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历史叙述的细化与文学研究的拓展
——张晖《帝国的流亡》
最近几年来，易代之际的历史与文学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领域之一。
易代之际的研究价值与学术魅力首先来源于其政治格局的变化与士人选择的多元。中国古代在政权稳定期倡导的是政治的一元化与士人人格的整齐划一，学而优则仕成为每一位儒者的必然人生选择，他们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常常取决于科考的是否顺利，一旦被抛出政治格局之外，便很难有展示其各种能力的机会。但易代之际却大为不同。当士人处于两种或多种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格局之中时，他们必须做出仕宦与归隐、抗争与顺从，甚至生存与死亡的抉择。这其中除了有文化价值的选择与夷夏之防的牵扯之外，也不排除为了争取个人人生成功的政治冒险，于是便会表现出多彩多姿的人生面相。比如元明之际的宋濂与戴良，二人同属浙东的金华学派，共同从学于元代大儒黄溍与柳贯，如果处于承平之时，他们可能只有科举仕途上成败与否的差异，但是他们却生逢易代之际，处于元朝廷、张士诚政权、朱元璋政权甚至方国珍政权相互争斗的浙东地区，无论他们是否情愿，都必须做出政治的选择。宋濂拒绝了元朝廷的征召而走入了朱元璋的幕府，结果他成为明朝开国文臣第一，在明初文坛上具有代表主流文学观念的话语权。戴良则相反，他先是供职于张士诚政权，后又渡海至山东寻找元朝廷势力以图报效，无果后返回浙东隐居不出，入明后坚持遗民气节，直至死亡而后已。宋、戴二人的不同选择，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很难从单一的角度予以评说。钱穆先生从民族大义着眼，认为：“然如戴良、王逢皆南人，其耿耿于胡元，至死不变，一身利害固不计，天下事非亦不辨，国人之好恶向背，亦复悍然无动于其中，而天理之往复乘除，彼亦茫焉若不知。古今诗文之士，不乏眼小如豆者，而戴、王乃凭此立节，长为同时及后人之所想慕，斯尤可怪也。”（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六，《读 〈九灵山房集〉》）然而，作为民族重振的元明易代，为何会有像戴良这样的江南文人甘做遗民，替元守节，其中只是一种愚忠的君臣观念在起作用吗？那么又如何理解宋濂、刘基的叛元行为，那是他们的道德污点吗？这些问题至今都还在困扰学界，具有相当的学术难度。再说，他们二者的成功与失败、明智与愚暗，仅仅以政治上的得与失恐亦属皮相之见。当宋濂要入朱元璋幕府时，戴良曾赠诗三首，其中一首说：“寄声奋飞者，当慎子所之。烟波渺无从，云路迥难依。云路多鹰隼，烟波有虞机。”（《戴良集》，《寄宋景濂三首》）联系到宋濂入明后虽然一时青云得意，但最终被流放蜀地，病死途中，果真应验了戴良“云路多鹰隼，烟波有虞机”的提醒与忠告，后人阅读这样的诗作，又将会作何感想呢？可以说，易代之际政治上的波谲云诡带来了士人人生态度与价值选择的多元复杂，从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与评说的困难，因而也拥有了更大的学术魅力。
易代之际的研究价值与学术魅力其次来源于文化价值的重估与思想观念的活跃。中国自汉代倡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尽管每个朝代也都存在着儒释道相互消长的不同状况，但儒家思想一直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乃是历史的常态，尤其是在王朝稳定时期，政治格局的单一导致了思想界的沉闷，士人往往遵循某种既定思想传统而缺乏创造的活力。然而在易代之际，王朝统治的解体带来的是思想统治的松动，对政治黑暗的反思则连带着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像宋元之际的邓牧，对当时的君臣制度之弊端反复论说，其思考的动力即来源于王朝的更替，《四库提要》曾对比周密、谢翱与邓牧之差异说：“密放浪山水，著《癸辛杂识》诸书，每述宋亡之由，多追咎韩、贾，有黍离诗人彼何人哉之感。翱《西台恸哭记》诸作，多慷慨悲愤，发变徵之音。牧则惟《寓屋壁记》、《逆旅壁记》二篇稍露繁华消歇之感，余无一词言及兴亡，而实侘傺幽忧，不能自释，故而发而为世外放旷之谈，古初荒远之论，宗旨多涉于二氏，其《君道》一篇，竟类许行并耕之说。