仍然能感觉到他尽可能地溯源经训和圣门弟子的注释解读经义，尽量避免以个人见解注释经文。历史学家、法学家伊本·赫里康（Ibn al-khallikān，1211-1282）在历史传记《名人传》（Wafayāt al-A‘yān wa Anbā’Abnā’al-Zamān）中记载：“某人请赛义德为他书写《古兰经》注释，赛义德生气地说：‘我宁愿我的胞兄去世，也不愿记录我的注释。’”[91]赛义德的谨慎，一方面说明再传弟子对注释所持的严谨态度，但另一方面给后人直接窥见他们亲笔手书或他人记录他们的注释带来了一定困难。令学界欣慰的是，伊斯兰文化学术传统中，由他们而起的严谨的圣训考证式的口耳相传方法，为后人留下了这些弥足珍贵的注释资料，从而使注释学界能够整理、借鉴和溯源他们的注释，进一步发展注释工程。

再传弟子时代，赛义德相对而言是一位伊斯兰知识的集大成者，通晓伊斯兰基础知识。伊本·赫里康讲到，“再传弟子中最知婚姻教律的莫过于赛义德·本·穆西布，最知合法事物与非法事物教律的莫过于塔乌斯·本·基桑·耶玛尼，最知注释的莫过于穆扎希德·本·哲拜尔，而集这些知识于一身者则是赛义德·本·朱拜尔。”[92]鉴于赛义德精于注释、诵读《古兰经》等伊斯兰知识，业师伊本·阿拔斯极其信任他，后人从伊本·阿拔斯将请教他教律知识的人推荐至赛义德就可见一斑。

赛义德在注释领域的地位，同时代人与后人，都高度评价了他。再传弟子盖塔德·本·迪阿麦·赛杜欣认为，“赛义德·本·朱拜尔是再传弟子中最知注释的人”。阿慕尔·本·麦蒙传述，“赛义德·本·朱拜尔去世了，地球上只要有人，莫不溯源他所掌握的知识。”泰伯里评论到，“赛义德·本·朱拜尔是值得信任的、权威的穆斯林伊玛目。”还有学者认为，“赛义德·本·朱拜尔所掌握的知识优先于穆扎希德与塔乌斯。”[93]苏夫延·赛里（Sufyān al-thawri，伊历97-161）谈及再传弟子中的著名注释家并给予级别排序时，将赛义德列为首位，“你们学习四个人的注释：赛义德·本·朱拜尔、穆扎希德、阿克勒穆、丹哈克（Al-aāk）。”[94]这些权威评价，充分肯定了赛义德在《古兰经》注释领域的重要地位，在继承注释方面的历史功绩和学术贡献。

②穆扎希德·本·哲拜尔

穆扎希德·本·哲拜尔（Mujāhid ben jabar，伊历21-104），师从伊本·阿拔斯学习和传述注释，是最值得信赖和溯源的传述注释家之一。沙菲仪与布哈里等人，无论创制教律，还是收录圣训，都无一例外地溯源他，以求实求证，“沙菲仪、布哈里等学者都依赖他的注释。”[95]从《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注释章”收录的传自穆扎希德的许多注释性圣训，就不难窥见布哈里对他的信赖，也充分认可与定位了穆扎希德理解经义的程度。

穆扎希德为领悟经义，研习注释，除在日常“讲席”中聆听伊本·阿拔斯讲解注释外，还单独请教老师，“我曾经30次请教伊本·阿拔斯解读《古兰经》。”[96]“我曾经三次请伊本·阿拔斯从头至尾解读《古兰经》，在每节经文前，我都使他停下来，就该节经文为何而降，如何降示请教他。”[97]诚然，从穆扎希德就自己请教伊本·阿拔斯的次数来看，存在数倍差距。然而，数字的差异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说明他对注释持有的严谨态度和忠实精神。穆扎希德注释经文时力求准确，尽力表述其经旨所在，揭示经文奥义所指，阐释不解经文大义。再传弟子伊本·艾布·穆莱克（Ibn abūmulaykah，伊历？-117）就此讲道：“我曾看见穆扎希德拿着板片请教伊本·阿拔斯注释，伊本·阿拔斯说：‘你记录吧’，他请教伊本·阿拔斯注释了整部经文。”[98]

