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迅速变迁的国家，中国具有人口转变速度快的特点，因此，人口红利在得以利用之后也迅速消失。相应地，“未富先老”的国情也带来空前的挑战，表现为在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生产要素的情况下，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降低。应对这一挑战，需要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通过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和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保持长期可持续经济增长。

一 人口与增长的全球视野

正如60余万亿美元的全球GDP是以极端不均等的人均占有方式在各国分布一样，超过70亿的全球人口，也是以截然不同的特征分布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具鲜明特征的现象表现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许多新兴国家正在拥抱有利的人口结构；多数最不发达国家尚不知如何应付其人口压力；中国则面临“未富先老”的巨大挑战。不同的人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

长期以来，在关于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上面，马尔萨斯及其追随者的理论占据统治地位。这类教条相信，人口增长必然快于人们所能生产出的食物的增长，因而人口过多、增长速度过快的现实，终究妨碍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以马尔萨斯命名的这个“贫困陷阱”理论，对于解释工业革命以前数千年的人类历史都是有效的，但是，如今总体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传统观念。这是因为，当今世界已经少有纯粹处于马尔萨斯陷阱的国家。例如，在18世纪初即大约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的时代，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两个国家——英国和法国，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的热量分别是2095大卡和1657大卡（约翰逊，2004，第273页）。而在2007年，非洲国家平均每天的热量摄入量为2462大卡，而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平均每天摄入的热量也为2162大卡。

马尔萨斯理论有两个缺陷，使其不能解释工业革命以后的经济发展史。第一个缺陷是这个理论不懂得关于人口转变的规律，即人口变化绝不是没有限制的增长过程，而是经历一个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轨迹。第二个缺陷是这个理论仅仅关注了人口总量和人口增长速度，却忽略了人口年龄结构。现在，人们开始达成共识，即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对于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更加直接。

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概括，我们可以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口变化轨迹表现为两个倒U字形曲线（见图1）。第一个倒U字形曲线是人口出生率从低到高，然后再降低，第二个倒U字形曲线是滞后于前一个曲线大约2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从低到高，然后再降低。当15—64岁这个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年龄组人口，从而人口抚养比呈现降低趋势时，恰好是第二个倒U字形曲线的上升期，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更高的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就形成了所谓的人口红利。

迄今为止，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抚养比正处于迅速降低的过程中。特别是撇除生育率仍然很高的最不发达国家之后，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呈现出越来越富有生产性，即人口抚养比已经低于发达国家，并且继续降低。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以中国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显然得益于所具有的潜在人口红利。也可以说，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滞后于发达国家这一特点，反而为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从而世界经济的趋同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具有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的人口条件是一回事，能否将这种潜在的人口红利真正转化为经济增长源泉则是另一回事。显然，并不是所有处在人口抚养比下降阶段的国家都具备了利用人口红利的制度条件。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赶超发展的绩效大相径庭。可见，当那些仍然处在抚养比下降阶段的国家懂得了何谓人口红利之后，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地坐在人口机会窗口处观风景，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为挖掘人口红利创造必要条件。以持续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和抚养比下降为特征的人口红利，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

正如发达国家的人口抚养比早已处在上升阶段一样，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或者很快丧失人口机会窗口，上述意义上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人口变化第二个倒U字形曲线揭示，人口结构的这种变化终究要发生，进而人口红利迟早也会消失。事实上，大多数发达国家早已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可供利用。而接下来以人口抚养比提高为表现的人口红利消失，将发生在诸如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中国、处于高收入阶段的韩国，以及最发达国家美国等。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抚养比正处在强劲上升的阶段。人口红利在国家之间的这种时间上的继起关系，恰好是世界经济趋同的一个重要条件。

可见，因处于不同的人口转变阶段，世界各国可以被划分为三类：（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享有人口红利；（2）某些高收入国家和具有“未富先老”特点的中国，正在丧失人口红利；（3）大多数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已经不享有这种类型的人口红利。对于属于不同组别的国家来说，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政策努力方向应该有所不同。