《吏道》一篇，亦类老子抛斗折衡之旨。盖亦宋君臣湖山游宴，纪纲丛脞，以至于亡，故有激而言之，不觉其词之过也。”（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五，第1417页）在宋代灭亡之后，既可以引起周密、谢翱诸人的黍离之悲，也可以导致邓牧的理性反思，而他们本来都是亡宋之遗民，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与情感倾向，却并不影响其各自展现其思想的活力。他们唯一相近的，乃是“有激而言之”的易代背景。当然，易代之际思想观念的复杂丰富并不全都具有正面的价值，他们往往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形似开新实则复古，有的貌似激烈而颇难落实。但是，也正是在这纷扰多变的冲突激荡里，蕴含着创新的活力。没有邓牧所提出的“天下何常之有，败则盗贼，成则帝王”（《伯牙琴》，《君道》，《知不足斋丛书》第四册，第383页），就不大可能出现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的大胆之言，而二者又全都是由于易代之际所释放出的思想活力而做出的非常规思考。这种思想史的新思考自然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因而应该引起思想史研究者的足够兴趣。从文学研究的层面讲，思想的多元意味着文学观念的丰富，从而造成文学格局的繁荣，因此也就拥有了文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易代之际的研究价值与学术魅力其三来源于文学风格的多样与审美形态的趋新。元明之际的刘崧曾记述过一位号为“逢掖生”的奇人，他在承平时像多数士子一样，“习举子业，数就试不偶”。后来，“遭世乱，稍解纵绳检，自放于酒，生事一不以介意，日与其徒剧饮于东西家。既醉，招摇而归，即闭户酣睡。或造焉，辄瞋目大诟曰：‘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等也。’竟不答。感时触事，郁不得故，时时操翰引觚，咏述事物，陈搉古今，兼体风谣，绰有思致。”（刘崧：《逢掖生传》，《全元文》第57册，第296页）其实，这不仅是个别士人的状况，也是许多人的共同经历，他们在乱世中失去了政治的钳制与思想的羁绊，于是在人生行为与思想情感上便“解纵绳检”，脾气个性也日益张扬。个性的放纵，思想的苦闷，遂形成创作的动力，从而导致“绰有思致”的创作效果。在承平之时，儒家传统的审美观左右着文坛，温柔敦厚、平和从容乃是诗人共同遵守的诗教。但在易代之际，变风变雅的观念成为流行的文坛追求，于是感时述事的史诗意识，刺时讽喻的批判精神，慷慨激昂的情感倾向，哀感顽艳的体貌格调，均成为文人的自觉选择，从而构成富于张力的抒情空间。关于此一点，刘基在《项伯高诗序》有过集中的论述：“言生于心而发为声，诗则其声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乱，而声有哀乐，相随以变，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强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悦以豫，秋虫之音凄以切；物之无情者然也，而况于人哉！予少时读少陵诗，颇怪其多忧愁怨抑之气，而说者谓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乌得而和且乐也！然而闻见异情，犹未能尽喻焉。比五六年来，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每一形言，则不自觉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发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异夏虫之凝冰矣。”（林家骊：《刘基集》，第84页）诗人的情感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喜怒哀乐的不同，刘基曾经理解杜甫“其遭时之乱，而以其怨恨悲愁发为言辞”的创作特征，但是却并没有真正的会心。只有经过了几年的“兵戈迭起，民物凋耗，伤心满目”，才真正体味到“其凄怆愤惋，虽欲止之而不可”，从而也才真正与杜甫产生了心灵的共鸣。从政治的角度讲，温柔敦厚更有利于人心的平和与人文的教化，因此要求有效控制诗人们剑拔弩张的激越愤懑；但从诗学的角度看，感人的作品往往是那些慷慨不平的鸣响，而易代之际皆正是这样一个情感多元、感慨多思的时代，从情感的浓度与感人的深度上，几十年的易代之际往往胜过平淡无奇的百年承平。