穆扎希德注释《古兰经》，在溯源经训与圣门弟子注释的同时，也基于原则，最大限度地运用个人理智解读一些隐微经文。但凡此类经文，穆扎希德都借助类比方法进行阐释。毋庸置疑，穆扎希德这种大胆运用理性注释经文的方法，成为后期主张理性的“穆尔太齐赖派注释类似经文认可的原则”[99]。泰伯里的《古兰经注释总汇》，多次传述了穆扎希德理性注释经文的实践，如经文“你们确已认识你们中有些人，在安息日超越法度，故我对他们说：‘你们变成卑贱的猿猴吧。’”（2：65）穆扎希德将“变成卑贱的猿猴”注释为，这是指“超越真主法度者的心灵变态了，他们没有变为猿猴，真主为此等人所打的比喻就‘譬如驮经的驴子’（62：5）。”但泰伯里对穆扎希德的这种注释不予接受并给予评论：“穆扎希德的这种注释违背了真主经典的明证。”[100]同时，他也以强有力的证据，反驳了穆扎希德对此节经文的理性注释。再如经文“在那日，许多面目是光华的，是仰视着他们的主的。”（75：22-23）穆扎希德注释该节经文为：“许多面目期待养主的恩赐，任何被造物都看不见真主。”[101]穆扎希德如此注释，成为后来穆尔太齐赖派就“目视真主问题”讨论并主张的重要证据。穆扎希德如此宽泛的理性注释经文的作法，促使一些竭力回避以个人见解注释经文者对他的注释避而远之，并给予评判。其因在于，一是他过于以个人理性见解注释经文，从其子的传述就不难窥见他对别人评判自己理性注释经文的无奈：“某人质问我父亲：‘你以你的见解注释《古兰经》？’父亲听后哭着说：‘那么，我就是个大胆的人，但我的确根据十几位圣门弟子传述了注释。’”二是“认为他请教有经人”[102]，故他的注释中出现的以色列传闻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注释的整体效果。

在注释学界看来，尽管穆扎希德的一些理性注释具有瑕疵，但瑕不掩瑜，他在注释领域的地位不容质疑，注释价值不容忽视，“再传弟子中最知注释者是穆扎希德。”[103]盖塔德·本·迪阿麦·赛杜欣高度评价了他的注释：“尚在世的再传弟子中最知注释者莫过于穆扎希德。”苏夫延·赛里如是讲道：“如果你得到了来自穆扎希德的注释，就足亦以此为注。”[104]

③阿克勒穆

阿克勒穆（‘Aakramah，伊历？-104），原籍摩洛哥，柏柏尔人。他除师从伊本·阿拔斯外，还师从阿里、艾布·胡莱赖（AbūHurayrah，601-678）等圣门弟子求学圣训、《古兰经》注释、伊斯兰教法等知识。

阿克勒穆师从伊本·阿拔斯研习注释时，伊本·阿拔斯为使他专心致志求学治学，曾达到了绑他双脚而不致窥远的地步，“伊本·阿拔斯教授我《古兰经》和圣训时，曾绑住我的双脚。”[105]伊本·阿拔斯不仅教授阿克勒穆学习注释，而且也得益于这位颇有造诣的弟子，故师生之间产生了教学相长的学研活动，促使阿克勒穆在注释领域有了长足发展，得到了业师的充分肯定和评价。阿克勒穆就此讲道：“伊本·阿拔斯在读到经文‘真主要加以毁灭，或加以严惩的民众，你们何必劝戒他们呢？’（7：164）时说：‘我不知道，民众是得救了呢，还是遭毁灭了？’于是我反复给他阐释，直到他明白民众得救了，并且给我批上了新装。”[106]对于阿克勒穆与业师伊本·阿拔斯教学相长的实践典范，伊本·哈哲尔·阿斯格拉尼（Ibn hajar al-‘asqalāniyy，伊历773-852）在《训导之训导》（Tahdhib al-tahdhib）中做了记载，“阿克勒穆为伊本·阿拔斯阐释了一些大义不明的经文。”[107]

阿克勒穆在注释领域享有极高地位，甚至赛义德·本·朱拜尔与穆扎希德都要请教他解惑释疑。“赛义德·本·朱拜尔与穆扎希德曾就注释考难阿克勒穆，但每问到一节经文，他都给予阐释。当他俩理穷词尽时，他还在说：‘此节经文为此而降示，此节经文为此而降示。’”[108]

阿克勒穆在注释领域的深厚学养，他不仅自我肯定了自己的注释因师从伊本·阿拔斯而具有相应的权威性：“我给你们讲到有关《古兰经》的一切，都来自伊本·阿拔斯。”[109]同样，他也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可和定性，再传弟子阿米尔·舍尔斌就此讲道：“阿克勒穆在世时，没有比他更通晓真主的经典的人了。”[110]伊本·哈巴尼（Ibn habbān，伊历？-354）如是评价：“阿克勒穆是他那个时代精通教律与《古兰经》的学者之一。”[111]