对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处于上升趋势，因而享有潜在人口红利的国家来说，关键在于创造出开发人口红利的制度条件。对于已经处于老龄化阶段，因而不再具有传统意义的人口红利的国家来说，仍然可以创造制度条件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类条件包括充分的劳动力市场激励，使家庭和个人乐于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改善人力资本，从而保持在创新、创意和技能方面的领先优势，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向有利于激发储蓄动机、以完全积累为基础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的转型，建立完备、健康和低风险的资本市场，保持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与马尔萨斯时代相比，今天的世界人口问题远为复杂，也更加具有多样性。关于人口与发展关系的新观察和新思维建议，在每个国家分别面对着这样那样人口难题的同时，各国同时具有不同的人口机会窗口，可以用来推动经济社会更快发展。然而，体现在人口结构上的潜在优势，并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条件，因而也不能自然而然地被转化为人口红利。因此，任何潜在的人口红利，要想得到现实的开发，皆需要通过艰巨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制度条件。

二 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

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历的高速增长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特征，剩余劳动力大规模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个劳动力转移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而言，贡献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对劳动者和家庭而言，扩大了劳动参与率，增加了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使中国经济得以利用人口红利，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并从全球化中获益。

然而，二元经济发展仅仅是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即从马尔萨斯式贫困陷阱到索洛式新古典增长的一个过渡阶段（Hansenand Prescott，2002；Aoki，2012），形成因时而异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模式。随着中国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到达新的阶段，以往行之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模式，必然经过前述两个转折点而寿终正寝。

早在197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就开始迅速降低，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前后的6左右，降低到1980年的不到3。随着1980年实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而更主要的是自那以后的改革开放所激发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推动生育率进一步降低，于1990年代初降到低于2.1的更替水平，目前只有1.4，进入全世界生育率最低国家的行列。

作为生育水平长期下降的结果，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保持增长，但是增长速度逐年递减，并预计在2013年停止增长。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降低到最低点，随后迅速提高。事实上，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年龄在15—59岁的人口，从2010年开始已经绝对减少。由此推断，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的转折点也相应到来，比以往预测的时间大大提前。这一人口变化趋势，显著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模式。

在2004年中国首现民工荒现象之前，非农产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在工资水平没有实质性上涨的条件下，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农民工支撑了经济增长和获得国际竞争力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离开本乡镇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总数，从2001年只有8399万增加到2011年的1.59亿，10年间增加了89.3%。而自2004年以来，劳动力短缺逐渐蔓延到包括中西部地区在内的全国范围，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快速上涨。例如在2004—2011年期间，农民工实际工资以年平均12.7%的速度提高。在经济增长继续保持高速度的情况下，越是临近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的转折点，劳动力短缺现象越严重。例如，招聘农民工的难度和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在2011年及至2012年年初，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见图2）。

可见，我们可以把2004年作为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而2013年则是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很显然，这两个转折点之间的时间跨度长短，与人口转变特点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口转变的早熟性质（或称为“未富先老”），使其处在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

根据研究，日本经过刘易斯转折点的时间大约是在1960年（Minami， 1968）。如果以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的年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则是在1990年达到的，两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点之间相隔30年左右。韩国在1972年经过刘易斯转折点（Bai，1982），而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则要在2013年前后，与中国同时到达，其间相隔40余年。以2004年作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2013年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点，其间相隔充其量只有9年。中国的这个特点，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劳动力短缺一经出现，就表现得如此强烈，也警示着中国转变增长模式的挑战来得格外紧迫。

由于中国的“未富先老”特征，人口红利的收获与消失皆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在中国丧失人口红利这一经济增长源泉的同时，人口红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者正在蓄势待发，或者方兴未艾。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由于有众多的潜在竞争者，中国终将丧失其比较优势。这无疑是对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一个严峻挑战。

三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增长源泉

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条件下，不仅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要素供给开始遭遇瓶颈，而且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出现是资本大幅度扩张的增长源泉也减弱，同时，依靠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大大缩小，潜在增长率必然下降。许多研究者对1978—2009年中国潜在GDP增长率进行了估计，并对2010—2020年情景进行了预测，得到比较类似的结果。例如，高路易（Kuijs，2009）的估计结果是：中国在1978—1994年期间的平均潜在GDP增长率为9.9%；1995—2009年期间为9.6%；2010—2015年平均为8.4%，2016—2020年平均为7.0%。