因此，易代之际的研究便成为历史与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可以弥补以前研究所存在的断裂了的历史链条，可以深化思想史的历史内涵，可以拓展文学史的研究空间，可以发掘对于今天更有借鉴价值的历史经验。
然而，易代之际的研究也存在着诸多困惑与难点，从而使涉入本领域的学者必须保持足够的谨慎态度与相应的较高学养。
易代之际研究的难点之一是文献的缺失与错讹。易代之际往往是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之时，许多文献都由于难以有效保存而多有散佚。加之政治格局的变动，使得官方往往会对一些不利于自己的文献加以禁毁，而作者也会由于自身的安危而删削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作品，因而若欲一窥易代之际的真实状况实非易事。比如元明之际的作家，会莫名其妙地丢失大量的作品。陈基与危素入明之后都曾入朝为官，但在其现存的别集中却找不到任何入明后的作品，那么是谁删去了他们的后期作品，其原因又是什么？宋濂则相反，在明清编撰的宋濂别集中，散文构成了其主要内容，而诗歌作品则不足300首。这应该不是历史的实际状况，因为宋濂一向以诗人自命，他在年轻时不仅有过丰富的学诗经历，而且还对自己的诗学水准相当自负。曾说：“濂虽不善诗，其知诗却决不在诸贤后。”（宋濂《刘兵部诗集序》，见罗月霞编《宋濂全集》，第609页）如果说宋濂在入明后因政务繁忙而多公文之作，其在元末隐居山林，多有感触，应不乏诗歌创作。果然，近年来随着其《萝山集》的发现，人们终于可以一睹其元末诗作之面貌，也就可以更全面地认识宋濂易代之际的真实心态以及其诗风全貌。明清之际的情况就更不乐观，由于当时的江南文人多为抗清志士，其诗文中多有对清人的指斥与控诉，因而其作品也大都经过了程度不同的删削禁毁，尤其是在乾隆年间官修的四库全书中，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因此，欲进行易代之际的历史研究，第一步工作便是对文献的辑佚与考辨。
易代之际研究的难点之二是历史跨度过大所造成的认知模糊。无论在历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中，都是按照朝代作为划分研究时段的标准，但历史其实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尽管易代可以造成一定的政治格局断裂与思想观念变异，但却不可能形成泾渭分明的朝代之间的界限。于是，许多奇怪的现象在传统研究领域中产生了：邓牧一向被作为宋代历史人物来介绍，但其主要的著作均创作于入元之后，而其思想的活力则主要是由宋元的易代所激发；宋濂与戴良年纪相近，又同出金华学派，但由于政治选择的差异，宋濂被作为明代的开国文臣之首，戴良则被列入元代遗民的行列；钱谦益本是与袁中道交往颇多的晚明文人，其《有学集》也系明朝作品之结集，但却被作为清代的重要诗人而入史，后来还被乾隆皇帝列入《贰臣传》中。如何清除传统研究对这些跨朝代人物与事件的有意无意的遮蔽，乃是进行易代之际研究的重点之一。因此，变异性、过渡性与矛盾性乃是易代之际研究所必须关注的特点。黄宗羲是明清之际著名的遗民代表，他的确始终坚守了遗民的气节，但他何以会自身不入仕新朝却同意其子侄辈参与撰修《明史》，甚至为其出谋划策。此乃变异性之体现。高启入明后曾参与撰修《元史》，却又不愿担任朝廷的正式官职，宁愿过闲适自在的隐居生涯。许多人认为他对张士诚政权颇有同情而对朱明政权抱有成见。其实，他既对元朝廷深感失望，也超然于张士诚的割据政权。他是元代士人长期养成的懒散闲放人格的典型体现，他不愿介入政治而渴望保持文人的自由与闲适。此乃过渡性之延续。刘基在元代虽然中过进士并担任官职，却终因屡遭压抑而愤然抛弃旧朝而归于朱明政权。过去人们只看到他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并最终在新朝加官晋爵，却往往忽视其焦虑的心态与哀婉的情愫，他毕竟与旧朝具有千丝万缕的情感牵扯。此乃矛盾性之纠缠。身处易代之际的士人，被诸方势力所牵扯，被各种利益所诱惑，被不同价值观所左右，于是便存在选择的多种可能性。必然的历史趋势与偶然的个人境遇，理性的决断与一时的冲动，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人生选择与命运结局。因此，理清头绪纷乱的诸种复杂历史要素并进行深入的思辨，乃是易代之际研究者所必备的学术素养。