④塔乌斯·本·基桑·耶玛尼

塔乌斯（āwūs ben kīsān al-yamānī，伊历？-106），也门人，故其名尾缀有“耶玛尼”（意为也门人）。塔乌斯根据四位名首均为“阿布杜拉”的圣门弟子学习和传述圣训。[112]此外，他还求教于多为圣门弟子并根据他们传述圣训，“我曾与50位圣门弟子同席共学”[113]。鉴于塔乌斯师从如此多的圣门弟子学习和传述圣训等知识，他在知识学养层面的造诣也就不言而喻，在注释《古兰经》的再传弟子中尤占重要一席，成为注释的先行者，“他是著名学者，通晓真主的经典”[114]。六大部圣训集收录的传自他的圣训，也充分说明他在圣训和注释领域的地位。

尽管塔乌斯有幸接触并求教于数十位圣门弟子，尤其四位阿卜杜拉，但由于他与伊本·阿拔斯同席的时间多于其他圣门弟子，师从伊本·阿拔斯学习注释远胜于其他老师，故注释学界将其视为伊本·阿拔斯的弟子，成为麦加注释学派的代表人物。

塔乌斯学识出众，功修虔诚，为人忠诚。对此，不仅业师伊本·阿拔斯充分肯定并认为他“属于天堂的居民”，而且被后人公认为是“也门人中的修士，再传弟子中的权威，伊斯兰召唤的响应者，40次的朝觐者，于伊历106年逝于麦加。”[115]

⑤阿塔尔·本·兰巴赫

阿塔尔·本·兰巴赫（‘Aā’ben abu rabbā，伊历27-114），麦加古莱氏族人。从阿塔尔的生卒年不难看出，他出生时距先知穆罕默德始传伊斯兰教已40年，他去世时距最后一名圣门弟子去世仅仅4年，故他的一生正是大批圣门弟子传播伊斯兰教、推动伊斯兰社会发展、弘扬伊斯兰文化的黄金阶段。因此他有幸相遇多位圣门弟子并聆听他们的教诲，他就此讲到，自己“幸遇了二百位圣门弟子。”[116]

较之其他再传弟子而言，尽管阿塔尔幸遇如此之多的圣门弟子，但从学术传承来讲，他主要师从三位“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本·阿拔斯、阿卜杜拉·本·欧麦尔、阿卜杜拉·本·阿慕尔·本·阿斯），以及其他著名圣门弟子求学伊斯兰知识，并由此奠定他成为再传弟子中权威法学家、多段圣训传述者、著名注释家的学识基础和权威地位。他在业师伊本·阿拔斯去世后，继承老师的未竟事业，继续巩固和发展麦加注释学校，泰伯里记载，“麦加禁寺的讲席由伊本·阿拔斯领衔，伊本·阿拔斯去世后，由阿塔尔领衔。”

伊本·阿拔斯的著名弟子中，虽然阿塔尔传述伊本·阿拔斯的注释量以及自己的注释，相对不及上述几位注释家，尤其是赛义德与穆扎希德，但这丝毫无损阿塔尔在注释学界的学术地位。反之，这从另一视角说明阿塔尔注释时，严格要求自己根据经训与圣门弟子的注释从事注释活动，尽量避免以个人见解注释经文，由此促使注释不因个人见解而越经。例如，“阿塔尔有一次被问及一个问题时说：‘我不知道。’有人对他说：‘你为何不以你的见解回答呢？’他说：‘我确实害怕，真主因我的见解而使我爬行走路。’”[117]阿塔尔严谨的治学态度，以点带面地折射了先贤注释家注释经文时的谨慎，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后期注释家们，树立了严肃的注释态度和严谨的学术典范。

尽管阿塔尔“皮肤黝黑，鼻子扁平，双脚跛行，双目失明”[118]，但他在伊斯兰教文化知识，尤其在伊斯兰教法与注释领域的地位和功绩不容置疑。业师伊本·阿拔斯充分肯定了他在教法尤其是朝觐功修领域的权威：“麦加的居民啊，你们聚集在我的身边，麦加人中没有阿塔尔吗？”[119]同样，再传弟子盖塔德就此评论道：“再传弟子中最有知识者莫过于四位：阿塔尔·本·兰巴赫是他们中最知朝觐的人，赛义德·本·朱拜尔是他们中最知注释的人，阿克勒穆是他们中最知历史的人，哈桑·巴士里是他们中最知合法事物与非法事物的人。”[120]再传弟子、法学家艾布·哈尼法（Abu Hanifah，700-767）说到：“在我遇见的人中，我没有见过比阿塔尔更优秀的人了。”法学家、圣训学家奥扎伊（Al-ghawzā’，？-774）评价道：“阿塔尔去世的那一天，是最受人们喜悦的人去世的日子。”伊本·哈巴尼则从宗教修行与知识学养等方面评价了他：“阿塔尔在教律、知识、虔诚与贡献方面都是再传弟子中的杰出者。”[121]六大部圣训集收录的传自他的圣训，也彰显了阿塔尔在圣训学、教法学与注释学领域的历史贡献和学术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