如果我们根据中国经济最新趋势和国情做不同假设，计算得到的未来潜在增长率则更低。第一个不同是，由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具有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特点，超过60岁的人口大多难以成为在劳动力市场上有需求的劳动力，因此，我们采用15—59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而这个年龄组绝对数量已经于2010年开始减少。第二个不同是，由于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已经十分明显，未来资本投资的增长速度将减慢。因此，陆旸（2012）估计中国的平均潜在GDP年平均增长率，在1978—1994年期间10.4%和1995—2009年期间9.8%的基础上，在“十二五”时期将下降到7.2%，在“十三五”时期进一步降低到6.1%（见图3）。

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投资者和企业家首先要寻求的，是尽己所能地用机器替代劳动，而政府特别是那些对经济活动干预较多的“发展型政府”，也倾向于利用各种投资规划和刺激性政策，加大资本投入力度。这都会导致资本劳动比的迅速上升。20世纪80—90年代日本的情形就是这样，目前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局面。

高路易发现，中国的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1994年期间的45.3%提高到2005—2009年期间的64.7%，并预计提高到2010—2015年期间的65.9%。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在上述三个时期，则从46.9%大幅度降低到31.8%，并预计进一步降低为28.0%（Kuijs，2009）。其实，这种估计仍然是乐观的。日本在1990年经过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之后，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攀升到94%，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5%（APO，2008），导致其经济增长长达20年的停滞。

事实上，随着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作用越来越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深化，在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条件下，资本边际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已经处于降低趋势（CaiandZhao，2011）。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亟需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模式。从人口红利的角度看，未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将主要依靠两点：一是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二是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通过产业转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仍然可以挖掘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潜力。中国大陆31个省份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以及户籍人口年龄特征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足以形成一个国内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雁阵模型，通过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成本较低的劳动力，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与人均GDP在6000—12000美元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过高，进一步吸纳农业劳动力就业，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从更加长期的视角来看，劳动者技能的培养，或国家整体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财政资源不足长期以来构成教育和培训的供给方制约。在这一制约因素未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教育和培训的需求方制约却呈现出来。在普通劳动者工资加速上涨，并且出现熟练劳动者与非熟练劳动者之间工资趋同的条件下，家庭和个人特别是青年劳动者接受更多教育的激励下降。

根据在12个中国城市对农民工的抽样调查数据估算，高中回报率高出初中水平的程度，从2001年的25.9%下降到2005年的17.3%和2010年的16.9%，而高中以上的教育回报率，同期则从高于初中 80.4%下降到75.3%和57.1%（蔡昉、都阳，2011）。这意味着，在人口红利消失条件下，教育政策应该进行更加根本性的调整，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推动教育更快发展。

四 结语

对于中国这样的具有“未富先老”特征，正在丧失传统比较优势且尚未获得新的比较优势的国家来说，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具体包括推进世界经济的开放与合作，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发挥动态比较优势；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加大对教育、培训和健康的投资，使人力资本与结构调整相适应；建立包括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扶助事业在内的更加包容的社会保护体系。

那些需要以深化改革为前提的经济增长源泉，能够产生实际增长效应的时间长度不尽相同，即有些改革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些则需要假以时日。例如，目前中国城市化率虽然超过了51%，具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比重只有34%，在存在这种统计意义城市化与真实城市化较大缺口的情况下，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内涵的户籍制度改革，配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可以明显产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效果，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

然而，像发展教育这样的人力资本积累措施，则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见到增长效果。因为虽然有研究表明，企业职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劳动生产率就会上升17%（曲玥，2009）。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却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根据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 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1.32年，2005年为7.88年，5年中只增加了0.32年。

在短期内，保持经济增长适度速度，有赖于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既有潜力。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是十分紧迫且立竿见影的改革。为了防止经济增长减速过于剧烈，应将户籍制度改革置于改革日程最优先的位置。另一方面，第二次人口红利是一种绵延不断的经济增长源泉，因此，通过开发这一增长源泉，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不应该过于功利地对待相关的努力，而是需要着眼于更加深刻、立足长远的制度建设和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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