易代之际研究的难点之三是研究者所居立场的准确把握。在面对易代之际的历史现象时，研究者必然会面对气节之辨与夷夏之防这两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所持立场不同则会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其中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应该引起学者们充分的关注，即凡是以夷代夏的王朝鼎革，拒仕新朝的遗民气节便会受到更多的肯定；凡是以夏代夷的朝代更替，则顺从新朝的士人便易于受到称赞。前者如文天祥、谢翱、黄宗羲、张煌言等等，后者如刘基、宋濂、陶安等等。同理，元明之际的戴良尽管颇能坚守气节，却被后人斥之为“眼小如豆”；明清之际的钱谦益尽管仕清后内心充满焦虑悔恨并旋即退隐，却依然被视为有失大节的贰臣。其实，在天崩地解的易代之际，士人的选择不仅多元而复杂，而且也会对历史产生方方面面的不同影响。作为一位现代研究人员，他理应采取一种多元的立场与客观的态度，去对笔下的历史人物进行同情的理解与评说，而不能先定是非，然后根据自我的好恶去裁定历史人物。士人的品格气节固然是衡量人物的一种尺度，但却并非唯一的尺度，更不能站在汉民族的单一立场去进行品格优劣的评判。其实，在古代也多有人对此采取多元立场以裁量人物。比如元明之际的杨维桢与戴良，尽管均坚持不出仕新朝，但作为明朝重臣的宋濂并没有因此否定其气节品格与文学成就，而是为他们撰写墓碑传记予以表彰，体现了一位儒者的眼光与胸襟。如果一位现代研究者连宋濂的高度都难以达到，那他就很难在易代之际的历史研究中取得有深度的学术成果。
张晖《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是一部研究易代之际历史与文学的新作，而且是一部很有分量的新作。尽管这还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尽管学界已经出版了南明文学研究的专著（如潘承玉《南明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12月出版），但我认为这依然是一部值得关注的著作。从总的方面说，我认为本书对易代之际的研究包含了两方面的贡献：历史叙述的细化与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其历史叙述的细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整体设想。作者专门用《帝国的流亡》来叙述南明政权的种种史实，细致描绘当时士人为什么选择抵抗、如何抵抗以及在抵抗的姿态下所发生的种种境遇。按照作者的设想，本书之后的另一部著作为《帝国的风景》，其内容是“要写知识人身处不同的位置，或在体制之中，或在体制之外，如何共同述说同一个客观的对象（山河），如何面对新的江山、新的王朝。”（本书导论）这种细分历史阶段的历史描述方式，超越了前人明清之际研究、遗民诗歌研究、贰臣文学研究等稍显笼统的研究格局，从而展现出更为清晰的历史图景。二是其独特的研究视角。说本书历史叙述趋于细化，并非指其容量巨大与卷帙浩繁，在这方面有按正史体例编撰的钱海岳《南明史》，作者耗时14年，内容120卷，字数近360万，甚至连许许多多的小人物也都囊括无遗，从史书编撰的角度，这的确是最为细致的一部南明史。但张晖著作的细致并不表现在此一方面，他的细致乃是对于士人精神世界的深入描绘。作者从伴随南明政权流亡的诗歌文献入手，去详细梳理描绘那些士人的思想与情感，内心与行动，理想与绝望的种种复杂世界，并最终建构起他们的挺拔人格与进取精神。诚如作者所说：这些诗歌“是当时人在紧张的战争和流亡生活中写下来的零散篇章，很多未能保存下来，但却几乎比任何其他文献（除了奏折）都能更真实和更可靠地记载着当时人的思想和情感，毋庸说保存在其间的大量的直接的历史信息。”（导论）这是从文学角度所进行的历史叙述，是一种心灵史的叙述，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因为正史所关注的，都是对历史发展造成直接影响的人物与事件，其中官位、身份与历史大事件起着是否入史的重要作用。本书则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对那些奔赴行在的诗人的痛苦曲折而又坚忍不拔的过程与心理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并对其百折不回的精神予以表彰。他们可能身份低下，也可能没有对当时的历史起到什么作用，有许多人甚至最终没有到达心目中的目的地，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精神的可贵。将这种精神从尘封的历史中提炼描绘出来，历史才会恢复其鲜活真实的面貌。
本书对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则表现为对南明诗歌的诗学价值研究。按照作者原来的设计，他在本书下编所要研究的是绝命诗、殉国诗、军中诗及漂流海上之诗，并将其称为悲伤的诗学。前人也曾对遗民的绝命诗略有涉及，但那大都是将其视为民族气节的表达，张晖则将此类诗歌提高到诗学的高度加以总体观照，实在是开拓出一个新的文学研究领域。正如作者在其残稿所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向来很少直接探讨死亡的问题，正所谓 ‘未知生，焉知死’也。相关的哲学思考并不深入。关注这批诗歌，重点并不是要落实到诗中所展现出来的关于死亡的思考，而是着眼于不同的诗歌、作者如何借助诗歌的形式表达对于死亡的思考，如何通过诗歌来抒发、缓解他们对于死亡的焦虑、紧张，在诗歌中如何不同地表述他们对于死亡的思考，以及借助死亡来抵抗和拒绝接受令人绝望的现实、临终前是否能充分表达隐藏在忠孝节义等大的道德规范之下的欲望和情感。”毫无疑问，本书对于死亡诗学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而且就作者目前所提供的书稿内容看，我以为已经论述得相当深入。比如作者对绝命诗的研究，不仅在总体上概括了南明绝命诗的特征，而且通过刘宗周、瞿式耜和张煌言三人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的绝命诗的论述，深入剖析了不同阶段、不同心境和不同场合他们所各自所展现的心理差异及独特体貌，同时也归纳出其共同的特征：“明清易代之际的绝命诗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反映的不仅是一个个个体生命在死亡前的犹豫、恐惧和坚定，更是所有殉国士人在易代之际的集体价值和情感趋向。”
毋庸讳言，本书对明清之际士大夫复杂心态的分析以及对于悲伤诗学观念丰富内涵的论述上都还有待加强，比如张煌言之死，作者将其概括为“死亡的公共性”，认为他的慷慨赴义影响面极大，其绝命诗作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和教化人心的作用，这无疑是很准确的。但在这些诗作中，我以为蕴含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我今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绝命诗》）该诗所表达的不仅仅是绝望，同时也透露出解脱的快感，毕竟结束自我的生命较之以一人之力支撑已经倾覆的帝国大厦要轻松得多。而构成此种快感的，还有两种更深层的意识：“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甲辰七月十七日被执进定海关》）这是青史垂名的满足感；“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雷霆，予之精神兮变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祀兮，垂节义于千龄。”（《放歌》）这是坚守气节的自豪感。在此，坚守纲常的教化追求与渴望不朽的个体需求、感叹朝廷倾覆的悲愤绝望与如释重负的自在解脱，构成了张煌言复杂丰富的诗学内涵与情感倾向，富于张力的审美效果为读者提供了激荡心灵的独特体验。从开辟研究新领域的角度看，我认为作者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他从南明诗人诗作的文献辑佚做起，然后进行历史线索的梳理与诗歌属性的归类，并提炼出重要的文学命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从而建构起新的历史叙述与理论研究框架。从研究立场上看，作者的自我人文关怀与客观的学术探讨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他在总的学术目的上，是要描绘那些南明诗人在无限悲哀的失败和绝望之中仍不倦地追求的伟大精神，但在具体论述中却并不刻意地拔高对象。我想如果将此种态度扩大到整个明清易代之际的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因此，这是一部富于探索创新的著作。
然而，令我万分遗憾的是，这又是一部尚未完成的著作。这种遗憾除了本书自身的残缺不全外，还牵涉到我与作者张晖一段同样残缺不全的情缘。2012年的秋季，《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张剑转告我说，张晖很想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与我合作，做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目的是熟悉文人心态与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我曾在几次古代文学的会议上接触过张晖，都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学者，于是就爽快地应允了此事。在今年春节前，我的另一位博士后王洪军从外地来京，我便请张晖来校一起小聚。饭后我和他谈了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的课题设计思路与他进站后的研究工作设想，他也谈了自己近来的研究情况，重点介绍了他正在写作的书稿，正是这部《帝国的流亡》。我们二人当时谈得非常融洽，有了许多学术共识与研究计划。此次交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仅对其清晰的思路与开阔的视野感到惊奇，而且对他的为人尤有好感。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除了学术的话题之外，他往往静听别人的高谈阔论，自己很少插话。他为人和善谦虚而又绝不轻易附和他人意见，没有时下一些年轻人善于察言观色的乖巧习气，哪怕是面对我这个尚未进站的合作导师时也同样如此。我想，这是多么优秀的青年学子，将来必有良好的学术前景，而我们的合作也一定会有可喜的成果。从此以后我们又有了多次的电话交谈与邮件来往，俨然已经成为学术好友，我也在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他的进站事宜。
2013年3月15日，那是一个令我难忘的日子。我当时正在稻香湖景参加一个学科建设会议，突然先后接到《文学评论》编辑部王秀臣和《文学遗产》编辑部张剑的电话，说张晖身患急性白血症住进医院，而且不到一天时间便溘然病逝。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残酷事实。那么优秀的一个青年才俊，有那么多美好的学术设想与人生追求，怎么会顷刻之间就永远离开了我们？在这个人满为患的世界里，有多少贪官污吏整日地祸害百姓，有多少学术骗子天天在蝇营狗苟地剽窃作假，可他们都脑满肠肥地活得好好的，为什么上天就如此不公地把张晖给轻易收走了！我本是个性格刚毅的人，很少掉眼泪，但那天晚上我感到肝肠寸断，失声痛哭了很久！在3月19日到八宝山参加张晖遗体告别仪式时，我又一次失声痛哭，为学界痛失这样的优秀学者感到刻骨铭心的遗憾悲伤！当晚曾私撰一联以志哀思：“志同道合，本欲结学海共进之缘；才高命舛，竟然成文坛无穷之憾！”我们本有合作的情缘，但随着他的病逝，所有的这一切都飘然而去，留下的是无穷无尽的思念……
当张剑将整理后的《帝国的流亡》书稿寄给我并嘱我为其做一小序时，我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回忆中，张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又一一浮现在眼前。我感到，我能为张晖做的，也只有这一点了，为的是一种缘分，一段记忆，一种情感，更是一种无法推卸的责任。于是，便拉拉杂杂写下了上面的这些文字，是为序。
二○一三年九月